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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粱
莫言創作長篇小說
《紅高粱》是中國作家莫言創作的長篇小說。《紅高粱》以抗日戰爭及20世紀30、40年代高密東北鄉的民間生活為背景，故事中塑造的一系列的抗日英雄卻都是正義和邪惡的化身。主人公余占鰲是一個熱血漢子，身體裡面充滿了正義與野蠻。
《紅高粱》從民間的角度給讀者再現了抗日戰爭的年代，展現的是一種為生存而奮起反抗的暴力欲。
《紅高粱》是一部表現高密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頑強生命力和充滿血性與民族精神的經典之作。
《紅高粱》通過“我”的敘述，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故事。故事的主線是“我”的爺爺和奶奶，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是高密東北鄉。“我”的爺爺叫余占鰲，奶奶叫戴鳳蓮，至於高密東北鄉這個地方作者對其做過如下的描述：“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同時最聖潔最齷齪，也是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愛的地方，這就是高密東北鄉。”
“我”爺爺余占鰲，他勇敢剽悍、風流倜儻，他是高密東北鄉殺人不眨眼的土匪，又是精忠報國的英雄，他所有類似於土匪的行徑幾乎都合乎最善良而單純的人性之美，因此他似匪非匪，他殺人越貨卻能得到諒解與寬恕甚至讓他的子孫為之驕傲。
“我”奶奶戴鳳蓮，做大姑娘時因為有一雙難得的小腳和姣好的面容，被擁有高粱酒作坊的財主單廷秀看重，曾外祖父為了錢財小利不惜將剛滿十六歲的戴鳳蓮嫁給了單廷秀得麻風病的獨生兒子單扁郎。
而“我”奶奶戴鳳蓮她不甘嫁給麻風病人單扁郎，勇於追求自己的幸福。她雖然生活在封建社會，從小也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女工，可她卻不亞於一個女中豪傑，她目光長遠，敢作敢當，她積極鼓勵爺爺抗日並且自己也是一位抗日的女英雄。她得到了爺爺的愛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
“我”的父親余豆官則確確實實地印證了那一句：“虎父無犬子。”麻木懦弱的晚輩們則在祖、父輩們創造的輝煌歷史面前羞愧難當、無地自容，但同時，那明亮的光環又指引著晚輩們的回歸之路。
1928年，中共山東省委派人到南郭庄一帶建立貧民會，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南郭庄大部分村民都加入了貧民會，成員達200餘人。後來，曹克明（“余占鰲”）等人又相繼在濰河東岸的一些村莊建立了貧民會組織，隨著會員的日益增多，高密縣委決定組織南郭莊農民暴動。農曆8月21日晚，暴動開始。曹克明率領暴動農民燒毀了南郭庄的四門和幾家地主的房子，分了地主家的糧食財產。並且在大街上擺了桌子，召開群眾大會，成立了政權組織。南郭莊農民暴動的消息一傳開，縣政府馬上組織聯庄會反擊，貧民會抵擋不住，堅持不到一月就宣告失敗，曹克明也逃離高密。
暴動流產後，曹克明叛變了革命
關於這段歷史，《高密黨史資料》中有一篇名為《關於高密鬥爭的點滴回憶》的文章，介紹得非常詳細。該文作者耿梅村，原來曾在濰縣、高密一帶從事地下工作，他在文章中說：“1929年5月至1930年上半年，曹克明來濰縣任縣委書記。……事後（指“濰縣橋西山會暴動”一事）曹克明要回家看看，說家裡還有幾棵梧桐，想賣掉弄點經費。一回家，即被家裡人看起來，由動搖而叛變。這是1930年春天的事。曹克明叛變后，濰縣黨組織又遭到一次破壞，於清書同志（曾任省委秘書）被捕了。1931年4月5日，清書同鄧恩銘等二十一位同志，都慘遭殺害。”
曹克明變節后，回鄉參加了當地的聯庄會。並利用聯庄會拉起了一支隊伍，又收編了附近一些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裝，手下有了一千多號人馬，成了高密一帶呼風喚雨的人物。
當時駐濰縣的國民政府山東省第八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是厲文禮，抗戰爆發后，他將所屬各縣自衛團、聯庄會及各地抗日游擊隊重新組合，把規模較大的幾支改編為直屬部隊，曹克明部編為第六游擊總隊，后更名為山東省第八專區保安六團，曹克明先後擔任總隊長和團長。
1938年4月16日，曹克明率領隊伍在膠萊河古渡孫家口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燒毀敵人汽車8輛，殲滅日軍30多人，轟動了整個膠東，曹克明也被譽為“抗日英雄”——這就是《紅高粱》中所描述的“我爺爺”在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
《紅高粱》最初於1986年在《人民文學》雜誌問世，1987年，包括中篇小說《紅高粱》在內的五部中篇串成《紅高粱家族》，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推出。電影改編自《紅高粱》，而電視劇《紅高粱》 則改編自《紅高粱家族》。
余占鰲
男主人公：“我爺爺”余占鰲
余占鰲，北國高大挺拔的紅高粱哺育的一條剛烈的硬漢。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疾惡如仇的他殺了與母親通姦的和尚，做了低賤的轎夫。一次偶然的抬轎經歷使他不顧一切地愛上了戴鳳蓮。余占鰲一生殺人越貨，與“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縱情野合。“野合”粗而不俗，描寫的是“我”奶奶和“我”爺爺本性的凸現，是反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徵，也是“我”爺爺、“我”奶奶為人性的自由而向封建道德破膽開戰的精神所至，更是《紅高粱》人物的原生態最突出的表現。他雖沒有彪炳史冊，但正是他們這些漢子創造了歷史，打鑄著民族精神。
余占鰲這一人物形象具有一種動感之美。人們傾聽那被摧殘、被壓抑的人性在呼喚，一種靈與肉搏鬥的呻吟，那是一種值得回憶和記憶的民族精神積澱的告誡，一種只有生長在紅高粱土地上才能體驗到的關於人的價值、關於民族精神、關於倫理道德、關於歷史進程、關於整個人類生活本質的哲理。莫言把這些深邃的哲理都融入余占鰲追求自由及原生態的性格中，使余占鰲身上放出了獨特的人性的光輝，在原生態的藝術中呼喚了人性之美。
“高密東北鄉” ——這塊黑土地孕育了余占鰲這樣一個善惡結合的土匪頭子。余占鰲是集善惡美醜於一身的典型人物。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他的反抗是徹底的，但手段也是相當殘酷的。他表達愛恨的方式就是殺人，包括他的親叔叔余大牙，對手花脖子，情敵單家父子。而這種“殺人”的行為，在傳統的倫理道德中無疑是“惡”的，是不可饒恕的。但在具體的價值行為中，他殺人的行為卻又是高度的“善”，是高度的英雄主義和高度的愛國主義的表現。在愛情的準繩上，余占鰲殺死仗勢欺人的單家父子，是為了拯救深陷苦海的愛人；他殺死酒後亂性的余大牙，是為了還無辜少女曹玲子一個公道；他殺死流氓頭子“花脖子”，是為了當地百姓免於盤剝之苦……這些都恰恰表現出了一種深邃人性的“善”。余占鰲本性的“善”和手段的“惡”並不矛盾，“他們的人生行為已很難用慣常的倫理道德規範去衡量，也難以用善與惡、美與丑這樣簡單的二元判斷去評價他們，而是善中有惡、美中有丑、相互糾纏。”他只是徘徊和遊離於道德倫理和法律綱常外的另一個層面。作為一個疾惡如仇而又豪放不羈的原汁原味的英雄，他無法跳出這個特定歷史環境下所決定的局限性，而恰好在這一歷史局限性里，表現的是民族豪放的性格和頑強的生存意識。
戴鳳蓮
女主人公：“我奶奶”戴鳳蓮
來自中國高密東北鄉，土生土長的農民。豐腴、熱烈、果斷、潑辣、敢愛敢恨、敢做敢當，以較弱之軀擁抱愛與自由，崇尚力與美，承受著全部的痛苦與歡快。
“我奶奶”戴鳳蓮，不到6歲就開始纏腳，“我的外曾祖母”用布一丈余長的布勒斷了奶奶的腳骨，纏就一雙三寸金蓮。奶奶身高1.6米，體重60公斤。16歲那年，就由她的父親做主嫁給了高密東北鄉有名的財主單延秀的獨生子單扁郎。單家開著燒酒鍋，以廉價高粱為原料釀造優質白酒，方圓幾百里都有名。風傳單扁郎早就染上了麻風病。在三天的回門路上“我奶奶”戴鳳蓮與“我爺爺”余占鰲在高粱地里野合，後來又與“我爺爺”余占鰲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被詮釋為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其意圖是藉助高密東北鄉民間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來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喚強有力的生命形態，呼籲中華民族要自尊自強，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質。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思想既張揚活得豪爽、個性解放、坦坦蕩蕩的生命觀，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所謂“個性解放”，指“人”的個性的解放。“人”是“靈”與“肉”，“神性”與“獸性”，“精神”與“物質”，“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的統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魯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溫飽、發展”又予以限定——呼喚感性形態的“生”的自由與歡樂；又注重“限制縱慾”，明確提出要用“理性”對自然本能進行適當的抑制與調節：“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既要求自由發展自我，又講究自我控制與自我負責，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聯繫、滲透與制約。《紅高粱》既描寫與肯定了“我爺爺”余占鰲、“我奶奶”戴鳳蓮旺盛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與歡樂；同時，又描寫與肯定了他們的另一側面，即“社會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鰲面對劫賊的劫財劫色，目睹戴鳳蓮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奮的眼睛”，實難苟安，只得衝上去剷除劫賊。他遵循的就是民間廣為流傳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準則。有些論者將“高粱地野合”說成是余占鰲佔有戴鳳蓮，實在冤枉。
小說的描寫很清楚：“奶奶和爺爺在生機勃勃的高粱地里相親相愛，兩顆蔑視人間法規的不羈心靈，比他們彼此愉悅的肉體貼得還要緊。”他們不僅是“感性生命”的兩情相悅，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兩顆反叛封建強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這個高粱地里，戴鳳蓮“六神無主，淚水流到腮邊”，向余占鰲求救地訴說：“他真是麻風。”而單家父子憑藉強大的經濟勢力，置戴鳳蓮的誓死反抗與全體村民的沉默反對於不顧，實際上即將強行用麻風病菌慢性屠戮一個16歲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別無選擇。余占鰲清醒地看透了事態的嚴峻與緊迫，毅然先下手剷除了這兩個企圖殺人於無聲的兇手。這不僅於情，而且於理，甚至於民間的不成文法，他的選擇都是對的。此外，余占鰲與戴鳳蓮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伏擊日軍車隊，顯然既是出於對日寇的痛恨與憤慨之情，也是為了衛國保家鄉的崇高目的。《紅高粱》所描寫與歌頌的是“靈”“肉”結合、“情”“理”統一的爺爺、奶奶們的敢想、敢做、敢愛、敢恨的氣概。除了“張揚個性解放”的主題以外，也有些評論實際上認為，《紅高粱》表現的是抗日愛國的主題。例如《遊魂的復活》一文寫道：作家“只是要復活那些遊盪在他的故鄉紅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於是，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的人民化為劉羅漢、余占鰲、奶奶、豆官等個性奇異的人物；而這些高於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匯到特殊氛圍——那無邊無際散發著甜腥氣息的紅高粱地，成為悲壯、神聖、永恆的象徵。”這顯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衛國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個性解放”與“抗日愛國”這兩種主題都是頗為接近小說文本的。
《紅高粱》作品講述了余占鰲領導的游擊隊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組織、經過訓練的民間抗日武裝。在日本侵略軍的魔爪伸進高密東北鄉之際，“余司令樹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隊伍，目的明確，劍指鬼子。他請任副官擔任教官，既開展政治教育，又進行軍事訓練。“高粱紅了，東洋鬼子來了，國破了，家亡了，同胞們快起來，拿起刀拿起槍，打鬼子保家鄉”，唱出了他們衛國保家的心聲。大刀、土炮、鳥槍、老漢陽、兩支手槍與三支大蓋子槍，是他們訓練與殺敵的武器。游擊隊紀律嚴明，對余占鰲有養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強姦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終按照任副官的意見，將他就地正法。游擊隊堅持聯合禦侮，當余司令和冷支隊長發生爭執，戴鳳蓮說：“這不是動刀動槍的地方，有本事對著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負重地說：“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他還教育兒子豆官要把“槍子兒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擊隊“連聾帶啞連瘸帶拐不過40人，擺在大路上，30多人縮成一團，像一條凍僵了的蛇”，就是這麼一支隊伍，卻在一場伏擊中消滅了包括一名少將在內的日軍車隊40多個鬼子官兵。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具有寧願戰死也要保家衛國的大無畏犧牲精神。
作品還通過敘述者“我”對爺爺奶奶們的抗日業績，或寓論於敘，或直接讚美。“我”稱讚爺爺為“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我”記敘道：爺爺1958年從日本歸來時，村裡舉行了盛大的典禮，縣長尊爺爺為老英雄，給他敬酒，說他給全縣人民帶來了光榮。“我”稱讚爺爺輩的父老鄉親們“精忠報國，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我”認為：“用鐵耙擋住鬼子汽車退路的計謀竟是我奶奶這個女流想出來的。我奶奶也應該是抗日的先鋒，民族的英雄。”“我”還寫道：“奶奶，這一擔沉重的拤餅，把她柔嫰的肩膀壓出了一道深深紫印，這紫印伴隨著她離開了人世，升到了天國。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榮的標誌。”作家莫言說：《紅高粱》的敘述者“我”採取的“全知全能”“這種視角同時也是一種對歷史的評判態度。”這種“評判態度”既然是“歷史的”，無疑是客觀公正的、實事求是的。
小說《紅高粱》不僅張揚了個性解放，而且還頌揚了抗日愛國的頑強意志與犧牲精神。文學作品這種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都是在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加劇，民族危機感和民族自強、自立以及救亡的歷史要求日益緊迫的時候。也正為此，五四那一代，在強調個性解放時，同時強調了自我犧牲精神。
一、敘事語言——審美還是審丑
《紅高粱》的整個符號系統就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的審美範疇，其中的人物語言是粗話、髒話、野話、葷話、罵人話、調情話等粗俗污穢的鄉村用語，是典型的高密農民在說話，這種在旁人看來近乎瘋癲的語言在小說的環境中卻有一種獨特的美感，這種語言風格表現了作者獨特的審美趣味。
（一）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對白
《紅高粱》中的人物對白是作品的一大亮點。個性化的民間口語貫穿於故事的始終，在撲面而來的鄉土氣息中，讀者既能感受到民間口語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聽到粗俗背後那份源自生命底層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吶喊。
二段對白：
1、余司令大喊一聲：“日本狗！狗娘養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義一腳，說：“你娘個蛋！沒有頭還會說話！”
2、“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三十年紅高粱般充實的生活……天，什麼叫貞節？什麼叫正道？什麼是善良？什麼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過我，我只有按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
第一段對白是“我爺爺”余占鰲帶領游擊隊打日本鬼子時的幾句話河以說是髒字連篇河謂粗俗。寥寥幾句話就將一個粗野豪放、蠻橫頑強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字裡行間透露出的匪氣和英雄氣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裡，很難將余占鰲的髒話歸結為一種粗鄙的表現，在抗日的民族大義面前，這幾句髒話因為飽含了一個中華男兒的血性而變得真實可感、豐滿崇高。
第二段對白是“我奶奶”臨死前對這一生的總結。她敢愛敢恨敢想敢做不怕天譴不怕報應把跟“我爺爺”在高粱地里野合說成是“對自己身體做主”把和長工羅漢大爺偷情說成是“對幸福的追求”視貞節於無物視名譽為糞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奶奶”的所言所語、所作所為有悖於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對女子貞節操守的要求，是一種不守婦道的放蕩表現。但從“我奶”最後的話語中，讀者全然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水性楊花、貪戀肉慾的女人在強詞奪理，而是一個大膽熱烈的女權衛士對幸福、對生命的執著追求。莫言作為一個立足於民間的作家，他筆下人物的語言充滿了泥土的氣味，在《紅高粱》中，能從人物的語言里聽到來自於底層農民特有的說話風格和特點，粗俗中顯質樸，粗俗中顯崇高，這看似矛盾的語言特點在莫言獨具匠心的敘事藝術中得到了和諧的統一。
（二）愛憎交織的場面敘述
場面描寫一直是莫言的拿手好戲，莫言在場面描寫中喜歡使用通感，而且想象離奇大膽，語言汁液橫流，飽滿生動，給人一個更廣闊的想象世界和更複雜的感覺空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創作者要有天馬行空的狂氣和雄風。無論在創作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必須有點邪勁兒。”在小說《紅高粱》中，充斥了大量的場面描寫。對高粱地的場面描寫：
1、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濕的高粱在霧洞里憂愷地注視著我父親，父親也虔誠地望著它們。父親憂然大悟，明白了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奶奶注視著紅高粱，在她的眼睛里，高粱們奇橘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它們在奶奶眼裡盤結成蛇樣的一團，又呼喇喇地伸展開來，奶奶無法說出它們的光彩了。
莫言對同一片高粱地選用了語體色彩截然相反的敘事語言。這既是作者主觀情感的宣洩又是對作品主題的側面烘托。第一個語段是“我父親”追隨著“我爺爺”去打鬼子潞過高粱地時的所思所想。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著生機和希望而紅高粱就是這片土地永遠的主人，它們受雨露滋潤，得天地精華，世世代代生長在這裡，見證了高密東北鄉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池見證了黑土地上英雄兒女保衛家園、反抗侵略的壯舉。“我父親”站在高粱地面前的思想活動，就像一個虔誠的教徒在佛祖面前朝聖、祈禱。在這段描寫中，莫言賦予了紅高粱最飽滿的靈魂和最偉大的生命。他以紅高粱作為隱喻，實際上是在謳歌像紅高粱一樣生生世世守衛著自己家園的民族英雄。在小說的結尾處，莫言這樣寫道：“謹以此文召喚那些遊盪在我們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饗！尚饗！”這種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洩是對《紅高粱》主題最好的診釋，體現了作者對故鄉土地上像紅高粱一樣堅毅的人們最由衷、最熱烈的愛。
第二個語段是“我奶奶”臨死前眼中的紅高粱景象。在這裡，紅高粱儼然已從上帝變成了魔鬼，它們用最醜陋的形態最噁心的聲音將“我奶奶”一步步送到了生命的終點。同樣的一片高粱地，卻出現了強烈的情感反差，這看似矛盾，但只要認真閱讀一下文本就會明白作者這樣寫的意圖。“我奶奶”是在給抗日部隊送飯的路上死於日本人的槍口之下，在莫言筆下，這片紅高粱就是埋葬“我奶奶”的墳墓，它們嗜血成性，醜惡骯髒，這正是對日本侵略者罪惡行徑的真實寫照。
莫言愛這片高粱地，因為它養育了一代代英勇不屈的高密子孫。恨這片高粱地，因為它見證了悲慘的歷史，浸染了人民的鮮血。這種矛盾的情感用莫言自己的話說就是：“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崛凝、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地方。”作為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 莫言在營造美醜時，十分注重語言的誇大和張力，美就要美得徹底，丑就要丑得變形，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創作意圖得到最深刻的凸顯。小說中對紅高粱的反差描寫也是作者一貫敘事風格的集中體現。
二、敘事視角——誰在講故事
在小說《紅高粱》中作者打破了敘事視角的常規用法將多種敘事視角交替使用達到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小說《紅高粱》主要講述的是“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愛情故事。從故事層面上看，“我”並沒有在現場直接參與到故事，並不知道“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心理活動。按照一般的敘事手法作者完全可以採用第三人稱外視角進行敘述然而在《紅高粱》中， “我”不僅作為一個公開露面的敘述者，而且還成為了故事的組成部分，“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以“我”的敘事聲音為基點，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來回穿梭。這樣的敘事視角直接把“我”帶入到了故事的語境，帶入到了歷史的現場。所以作為敘事者的“我”不僅不是局外人而且還能夠知道“我爺爺” 、“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動甚至知道一些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如“我”可以嗅到“奶奶夾襖里散出的熱烘烘的香味”，可以聽到“我奶奶”坐在花橋里“心跳如鼓”河以看到“我爺爺”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體細節。
從小說的內容來看，“我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經死去，“我爺爺”也沒有對“我”進行直接地講述，顯然，“我”根本不可能從當事人的口中知道這些私密的事件，也不可能從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然而作為敘述者的“我”卻憑藉歷史想象超越時空的界限追述了那些“我”並不在場的歷史。不僅如此，“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對他們發表評論：“我深信，我奶奶什麼事都敢幹只要她願意。她老人家不僅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自立的典範。”莫言在創作思想和藝術上受哥倫比亞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馬爾克斯的影響很大，魔幻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視角拉近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莫言同樣引用了這種手法，只不過把“馬貢多”換成了“高密東北鄉”從這一點來說《紅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是作者對魔幻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借鑒和創新。但是在小說《紅高粱》中，“我”並不是從始至終都是全知全能的，在對許多場景的描寫中作者又採用了第三人稱外視角，這就由“我”在講故事變成了“他們”講自己的故事。如小說的結尾處這樣寫道：父親從河堤上檢起一張未跌散的扦餅，遞給爺爺，說：“爹，您吃吧，這是俺娘擀的拤餅。”爺爺說：“你吃吧！”父親把餅塞到爺爺手裡，說：“我再去檢。”父親又檢來一張拤餅，狠狠地咬了一口。在這段描寫中，作者沒有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也沒有發表一句評論，而是跳到故事外面，以人物對話的形式，冷靜客觀地還原了當時的現場。“我父親”和“我爺爺”吃著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餅，並沒有流露出悲傷的神色，也沒有過多的言語交流。在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后，生死在他們眼中變得淡然。莫言以一種“無聲勝有聲”的冷靜描述，給讀者帶來了強烈的情感衝擊，這種震撼並不是作者用語言可以營造的，而是讀者在結合了自己人生經歷的基礎上的一種深層次的情感體驗。
縱觀整部小說，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敘事視角中來回穿梭，在講述別人故事的同時，也在聆聽著別人講故事。限知視角的使用消解了文本中“我”的存在，給讀者以公正客觀的感覺。全知視角的使用又使“我”在故事中無處不在，彷彿是“我”在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件事情。這種看似矛盾的視角轉換使莫言不但能夠自如地掌控敘事節奏還能給讀者以足夠的想象空間，在敘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觀又不失公允。
《紅高粱》電視劇女主角周迅獲第21屆上海電視節頒發的白玉蘭獎最佳女主角。
1987年11月，香港出版《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香港作家西西負責編選的第一輯就推出了莫言的《紅高粱》。
1993年，維京出版社出版了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翻譯的《紅高粱》。
葛浩文被中美媒體稱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數十年來，他已將莫言的十多部作品介紹給英語讀者。有評論稱，沒有他把莫言的多部小說翻譯成英文，莫言的影響力恐怕難以深入西方。
陳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因將莫言作品譯成瑞典語而為中國讀者熟知。陳安娜坦在書店裡看到了葛浩文的英文譯本，就嘗試翻譯。後來她用瑞典語陸續翻譯出版了《紅高粱家族》等。正是因為有這幾部莫言重要作品的瑞典語版，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才將莫言鎖定為2012年文學獎得主。
1989年，日本翻譯家井口晃翻譯出版了《紅高粱》，1990年又出版了《紅高粱》（續）。
2014年10月23日，莫言《紅高粱家族》的愛沙尼亞語版也在愛沙尼亞的塔爾圖舉行了首發。
莫言和他的《紅高粱》還影響到很多作家。作家麥家說，1986年，中國內地剛開始接觸拉美文學，家族敘事和魔幻主義成為文學青年心中文學創新的樣板；“人的解放”，成為他們這代人新的價值觀……莫言的《紅高粱》在這些方面滿足了一個時代的閱讀期待：“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他以家族回憶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國家這些宏大的辭彙，被稱之為‘新歷史主義’的開山以及代表之作。”《紅高粱》讓小說家畢飛宇相信“小說家的器官原來是長在小說里的，同樣，小說原來是長在小說家身上的”。
2018年9月，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最有影響力小說。
華西都市報：莫言“用魔幻般的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
新浪網：在中國當代文學的進程中，我不敢說《紅高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上限，上限是不存在的，可是我可以說，《紅高粱》為我們給出了一個下限，這個下限的意義就在於，作家必須首先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渴望自由的人，小說是人寫的，前提是你這個人必須是解放的，起碼你的內心充滿了解放的動機。
莫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