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啟久

鈴木啟久，男，1890年出生於日本福島縣。1911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3期），和清水規矩、櫻井省三、根本博這批人是同學。入伍后在日本會津步兵第65聯隊歷任中隊長、大隊長、聯隊副官。1938年來華，在東北任日本關東軍第2獨立守備隊步兵第12大隊大佐大隊長。1940年到華中任步兵第15師第67聯隊大佐聯隊長。1941年晉陞為少將，到華北任步兵第27師團第27步兵旅團少將旅團長兼唐山地區防衛司令官。1944年在河南新鄉任新編獨立步兵第14旅少將旅團長。擔負黃河以北的京漢線守備，同年7月旅團擴充任日軍第117師師團長（丙種師團），1945年晉陞為日軍中將。1945年4月原本預定參加老河口作戰，後轉隸關東軍44軍，1945年8月，在東北吉林省公主嶺被蘇軍俘虜，關押在西伯利亞。1950年7月被引渡給中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

1956年6月經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被判有期徒刑20年。

1963年6月被提前釋放回日本。

1982年死亡。

1942年4月，他以步兵旅團長兼唐山地區防衛司令官的身份，指揮命令所屬部隊參加“豐潤大討伐”。其下屬的第1聯隊在我河北遵化縣魯家峪鄉，以刀砍、火燒、施放毒氣等殘暴手段殺害我和平居民劉寶和、劉儉、李有餘、劉清池、李安定等220人。其中特別殘酷的是，錢連發的兩個兒媳、1個孫子、1個孫女被毒氣毒死，1個女兒中毒后又被輪姦致死；於長合的妻子李氏因拒絕強姦被剖腹挖出胎兒。該聯隊還放火燒毀民房1900餘間。這就是“魯家峪慘案”。

1942年4月，其下屬的第1聯隊又在我河北遵化縣劉備寨村殺死和平居民郭振來、白繼武、任顯章、鄭廣志等35人，並且燒毀民房330餘間，掠走牲畜120餘頭。這就是“劉備寨慘案”。

1942年10月，在他的命令下，第1聯隊又到我河北遵化縣東新莊村進行“掃蕩”。日軍以火燒、刀刺、軍犬咬、施放毒氣等殘暴手段殺害我抗日救國志士徐植、和平居民桂興富、曹萬桂、王兆祥、張樹元等40餘人，並且燒毀民房100餘間，搶奪糧食70餘噸。這就是“東新莊村慘案”。

1942年10月28日，在他的命令下，其下屬的第1聯隊和騎兵隊聯合到我河北灤縣潘家戴庄進行“掃蕩”。日軍在那裡進行了血腥的集體大屠殺。他們以刀刺、棒打、火燒、活埋等殘暴手段殺害我和平居民戴國禮、馬文煥、齊盤成、戴福增等1280餘人，其中包括周樹恩的妻子高氏等63名孕婦和周樹珍等人的9名幼兒。他們還強姦婦女100餘人，燒毀民房1000餘間。這就是駭人聽聞的“潘家戴庄慘案”。

1942年9月至12月，鈴木啟久為了推行“治安強化運動”，指揮命令下屬各部隊在我河北省遵化、遷安等縣沿長城地區製造“無人地帶”，驅逐我大批和平居民，使他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僅經查明被驅逐的和平居民中就有郭連生、傅洛全、方占生、張永生、劉萬瑞等172人遭凍餓而死。他們還殺害我和平居民王二柱、袁瑞山、李金榜、劉開山、鄭永余等230餘人，燒毀民房15700餘間。日軍在河北遷安縣至灤縣之間、遵化縣至豐潤縣之間和唐山以南地區修築長達290餘公里的封鎖溝和很多炮樓，破壞了大量的耕地；他們強迫我和平居民從事軍事性勞役600餘萬工日，服勞役的人當中，僅據鈴木啟久自供，就有300餘人因受虐待而死。

1944年10月17日，鈴木啟久以日軍117師團代理師團長的身份，命令下屬的第87旅團獨立步兵第204大隊到我河南長垣縣進行“討伐”。日軍包圍了小渠村，以刀砍、火燒、投入井內等手段殺害我和平居民劉俊英、唐金生、劉景昂、張永善、張國啟、黃丕勛等660餘人。這就是“小渠村慘案”。

1945年8月12日，鈴木啟久以日軍第117師團師團長的身份命令所屬的第87旅，燒毀、破壞了吉林省白城縣的火車站、給水所、電話所、鐵路醫院、糧庫和橋樑等民用建築和設備。當時，僅被燒毀的糧食就有8400餘噸，油類28萬餘斤，還槍殺前往救火的和平居民5人。

綜上所述，鈴木啟久在參加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戰爭期間，確實犯有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違反國際法準則和人道原則，指揮命令所屬部隊製造無人區，毀滅我國城鎮鄉村，驅逐我國和平居民，殘暴殺害、虐待我愛國志士及和平居民，搶奪、破壞人民財產，施放毒氣，強姦婦女等嚴重罪行。他本人對上述罪行全部供認不諱，認罪態度較好。

鈴木啟久在特別軍事法庭接受審判時的最後陳述中說：我作為日本陸軍的高級指揮官，侵犯了中國神聖的領土。在大約7年的長時間裡，我命令部下毫無理由地殺害了大批和平居民，燒毀了無數居民房屋，掠奪了大量物資，實施了“三光政策”。這是非常殘暴而滅絕人性的。我非常慚愧，不知怎樣謝罪才好。我請求法庭給我以嚴厲懲處，讓我對過去負起應負的責任。我犯了這樣嚴重的罪行，本來應該受到嚴懲，但是我卻受到中國人民寬大的人道待遇。儘管我過去無視中國人民的人格，但是我的人格卻受到了尊重，而且在無微不至的關懷下，我的生活和健康都得到了保障。我原來是體弱多病的，但經過兩次住院治療，注射了好幾百針貴重藥劑，才變成今天這樣健康的身體。我只有由衷地深深感謝。保障我的生活和健康的人們是誰呢？就是我們曾毫無理由地殺害他們的親人、破壞他們的和平生活的中國人民。想到這一點，我的心就好像要碎裂似地難過。在戰犯管理所，經過學習，我逐漸地懂得了作為一個人應當怎樣活下去和怎樣做一個真正的人。對於這一點，我也應該致謝。根據我的罪行，在法庭上本無辯護的餘地，但是，法庭幫我找到了辯護律師，還告訴我在法庭上擁有的權利。我感謝中國人民，誠懇地謝罪。我將牢牢記住中國人民對我的寬大待遇。我堅決保證要徹底改正自己過去的錯誤，重新做人。世界正處於和平與戰爭的矛盾中，我將永遠遵循中國人民的和平政策。假如我還能有餘生的話，我將用反對戰爭、保衛和平來度過我的餘生。

1934年6月前後，在錦州“殺害了2名中國農民” 。

1935年3月上旬前後，援助高木大佐“於上板城附近燒掉了兩個共有300戶的村莊，並殺害了很多中國人民”。

1940年9月，在安徽宣城作戰中，對躲在屋內的約50名抗日軍人“以毒瓦斯將其全部慘殺了”。

1941年在安徽巢縣設置慰安所，並誘拐了20名“中國婦女及朝鮮婦女做為慰安婦”。

1941年11月，在河北棗強攻擊八路軍，“殺害了10人，並燒毀約有600戶兩個村莊，同時屠殺了100名中國農民”。

1941年12月，“強制居於長城線附近2公里以內的”“居民遷移，使之成為無人區”。

1942年1月，在唐山一帶命令田浦大佐“掃蕩，燒毀了約有800戶的房屋，並屠殺了1千名中國的農民”。

1942年4月，在河北豐潤田官營“大力的虐殺了八路軍，在魯家峪攻擊洞穴時使用毒瓦斯慘殺了八路軍幹部以下約一百人，”又將“逃至魯家峪附近村莊避難的235名中國農民用野蠻的辦法慘殺了(將其中的妊婦剖腹了)，燒毀房屋約800戶，將往玉田送交的俘虜中殺害了5人，強姦婦女達百名之多”。

1942年7月，在豐潤將“民房燒毀了500戶，慘殺了約100名中國農民”。

1942年9—12月，為把遷安、遵化等地“變為無人地帶，即強制該區的居民全部遷移。”“在該地區燒毀的房屋達一萬戶以上，強迫搬走的人民達數萬以上，被慘殺者也甚多。”

1942年10月，“對灤縣潘家戴庄1280名的農民採取了槍殺、刺殺、斬殺及活埋等野蠻辦法進行了集體屠殺，並燒毀了全村800戶的房屋”。

1942年，命令日軍盤踞地區“皆設有慰安所，並引誘約60名的中國婦女任慰安婦”。

1944年5月，在河南新鄉“向抗日軍游擊隊進行攻擊並將其殺害約10人，同時將戰場附近的村莊燒毀約300戶，殺害約100名的中國農民”。

1944年7月，在河南封丘“殺害了約40名的抗日軍游擊隊，並在其附近燒毀了一個約有400戶的村莊，殺害了約100名的中國農民”。

1944年8月，向河南懷慶抗日軍隊“進行攻擊，並殺害約10人，將農民的房屋燒掉了約400戶，虐殺了約30名的中國人民”。

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隊侵略林縣南部地區后，在撤出該地區之同時，由防疫給水班在三、四個村莊散布霍亂菌，因此後來我接到‘在林縣內有100名以上的中國人民患霍亂病，死亡人數也很多’的報告”。之後，又在長路縣某村“將該村約300戶的房屋燒毀，並將該村的660名中國農民以極野蠻的辦法虐殺了，即槍殺、刺殺、燒殺等極慘暴的方法” 。“另外，在此侵略中，我的部下又共殺害了30名俘虜”。

“我為了試驗以空氣注射殺人的方法，於1945年春在懷慶的師團野戰病院命令“進行試驗，即給予當時住院的1名中國偽縣警備隊員極高的代價進行了試驗”。

1945年春，在懷慶一村莊“將該村莊的農民殺害了約500人，將全村600戶房屋燒掉了”。

1945年春前後，將焦作“附近村莊燒毀了約400戶房屋，慘殺約100名中國農民”。

1945年，在“蟠居地區命令設立所謂慰安所，並引誘約60名的中國婦女和朝鮮婦女任慰安婦”。

1945年7月，中旬“在醴泉進行了侵略，慘殺了約40名中國人民”。

“在侵略中國期間”，“只我個人的記憶即殺害了5470名中國人民，燒毀和破壞中國人民的房屋18229戶，其實際數字很(可)能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