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順戰犯管理所

撫順戰犯管理所（Warcriminals'controlhouseofFushun），成立於1950年6月，是世界上保存比較完整的唯一一所羈押與改造、審判戰爭罪犯的監獄遺址。共接收、關押、教育、改造了日本戰犯982人，偽滿洲國戰犯71人，其中包括清朝末代皇帝溥儀。

1986年，根據國內外友好人士和社會團體的請求，經國家公安部、外交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報請國務院批准，撫順戰犯管理所正式對外開放，2005年11月，被列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6年5月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從正式對外開放至今，共接待36個國家和地區觀眾400餘萬人，其中日本遊客3萬左右。近300名日本戰犯曾重訪過被他們稱為“再生之地”的這間管理所，眾多日本戰犯歸國后成了中日友好人士，這一點尤其被世人認為是奇迹。

據了解，此次修繕前，由於該所建築年代久遠，基礎設施陳舊，部分主體建築出現裂縫、傾斜甚至倒塌等現象。2008年4月起，遼寧省委、省政府投資3030萬元人民幣進行全面修繕。

重新開放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恢復建設了部分當初的建築和大禮堂，新建2000平方米現代化陳列館；增加了《改造日本戰犯陳列館》和《改造末代皇帝專題展》等展館，展覽面積擴大4倍，基本使其恢復了原貌。

在新落成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新陳列館內，2000平方米的現代化展廳內，展示800餘張圖片、500多樣實物，特別是有關末代皇帝溥儀的80餘件實物展品還是第一次向世人展示。

近100位日本友人，各有關單位負責人，大約300餘人參加了慶典儀式。下午，在戰犯管理所前的謝罪碑廣場上，前日本戰犯坂倉清、高橋哲郎及日方代表80多人敬獻了花籃，表達對當年侵略行為的悔恨。

撫順戰犯管理所，位於遼寧省東部撫順市內渾河北岸，高爾山下，佔地面積二萬餘平方米，建築面積六千六百餘平方米。該所建於1936年，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侵華戰爭中，為了鎮壓中國的抗日誌士和愛國同胞修建的一所監獄，當時稱為“撫順監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后，被國民黨佔據，曾改作“遼寧第四監獄”。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撫順解放后，東北人民政府在此設立“遼東省第三監獄”。一九五0年六月國家司法部根據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將遼寧省第三監獄改為撫順戰犯管理所。

一九五0年七月，中國政府依據《波茨坦公告》、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遠東軍事法庭有關處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罪犯之規定，根據中蘇有關協定的條款，開始正式接收由蘇聯政府移交給我國的在侵華戰爭中被蘇軍俘獲的犯有破壞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的日本戰犯共計982人，偽滿洲國戰犯71人。之後，又陸續收押了在國內解放戰爭中被人民解放軍俘獲的犯有戰爭罪的蔣介石集團戰犯354人。對待上述戰犯，撫順戰犯管理所全體工作人員，認真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為改造戰犯所確定的一系列政策，給予戰犯人道主義待遇，終於使昔日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在我國特別軍事法庭的正義審判面前低頭認罪。把偽滿洲國戰犯和蔣介石集團戰犯改造成為熱愛祖國，熱愛和平的人。一九五六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三月間，在該所關押的日本戰犯分期分批被全部釋放回國。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五年三月間，被關押的偽滿洲國戰犯和國民黨戰犯也被分期分批全部釋放。對於該所在改造戰犯工作中所做出的突出成績，周恩來總理曾給予高度評價，並稱讚道：“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很有成績，改造日本戰犯尤為顯著；我們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這是世界上的奇迹。”一九八六年五月，該所經公安部、外交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報請國務院批准，同意將其作為改造戰爭罪犯的舊址，正式對國內外開放。

1999年，撫順市人民政府撥款800萬元，再次對該所進行更徹底全面的修繕。該所經過兩次較大規模的維修，已經建成具有綜合陳列館、改造末代皇帝陳列館、日本“中歸聯”活動陳列館，以及10餘個參觀景點和服務設施比較配套的對外接待旅遊參觀的世界知名觀光勝地。同時也是對外進行和平教育，對內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

經過為期兩年多的全面修繕，建成新館，並於2010年6月20日起重新對外開放。隨著改造日本戰犯陳列館和改造末代皇帝專題展等展館的陸續籌建完成，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成為當今世界上唯一一處保存較為完整的羈押和成功改造戰爭罪犯的場所，也成為一座反映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最終勝利的歷史豐碑。

現名叫——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2005年被中宣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示範基地，國家三A旅遊景點，

藤田茂（ふじたしげる，1889年-1980年）日本陸軍中將，騎兵旅團長，1945年任59師團長。“中國歸還者聯絡會”首任會長。1956年6月經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判徒刑18年。聽到判決，他痛哭流涕地說：“若論我的罪，判幾個死刑，也不能贖罪於萬一”。在獄中接受了良好的改造。1963年2月，被提前釋放回日本。回國以後，被選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會長，積極開展日中友好、反戰和平運動。1965年、1972年兩次率領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代表團訪華時，都受到了周恩來總理接見。1980年因病去世。

鈴木啟久，男，1890年出生於日本福島縣。1911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3期），入伍后在日本會津步兵第65聯隊歷任中隊長、大隊長、聯隊副官。1938年來華，在東北任日本關東軍第2獨立守備隊步兵第12大隊大佐大隊長。1940年到華中任步兵第15師第67聯隊大佐聯隊長。1941年晉陞為少將，到華北任步兵第27師第27步兵團少將團長兼唐山地區防衛司令官。1944年在河南新鄉任新編獨立步兵第14旅少將旅長。擔負黃河以北的京漢線守備，同年7月旅團擴充任日軍第117師師長（丙種師），1945年晉陞為日軍中將。1945年4月原本預定參加老河口作戰，後轉隸關東軍44軍，1945年8月，在東北吉林省公主嶺被蘇軍俘虜，關押在西伯利亞。1950年7月被引渡給中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6月經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被判有期徒刑20年。

佐佐木到一（1886~1955），日本陸軍中將，南京大屠殺的主犯之一。1937年被編入華中派遣軍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三十旅團任旅團長，參與了侵佔上海的作戰和率部進行了南京大屠殺，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兩個進行“百人斬”的惡魔便是此人手下。他指揮所屬部隊一次就屠殺中國軍民3000多人。戰後被蘇軍逮捕，移交給中國法庭，處以有期徒刑期間病死獄中。

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清朝末代皇帝，字曜之，號浩然。也稱清廢帝或宣統帝，載灃和蘇完瓜爾佳·幼蘭之子，1909—1912年擔任清朝皇帝，1934年溥儀在新京（今長春）南郊杏花村舉行登基典禮，從此擔任偽滿洲國皇帝至1945年，1945年日本戰敗后被囚禁在蘇聯，1950年被移交至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思想教育與勞動改造，1959年獲得特赦，1967年因患尿毒症逝世，享年61歲。

在撫順市東北部的高爾山下，有一座聞名中外的場所——撫順戰犯管理所。這座佔地6600平方米的灰色建築群，原是日本帝國主義於1934年用近兩年的時間修建的殺人魔窟——撫順典獄，專門用於關押我愛國同胞以及朝鮮、蒙古、蘇聯等國的反戰和平人士。未曾料到，歷史竟給這幫戰爭狂人開了個無情的玩笑，1950年7月19日，從全國各地及蘇聯引渡來的侵華日軍982名戰爭罪犯，被押解到撫順，監管在這座已更名為戰犯管理所的深宅大院。

在這982名戰犯中，日本軍隊系統的有司令官2名，師團長5名，旅團長14名，聯隊長8名，還有參謀長、大隊長、中隊長、分隊長以下所謂“武士”600餘名；有行政系統的總務長官、次長、參議、憲兵、特務等。其中有到處建立無人區的日軍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製造多次血惺慘案的日軍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參與殺害趙一曼烈士的偽滿警務指揮官大野泰治，謀殺趙尚志將軍的偽滿警察署長田井久二郎，參與指揮南京大屠殺的旅團長後任日軍149師團中將師團長的佐佐木到一……戰犯們一個個惶恐不安的走進門上釘有號碼的監舍，他們自認為這是走進地獄的開始，末日就將來臨，誰也不曾想到這正是他們從鬼變成人的新起點。

遵照周恩來總理關於對這批戰爭罪犯“要做到一個不跑，將來也可以考慮一個不殺”的指示，東北人民政府派出強有力的領導力量，負責這座監獄的管理和改造。國家在經費十分緊缺的情況下，拿出366萬元，新建了俱樂部、體育場、圖書館和露天舞台。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戰犯們在較好的環境中安心學習、自我反思，徹底認罪，重新做人。管理所突出“改造人、造化人”的政策，實行彰顯人道主義的“三個保障”：一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罵；二是保障生活條件，物資供給相當於中等市民生活水平；三是保障身體健康，救死扶傷，治病救人。

周恩來總理還親筆點定戰犯吃細糧，每日三餐，區別將官、校官(佐)、尉官以下三個部分，分小、中、大三個灶別。戰犯們每日三餐細糧，而當時所有管教人員還執行社會糧食供給標準，端起飯碗能見到的總是黑窩頭。1952年10月，因朝鮮戰爭，管理所臨時北遷哈爾濱。有一天監獄隔壁的豬毛廠突然失火，火舌躥過大牆，烤得戰犯監舍的玻璃啪啪作響，戰犯們六神無主。管教員們飛快的打開各個監舍的門鎖，穩住驚魂未定的戰犯，迅速將他們疏散到安全區，又一次次冒著烈焰，衝進監舍，搶出戰犯們的衣物被褥。當餘悸平穩之後，戰犯們發現自己無一人受傷，衣物無一件丟失，而管理人員的生活物品全部化為灰燼。

“當我們受到疾病與死亡威脅時，管教們待之如親人”，這是戰犯嘴邊常說的一句話。管理所醫務室，醫療器械設備、醫生隊伍、病床、藥品等均超過那個年代的中等級醫院。每年春季，管理所都要請大醫院的專科醫生給戰犯體檢，按季節進行流腦、傷寒、痢疾、霍亂等疾病的預防注射。據資料記載：戰犯患肺結核的123名，至1953年全部治癒。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席簽署公布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隨即，中央人民政府派出700名幹部組成的東北工作團，對戰犯偵訊的同時，組織大批外調人員，在凡被日寇侵佔過的地方，向被害倖存者取證，搜集到26700餘件控訴書、鑒定書，8000餘份日本人殘留在各地的檔案資料。

1956年6月9日至19日，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對藤田茂、鈴木啟久等8名將校級戰犯進行公開審判，7月1日至20日對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擔任偽滿高級職務的戰犯進行了公開審訊。一些外國記者參加了審判的旁聽。法庭上出現的是國際審判史上罕見的情景：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要求赦免；相反的卻是痛哭流涕，請求法庭對自己嚴懲，並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譴責和揭露。按照二戰後國際上懲治戰犯規定的量刑標準，撫順戰犯管理所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戰犯應判極刑。然而，中央人民政府實行寬大政策，最終只決定對45名戰犯予以判刑。

1956年5月21日，法庭宣讀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書，對335名(含太原組40名)日本戰犯“免於起訴，立即釋放”。1956年7月20日，軍事法庭公開宣判：武部六藏和齋藤美夫判刑20年，古海忠之、三宅秀也、中井久二等5人判刑18年，其餘判刑5年至12年不等。法庭還宣布：刑期從被判之日起計算，判決前關押的時間一日抵刑期一日。藤田茂在《回憶軍事審判》一書中寫道：“我感到非常意外，只判我十八年徒刑，而且關押的歲月也算到服刑。已經過去十一年，再過七年，就要放我回日本，這是多麼奇幻的夢語啊……”

“管理所是我們的再生學校，管教員是我們的再生恩師，中國共產黨是我們的再生父母，回國后要向日本青年講述侵華戰爭史，教育日本青年為維護和平而鬥爭……”這是所有獲釋人員離別前的共同聲音。1956年6月21日第一批被釋者335名，7月18日第二批被釋者328名，8月21日第三批被釋者354名，均由天津乘日本“興安丸”號輪船接運回國。在第二批釋放者告別會上，他們的代表聲淚俱下地宣讀一篇《感謝文》：“……只有中國人民，才是我們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們要把從各位那裡得到的兩件寶物——新的生命和真理，在後半生中為人民、為社會和平而奮鬥。”

“再生學校，再生恩師，再生父母”，是絕大多數被釋者的心聲。他們在寫懺悔書時如是說，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釋放回國後面對強暴與生命威脅時也如是說。當他們步出撫順戰犯管理所門檻的那一刻，人們從他們自責與悔恨的面容上，清晰地讀出兩個字——“不忘”。

日本戰犯們從獲釋歸國之日起，就開始了與那些歷史“健忘者”們作鬥爭。當年就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遵循“反對侵略戰爭，貢獻於和平與中日友好”的宗旨，30多年來，他們衝破日本右翼勢力的種種阻礙，以其親身經歷，舉辦座談會、展覽會、街頭宣傳，對日本侵華戰爭展開無情的揭露和批判。

1975年4月，86歲的藤田茂率“中歸聯”代表團一行16人第三次訪華，瞻仰撫順平頂山“白骨館”。1988年10月22日，“中歸聯”捐款建造了一座6.37米高的由大理石和花崗岩構成的“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落成於撫順戰犯管理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已成為處理中日兩國關係的一句常用語。“不忘”，是對民族記憶的擦拭，是對歷史進程的回望，是對世界和平前景的希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正確對待日本侵華戰爭千百萬生命書寫的歷史，才能避免重演千百萬人再去流血的歷史。

地址：遼寧省撫順市順城區

從撫順火車站（南站）乘9路公交車可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