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曉明

1942年，46歲的賀龍已是西北軍區赫赫有名的司令員。那一年，他與26歲的薛明結婚，這是賀龍的第三次婚姻。

這對革命夫妻攜手走過27年的生活，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再到十年動亂。他們一共生有三個孩子：兒子賀鵬飛和兩個女兒賀曉明、賀黎明。這個家庭還有一個孩子，是賀龍與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兒賀捷生。

薛明對賀龍一直體貼入微。1947年冬天，解放戰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已是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司令員的賀龍，帶著薛明住在晉綏軍區司令部。由於戰事緊張，賀龍幾乎每天都忙得通宵達旦，薛明從不去打擾。

一天凌晨，剛剛五點鐘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劇烈疼痛起來，她意識到，一個小生命即將誕生了。為了不影響賀龍工作，薛明悄悄叫來接生員，她硬是緊咬著嘴唇，一聲沒出，安靜異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賀龍，絲毫沒有察覺。等到熬了一個通宵的他推門進來，才發現妻子身邊多了個娃。

賀龍愣住了：“這是誰？”虛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剛剛生的，女兒。”薛明的平靜，讓賀龍感慨萬分，“你可真行！”就這樣，為了紀念妻子的堅強，賀龍取妻子的“明”字，給生在黎明的女兒起名賀曉明。

這段經歷，也成為賀曉明日後“埋怨”父親的一個“話柄”。不過，埋怨歸埋怨，她心裡很清楚，父親喜歡孩子是出了名的。長征時期，不少紅軍幹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丟在老鄉家，而父親卻帶著年幼的姐姐賀捷生，走完了長征。

在賀曉明的記憶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個挨過打的孩子。“那時我6歲，因為淘氣被心情不佳的父親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兩下，就這麼一次。父親氣消后，意識到冤枉了我，決定去北京開會時破例帶上我，去見毛主席！”賀曉明永遠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們“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

“臨走前，母親專門到舊貨市場給我買了件‘禮服’——一條綉著小和平鴿的紫色裙子。母親千叮嚀萬囑咐，見到毛主席要講禮貌，可以給他唱我最愛唱的兒歌：小鴿子，真美麗，紅嘴巴，白肚皮……快快飛到北京去。”

當賀曉明參觀過天安門，坐著有軌電車，被父親帶進中南海菊香書屋的會客廳時，毛主席正坐在沙發上跟人聊天。

“我緊張極了，不敢放開父親的手，只是緊緊盯著主席，小聲說了句：‘毛主席，您好’。”賀曉明清楚地記得：“主席笑著立起身說，你們家是‘一排明’吧？（因為媽媽叫薛明，我叫曉明，妹妹叫黎明），然後將我抱到屋中間，從桌上的一個小罐里抓出幾顆糖遞給我。”整個過程，賀曉明愣愣的，忘了說話。前後不過幾分鐘的見面，至今仍被她視為自己生命中的珍寶。

1954年11月，隨著賀龍調任北京，賀曉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來。

每個人都有自己懼怕的事情，元帥的兒女也不例外。在賀曉明幼時的記憶中，最怕的就是父親那如鋼針般的鬍子，扎得自己臉上刺痛。但後來賀曉明才體會到，“那原來也是一種幸福”。

1966年，林彪一夥憑空炮製“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們要造賀龍的反！”宣傳車也喊出了“打倒賀龍”的口號——賀龍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總理派人將賀龍夫婦安置在了京郊山區一處僻靜的院落內，與世隔絕。然而，林彪一夥並未罷休，他們將黑手伸到了賀龍的住處。

不久，林彪得知71歲高齡的賀龍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幫”對賀龍進行了更兇殘的迫害。他們以水源困難為由，連續45天斷絕該處的水供應。大熱天，每天只給一小壺水。一次，賀龍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動，大便也解不下來，薛明硬是拿著氧氣筒上的導管，用嘴含著洗衣服的肥皂水為他灌腸，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黏膜都燒壞了。在那困難的日子裡，薛明為了照顧好賀龍，長時間睡在地板上，不梳頭，不洗臉，耳朵里竟然結了一層蜘蛛網……

在父親被“打倒”后，正在清華就讀的哥哥賀鵬飛也成了被通緝的對象，而此時，賀曉明剛剛考入北京大學。鑒於當時形勢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將身體虛弱的妹妹賀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養。之後，他們連夜喬裝打扮，騎自行車逃離北京城。

“就這樣一路躲著、騎著，我們兄妹倆終於逃到了天津塘沽。”從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運輸船上，多了一對名為“吳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學。

“這是我們給自己起的化名，借著大串聯的機會，我們上了運輸船。”賀曉明回憶說，船上的大部分工種她都做過：在航海圖上標註船隻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輪機艙里給船加油；在食堂給水手做飯；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鐵鏽；每天清晨，她都要挨個去踢船員們的卧室門，然後高唱著“東方紅，太陽升……”叫他們起床。

賀曉明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從塘沽到上海，再從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待就是40多個日夜。暫時安定的生活，並沒有減輕賀曉明對父母親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當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會小心翼翼地走進郵電局的長途電話格子間，和妹妹取得聯繫。

之後不久，被關在京郊的賀龍夫婦收到了小女兒賀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隱姓埋名在海船上參加勞動，表現很好，八級大風也不暈船，水手們對他們很愛護……”

對於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聯繫的賀龍夫婦來說，這封信無疑是他們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們都還安然無恙！之後，在周總理的努力下，學校終於解除了對兄妹二人的追捕，他們這才重新回到了大學校園。

1969年6月9日，賀龍被迫害致死。“我們接到通知趕往301醫院后，才知道父親已經去世了。父親的遺體什麼時候火化，沒有告訴我們；火化后，骨灰放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不知道。”回憶起那段痛苦萬分的經歷，賀曉明停頓了片刻，平靜地說道：“那是一個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賀家人的生活終於恢復了平靜，賀家子女也開始了真正屬於自己的自由人生。賀曉明曾在媒體面前笑言，自己“工農商學兵”樣樣都干過，可“都沒有修成正果”。一直到她退休了才發現，“已經是弱勞力”的自己，還想再做點什麼。思來想去，她想起了父親最愛的體育，創辦了“賀龍體育基金會”。

“不知道為什麼，雖然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后當過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還主持過許多別的工作，但在許多人心目中，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體委主任’這一項。”

賀龍剛當體委主任的時候，中國毫無疑問還是個體育弱國。1953年3月，組建不到半年的中國乒乓球隊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屆世乒賽，這是中國乒乓球隊在世乒賽上的首次亮相。

賀曉明還記得，那次的比賽中，男女團體均列小組第四，單打比賽更是無一人闖過第三輪，“成績讓人憋屈”。回國后，身為體委主任的賀龍下達了“苦練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賀曉明的家，那時簡直就成了體委的會議室。“榮叔叔（榮高棠，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經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來我家，一邊吃飯一邊和父親商定具體的戰術安排、團體賽的出場名單、順序等。”因此，賀曉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機會接觸體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對體育的熱愛。

1961年在北京舉辦的第26屆世乒賽，中國乒乓球大獲全勝，男女兩隊一口氣拿下了男團、男單、女單3枚金牌。“這是壓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興啊！那時候我可是絕對的‘粉絲’！”賀曉明記憶猶新，“父親剛參加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集體慶功宴，回來后就撥通了華僑飯店的電話，然後把話筒遞給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賀榮伯伯他們今天取得了勝利！’”

接到賀龍女兒的電話，國家隊的隊員們激動萬分。第二天，大家將庄則棟奪冠的球桌送進了賀家。“那個檯子太有紀念意義了，是能進博物館的！”打那以後，這張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賀家兄妹身邊，直至“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時間，賀龍總喜歡和兒女們切磋一局。

賀曉明最得意的是，她在這張球台上還以3∶0的大比分，戰勝了印尼體育部長的女兒。

2006年，退休后的賀曉明本著“不搞競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註冊了“賀龍體育基金會”。

2007年3月23日，為紀念賀龍誕辰111周年，基金會還在湖南桑植舉辦了一場徒步越野邀請賽，起點是賀龍的老家洪家關，終點是芭茅溪鹽局——當年賀龍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的地方。

賀龍有著豐富的個人特質，關嚮應同志曾向美國記者描述：“賀龍非常坦率和英勇，做起決定迅速而明確，有著巨大的自信；作為個人，他幾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強壯，喜歡騎駿馬，愛抽香煙，講起故事來聲情並茂。”

作為賀龍的女兒，賀曉明也是爽朗健談。談話中，她的臉上一直掛著賀家標誌性的笑容，配上那件紅色暗花的中式小外套，讓人怎麼都看不出，這已是一個年過六旬又經歷過那麼多磨難的長者。對於這一點，賀曉明說：“經歷是一筆財富，這個財富的獲得很辛酸，很不易。不過現在，我該回歸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還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沒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