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游擊隊

1935年1月22日，紅四方面軍按中共中央電示“集中紅軍全力向西進攻”，配合中央紅軍長征。在即將撤離根據地前的2月初，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中共川陝省委書記、省游擊總指揮周純全、省蘇維埃副主席余洪遠等研 究決定，成立巴山游擊隊。由駐旺蒼壩的紅31軍政治部特務隊、31軍92師277團3營9連、4軍12師36團1營2連，分別組成第一、二、三大隊，由劉子才（4軍12師36團1營教導員）任司令、趙明恩任宣傳部長。游擊隊組成后，即移駐南江縣與南鄭縣之間的桃園寺，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

1935年3月，紅軍西渡嘉陵江前，又將4軍12師36團特務連留在桃園，並派出20多名連級幹部，發給槍支500多支，還抽調南江、英安（今旺蒼縣境內）兩縣地方幹部到桃園工作，組成一個獨立師和一個縣委。師長劉子才，縣委書記吳善禮。繼又將中共陝南褒沔中心縣委的紅廟塘游擊隊編入，全師共約1000人。組建時，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等給予了熱情鼓勵。1935年4月，紅軍撤離根據地，把革命的火種留在川陝邊區，繼續堅持游擊鬥爭。

巴山游擊隊以紅31軍名義開展鬥爭，打擊民團和神團的復辟活動，在南鄭縣建立了小壩、喜神2個鄉、11個村蘇維埃政權，發展了蒿壩、高橋、小壩獨立連、游擊隊。9月，打敗陝西國民黨38軍兩個團的圍攻，10月發展到1200人，游擊區域擴大到縱橫500平方公里。

1936年1月，“獨立師”師部移駐喜神壩亂草池。3月，在敵陝西38軍圍攻時，師長劉子才思想麻痹，指揮失誤，部隊損失200多人。在轉移中又犯輕敵錯誤，部隊再遭重創。部隊到達三道河（現寧強縣境內）時執行錯誤政策，造成原31軍政治部特務連脫離主力，單獨前往通江碑壩被國民黨保安隊瓦解。主力到達桃園時，僅餘下260人左右。5月，部隊整編，吳三保代理師長，下轄一、二營，分別由王天海、趙明恩任營長，駐小壩。8月，由於部隊高度集中，又受到38軍偷襲，從此部隊長期處於無根據地的流動作戰中。后在桃園焦家河會合時，僅存65人，被迫隱藏深山，駐大河河畔一石窟中。

1936年10月，游擊隊在南江縣焦家河畔石窟召開全體會議，批判了游擊隊領導劉子才在軍事上的錯誤，並撤銷其領導職務，糾正了“左”傾思想路線。制定了“打陝安川”的鬥爭策略，取消了縣委，改“獨立師”為游擊營，選舉趙明恩為營長，下轄一個獨立連和兩個隊（兩個班），營部移駐南江桃園寺。

這次會議，健全了組織，整編了部隊，增強了戰鬥力，加強了統戰工作，游擊隊又進入了一個發展壯大時期。為了求生存、求鬥爭、求發展，採取了一系列正確的鬥爭策略。

宣傳黨的政策，擴大革命影響。游擊隊派人到通江、南江、南鄭、廣元、旺蒼等地書寫、張貼革命標語，讓小商小販把標語帶到集市、場鎮散發，用塗上生漆的木板寫上標語，放入河流，漂入漢水、長江，廣為傳播。

打擊地主惡霸，保護農民利益。依靠桃園原蘇維埃幹部群眾，消滅頑固的地主惡霸勢力，解除對農民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實行打富濟貧，所得錢財部分用於部隊建設，部分幫助貧困農民。在根據地內不征糧、不收稅。

實行“納稅保商”，發展商業貿易。依據川陝省蘇維埃稅務條例及經濟公社的經營方針，對大宗商品征什一稅，對小商小販免稅，並武裝保護過境客商安全，1937年1月在南江鐵爐壩設立厘金局開始收稅。

加強自身建設，作好長期準備。此時黨員發展到60人，成立了1個黨支部、5個黨小組，連上建立了黨小組，由趙明恩任黨支部書記。經常開展政治教育，游擊隊官兵的座右銘是“吃平等、穿平等、命令來了不平等。”完善部隊建制和後勤部門，部隊按實戰的標準訓練，還特別進行了“耐寒”訓練，在無霜期僅有半年的高寒山區，一年四季不蓋被子。大量儲備武器和糧食（油米子），“3年不生火，照樣能過活”。

由於採取了正確的措施，1937年夏至年底，游擊隊進入了全面恢復和發展的時期，游擊隊員自稱為“幸福時期”。部隊由50多人發展到600多人，根據地從無到有，建立了以大小園包、鐵爐壩、回龍溝（包括整個桃園）為中心的縱橫約100里的根據地，游擊區域北達漢中南部、東迄通江西部，西至廣元東部，南至南江北部，縱橫約300公里。

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在甘孜與一方面軍會師后，毛澤東就曾關切地問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傅鍾：“蘇區還留有多少紅軍？”，9月張聞天在《發展著的陝甘蘇維埃對敵運動》中提出：要同“通南巴游擊隊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后雖然多次聯繫，終因國民黨拒不承認這支游擊隊的合法地位和種種複雜原因，游擊隊無法按中央指示“開赴延安”。

1937年5月，黨中央派何孝林（原營山縣蘇維埃主席，長征中負責隨軍家屬工作）從延安給游擊隊送來信件、書報、地圖和4套八路軍軍服樣品，通知游擊隊開赴延安，由於劉子才認為此通知與“留守蘇區”精神不符，提出若原先在部隊來一名認識的人就好辦了。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黨中央要求國民黨承認巴山游擊隊的合法地位，國民黨拒不承認。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將南方8省13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后，再次派何孝林回川，向游擊隊介紹國內革命形勢、紅軍及各省游擊隊改編情況，對游擊隊工作作出了指示。

1938年2月，派王正坤（原紅四方面軍33軍259團團長），由中共漢中工委具體安排到距桃園約160里的南江縣興馬坎經商，化名陳柯，同游擊隊專門作長期聯繫。1938年8月，王正坤將游擊隊要求聯繫人需持有陳昌浩、張琴秋照片或親筆信的要求轉達給中央，1939年夏，中央指示將信件和照片交中共川康特委，特委指定由中共閬中中心縣委書記饒茂文親自辦理。恐發生誤會，周恩來再請在延安的趙明恩之妹趙明貞拍了照片，寫了親筆信，並由趙明恩的同學、曾在家鄉一個黨支部共同戰鬥過的魏傳統，以中央組織部的名義寫了一封長信，一併經蔡暢交給中共漢中特委辦理，不幸，由於種種原因沒能送到游擊隊。

1940年春末，黨中央尚不知游擊隊已失敗，又經八路軍辦事處，派楊桂林到南江聯繫，楊到巴中即被捕。

巴山游擊隊指戰員也在時刻想念黨中央，曾多次給劉伯承寫信，派人到延安，但未能與黨中央取得聯繫。

1938年11月，胡宗南任命28軍新編9師師長楊曬軒為“巴山清剿指揮”，以兩個團的兵力對游擊隊進行“鐵壁合圍”，於1939年2月開始進行“清剿”。游擊隊利用嚴寒的氣候、林密的高山，以連為單位分散活動，誘敵深入並分散其兵力，各個擊破，取得了反“清剿”的勝利。

1939年冬，敵兵力達4個團7000多人。楊曬軒任命了解通南巴地形、人情的巴中人李子猶為“巴山督剿主任”，再次圍剿。敵人採取了“空山”毒計，強迫山中的群眾全部撤離，被驅趕離鄉背井的“山民”達62戶。大肆殺害與游擊隊有聯繫的群眾，切斷游擊隊與群眾的聯繫，斷絕游擊隊的糧食與消息來源。接著“構碉儲糧”，步步為營，逐步縮小包圍。同時進行“政治說招”，動搖游擊隊員軍心。游擊隊由於有較豐富的物資儲備，利用熟悉的地形，與敵人周旋，不斷打擊敵人，夜襲哨兵、後勤班，摧毀敵人後勤補給，使敵人“空山”圍剿失敗。

但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內部出現了叛徒，給游擊隊造成極大的危害，情況十分危急，游擊隊決定集中兵力，到外線作戰，向陝西方向突圍。

游擊隊一方面堅持艱苦的游擊戰鬥，一方面做好乾部戰士政治思想工作，堅定信念。營長趙明恩經常鼓勵大家說：只要有黨的領導，有廣大勞苦群眾的支持，有同志們的團結戰鬥意志，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人民群眾冒死支持，送糧食，送情報，游擊隊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仍然與敵人作頑強的鬥爭。繼續向陝南突圍。突圍中，游擊隊抓住敵人的鬆懈，僅以犧牲一人的代價，勝利地襲擊了敵指揮部，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了游擊隊的鬥志。

1940年1月27日，由於副營長管業元的叛變，游擊隊情勢更加危急。游擊隊主力被敵分割衝散，總計僅有50人左右。1940年2月9日（正月初一），游擊隊向通江轉移，進入碑壩后河（今南鄭）。15日，遭到數倍於已的敵人的伏擊，僅存20人。3月，轉戰到碑壩山上，再遇敵強攻，大部分壯烈犧牲。趙明恩被叛徒楊之芳殺害。

堅持了5年之久的巴山游擊隊雖然慘遭失敗，但它的光輝戰鬥業績永遠留在人民心中。烈士英魂，如巍巍大巴山，與日月同輝，與天地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