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勢力

源於“尊皇攘夷”運動

日本右翼源於清末明初的“尊皇攘夷”運動。筑前福岡的“玄洋社”是日本右翼的最大源頭組織，為日本右翼團體鼻祖。戰前右翼的組織構成大體可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國粹派的“封建式日本主義團體”，另一部分是革新派的“近代國家社會主義團體”。有代表性的國粹派右翼組織有：玄洋社、黑龍會、大日本國粹會、大日本生產黨等。有代表性的革新派右翼組織有：老壯會、猶存社、經綸學盟等。

推行“歐化主義”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亞洲，日本為擺脫變成西方殖民地的危機而實行維新、推行“歐化主義”。

盲目“入歐”所帶來的價值觀的崩潰以及嚴重的社會問題是促使右翼組織及其右翼思潮產生的歷史前提與社會基礎。當時右翼組織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對這股“脫亞入歐”的風潮有一定抑制作用。作為日本社會的“底流”，日本右翼組織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張揚一個世紀以來從未停止過。

一戰後勢力的發展

據統計，1927年至1937年期間，日本右翼組織總共有634個，參加右翼組織的人數達12.2萬。

20世紀30年代，日本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都非常嚴峻，右翼組織開始走向極端，從組織到思想均被體制化，右翼的道統不復存在。日本戰敗后，右翼組織受到徹底的摧毀。戰後初期其活動有所收斂，但進入50年代后，隨著美蘇冷戰體制的形成，其組織得以復活並具有極強的反蘇、反共、親美特徵。

20世紀上半葉，日本右翼與日本軍部相勾結，從策動“日韓合邦”殖民統治朝鮮，到支持“滿蒙獨立運動”，全面進攻中國，到處都留下了右翼的痕迹。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對日本實施軍事佔領的美國強行解散日本國內所有右翼組織，嚴禁日本右翼骨幹擔任公職，右翼一度被迫偃旗息鼓。然而，冷戰開始后，美國的對日政策由“抑制”改為“扶植”，宣布停止解散右翼組織，並解除對右翼分子“剝奪公權的處分”。日本右翼勢力由此死灰復燃。

50～60年代，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勢力為了利用右翼組織中的暴力團體來對付左翼而與右翼相瓜葛。復活后的右翼為了制定“自主憲法”採取了反蘇、反共、重新武裝的政治主張，並開始支持保守政權的親美路線，一改右翼反美、反體制的傳統方針路線。

1972年3月，原生學聯書記鈴木邦男在東京組建了“一水會”，新右翼正式登上戰後日本政治的舞台。他們提出了“打倒YP體制”（Y指雅爾塔協定、P指波茨坦公告）的激進主張，倡導反美、反蘇、“回歸日本民族”、“反體制、國家革新”等思想，並與戰後初期的右翼組織劃清了界限。

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的自立與迅速發展是新右翼產生的社會經濟基礎。就“反體制”一點而言，新右翼繼承了戰前傳統右翼的“道統”。但就右翼組織整體而言，其內部對於理念模式及行為準則並無共識。右翼組織誠意塾把現代日本右翼思想概括為：皇道主義、民族主義、和平主義。他們認為，就右翼思想的基本概念而言，新、舊右翼之間的想法是相通的，只是國際認識有所不同。例如，戰前右翼的關注點在亞洲，而戰後右翼的關注點則面向全世界。

戰後日本右翼運動大體分四個時期：50年代是恢復階段，60至70年代初是猖狂活動階段，70至80年代末是發展、鞏固和充實力量的階段。90年代至今是瘋狂否定侵略歷史的叫囂階段。從其組織和成員來看，規模較戰前大，成員複雜，從民間到政客都有人參加；從活動的方式和性質來看，戰後的日本右翼與戰前右翼非常相似，進行恐怖活動，策劃軍事政變，鎮壓進步力量，扼殺言論自由，極力否認侵華歷史，堅持皇國史觀，鼓吹民族主義。

現狀

截至2000年，日本右翼團體總數約為900個，總人數約10萬人，已接近二戰前右翼勢力發展的頂峰時期。另外，截止2012年日本右翼勢力還包括很多由暴力團體轉化而來的“行動右翼”，其中由日本國家公安委員會認定的暴力團體就有24個。日本“右翼理論家”荒原補水還宣稱，若包括不公開的“西裝右翼分子”（指具有右翼思想但沒有參加右翼組織的人），日本右翼分子共有約350萬人。

美國包庇戰犯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

日本與德國同是發起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國家，戰後德國歷屆政府都對當年希特勒的罪行表示懺悔，並且堅決禁止、取締新法西斯主義活動。德國政府這種明確立場，使其與當年被侵略的國家得以盡釋前嫌，和平相處。而日本則相反，投降后的日本由美國實行單獨佔領，而不是像德國那樣由蘇、美、英、法四大盟國分區實行軍事佔領，盟國管制委員會行使德政府職能，納粹制度徹底被剷除。對日本敗降的處置，主要是由美國政府控制下完成的，實際上是在麥克阿瑟一手壟斷下進行的。“冷戰”開始后，美國在對日本的佔領和管制過程中，採取兩面政策，在打擊限制的同時，又部分保護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為有朝一日日本為美國的附庸工具埋下了“伏筆”。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可以說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罪行的最輕微的部分清算，既不完全，又不徹底。1948年12月23日，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日本戰犯執行絞刑，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等16名被告，包括天皇的顧問木戶幸一被判無期徒刑。被盟國起訴的日本各類戰犯約5700餘人，被判刑者約4300人，其中920人被處死刑。在獄中的絕大多數日本戰犯先後被麥克阿瑟赦免釋放了。

1948年12月24日，即對7名甲級戰犯執行絞刑的次日，麥克阿瑟總部宣布，釋放仍在巢鴨監獄中的岸信介等19名甲級戰犯嫌疑犯。1949年1月26日，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釋放了以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岡村寧次為首的260多名在押戰犯，並將他們送回日本。1949年10月19日，又宣布對乙、丙級戰犯結束審判，不再逮捕、搜查戰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悍然頒布“第五號指令”，規定所有根據判決書仍在日本服刑的戰犯都可以刑滿前按所謂“宣誓釋放制度”予以釋放，這實際上完全破壞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不予起訴。

1950年11月21日，麥克阿瑟又非法釋放判刑已太輕而且刑期未滿的重光葵，他不久就當上了外務大臣和副首相，荒木貞夫、田俊六等也被釋放，賀屋興宣甚至重新回到政界。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日本戰犯未服滿刑期都最後得到了赦免。

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國的支持下，吉田茂政府先後為18萬左右的軍國主義分子解除“整肅”，重返政壇，竊據要職。這些人不僅自己堅持軍國主義思想，而且還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岸信介等一大批日本戰犯的赦免，並重新走上政壇，為重演過去的歷史埋下了禍根。

受“冷戰”政策的卵翼和呵護

50多年中一直沒有反省和清理對外侵略的歷史。

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國的對外政策明顯地轉向反蘇、反共、反對中國革命，企圖把日本變成在亞洲的反共前哨陣地。美國政府先後提出：“應保護日本不受共產主義的威脅”；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防衛線是“阿留申日本—沖繩—菲律賓一線”，這樣可以“阻擊共產主義不越出中國境外”。

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急需利用日本的軍事、經濟和技術，為朝鮮戰爭服務，故違反波茨坦會議關於對日講和應首先由美蘇中英四大國受降簽字國外長討論一致的原則，擅自採取與遠東委員會各成員國分別進行單獨討論對日媾和的手段，拒蘇聯和中國提出的實行全面對日和約的建議，與日本吉田茂政府於1951年9月8日在舊金山簽訂了《舊金山對日和約》與《日美安全條約》，結果致使《舊金山對日和約》成了把蘇聯、中國等排除在外，只有美英等國簽字的片面媾和條約。

第一，條約沒有使日本結束和蘇聯、中國的戰爭狀態，沒有恢復和平，只是使日本決定性地從屬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體系。

第二，條約允許美國以託管的名義半永久性地對沖繩實行軍事佔領，允許美國以保衛日本安全為名，繼續對日本本土實行永久性軍事佔領。第三，沒有解決戰爭賠償、領土等通常簽字和約必須解決的問題。

1951年9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對日和約，他指出，《舊金山對日和約》“不僅不是全面和約，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約，這只是一個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敵視中蘇、威脅亞洲，準備新的侵略戰爭的條約。”“美國政府包辦製造的單獨對日媾和，決不是什麼恢復日本主權獨立和改變日本被佔領地位的條約，恰恰相反，它是徹底變日本為美國軍事基地和附屬國家的備戰條約和奴役條約”。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以及其他許多亞洲國家的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的條約。（《新華日報》，1951年10月號，第1233頁。）

亞洲反共軍事同盟的基礎

《舊金山對日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奠定了美國建立亞洲反共軍事同盟的基礎。此後，美國拋棄了在日本實行的非軍事化、民主化政策，轉而採取扶植日本右傾保守黨政權，變日本為反共的東方前哨陣地和美國“遠東兵工廠”的政策。可以說，“冷戰”為日本不認真清算過去的侵略戰爭罪行，為日本右翼勢力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條件。

在政治上，美國將投降后的日本政府原封不動地搬過來，變為美國佔領軍的政策執行機構，軍國主義的政治體制機構完好無損地得以保留。這是右翼勢力復活的組織基礎。在經濟上，在美國的保護和扶植下，日本大批被當作解散拆除或提交賠償對象的軍需工廠又重新恢復生產，為美軍侵朝戰爭的需要而大量生產槍炮子彈和軍需物資。日本成了美軍侵朝戰爭的後方兵站基地和補給基地。而日本每年則能從“朝鮮特需”中獲得七八億美元的收入。

在軍事上，隨著美國佔領政策的轉變和重新武裝日本的意圖逐步明朗化，殘存的軍國主義勢力變換手法得以保存和發展。

第一，擴大警察規模，用現役軍官充當警察，到1950年7月，日本建立了以現役軍人為基礎的7.5萬餘人的警察預備隊，相當於新編4個師團的陸軍，其中參加過侵略戰爭的舊軍人3.9萬餘人，占其總人數52%以上。

第二，成立海上保安廳，成建制地保留下來了一支舊海軍。此後，又擴編成一支1.8萬餘人的小型海軍，並成了後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前身。

第三，殘餘軍國主義團體組織發展壯大，到1952年，以原將軍級和上校級舊軍人為主的右翼團體有60個，他們大多是極右翼派，不斷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翻案，主張重整軍備，叫嚷要復活天皇制。

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出於“冷戰”政策的需要，美國顛倒是非，在《舊金山對日和約》中間接否認日本1941年12月7日以前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結果，這個本來有益於使日本人民仇恨法西斯侵略的事沒有做。同時，日本右翼勢力從50年代起就利用輿論工具公開掩飾、否認和美化日本對外侵略的罪行，使日本多數青少年只知道本國遭受過原子彈的轟炸，而對日本當年對中國和亞洲人民所帶來的災難，卻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思想教育的誤導使日本殘餘的軍國主義思潮得以繼續擴大。此外，加之大批主張徹底剷除軍國主義的進步人士橫遭迫害，在戰爭問題上，日本社會被搞得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毫無正義可言，結果使日本國民沒有像德國國民那樣有一種負罪感。

日本右翼勢力法西斯標誌

一、從政治思想上看，日本右翼勢力鼓吹“皇國史觀”、“種族優秀論”，鼓吹復活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希望恢復歷史上專制暴虐、侵略鄰國的時代，奉行弱肉強食的強權主義，主張通過侵略、征服來確立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本右翼勢力反對現行和平憲法，要求修改《自衛隊法》，大力發展其軍事力量，以軍事大國的實力參與國際事務。

二、從與政界的關係來看，日本右翼勢力與日本政界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1996年以來的日本歷屆首相，無一不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小泉純一郎也不例外，他是右翼勢力的代言人，在任期已五次參拜靖國神社。

三、從對華關係上看，日本右翼勢力否認侵略戰爭，美化侵略歷史，把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說成是“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鼓吹“自由主義史觀”、“大東亞戰爭史觀”，要求改變“自虐的東京審判史觀”。在我國領土釣魚島上樹立燈塔和神社，塗寫反華標語，在大阪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會議。在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刪除了有關二戰期間強征慰安婦的史實。這些都嚴重損害了中日關係的正常發展。

四、街頭右翼分子與學術右翼分子遙相呼應。街頭右翼分子，經常上街遊行示威，呼喊口號，製造噪音，大搞暴力活動，擾亂治安秩序。學術右翼分子，指活躍在文化、教育、思想各界的右翼分子。自80年代以來，一批學術右翼分子紛紛刪改歷史、著書立說，其代表人物有：田中正明、板倉由明、鈴木明和阿羅健一等人，他們相繼拋出了《南京大屠殺虛構論》、《“南京大屠殺”之幻想》、《虛構的南京大屠殺證據》等。這些右翼學術分子往往以文化活動與學術研究為幌子，給街頭右翼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

歷史研究委員會

1993年8月23日成立。是由日本自民黨“報答英靈議員協議會”“遺屬議員協議會”、“大家一起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的基礎上成立的。其成立的背景是1993年8月10日細川護熙當選首相后答記者問時稱，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自民黨的上述三個組織認為細川的講話是錯誤的。自民黨為了逼迫細川承認所說的話是錯誤的，故組織該會，其宗旨是要“確立以公正的史實為基礎的日本人本身的歷史觀是亟待解決的課題”，為否定侵略歷史開展一系列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活動。該委員會的委員長是前防衛廳長官、眾議員山中貞則，事務局長是板垣正（被處決的甲級戰犯板垣征四郎的次子）。總顧問是日本遺族會的會長橋本龍太郎，顧問中包括橋本龍太郎、櫻內義雄、藤尾正行、奧野誠亮等，組成人員有自民黨105位議員，其中眾議員76名，參議員29名。

該會從1993年10月至1995年2月，共組織20次報告會，專門請一些所謂的著名學者做報告，歪曲歷史，成為日本美化侵略戰爭的一支“核心隊伍”，如自稱是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秘書的田中正明、右翼學者小崛桂一郎、江藤淳、中村粲等。每次出席的議員平均為56名，20次會議的出席人數達1116人次。可謂給日本國會中的自民黨議員補了歷史發展狀況課。但這種歷史課究竟是什麼呢"即如何總結大東亞戰爭。該委員會將日本一些右翼學者的講演彙編成書，取名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並於1995年8月10日出版發行。

其主要反動觀點是：一、大東亞戰爭是“解放戰爭”、“自衛戰爭”。二、侵華戰爭是日本“維護正當權益”。三、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四、慰安婦“不是強征”，是公娼。五、東京審判是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復仇儀式”。六、日本與德國“不能相提並論”，德國所犯的是違反人道的納粹罪行，而日本所犯的是戰爭罪，戰勝國也會犯這樣的罪行。七、日本“沒有違反國際法”，按照國際法的解釋，戰爭就是紳士之間的決鬥。戰爭期間或戰後的一切國際法都是針對日本的。八、反省、謝罪是“思想犯罪”。

“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

1994年12月成立，由自民黨組織，奧野誠亮任會長，並邀請板垣正兼任該聯盟的事務局長。該聯盟公開宣稱：“不能忘記期待日本出於自衛與亞洲和平而獻出寶貴生命的200萬戰死者”，“決不允許通過將使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給後代留下禍根的國會決議。“這一聯盟中有自民黨議員212人，占該黨議員的70%。

“正確傳授歷史國會議員聯盟”

由新進黨部分議員成立，右翼政客永野修身也廁身其中。該組織聲稱，反對通過“不戰決議”，否則，那將“給先人們的努力和名譽抹黑，使我們永遠被扣上了殘暴無道民族的帽子。”

“終戰50周年國民委員會”

是日本的極右翼組織，與上述兩個議員聯盟相互勾結。1995年8月15日召開第九次戰歿者追悼中央國民集會，並發表名為《終戰50周年，把真誠感謝獻給英靈，要繼續陳述大東亞戰爭的真相》的聲明。其行動方針是：對日本天皇對日本的戰爭死亡者的慰藉表示忠心的擁護和感謝，並強烈反對國會通過《不戰決議》，要與虛構的罪惡的歷史觀訣別，並按照自己的歷史觀把大東亞戰爭的真相傳給下一代，發誓要完全擺脫戰後一直束縛日本人精神的東京審判史觀。

保衛日本國民會議

右翼勢力於1981年成立了“保衛日本國民會議”。議長是加瀨俊一，運營委員長是黛敏郎。該右翼組織的最終目的是修改憲法，擁有軍隊、向海外派兵、實施集體自衛權。該組織的活動手法是“發動群眾”、訴諸輿論，即開展“草根”保守運動。他們企圖通過控制國民投票來影響國會三分之二的議員，最終達到在國會通過改憲議案的目的。右翼勢力的努力對日本政局的影響是明顯的。

1981年10月，有280名議員參加的“自主憲法期成同盟”（會長岸信介）發表了“第一次憲法修正案”，鼓吹部分修改日本憲法。1982年5月“保衛日本國民會議”又召開研討會，在公開場合挑起關於改憲的大論戰。同年11月，“改憲論”者中曾根康弘登上總理寶座。

1983年1月，在自民黨的代表大會上首次通過“改憲決議”。1985年11月，自民黨拋出了修改憲法的“新政策綱領”。提出“我黨歷來將自主憲法的制定即自主地修改憲法作為立黨之本。今後將繼續堅持和平主義、民主主義以及尊重基本人權的原則，隨著時代的變遷推進對現行憲法的修改及探討”的主張。

進入90年代後日本改憲的步伐加快，首先是在1992年6月通過了“PKO法案”，實現了向海外派兵的願望；“9·11”之後又通過了“恐怖3法案”，在“集體自衛權”上向前跨越一步；小泉內閣及其新保守主義者們積極推動在國會上通過“有事法案”，爭取使日本獲得戰爭權力。右翼勢力追求的目標——改憲、擁有正規軍、享有集體自衛權等在自民黨政權下正逐步實現。民族主義者石原慎太郎就稱日本憲法為“麥克阿瑟憲法”。

軍界也有人認為，日本如果沒有進攻能力就無法保護自己的國家。右翼勢力與民族主義者強烈地影響著日本政局的走向。5月3日是日本的“憲法紀念日”。“改憲派”在東京召開大會，發表了一個“新憲法草案”。該草案有兩個基本點：一點是明確認定天皇是日本的國家元首。另一點是“保有國防軍”。而以共產黨和社民黨為首的“護憲派”決意要使“有事法案”成為廢案，他們認為“有事法”就是“戰爭法”。當天，中曾根康弘與宮澤喜一兩位前首相接受電視訪談時都表示，在現行憲法的框架內容忍行使部分“集體自衛權”。其理由是美國為“保護日本的安全”而作戰時，日本理所當然地應該“幫忙”。

日本會議

成立於1997年5月，並在全國各縣建立了支部，是具有法西斯色彩的右翼組織，會長為冢本幸一。該組織聲稱：“要繼承歷史悠久的傳統與文化，發揚光大健康的國民精神。要保持國家的光榮與獨立自主，建設國民富足秩序井然的社會。要為實現人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尊重相互文化、共生共榮的世界做出貢獻。尊重作為全體國民中心的皇室，培養國民同胞感。推進建立適合國情的新憲法。在教育中恢復日本的傳統情操，培養青少年對祖國的自豪感。“

用日本媒體的話說，設立於1997年的“日本會議”是日本最大的右翼組織，並與“神道政治聯盟”等其他一些主要右翼團體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對當前日本政治右傾化起著“孵化器”和“吹風機”的作用。

“日本會議”對日本政壇的影響力有多大？最新的數據顯示，由支持“日本會議”的國會議員組成的“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現有大約250名國會議員加入，約佔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總數的35%。在地方上則有“日本會議地方議會聯盟”，日本47個都道府縣議會中，該“聯盟”成員議席超過四成的就有15個縣。

“日本會議”的政治主張基本網羅了當前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的主要“奮鬥目標”，比如修改憲法、反對“自虐”歷史教育、推動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天皇“元首化”、守衛日本“領土領海”、反對賦予在日外國居民參政權，反對夫婦自由選擇姓氏，等等。

《紐約時報》曾對此評論指出，“中國和韓國如今的崛起撼動了日本在亞洲經濟，外交和文化的領導地位，這激起了日本國內新一輪的仇外情緒。”的確，一系列右翼傾向的作品實際上反映了日本對於鄰國崛起的不安和對歐美髮達國家的自卑感。動漫產業作為日本的驕傲也被右翼所利用，企圖通過通俗易懂的手法達到更大的影響力，煽動更多青年漫畫迷加入他們的陣營。

我們今天所說的極右翼勢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並不是什麼新鮮角色，隨著法西斯政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崩潰，它就一直存在了。只不過在不同歷史階段它顯示出不同特徵，它的聲勢時高時低罷了。儘管極右翼勢力多年來還無礙世界大局，並未構成對世界和平的直接威脅，但隨著國際經濟政治局勢發生巨大變化，特別是冷戰結束帶來的影響，極右翼勢力有了新的發展，它對地區穩定和和平、對國家間關係的直接或間接破壞，以及由它產生的種種問題，不能不使人保持警覺和感到憂慮。

極右翼與法西斯在歐洲，極右翼勢力已經遍及各地，絕大多數國家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極右翼組織。其中，尤以德國、奧地利、義大利為典型。說它們是典型，當然首先是因為這三個國家的極右翼勢力與法西斯有著極深厚的歷史淵源，德國、奧地利、義大利是法西斯的滋生地。在亞洲，極右翼勢力主要集中在日本。因為與德國（奧）、義大利一樣，日本同樣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是東方法西斯的滋生地。

歷史上的極右翼勢力，主要是指與傳統概念上的左翼右翼相區別的一種政治思潮、政治範疇，自有政治派別劃分以來，它就存在了。法西斯不一樣，它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極右翼勢力泛濫的基礎上，經第一次世界大戰，集極端民族主義、民族復仇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於一身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反動歷史現象。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意、日法西斯政權垮台，法西斯一詞也就演化成了表述法西斯反動、反民主、兇殘、侵略本性的代名詞。因此，嚴格地講，極右翼的概念，在內涵上要比法西斯廣義得多，而法西斯是極右翼勢力中的典型表現。這就是當前談到極右翼勢力的時候，往往把"新法西斯"、"新納粹"之類突出出來的原因。

既然法西斯是在極右翼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就要清醒地看到極右翼勢力與法西斯之間本質上的內在聯繫，更要警惕有人利用各種借口否認或掩飾這種內在聯繫，蓄意為新法西斯鋪設溫床。

為防止發生日本右翼人士登陸獨島（日本稱竹島）等突發情況，韓國警方提高了警戒態勢。

韓國警察廳長金基用說，韓日關係圍繞獨島問題日趨緊張，因此已下令加強對獨島的警戒態勢。負責獨島警戒的警察將原來每周進行一次的阻止登陸訓練增加為每天一次，並增加部署了雷達監視警員。

若發生日本人登陸獨島等緊急情況，駐郁陵島的韓國警備隊將會提供支援，必要時還將投入大邱地方警察廳所屬特戰隊的警力。據悉，若日本右翼組織所屬成員登陸獨島，韓國將根據本國“出入境管理法”將其交由海警處理。

當地時間2012年8月19日上午7點39分，前往沖繩縣石垣市為太平洋戰爭末期避難船遇難事件舉行祭拜活動的日本人一行，於登上了釣魚島。在石垣市舉行的祭拜活動中，共有日本國會議員、地方議員、遇難者家屬等約50人到場參加。約12名日本右翼團體成員從停泊在釣魚島附近海域的船上游泳到島上。

2012年8月21日，日本右翼分子非法登上中國釣魚島引發的“怒火”繼續在香港燃燒。21日，香港市民在緊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的環球大廈高喊“打倒日本軍國主義”、“捍衛中國釣魚島”，簽名抗議日本右翼分子登島。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購買”釣魚島及其附屬的南小島和北小島，實施所謂“國有化”。日本政府的這一行徑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侵犯，遭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堅決反對和強烈抗議。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接連發表評論譴責日本政府的“購島”鬧劇，警告日本政府“不要玩火”，中國政府和人民有決心、有能力維護國家領土主權。

2012年9月11日，人民日報刊發高規格國際評論——“國紀平”署名文章《中國釣魚島豈容他人肆意“買賣”》，人民日報海外版上，日本問題專家高洪撰文《無視歷史事實必有現實後果》，新華社刊發“國際觀察”《日本“購島”鬧劇註定徒勞無功》，中國政府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劃定並公布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點基線，對釣魚島主權再度鄭重宣示。

針對日方公然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徑，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2012年9月11日發表聲明，表示強烈憤慨和嚴厲譴責。中國海監船也已於當日抵達釣魚島外圍海域，將視情況開展維權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