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屋檐下

劇本描寫了被捕入獄8年的匡複被釋放了。他到好友林志成家來探詢自己妻子彩玉和女兒葆真的下落，卻得知妻子已與志成同居，因為他們早就聽說匡複已死，於是三個人都陷入難以解脫的內心矛盾和痛苦之中。彩玉想和匡複追尋過去的幸福，但林志成負疚欲走時，兩人8年患難與共之情，又突然迸發，難以分手。匡複理解、原諒了他們，在孩子們向上精神的啟發下，克服了自己一時的軟弱與傷感，留言出走。全劇除了這條主要情節線而外，還有幾組人物：失業的大學生，被迫出賣自己的女人，勉強糊口的小學教員，兒子戰死的老報販，這些人都擁擠在一個“屋檐下”，合奏著“小人物”的生活交響曲。

夏衍（1900-1995年），作家、劇作家，他是抗戰前期影響較大的劇作家之一，原名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1915年入浙江甲種工業學校。 1919年，參與創辦並編輯《浙江新潮》，開始走上文學道路。1920年畢業后赴日本留學，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日本左翼運動。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及翻譯工作，譯有高爾基的《母親》等名著。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等職。改編創作《祝福》、《林家鋪子》等電影劇本，著有《寫電影劇本的幾個理論問題》等理論專著。1994年10月，國務院授予“有傑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榮譽稱號。

1937年4、5月間，夏衍開始以現實生活為題材創作了三幕劇《上海屋檐下》。當時正是西安事變之後不久，抗日統一戰線處在醞釀之中，國民黨政府被迫有條件地釋放一批長期關押的共產黨人和其他政治犯。一些革命者經營救陸續出獄，他們中間有些悲歡離合的故事觸動了作者，使他寫出了這部一度名為《重逢》的劇作———《上海屋檐下》。在這個劇本中，作者認真地“用嚴謹的現實主義去寫作”，有意識地在人物性格刻畫和環境描寫等方面下功夫，力圖“從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這個大的時代，讓當時的觀眾聽到些將要到來的時代的腳步聲音”。

夏衍的三幕悲喜劇《上海屋檐下》創作於1937年3、4月間。

由怒吼社1939年在重慶首演。

布景　三幕同一場所。

時間　一九三七年四月，黃梅時節的一日間。劇中人物

林志成——三十六歲。

楊彩玉——其妻，三十二歲。

匡　復——彩玉的前夫，三十四歲。葆　珍——其女，十二歲。

黃家楣——亭子間房客，二十八歲。

桂　芬——其妻，二十四歲。

黃　父——五十八歲。

施小寶——前樓房客，二十七八歲。

小天津——她的情夫，三十歲左右。

趙振宇——灶披間房客，四十八歲。

其　妻——四十二歲。

阿　香——其女，五歲。

阿　牛——其子，十三歲。

李陵碑——閣樓房客，五十四歲

其　他——換舊貨者，賣菜者，包飯作夥計等。

作品創作於抗日戰爭前夕，通過一群生活在上海弄堂石庫門中的小人物的悲慘遭遇，和他們的喜怒哀樂，揭露了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現實，暗示出雷雨將至的前景，力圖使觀眾“聽到些將要到來的時代的腳步聲”。作者說這是一出悲喜劇。

作品有意識地用陰晴不定，沉悶壓抑的黃梅天氣，影射當時的政治環境，反映了西安事變以後民族危亡之時，小人物在動蕩不安的處境中的苦悶、悲傷和希望。劇情從鬱悶煩躁的黃梅天開始，至傳來“轟轟然的遠雷之聲”結束，其間煩人的雨聲出現30多次，蘊含著“天色黑暗到了一定程度，一定要落雨，雨下到一定程度，一定要天晴”的政治寓意。在情節的開展中，又多次出現燦然陽光的“一亮”、“一閃”，隱約地表達了劇作者理想的光芒。劇中雖然沒有寫政治性的事件，甚至連“國民黨的壓迫”、“日寇的侵略”之類的詞句都沒有出現，但卻於平凡的生活中表現出強烈的時代氣息和鮮明的政治傾向。主人公匡複的入獄，點出了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者的鎮壓。他的出獄歸家，則暗示了形勢的變化。林志成所在的工廠的工人鬧事，從側面展現了大波大浪的時代風雲。老報販李陵碑的獨生兒子的犧牲，使人聯想到“一·二八”戰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小姑娘葆珍反覆教唱的兒歌：“強盜來，打不打？打打打，一個不夠有大家！我們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聯合起來救國家。”更是顯露了全民奮起抗日救亡的時代氣息。

劇本巧妙地截取了上海弄堂房子的一個橫斷面，在一天的時間裡，同時展現了經歷不同、性格各異的五家住戶的命運，生動地刻劃了一群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都市中心的小市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形象。這五家是林志成家、黃家楣家、李陵碑家、施小寶家和趙振宇家。五戶之間，既無血緣聯繫，又無歷史的恩怨，各戶有各戶人物的生活經歷和故事。這些故事，時而齊頭並進，時而交叉進行，在時斷時續中有條不紊地展開著。但它們之間又並非毫無主次。情節基本以林志成一家為主，以匡複、彩玉和志成三人之間複雜的經歷和愛情糾葛貫串全劇，將失業的大學畢業生黃家楣、痛失愛子的孤老頭李陵碑、被迫賣身的施小寶三家的苦難命運交織其間，並以樂天派中學教師趙振宇夫婦的苦中作樂的生活為穿插轉換的交叉點，使豐富多彩、悲喜交集的劇情，在嚴密的布局中，井然有序、波瀾起伏地走向高潮，展現出未來的曙色。全劇宛如一幅自然和諧的真實社會風俗畫，散發著濃厚的生活氣息，顯示了作者現實主義的獨特風格。

正是在如此“梅雨”中，夏衍描寫了“上海屋檐下”一群小人物的苦悶、悲傷和希望。

劇本通過一座弄堂房子里五戶人家的一天經歷，十分真實地表現了抗戰爆發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在這黃梅天一樣晴雨不定、鬱悶陰晦的政治氣候中，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淪落風塵的棄婦施小寶，被流氓逼迫去賣淫，她想掙扎，然而四顧無援，終於跳不出邪惡勢力的魔掌。老報販“李陵碑”孑然一身，他的獨生子在“一·二八”戰事中參軍犧牲，使他孤苦無依，精神錯亂，成天哼著“盼嬌兒，不由人，珠淚雙流……”酗酒解愁。失業的洋行職員黃家楣，正陷於貧病交困中，偏巧這時辛辛苦苦培植他到大學畢業的老父親從鄉下來了。老父親滿以為這個自幼就被看作為“天才”的兒子，早在上海有了“出息”，實際上“天才在亭子間裡面”。兒子兒媳企圖用借債、典當把窘狀隱瞞過去，強顏歡笑，誰知老父親耳聾心不聾，私下發覺了實情，立刻託故回鄉，臨走還把自己最後一點血汗錢，偷偷留給了小孫子。小學教師趙振宇安貧樂命，與世無爭，可他的妻子卻愁窮哭苦，嘮嘮叨叨，為討菜販的一點小便宜竟至連蒙帶唬，關門抵拒。“回身摸袋，故意遲疑，好容易將兩個銅板交給賣菜的，當賣菜的挑起篰正要走的時候，她就很快地從他的篰裡面拿了一支茭白。”作為劇中主線的，是二房東林志成、楊彩玉一家的故事。

林志成是一個工廠中的下級職員，他不僅由於做著亦“牛”亦“狗”的工作而整天擔憂、賭氣，更由於被監禁十年、久無消息的匡複的突然歸來，使他禁不住良心的譴責。匡複是革命者，是林志成的好友，是楊彩玉的丈夫和葆珍的生身之父。匡複在被捕時託付志成照顧其妻女，後來匡複數年音訊杳無，志成與彩玉在患難中相愛同居。匡複意外地出現，志成啞然如遭雷擊，慌然不知所措，只從牙縫裡擠出“你，你，”兩個字，衝到匡複身邊“差不多抱住了他，但是一瞬間后，面色又慘變了”。他想以倒茶找煙來掩飾自己的窘態，卻欲蓋彌彰。匡複探問妻女的下落，他欲說不能；匡複聽說妻女很好而感激他的救助，更使他羞愧難言。而妻子與朋友同居，這對滿懷喜悅來找尋妻女的匡複來說，更不啻當頭一棒。他內心異常混亂，隨即頹然坐下，只茫然地、“學語似地”說： “同———居了！”長期的牢獄生活損害了他身體的健康，而眼前的尷尬局面又給了他意外的苦楚和酸辛。彩玉過去是同情革命的少女，為同匡複結合而脫離家庭，可匡複被捕后，孤苦、貧窮的磨難逼得她退卻了，她在誤以為匡複已經遭難的情況下與林志成結合，變成一個小心翼翼隨順夫權的家庭主婦、生活的奴隸，儘管她的感情還在前夫與後夫之間痛苦地掙扎著，劇本藉助於戲劇衝突所表現的人物這種種生活處境和精神面貌，無一不是與那個社會密切相關的，無一不是那個黃梅天一樣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政治氣候帶來的結果。正是通過人物的不幸命運，劇作對當時的黑暗社會和國民黨反動統治提出了深沉強烈的控訴。

作者對這群人物的未來還是抱著希望和信心的。他把希望寄托在葆珍等“小先生”身上。孩子們高唱《勇敢的小娃娃》歌，朝氣蓬勃，表達了“大家聯合起來救國家”的決心。這歌聲促使匡複重新振作起來，毅然出走。他聲稱，這“決不是消極的逃避”，並鼓勵朋友們“勇敢地活下去”！他終於是一個革命者，用革命的理想克服了個人生活上的傷痛，走上“救國家”的人生大道。———舞台上從遠處轟轟然響起驚雷之聲，預示著令人沉悶的黃梅天即將過去。

這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五戶人家的凡人瑣事，是失落了生之歡樂的小人物的苦痛與掙扎。在日復一日的凡常景象里，夏衍潛心挖掘著人生內在的悲劇與喜劇。困擾林家的是一場別樣的感情糾葛，置身其中的每個人都承受著痛苦和煎熬。匡複出獄時強烈的團聚熱望，被阻隔在妻子他屬的現實面前；當妻子想要回到他的身邊時，他疑慮“殘兵敗卒”的自己能否給她幸福；知道妻子和好友志成的同居不單是“為了生活”，他不忍把痛苦加在別人身上，終於決定丟開私人的恩怨，告別一切，再次投奔革命為更多的受難者奮鬥。林志成的苦痛在於與受自已照顧的好友之妻同居使他始終背負心靈的責難，他沒有一日不覺得愧疚和負罪。匡複出現后，他慌亂、無措，卻也感到解脫；儘管他還留戀著家庭的溫暖和幸福，但更多的良知和自責，使他也選擇了出走的路。屢屢遭遇變故的楊彩玉更是去留兩難。生活的逼迫，命運的無常，使她個性中被激發出來的勇氣退卻了，她漸漸地安於婦職，而匡複的歸來又攪亂她的心，何去何從成為一個繁難的問題。她既眷戀著匡複，渴望破鏡重回，又不忍傷害在困難時給予她救助的林志成，不忍看見他的痛苦和不幸，她的心給這同樣真誠熾烈的感情牽扯著，她的痛苦是這樣的震撼人心。生活鑄成了錯，卻要無辜的人來承擔惡果，在悲涼艱辛的境遇中，為別人著想，為所愛的人著想，這些人性中美好純凈的一面依然存留了下來，也將永世不滅。

除去作為主線的林家，余者各家皆有優煩與不幸。在小人物的生活中，在他們的苦悶、悲傷和希望中，人們窺見到了這個大的時代的迷茫和光亮。

就藝術創作的角度看，《上海屋檐下》的情節凝鍊而明快，交錯而不失序，“用淡墨畫出了這些人物的靈魂。細緻而不落痕迹，渾成而不嫌模糊，真正的感情深沉地隱藏在畫面的背後，不聞呼號而自有一種襲人的力量。”

閱讀時注意劇中梅雨所隱含的深意。“梅雨”既是自然界的天氣，更是當時社會政治的氣候。它沉悶、憂鬱，壓抑得使人喘不過氣來，因而它同時又是人們心情的象徵。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有自己的“中心意象”。夏衍筆下的這副“梅雨意象”，可以說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中心意象”。作家林淡秋曾回憶當時的情形，說那時的文章、日記中出現最多的是這樣的詞句：“生活像一潭污濁的死水，發散著刺鼻的惡臭。需要暴風雨沖洗一下呀！” “天呀，悶死人了！什麼時候才會落雷雨呢？”那個時代，整個中國都在下著“梅雨”，沉悶、灰暗、憂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