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友實業社

陳萬運，又名陳曼雲，1885年9月出生在浙江慈溪一個小商人家庭。父親陳廷宏行賈四方，常年在外奔波。

陳萬運幼年時在家鄉進私塾讀書，15歲隨父到上海謀生。先在市郊浦鎮三陽泰煙雜店當學徒，後轉入虹口嘉興路上的乾新祥煙紙店當學徒。少年陳萬運做事認真，又肯動腦筋，深得店主器重，滿師后留店當夥計。

辛亥革命夕，“實業救國”的思潮風起雲湧，關心國事的陳萬運受其影響，萌發了走實業救國道路的意念。經過長期細心觀察，陳萬運終於找到了一條創業門徑。當時西方列強大肆對中國商品傾銷，日用商品更是洋貨獨步天下，單洋燭一項，1910年進口就達百萬海關兩（一海關兩等於1.114銀兩），洋燭取代了中國老式的油盞燈和土蠟燭。陳萬運發現，洋燭燭芯一直由日中桐洋行獨家經銷，儘管要價高，卻供不應求。在煙紙店工作多年的陳萬運揆情推測認為可以從這個本輕利厚、生產技術較為簡單的項目入手，步上創辦實業的征程。

1912年4月，他找到了兩個合伙人，一個是同鄉沈九成，在上海高裕興蠟燭店當學徒，另一個是陳的親戚沈啟涌，當時也在“乾新祥煙紙店”工作。3個人傾其所有，集資450元，在四川北路橫浜橋南堍士慶路鼎興里租借5間小屋，購來10台手搖燭芯車，開始製造洋燭燭芯。小作取名“三友實業社”，內涵3友合作，實業救國之意。產品商標定為“金星”牌。

開廠一年後，沈啟涌跳槽，拆股分手，不久陳萬運的同鄉陳律甫入股2100元，其時資本增加至2400元，並在廠名上加註“美記”二字。產品出來了，要打入日商壟斷的燭芯市場，又成了難題。為了打開局面，陳萬運和沈萬成自己走街頭，在日商洋燭行附近，擺攤點燃自製的蠟燭。行人紛紛圍觀，看到蠟燭不淌油、不彎頭、不中途熄滅，確實不比洋燭遜色。這一街頭活廣告使“金星”牌燭芯名聲大振，“三友”的燭芯以價廉質優的優勢迅速打開市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貨燭芯供應中斷，日商藉此抬高售價，英美廠商不得不向“三友”訂貨。這樣，金星牌燭芯逐步將日貨燭芯擠出中國市場。“三友”的生產規模也開始擴大。1915年3月，沈陳兩人將資本增加到8400元，將《三友實業社美記》改為《三友實業社無限公司》，同年12月16日，“三友”改組為股份公司《三友實業社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增至3萬元，成立董事會，推舉慈溪在滬實業家史悠風為董事長，沈九成、陳萬運為董事，併兼正副經理。同年，“三友”還在橫浜橋南面建成三層廠房一座，工人增至百餘人，添置電力燭芯車16台，燭芯球車2台，燭芯品種發展到6種，日產量達到500~600磅，市場份額進一步擴大，外地一些廠商兌相向“三友”訂貨，使“三友”在國貨界初露頭角。1917年，在楊樹浦引翔港購地30畝，建造規模較大的生產總廠，生產“三角”牌毛巾，與西鄰日商東華毛巾廠（生產“鐵錨”牌毛巾）抗衡。1918年，經董事會討論，決定再增資，向外招資7萬元，資本金總計達10萬元。1919年，“三角”牌在北京農商部註冊備案，其圖案是由一個圓圈加內三角組成，寓意三人同甘苦、共患難。同年，又在川沙設立工場，添置木機百餘台。

陳萬運聘請了剛從美國留學回來鄭祖廉為第一任廠長，把好技術關。他們把生紗漂白改為熟紗漂白，使毛巾的吸水、手感、白度、紗支脫脂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是當時漂染工藝上的革新。接著，三友社繼續開展毛巾花式的研究，他們把原來生產多年、式樣單調的紅藍檔式毛巾，改進一下，用鮮紅色在雪白平布上印上“祝君早安”字句，還為大宗客戶免費加印字型大小。以後，三友實業社又研究生產新穎別緻的多片綜織造的回紋浴巾。這三招，招招都使國產毛巾的質量得到了巨大飛躍。投放市場后，深受廣大用戶青睞，甚至遠銷東南亞一帶。三角牌毛巾受到國人歡迎，暢銷全國，同時也使日貨鐵錨牌毛巾營業日益衰退。日商不甘心失敗，遂改變策略，用廉價政策，再來爭奪市場，運進單幅毛巾鐵機二百台，設瑞和毛巾廠於華德路高郎橋與蘭州路之間，用廉價勞動力大量生產鐵錨牌毛巾，來勢兇猛。三友實業社則提高質量，精益求精、減少浪費、降低成本。在提倡國貨、抵制日貨高潮中，人民覺悟普遍提高，愛用國貨深入人心，日貨鐵錨牌毛巾產量再多、價格再廉，無法與優質三角牌毛巾競爭，存貨積壓、工廠停工，不到三年，日商瑞和毛巾廠被迫歇業，而日貨鐵錨牌毛巾也於1923年完全退出中國市場。三角牌毛巾獲得重大勝利，在中國的紡織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陳萬運還聘請漫畫家葉淺予等為三友實業社廣告科繪畫宣傳；著名的漫畫“三毛流浪記”的作者張樂平那時也在三友實業社廣告部當繪圖員。

三友實業社由於經營管理得法，企業發展很快，三友的產品之多、營業之盛，在當時實業界中是屈指可數的。隨著“三角”牌毛巾市場佔有率的不斷提高，三友社的利潤也水漲船高，職工的收入水平遠高於其他工商企業。陳萬運還在廠里設立圖書館、俱樂部、醫療室等設施，處處為工人福利著想，因此三友社的工人們以社為家，凝聚力極強。不久，三友實業社又盤買了杭州通益眾紗廠和鼎新織布廠，改為三友社杭州分廠。

九·一八事變后，三友社生產總廠的工人們抗日熱情高漲，成立了抗日救國會，組織了三友抗日義勇軍，多達400餘人參加，陳萬運親任大隊長，隊員自費做了軍裝，天天在上班前操練。抗日義勇軍還在廠門口高牆上貼了一幅巨型宣傳畫，標題是“定要收復東北三省”，畫的是一個義勇軍戰士，拿著長槍對準日本兵。西鄰日商東華毛巾廠駐有日本海軍陸戰隊，設有瞭望台，每天都能看到三友社毛巾廠的行動，恨得牙痒痒，視為眼中釘。

1932 年 1 月 18 日下午，天崎啟升等五人以舉行“寒中修行“為幌子，在馬玉山路（今雙陽路）三友實業社毛巾廠門前敲鼓擊鐘，還向廠內投擲石 塊。其鬼鬼祟祟的行跡遂引起廠內義勇軍注意，義勇軍成員立即跟蹤其後。天崎啟升等人見工人們尾隨而來，便向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竄，逃到趙家宅附近時，遭到工人的攔截盤查。此時，由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事先收買和雇傭的那批打手，化裝成工人模樣混入義勇軍之中，對天崎啟升等人用石塊猛 砸猛打。最後造成日僧一死二傷。打手們見日僧或死傷或逃逸，便一鬨而散，將責任嫁禍於工廠工人身上。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日僧事件”。

這一事件完全是日本侵略軍蓄意製造的。正如戰後田中隆吉的自供狀所言，他知道三友實業社是“非常共產主義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據地”，於是就讓和他很“親近的女子”川島芳子，去“巧妙地利用這個公司的名義 來殺死日蓮宗的化緣和尚”。最後由於日僧一死二傷，於是他便認為“這時候的確可以搞出點名堂來”了，隨後他命令剛來上海的日本憲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揮襲擊三友實業社。因為田中隆吉深信，“這樣一來，日華之間必然引 起衝突”。

重藤千春果然“不負重望”，1 月 20 日凌晨 2 時許，他帶領日本浪人團 體“日本青年同志會”成員 60 餘人，在日本駐滬海軍陸戰隊隊員的掩護下，借著沉沉暮色偷襲三友實業社總廠。只見他們潛入廠房所在地，硫磺彈、浸油的紙團和手榴彈便飛入了廠房中，廠內頓時火光衝天，縱火焚毀廠房6間和棉紗數百包，損壞織布機24台。在 放火焚廠之際，重藤千春及其同夥還打死前來彈壓的工部局華捕 1 人，打傷2 人。

真所謂“惡人先告狀”，就在當天下午，上海日僑在日本軍方的鼓動下 舉行千人大會，聲稱現在中國的抗日“暴行”已達極點，日本應立即派軍“以 期滅絕抗日運動”。會後，600 余日僑手持棍棒舉行遊行示威，沿途高呼“殺盡中國人”，還用棍棒猛擊中國商店的櫥窗玻璃，撕毀抗日標語，強阻電車行駛，毆打值勤巡捕。一時間，上述地段鬼哭狼嚎一場混亂。日本駐華使領機關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同時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1月 19 日，日本駐滬總領事向上海市府抗議日本和尚被殺，要求緝拿兇手。21 日，他又向上海市府再度提出所謂的“抗議”，毫無根據地咬定殺死日僧的兇手是三友實業社工人，還進一步提出正式道歉等項要求。1月28日晚11時30分，日軍發動了戰爭，第二天即佔領了三友實業社。“日僧事件”和“三友實業社被焚事件”就這樣成為“一·二八”事件爆發的直接導火線。

事實證明，“一·二八”事變決非幾個日本特務分子所能製造出來的，它完全是日本軍政當局既定的侵華政策的產物，所謂“日僧事件”、“三友實業社被焚事件”不過是日本侵略者用以發動蓄謀已久的戰爭的導火線而已。不久淞滬抗戰爆發，三友總廠被日軍炮火炸毀，設備破壞殆盡，損失慘重，損失極為慘重。1932年6月被迫停產。1934年，沈九成離開了《三友實業社》，去辦了“生生牧場”，改做牛奶生意。

民國26年抗日戰爭爆發，杭州淪陷，工廠被日軍佔領，日方要陳萬運出任杭州維持會長，他拒不接受，躲進郊外楊梅嶺山洞后潛行返滬。1938年日方又派人專程來滬，向三友實業社提出“共存共榮”的合作條件，撤出軍營，合資經營，他斷然拒絕，上海的《申報》、《新聞報》、《文匯報》、《中美日報》、《大美晚報》、《大晚報》、《新聞夜報》等，在12月9～10日爭相刊登他的愛國行為，表彰他的浩然正氣。

陳萬運為了維持《三友實業社》職工生活，在租界制銷國葯，並代他廠銷售棉織品。民國30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佔租界，實行經濟統制，他閑居在家。1945年抗戰勝利后，三友實業社恢復生產，由於三角牌毛巾是愛國抗日的品牌，質量又好，很快，三角牌毛巾又暢銷全國，享譽東南亞！

1950年8月，愛國實業家陳萬運在上海新昌路金椿里職工宿舍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終年66歲。

1954年三友實業社實行公私合營，並改名為上海三友實業社製造廠，1962年改為生產毛巾專業廠，1966年改名上海毛巾十廠，1979年又恢復上海三友實業社毛巾廠，至今一直生產製造毛巾。

2009年9月7日《世博日報》的《東方早報》，用一版的篇幅，介紹了《三友實業社》，因為《三友實業社》參加了1926年在美國費城舉辦的世博會，該廠生產的《三角牌》毛巾榮獲《丙等金獎章（紡織品類)》，據此，在《世博會榮譽榜上》，《三友實業社》佔據了一席席位。

1932年7月31日《中共中央關於失業工人運動的決議》（第三段）寫到：

“但是巨大數量的失業工人與其拚死的鬥爭，已經是中國革命運動中反帝反國民黨統治的一個偉大力量。上海三友實業社，中華工藝廠，達豐廠，葯業，商務，兵工廠，造船廠等失業工人反國民黨資本家的鬥爭，利用著各式各樣決死鬥爭的新的方式，佔據工廠，封鎖資本家的自由行動，包圍資本家與市政府。滿洲失業工人成千成萬去參加義勇軍的反日戰爭，天津北平失業紗廠工人與半失業的黃包車夫經常與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唐山在我們領尋下幾個鐘頭內召集了八百失業礦工去包圍礦局。在幾個主要城市內，都是醞釀著發展著廣人失業工人的鬥爭，許多失業工人鬥爭，得到了部分勝利。失業工人的鬥爭，密切的聯繫著在業工人的鬥爭，反對開除與要求恢復失業工人工作的罷工的數量的極大增加；失業工人政治覺悟的極度增高，如潮水一般到紅軍中去；但是廣大的失業工人中我們還沒有經常的有系統的工作與領導，所以這一廣大群眾的失業鬥爭，還是自發的，失業工人的鬥爭還沒有走向要求國家與資本家的經常的失業救濟.”……

根據張聞天的愛人劉英的回憶，毛主席在長征時一直用三友實業社的三角牌毛巾：……毛澤東邊擰毛巾邊說:"這毛巾還是打下遵義發的紀念品，你看上邊印著'遵義紀念品'幾個紅字，是《三友實業社》出的。我喜歡它."……

根據原第二炮兵司令員李水清將軍回憶，當時獎勵給大渡河17勇士的獎品，就是一條印著“祝君早安”的三角牌毛巾和一隻搪瓷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