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與子

大學生巴扎羅夫和同學阿爾卡狄一道去阿爾卡狄家度暑時。卻遇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接待：父親尼克拉熱情款待；伯父巴威爾卻冷臉相對，尤其在知道他是虛無主義者后。

原來尼克拉和巴威爾的父親是一個將軍，兩兄弟繼承了大片莊園和眾多的農奴。他們各有故事：年輕英俊的巴威爾仕途順利，卻閃為迷戀公爵夫人而自毀前程，只得回鄉隱居；做官后攜嬌妻同家享福的尼克拉，因為妻子的重病而萎靡不振，轉而愛上貧民之女費涅奇卡，並生下一女。兩兄弟無所事事，養尊處優。

巴扎羅夫的言論和思想激起這兩個兄弟的強烈反對，從而爆發了第一次論戰。巴扎羅夫曆數巴威爾所說的貴族制度的一無是處，絲毫不讓“父輩”，表現出大無畏精神和堅持到底的革命態度。淪戰升級，使得阿爾卡狄左右為難。

不久，兩同學去省城參加省長家的舞會，認識了漂亮的奧津左娃。阿爾卡狄對她一見鍾情，奧津左娃卻對巴扎羅夫暗暗傾心。後來，他們應奧津左娃之邀，在她的鄉間莊園度過了歡快的兩個星期。當巴扎羅夫日益迷上氣質不凡的奧津左娃，並向她表白愛慕之心時，渴望愛情的奧津左娃卻拒絕了他。

痛苦萬分的巴扎羅夫回到家鄉。當他再次來到阿爾卡狄家時，巴扎羅夫把自己投入到無歇無息的實驗中去以求解脫。而阿爾卡狄則愛上奧津左娃的妹妹。因為工作的原因，和費涅奇卡逐漸熟悉的巴扎羅夫有一次忍不住親她，卻被巴威爾看見，提出要和他決鬥。結果巴威爾戰敗而精神瓦解。

巴扎羅夫再次回到家鄉，跟著父親學給人看病，卻因為不小心割破於指感染了傷寒。生命垂危的他，懇請父親叫來奧津左娃，兩個人最後訣別。

幾年後，奧津左娃和一個律師結婚，阿爾卡狄和她的妹妹舉行婿禮。而巴扎羅夫躺在一個孤僻的鄉間公墓，等著年邁雙親一年一度的探望。

到20世紀中葉，屠格涅夫敏銳的發現、俄國社會政治改革不斷深化的同時，一個新興的文化階層正在俄國開始出現，這就是《父與子》中所出現的平民知識分子階層；他們來自於平民百姓，因而具有吃苦耐勞、意志頑強而且具有革新精神；平民階層的知識分子，由於受到上層社會的壓迫與排斥，因而對於權威與文化傳統．具有天然的反抗情緒，他們崇尚自然與科學，因而這是一種新生的文化階層，一種介於貴族文化與農民文化之間的平民文化階層。敏銳的屠格涅夫，觀察到這一文化現象時，便在《父與子》這部作品中樹立了巴扎羅夫這一平民知識分子形象。

巴扎羅夫

《父與子》的中心人物是平民知識分子巴扎羅夫。巴扎羅夫是平民知識分子的典型，是“新人”的形象，他性格的突出特徵是具有鮮明的革命色彩，這表現在：

1、他激烈地否定現存制度。巴扎羅夫的否定有其歷史的合理性。這裡首先是歷史進步的需要，其次才是革命者的版面認識和過激情緒。作家對巴扎羅夫的這種精神特質雖不欣賞，但卻作了真實的描述。

2、蔑視貴族階級。這是平民覺醒的一個重要特徵。巴扎羅夫確信真理在自己手中，確信自己是時代英雄，有權蔑視貴族階級。他對於巴威爾的憤怒挑戰始終從容對待，而且常常擺出一付不屑一顧的態度。在論辯中，在決鬥里，他老師崇高的勝利者。最後巴威爾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光榮已成往事。

3、以平民身份自豪，跟人民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巴扎羅夫已經不同於巴西斯托夫，他不再是優秀貴族分子的追隨者，他已經意識到，平民優於貴族。這是平民勢力興起的又一個重要標誌。同時，屠格涅夫也表現了巴扎羅夫的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使他和人民隔膜起來的情形。一個農民評論巴扎羅夫說：“當然啦，他是一位少爺，他能懂得什麼呢？”這樣的描述也是很深刻的，它揭示了巴扎羅夫高於普通農民和脫離人民的一面，在當時的平民知識分子中，這也是一種典型的現象。這正是後來的民粹主義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巴扎羅夫是精神上的強者。他充滿自信，生氣勃勃，具有銳利的批判眼光。他和阿爾卡狄家的僕人們和睦相處，並不妨礙他批判老百姓的落後迷信。他的精神力量和批判鋒芒集中表現在他與巴威爾的論戰上。兩人初次相見，就在感覺上互不相容，進而展露出思想觀點上的針鋒相對。巴扎羅夫以他特有的簡潔、粗魯的話語對巴威爾以強有力的反擊。頗有咄咄逼人之勢。他決不屈從權威，具有自主的人格和評判標準，體現了年青一代獨立思考的處世態度和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鬥爭精神，當然，也帶有年輕人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中的可能產生的偏頗和極端。但他還是以毋庸置疑的精神優勢壓倒了對手。巴扎羅夫吻費涅奇卡，在巴威爾看來，是嚴重地侵犯了貴族的權利，也是他們之間對立觀點的繼續發展。決鬥暴露了巴威爾的偏狹、虛弱和做作，顯示了巴扎羅夫的豁達、鎮定和自信，雙方精神力量的強弱在此得到進一步的揭示。

巴扎羅夫是行動的巨人，他抨擊貴族的泛泛空談，自己首先從小事做起。他具有實踐能力，注重自然科學研究。他的行動有價值取捨標準：“凡是我們認為有用的事情，我們就依據它行動。”他的行動目標很明確——為未來打掃地盤。他敢於行動的勇氣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在對待愛情的態度上。他曾惱怒自己也產生那樣浪漫的情感，但在愛情之火燃燒起來的時候他卻決不迴避躲閃。

屠格涅夫寫出了在否定愛情的巴扎羅夫內心，愛情是如何萌芽、發展的，寫得真實可信。但是作家讓巴扎羅夫在愛情受挫后一蹶不振，重蹈了巴威爾在戀愛上的覆轍，那句對巴威爾的尖刻評價“雄性生物”猶如一記耳光反打在巴扎羅夫自己的臉上。這並不是說，不能寫他的失戀痛苦，英雄也有兒女情長的一面。但屠格涅夫卻讓他的主人公一味消沉下去，不能自拔，直至死亡。這不能不是對巴扎羅夫的曲解。那個在貴族莊園所向披靡的勇士竟無力使自己最終擺脫消極悲觀的情緒，人物性格的整體性因此受到損害。作家把巴扎羅夫臨終前期待阿金左娃的一吻這幕寫得極為動人，然而他的銳氣，他的憤恨，他的精神威力，他的堅強意志也在這女人敷衍式的一吻中消溶殆盡。

這種違反人物性格發展邏輯的矛盾變化，與作家的思想傾向不無聯繫。屠格涅夫對巴扎羅夫所代表的平民知識分子有一種情不自禁的嚮往，他欽佩他們的個人品質和犧牲精神，但並不贊成他們的社會政治主張。這位溫和的自由主義貴族作家害怕暴力革命，不希望他們的事業取得成功。他認為他們的觀點必然導致他們成為悲劇人物，因此他安排了巴扎羅夫的失戀、悲觀乃至最後死亡。巴扎羅夫性格上的不一致正好折射出作家對民主主義者的矛盾態度。

綜觀巴扎羅夫的性格特徵和矛盾心理，不難發現其性格具有喜劇性和悲劇性的雙重特質，從他“出場”到“離場”只有短短的一個多月，他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唇槍舌劍，左右開攻，東奔西跑，文攻武鬥，直至死亡，這不禁令人想起堂吉訶德。然而，堂吉河德是瘋癲的，巴扎羅夫卻是清醒的。如果說，父母給了巴扎羅夫喜劇性格，那麼，屠格涅夫則給了他悲劇性格。從某種程度上說，19世紀60年代的俄國並不具備產生巴扎羅夫這種性格的土壤。換言之，屠格涅夫運用典型化手段使巴扎羅夫成為典型，這是他的文學幻想。為此，俄國青年讀者不能接受巴扎羅夫這一形象不是沒有道理的。

阿爾卡狄

阿爾卡狄這個人物在小說中有特殊的意義。就年齡來說，他屬於子輩，也曾追隨過巴扎羅夫；但就思想意識來說，他是父輩的子弟，因此巴扎羅夫稱他為“溫柔的自由主義少爺”。在剛剛到來的新觀念和遲遲不肯退去的舊觀念相互爭鬥的時候，青年人憑藉他們的敏感、勇氣和朝氣等生理、心理因素有可能更傾心於新觀念，然而子輩並不是先進思想的當然代表者，進化論的觀念在社會思想鬥爭中並不具有絕對普遍性，更何況其中也不乏有獵奇求新的表面追求。因此，屠格涅夫所表現的不全是生理、心理意義上兩代人的代溝，更滲透著不同社會陣營之間政治思想的分歧，從而揭示出當時俄國民主主義對貴族自由主義的勝利。

阿爾卡狄這一形象並不像從前所認為的先是受平民思想影響，後來稍遇情感“挫折”便又退回到“父輩“里去那麼簡單。既然“父輩”們終要退出歷史舞台，平民知識分子巴扎羅夫又過早去世，那麼誰來承擔未來呢？那只有阿爾卡狄。阿爾卡狄雖出身貴族，但他早期卻通過他的“導師”巴扎羅夫接受了平民文化，具有一定的平民思想。這表現在阿爾卡狄不但協助平民知識分子巴扎羅夫來反對父輩的特權思想，而且還反對父親只和費涅奇卡同居而不結婚的歧視性做法。另外他在解決自己的婚事上也是以情感為基礎，重視情感交流而鄙視出身、財產和地位，這種態度使他獲得了奧金佐娃的妹妹卡契雅的愛情，儘管卡契雅並沒有什麼財產。這反映了阿爾卡狄較先進的戀愛觀。愛情的成功不但使阿爾卡狄獲得了美滿婚姻，而且更重要的是使阿爾卡狄重新看待人文理性、倫理情感等自己的貴族文化傳統，也同時重新檢視平民文化的不足乃至缺陷，擺脫了對科學理性的盲目崇拜。

並且愛情的成功與否也成為兩個好朋友阿爾卡狄和巴扎羅夫分道揚鑣的契機，這一契機是相當重要的，之所以重要不僅決定了兩個人的不同命運不同結局，而且也表現出在文化轉型時期文化融合在平民知識分子身上要比貴族知識分子更加艱難。而對於貴族，特別是“子輩”貴族，在屠格涅夫看來，文化融合要容易些。這樣，阿爾卡狄身上既有重社會科學和人倫情感的一面，也有重科學理性的一面，成為一個理想的人物。並且從事實上看，阿爾卡狄不但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他的盛大婚宴與巴扎羅夫墳頭上的寥落荒蕪形成對比），而且還大膽地從事農業改革，“阿爾卡狄現在對經營農莊的事非常熱心，他們的‘農莊’如今每年可以有一筆相當大的收入”。於是這個既有教養又講科學的阿爾卡狄不但在經濟上成為俄國未來的企業家或貴族出身的資產階級，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在俄國貫徹“漸進式”改革的理想人物（從歷史實踐上看，俄國貴族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推進俄國的民主進程上，直到“二月革命”仍發揮著相當大的作用）。在阿爾卡狄身上，體現著屠格涅夫的文化理想主義。

基爾沙諾夫兄弟

基爾沙諾夫兄弟是貴族階級的代表，是《父與子》中的“父輩”。他們堅決地站在貴族立場上，維護貴族特權。他們也提倡“自由”和“改良”，但實際上不過是讓貴族和平民應該各盡各的“義務”。基爾沙諾天兄弟除了維護貴族的尊嚴和特權之外，與巴扎羅夫否定文化否定情感相反，他們特別崇尚社會科學和人倫情感。巴威爾時常大談哲學、邏輯和藝術，而尼古拉則更加喜愛文學，特別是普希金的詩歌，同時，他們兄弟二人還特別重情感，尤其是重愛情並各自有一段傳奇式的浪漫愛情故事。巴威爾一生都在為愛情活著，儘管他現在已步入老年，但他仍為理想中的情人而獨身；而尼古拉則在妻子死後，把一個漂亮的女奴費涅奇卡收為自己的情婦。基爾沙諾夫兄弟便終日沉溺在自己的貴族文化里，從骨子裡鄙視巴扎羅夫所崇拜的“科學”和“自然”。因為這些科學理性所顯示出來的“平等“觀念”是和他們的貴族文化格格不入的。正因為這樣，他們才對於農事改革表現得無能為力。他們不知道如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不知道動用科學技術改進農具和科學種田，他們所做的只是面對日益凋敝的農莊空發慨嘆。

父輩與子輩的鬥爭可以說是任何時代任何環境下所存在的一個共同的話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主要描述的是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俄國子民知識分於與貴族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這裡父與子的鬥爭具有其鮮明的特點。首先，父與子之間的主要鬥爭已經沒有依附什麼血統關係，小說著力刻畫的並不是阿爾卡狄與巴維爾、尼古拉之間，巴扎羅夫與老巴扎羅夫之間的矛盾衝突，而是巴扎羅夫與巴維爾、尼古拉之間的矛盾衝突，也就是說他所指示的這種兩代人之間的鬥爭已經超出了家庭的範疇，是從整個俄國社會的角度去揭示這種鬥爭的社會歷史性質。因此他所運用的“父與子”的這一概念更為廣闊，更具有普適性和外延意義。其次，在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中鬥爭雙方的地位是基本平等的，父輩對子輩並不具有專制權和支配權，他們在交鋒時可以激烈地辯論，也可以單獨地決鬥。而且他筆下的父輩主要代表人物巴維爾和尼古拉並非完全是封建保守主義的代言人，而是在貴族血統上沾染有資產階級的習氣，相對於封建農奴主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進步開明思想的。再次，父輩與子輩之間的鬥爭在小說的結尾並沒有白熱化，而是相互妥協相互調和，最終能夠和睦相處。

例如後來巴扎羅夫在和巴維爾決鬥后，他不顧個人恩怨為對手包紮傷口。因此，這不僅僅滿足了讀者窺視俄國農奴制改革之前的社會狀況的好奇心，而且也為今天處理父輩與子輩之間的矛盾提供了籃本。

小說中“父與子“的矛盾衝突歸根結底是虛無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的衝突，巴扎羅夫第一眼見到巴威爾，就說他是老古董，並認為上了年紀的人都是些奇怪的浪漫主義者，而他的父親和阿爾卡狄的父親也公開承認自己是浪漫主義者。衝突的結果是雙方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巴威爾在決鬥中受傷，巴扎羅夫則在自己所謂的科學實驗中喪命，更慘的是他的父母落得老年喪子。其實，與其說巴扎羅夫死於非命，不如說他死於作者之命，正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屠格涅夫狠心埋葬了自己的心愛英雄，其目的是試圖達到“父與子。之間“永恆的和解”。殊不知，一個巴扎羅夫死去，千萬個巴扎羅夫站起來。他，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者，雖然一時成了贏家，但他與巴扎羅夫們（青年讀者）的和解卻遲遲沒能到來。

《父與子》是屠格涅夫的經典之作，也是他的現實主義文學代表作，他以此來紀念自己的精神導師——已故的別林斯基。然而，這絕不僅僅是紀念，他似乎有話要對這位亡靈訴說。顧名思義，《父與子》的主題是“父與子”兩代人的關係，這是屠格涅夫在文學創作中探討的又一個哲學命題，同時，這也是俄國19世紀所面臨的—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巴扎羅夫僅僅是個文學形象，雖然他身上帶有現實生活中平民知識分子的烙印，他的言行讓人想起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但仍然不能在他們之間畫等號，現實主義文學應當承擔反映現實的任務，但文學絕不可能等於現實，何況《父與子》未必就是百分之百的現實主義之作。假如我們用浪漫主義的文學觀點來衡量它，想必問題就不至於如此複雜。作為“父”與“子”的讀者都在譴責作者醜化他們，這恰恰說明作者是公正的，沒有偏袒任何一方。屠格涅夫的態度是矛盾的，這就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功能體現，但問題在於作者同時也美化了雙方，他在讚美父輩們（阿爾卡狄和巴扎羅夫的父親）身上那種舐犢情深、愛子如命的人世間最純潔感情的同時，卻又醜化了他們，讓他們承受來自子輩的心靈和肉體的刨傷。同樣，他在醜化子輩們身上那種虛無主義和否定一切的極端思想的同時，卻又高度稱讚他們崇尚科學和勇往直前的創新精神。

在描寫手法上，《父與子》時有諷刺手法，而且這種種諷刺針對的恰恰是巴扎羅夫，如鍾情於奧金佐娃、勾引費尼奇卡、傷口感染導致死亡等情節的描寫。更有甚者，屠格涅夫在巴扎羅夫死後還不依不饒地諷刺了他一把：小說結尾處他刻意提到西特尼科夫和兩三個分不清氧氣和氯氣的大學生整天在彼得堡到處閑逛，滿腦子裝著否定和自尊心，並準備成為一個大人物，“據他說，他是在繼續巴扎羅夫的‘事業’。據說，前不久他故人揍了一頓，可他也沒有吃虧，因為他在一份不出名的小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不顯眼的文章，並在文中暗示說，打他的人是個膽小鬼。他把這個叫做諷刺。他的父親還像從前那樣隨意欺侮他，他妻子當他是個笨蛋和文人”。這些諷刺儘管是淡淡的，卻如綿里藏針，扎人生痛。

屠格涅夫同時看到了兩代人身上的長處和短處。從這一點來看，屠格涅夫是對的，《父與子》是現實主義的。但從另一方面看，屠格涅夫又是錯的，錯就鍺在他好心辦壞事，明知矛盾尖銳、不可解決，卻倔以超乎尋常的方式來化解“父與子”這對永恆的矛盾：他以決鬥的方式來解決巴扎羅夫與巴威爾的思想衝突，並以死亡的方式來消解巴扎羅夫與父母的情感對立（他總是對父母的深情持冷摸態度）。決鬥的結果表面上看便矛盾得以和解，但實質上只能是深化矛盾，死亡固然能消除一切，但畢竟不等於和解，它所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況且一個巴扎羅夫死去，但千千萬萬個巴扎羅夫還活著，他們不能接受死亡。屠格涅夫明知父與子的衝突是永恆的，無窮無盡的，卻異想天開地寄希望通過決鬥和死亡來求得“永恆的和解”。這是他的哲學幻想，也是他的文學敗筆，說到底，這與他的浪漫主義精神氣質有關。因此，俄羅斯著名屠格涅夫研究專家普斯托沃依特曾提出屠格涅夫創作中的浪漫主義值得研究。可以這樣說，《父與子》中同樣存在著浪漫主義元素。

《父與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這部小說為俄羅斯文學貢獻了一位帶有“新人”特徵的“多餘人”形象，或者說是帶有“多餘人”特徵的第一位“新人”形象——巴扎羅夫，並且還為人類思想史貢獻了一個哲學術語——虛無主義。

《父與子》出版以後引起當時批評界的強烈反應。自由主義者不滿意作者讓巴扎羅夫在精神上戰勝貴族；有些民主主義者則認為作者的同情仍在貴族一邊，巴扎羅夫的形象是對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歪曲。

美國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屠格涅夫使他的人物走出了一種自我強加的模式，令其置身於一個充滿偶然性的正常世界之中。他讓巴扎羅夫死於盲目的命運之手．而非因其本性的任何特殊的內在發展。他帶著沉默的勇氣死去，就像在戰場上犧牲一樣。但巴扎羅夫的毀滅有某種妥協的元素，恰恰順應了向命運溫柔低頭的基本趨勢，這正是屠格涅夫整體藝術的特色所在。

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俄文名：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年11月9日～1883年9月3日），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處女地》，中篇小說《阿霞》《初戀》等。

屠格涅夫出生在奧廖爾省一個貴族家庭，但自幼厭惡農奴制度。曾先後在莫斯科大學、彼得堡大學就讀，畢業後到柏林進修，回國后和別林斯基成為至交。從1847年起為《現代人》雜誌撰稿，出於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立場反對農奴制。屠格涅夫在大學時代就開始創作，1847～1852年陸續寫成的《獵人筆記》是其成名作，主要表現農奴制下農民和地主的關係。該作品反農奴制的傾向觸怒了當局，當局以屠格涅夫發表追悼果戈里文章違反審查條例為由，將其拘捕、放逐。在拘留中他寫了反農奴制的短篇小說《木木》。19世紀50至70年代是屠格涅夫創作的旺盛時期，他陸續發表了長篇小說：《羅亭》（1856）、《貴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與子》（1862）、《煙》（1867）、《處女地》（1877）。從19世紀60年代起，屠格涅夫大部分時間在西歐度過，結交了許多作家、藝術家，如左拉、莫泊桑、都德、龔古爾等。參加了在巴黎舉行的“國際文學大會”，被選為副主席（主席為維克多·雨果）。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病逝於法國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