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學運
199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相關的事件
“三月學運”,發生於199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前的3月16日至3月22日,又稱“野百合學運”或“台北學運”。
在該次運動中,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南北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不但是國民黨當局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議行動,同時也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在該次學生運動后,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一方面依照其對學生的承諾,在不久后召開“國是會議”,另一方面也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台灣的民主化進入新階段。
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台灣社會就歷經劇烈的變動:解嚴、解除報禁、黨禁,民間活力四起、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台灣各地瀰漫著一種騷動隨時而出、不安於室的氛圍。這股澎湃、新生的風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園內,使校園成為聚積社會能量的一個重要場域。
然而,相對於社會力的蓬勃發展,政治上的種種改革,卻似乎永遠追不上民眾的要求。1990年是第8屆台灣地區領導人改選的年份,當年2月,中國國民黨提名李登輝、李元簇為第八屆正副領導人候選人,但由於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採用及決策方式有所歧見,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之權力鬥爭,形成所謂“主流派”(支持李登輝)與“非主流派”(反李登輝)之爭,非主流派企圖推出林洋港、蔣緯國參選,但因林洋港拒絕接受“連署”而破局,而這兩派之爭又牽涉敏感的“省籍問題”,史稱“二月政爭”。
就在同年3月13日,遷台四十年來從來未曾改選過的“國民大會”,又在陽明山中山樓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1986年所選出的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9年,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在當時被嘲諷為“山中傳奇”。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各界對“國大代表”一連串擴權牟利的行為,不但開始感到不耐,同時也開始展開抗議,“罷課、罷稅、抗稅”的呼聲四起。由於民進黨黨主席及“國代”赴台當局府邸請願,遭抬離毆辱而有升高抗爭強度的趨勢。
1990年3月16日,9名台灣大學的學生到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拉出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白布條,為“三月學運”揭開了序幕。
1990年3月16日
由於學生選擇的靜坐地點在集會遊行所禁止的博愛特區中,靜坐者面臨了可能被警方驅離的狀況。於是,一些學運人士、社運人士、以及媒體記者,在知道這個消息后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風中一直撐到第二天早上,廣場的指揮中心成立,三月學運度過了最危險的一個夜晚。
1990年3月17日
由於媒體的報道,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學生進駐廣場靜坐,台大自由派學者並於同日發起“柔性罷課”,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將上課地點改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並定名為“民主教育周”。由於各級議會與社會團體自16日起,就陸續發表“聲討國大”行動,國民黨政爭已拓展成全民各階層的動員,在媒體持續披露廣場靜坐消息下,17日在學生靜坐現場旁圍觀的群眾,已迅速突破2000人,廣場儼然成形,並持續成長。
1990年3月18日
廣場的靜坐運動已快速發展成全台性的學運份子串連活動,參與靜坐示威的大學生已達數千人。當天下午,甫成立的民進黨發起造勢大會,動員數萬群眾在廣場大門旁邊進行演說,主軸在於聲討“國大”。廣場之學生自治領域,表現出超齡的政治運作,以和平理性態度,擴大靜坐的參與,依共同討論來形成決策共識,發表《廣場通訊》與社會進行對話,並進行自我教育與組織的工作。靜坐廣場與圍觀聲援的民眾間以繩索區隔,在廣場決策委員會表示要以“自主、隔離、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則來進行廣場抗爭時,三月學運已用自主的邏輯,宣示了學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力之一。
也是在這一天,在由學運團體所組成的校際會議上,學生們正式發表了三月學運的四大訴求:
1.解散“國民大會”,重建一元化的“國民大會”制度。
2.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重建新的“憲法”秩序。
3.召開“國是會議”,民眾共謀體制危機的解決。
4.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呼應民意的潮流。
這四條要求反應當時台灣民間社會一部分人士對統治者的具體要求。
1990年3月19日
在學運團體、學生自治組織與教授的集體動員下,廣場人數爆增。上午10時,10名廣場靜坐學生髮起絕食抗爭,絕食聲明中要求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與台灣地區行政機構負責人李煥於21日前答覆廣場四大訴求,將道德張力推向高峰。當日傍晚,廣場學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間11點,校際會議通過“野百合”為三月學運之精神象徵,因此此次學運又稱“野百合學運”。
野百合
自主性:野百合是台灣固有種,象徵著自主性。
草根性:野百合從高山到海邊都看的到,反映了草根性。
生命力強:她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
春天盛開:她在春天盛開,就是這個時刻!
純潔:她白色的純潔正如學生們一般。
崇高:在魯凱族里,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
台灣野百合道盡了學生心目中的三月學運,包含了對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自主性)、全民的運動(草根性)、對抗不義的勇氣(生命力強)、青春的活力(春天盛開)、學生的理想道德象徵(純潔)、以及參與者生命中的榮耀(崇高)。
1990年3月20日
圖源:華夏經緯網
1990年3月21日
甫當選第八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李登輝決定於下午3時,在台當局府邸接見53名學運學生代表。靜坐學生透過各校討論的機制,形成與總統李登輝會面的四點要求共識:
請李登輝接受學生們追求民主憲政的決心情操,以及學生提出的四項嚴肅要求。並對民眾公開發表。在第8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就職前,“國是會議”必須由各階層、各黨派的代表公平組成,必須討論中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並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全體在廣場上的學生於李登輝明確同意以上兩項要求,即結束靜坐活動,學生將對國政大事的發展繼續保持高度關切。若李不能對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覆,我們將堅持原則、持續抗爭。
為了確保上述主張得以落實,我們將即刻組成校際聯合組織,持續監督“國是會議”,必要時並隨時號召全島學生再度組織動員,在台灣未能完全徹底民主化之前,我們絕不停止奮鬥。學生代表在與李登輝會面后回到廣場,廣場上的學生在看過雙方會面的錄像帶后,進行分校討論,以決定是否要結束這次抗爭。最後,校際會議以22:1的壓倒性投票數,決議於22日早上宣布撤離中正紀念堂廣場。
1990年3月22日
3月22日早晨,指揮中心正式宣布撤退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際會議最後決定繼續“全島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之組織工作,各地學生陸續撤出廣場,結束為期六天的三月學運。
1990年6月28日,李登輝於台北市圓山飯店舉行“國是會議”,150位與會各界代表除了國民黨當局高級官員外,還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者、民進黨領導人和海外黑名單人士,此次“朝野協商”針對“國會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體制”、“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憲法與臨時條款修正方式”等五組議題逐一討論,最後達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回歸憲法”、“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憲採取一機關兩階段方式等共識,並一一透過“法定”體制逐一落實。
三月學運對台當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對於台灣的政治發展而言,“雖然三月學運的學生,後來並未重回廣場,然而當時高舉理想大旗的四大訴求,也逐漸內化成台灣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訴求,在台灣社會普遍接受下,陸續在十年中完成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權的和平轉移”。另一方面,對於學校裡面的校園文化而言,“透過這次學運和成果,開拓了校園內更大的民主空間,讓學生不再那麼畏懼政治,有助於台灣社會的更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