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女地

要理解這部小說，首先得先理解什麼是民粹主義，但民粹主義是一個既廣且雜的概念，在這裡我們只好簡而言之：在當時的俄國，民粹主義是農村社會主義烏托邦的一種變種。

屠格涅夫在這部小說里塑造了一系列民粹主義者的形象，他們紛紛響應“到民間去”的號召，為此拋棄了過去的生活，拋棄既得利益，改變了習慣的生活方式，寧願去受苦，去坐牢，甚至“上斷頭台”也在所不惜。應該說，他們的熱血，他們對人民真摯的愛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們所追求的事業，不過是一個烏托邦而已，他們註定要以失敗而告終。以滿腔的熱血，為了烏托邦而奮鬥，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場悲劇。這種理想主義的悲劇每個時代，每個國家都在發生，朱自清、切格瓦拉，以及千千萬萬為烏托邦獻身的理想主義者無不如此。

小說的主人公涅日丹諾夫就是這千千萬萬理想主義者之中的一員。他是某公爵的私生子，所幸的是，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出於生計考慮，涅日丹諾夫受雇與大官僚西皮亞金，擔任他兒子的補習教員，在西皮亞金家，涅日丹諾夫遇上了和他抱有同樣思想的，純潔的姑娘，西皮亞金的外甥女瑪麗安娜。兩人懷著對“共同事業”（即發動農民起來進行暴力革命，最終建立烏托邦）浪漫的幻想而私奔，私奔后，兩人投入到了“到民間去”的運動中。然而現實並完全不是他們想象中的那種浪漫，涅日丹諾夫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進而懷疑“共同事業”，最後，他發現自己並不相信“共同事業”。於是他的理想破滅了，便在被捕前開槍自殺。

這部小說秉承了屠格涅夫一貫的寫實主義傳統，不虛美，不掩惡。他在對革命者抱於深深同情的同時，並沒有掩蓋他們身上的缺點。主人公涅日丹諾夫是個矛盾的結合體，他熱愛“共同事業”，卻又懷疑“共同事業”。在自己人眼裡，他是俄國的哈姆萊特；在敵人眼裡，他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赤色分子和虛無主義者。他寫詩，卻又憎恨自己寫詩。他明明深深愛著瑪麗安娜，卻又懷疑自己是否愛瑪麗安娜。女主人公瑪麗安娜以一顆少女純潔的心靈熱愛著“共同事業”，甘願為此“上斷頭台”，但她的愛卻是盲目的，她甚至不知道“共同事業”是什麼，他所熱愛的，只是一個符號，一種她腦海中對高尚的理解所化成的幻影。還有馬爾克洛夫，他勇猛無比，卻蠻幹，甚至愚蠢。至於帕克林，他不僅愚蠢，而且怯懦。而這一系列革命者的形象，正是當時的現實，革命者是人，是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機器，更不是神。

如果說屠格涅夫對這些革命者的態度，是同情中夾著諷刺，諷刺種帶有同情的化，那麼他對這些革命者中的一個——索洛明的評價，無疑是他自己對革命看法的一個縮影。在《父與子》中，身為自由主義西歐派的屠格涅夫就一直試圖充當虛無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一個調解人的角色，在《處女地》中也不例外。涅日丹諾夫們把巴扎羅夫的思想化作了實踐，應該說，他們比巴扎羅夫走得更遠。而屠格涅夫，也試圖通過塑造索洛明這一形象，再次表達他對革命的看法。索洛明和涅日丹諾夫一樣，並不相信“共同事業”。但是他“選了一條路去城裡，卻不問自己：究竟有沒有這座城？他只管走自己的路，不停地走”。他冷靜、沉穩、幹練、敏銳、善於思考、榮辱不驚、不卑不亢，具有青年一代所應該具有的一切優秀品質。在政治上，比起涅日丹諾夫和馬爾克洛夫的激進來，索洛明更象一個改良主義者。他並不期待著革命的到來，更不會去發動革命。但是他卻比任何人都深刻地理解老百姓所需要的是什麼。於是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行改良，他改良自己管理的工廠，給工人們增加一定的福利措施。和涅日丹諾夫等人悲劇的結局相比，索洛明的結局卻是喜劇的，他不僅得到了愛情，而且按照自己的理想和願望，按照“某種勞動組合”關係開辦了一家工廠。通過索洛明這一形象，可以折射出屠格涅夫本人的一些政治觀點，即同情革命者，卻反對暴力革命，期望通過改良完成社會進步。

在創作手法上，屠格涅夫力求出新。的確，《處女地》讀起來的感覺，和《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大不相同。一方面，作家使用了大量的景物描寫，用於襯托當時人物的心情，另一方面，他又使用了很多心裡分析和內心獨白，使作品讀起來不象上述四部，不象過去的屠格涅夫，也不象過去的屠格涅夫那樣充滿詩意。儘管如此，《處女地》仍然不失為一部優秀的作品，書中的人物形象是超越時空的，是全人類共同的悲劇。

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1818——1883）

俄國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出生於世襲貴族之家，1833年進莫斯科大學文學系，一年後轉入聖彼得堡大學哲學系語文專業，畢業後到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哲學、歷史和希臘與拉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