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華輔

蒲華輔是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1930年8月任中共銅梁縣行委主席（相當於縣委書記），同年10月2日，他以四川工農紅軍第七路游擊隊政委的身份，領導銅梁縣農民武裝和縣警察中隊300多人暴動，失敗後轉移到成都，仍被敵人捕獲，並被判處徒刑入獄關押了三年，失去了黨的組織關係。

抗日戰爭爆發后，蒲華輔在重慶恢復了黨的組織關係，1938年至1940年3月，他先後擔任銅梁、江北縣委書記。1940年4月，蒲華輔調任萬縣中心縣委書記；1941年5月，調任川康特委委員；1946年9月，改任成都工委書記。1947年3月，公開的四川省委被迫從重慶撤回延安，同年6月，蒲華輔奉命到中共中央上海局接頭，成都工委才與上級恢復了組織關係，根據錢瑛的指示，恢復中共川康特委，蒲華輔任書記。

蒲華輔在成都成城中學（今成都市第十九中學，舊址在九眼橋長途汽車站附近）以地理和歷史兩科教師的職業為掩護。

妻子郭德賢是1939年8月入黨的地下黨員，曾任萬縣中心縣委婦女組長，1940年後，她跟隨蒲華輔以一個家庭婦女的身份，長期作掩護地下黨機關的工作，他們有一女（1944年出生）一男（1945年出生）兩個可愛的孩子。蒲華輔的家在成都新南門外致民路附近的中壩菜園，與國民黨政府的一個科長同住一個帶有院宅的小公館。

蒲華輔養尊處優、工作不深入紮實，而且特別怕危險。一天晚上，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和王琴舫正在油印地下刊物，忽然發現窗口外面有人盯梢，天一亮他們就提起油印機轉移，雖然擺脫了盯梢，但卻一時無處可去，就跑到蒲華輔家中。蒲華輔見他們提著油印機到來，一改平日說話時的細聲細氣，對馬識途大聲訓斥：“這是什麼地方？你怎麼跑到我這裡來了！？”馬識途解釋道：“還有兩個鐘頭就印完了，然後馬上拿走。”蒲華輔不容商量地說：“不行，一分鐘也不行！非馬上走不可。”看到蒲華輔恐懼的樣子，王琴舫批評說：“老馬搞這個刊物是冒著生命危險的，你不應該……”。“住口！”蒲華輔指著王琴舫訓斥：“你沒有資格和我說話！”馬識途見狀氣憤地說：“是嘛，油印機放在我那裡一兩年了，你都沒說危險。拿到你這裡暫時放兩個鐘頭，你就受不了。”這時，蒲華輔稍微冷靜下來，開始以違反紀律為由批評馬識途。馬識途見蒲華輔仍然說不通，就與王琴舫提起油印機冒險離去，另外找地方將刊物印完，但心裡很不是滋味，總感覺蒲華輔不大對頭。

1948年歲末的一天，在特務機關重慶老街32號，幾個特務和叛徒坐在一間辦公室裡邊烤火邊胡吹亂侃，因破壞川東地下黨組織有功而升為二處上校情報課長的特務雷天元忽然發問：“你們誰曉得劉國定說的‘鄭眼鏡’是個什麼人？”這一問，使當上了“特區專員”的叛徒冉益智、駱安靖感到雷天元似乎又在考驗他們，雖然表面上他們已與特務們成為一家人，但實際上他們清楚自己在特務主子的眼裡，不過是任意驅使的狗類。慣於看主子眼色行事的冉益智，為了表示對主子忠誠，立即搶先回答：“‘鄭眼鏡’！？你咋不早說，我認識這個人，他原名叫蒲文昶，我和他曾在萬縣一起共事一年半……”沒等冉益智說完，雷天元欣喜若狂地跳了起來：“什麼？！蒲文昶！他和我是銅梁縣中的先後同學，比我高兩班，沒想到他叫‘鄭眼鏡’，真是太巧了！”

當徐遠舉意外得到雷天元有關蒲華輔的情況報告后，於1949年1月2日組成了“川西特偵組”，任命已駐在成都的叛徒劉國定為組長，雷天元為副組長，駱安靖為書記，命令他們找保密局成都站協助，抓捕蒲華輔，破壞川康地下黨組織。雷天元和駱安靖立即趕往成都，同劉國定會合后，商量了搜尋蒲華輔的方案，雷天元便四處拜訪各個衙門裡的銅梁老鄉，尤其是對銅梁籍的保密局成都站工學組組長周生才，更是再三拜託，請他們幫忙打聽有關蒲華輔的線索。然後他們滿城轉游，並把華西壩作為重點地區查訪，希望能有所發現，更幻想能在街上碰見並抓到蒲華輔。

自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后，蒲華輔變得十分謹小慎微，他讓撤退到成都報警的重慶市委常委李維嘉到大邑搞武裝鬥爭，並叮囑李維嘉不要到成都，以免暴露，影響到他本人；甚至連上級黨組織——撤退到香港的中 共中央上海局來信，讓川康特委派人到香港研究工作，他也怕路過重慶有危險，而推給馬識途前往。馬識途於9月初回到成都后，向蒲華輔彙報了上級關於形勢和任務的通報后，並傳達了錢瑛的指示：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叛變的後果十分嚴重，教訓十分深刻，川康特委要特別警惕，老鄭（蒲華輔）必須離開城市，轉移到農村去。馬識途建議蒲華輔立即撤退到仁壽鄉下，蒲華輔卻以籌備川康特委會議為由不走。後來，馬識途再一次提出讓他撤退到大邑，說那裡有地下武裝可以保護他，可他還是不走。

1949年1月12日上午，蒲華輔從致民路中壩菜園的家中出來，按約到春熙路南段的飲濤茶樓與馬識途接頭，準備在一起研究召開川康特委擴大會議的有關問題，他經復興橋（抗戰初期為躲避日機轟炸疏散人口而建，原橋位置與今新南門大橋相同）進城時，終於被坐在橋頭茶館里的特務“眼線”胡秋旻發現，胡當即向周生才“點水”，周馬上派特務李少華、李正元上前跟蹤，然後又與胡秋旻在遠處尾隨。蒲華輔到了飲濤茶樓，上樓剛一坐下，已先到一步的馬識途就感到不對頭，他警覺地發現有人盯上了他們，就對蒲華輔說：“可能有問題，過兩天我到你家來談吧。你先走，我再走，我看得出來有無跟蹤。”蒲華輔下樓后，馬識途果然見有個人跟了下去，這時還有三個可疑的人坐在他的對面，他立刻下樓。馬識途下了樓梯沒有馬上走，而是站在拐角處抽煙察看動靜，不出他的所料，三個可疑人中的兩個傢伙也咕咚咕咚地跟了下來，發現他站在拐角處抽煙就止住了腳步。這樣一來，馬識途更加確定他們是跟蹤自己的特務，他走到百貨公司裝作買衣服轉身一看，見這兩個特務還在跟著自己，便決定首先甩掉一個。經驗豐富的馬識途走到春熙路北口，碰到一個商人模樣的人，就跑上去同這個人握手，交換香煙又寒暄了幾句，特務以為他在與這個人接頭，立刻分別監視，有一個特務跟蹤商人走了。馬識途見狀又走到漱泉茶樓上，回頭再看，剩下的這個特務站在樓梯口沒敢上樓，他便迅速從茶坐間穿過去，由另一個樓梯下樓，跑到錦華館賣花的地方一閃，轉過小巷就擺脫了特務的跟蹤。這時，馬識途已感到特務是有備而來，破壞的目標直接對準了川康特委，特別是蒲華輔未脫險境、凶吉難測，他聯想到重慶黨組織遭受大破壞的慘痛教訓，便四處奔走向有關的同志們報警。

再說蒲華輔出了飲濤茶樓后，便東拐西折、一會兒南一會北地穿小巷、走大街，直到他幾次迴轉身確認沒有人跟蹤他，才放心地回到家中（根據現有資料，尚不清楚是蒲華輔真正的擺脫了特務的跟蹤，還是狡猾的特務為了抓捕更多的地下黨員，採取欲擒故縱的手段，一直跟蹤到蒲華輔回到家中，而暫時不去逮捕他）。

13日上午，蒲華輔又經過復興橋進城，再次被周生才一夥特務跟蹤。這一天，蒲華輔與華健約定上午在北門內草市街的留園茶社接頭，也是要研究川康特委擴大會議的事情。周生才一夥特務跟蹤至草市街，見蒲華輔進了留園茶社，在一個喝茶的男子（華健）身邊坐了下來，感到不能再錯過機會，便給娘娘廟街38號的保密局成都站打電話請求火速增援。副站長劉鑒先接完電話后，迅速集合特務乘車趕到草市街，與周生才會合，立即對留園茶社周圍進行戒嚴，布置特務守住附近的幾個路口。蒲華輔與華健正在留園茶社裡談事情，突然發現外面情況異常，趕緊分頭離開。蒲華輔慌不擇路，跑到草市街93號瑞利木器店後面的共產黨員韓三思（又名韓秉煬、韓玉）家，馬上被尾隨的周生才帶領一夥特務逮捕，還牽連韓三思一同被捕。華健出了留園茶社，朝著與蒲華輔相反的方向快步離去，剛到街頭的拐彎處，就被另一夥守卡的特務抓捕。

當天晚上，在娘娘廟街38號保密局成都站的刑訊室里，劉鑒先派成都站司法專員羅慧開主持，對韓三思、華健、蒲華輔進行了一場殘酷的刑訊。特務們使用了最殘忍的酷刑“背火背篼”，將燒紅的木炭放進綁在華健背上的煤油桶里，頓時他的背部被烙得吱吱冒油、皮焦肉爛，他咬緊牙關、忍住巨大的痛苦，直到昏死過去仍舊緘口不開。特務無奈，只好將華健拖回牢中關押。韓三思也經受了嚴刑逼供，守口如瓶。

特務們對蒲華輔進行刑訊時，開始的拷打，他還勉強挺住了，但是當特務使用“火背篼”的酷刑時，他便害怕得向特務求饒，說出了自己的黨內職務，並出賣了部分黨組織和同志，這個中 共地下組織省委級的特委書記竟成了可恥的叛徒！

被蒲華輔第一次出賣的組織和同志有：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委員華健；川康特委機關聯絡員、自己的妻子、共產黨員郭德賢；雅（安）樂（山）工委書記陳俊卿；原榮（縣）威（遠）黨組織負責人、打入羅廣文部從事軍運的秘密黨員韓三思；協進中學校長、共產黨員付茂青及其妻子、共X產X黨員劉綺文；以及王文鼎、顏如瑜、彭迪先、劉盛亞等三十多名黨內外的同志。

蒲華輔叛變后，保密局成都站副站長劉鑒先迫不及待地給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打電話，報告抓獲蒲華輔及其出賣的三十多人等情況；徐遠舉在電話中對劉鑒先大加讚賞，要他根據蒲華輔的口供火速捕人，隨即率領陸堅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務由重慶趕往成都，意欲抓住時機、擴大線索，徹底破壞中 共川康地下組織。

1949年1月15日，徐遠舉率領大批特務趕到了成都，當晚在娘娘廟街38號保密局成都站的刑訊室里，他親自主持審訊蒲華輔。由於徐遠舉在破壞中 共川東地下組織過程中掌握了一些情況，待蒲華輔進入刑訊室后，他便採取敲詐的手法，聲色俱厲地說蒲華輔不老實，並習慣地打了蒲華輔幾耳光。蒲華輔起初還想找借口搪塞，盡量少出賣一些人，但是見徐遠舉單刀直入地要他交代軍運小組和川康特委下屬的工委，就覺得在這個兇惡狡詐的特務頭子面前難以拖過去了，待到特務們再次對他施以毒刑時，又出賣了一大批黨的組織和領導幹部。

蒲華輔第二次出賣的組織和同志有：打入國民黨四川軍管區任參謀的共產黨員、川康特委軍運小組負責人韓子重，軍運小組成員、打入國民黨四川軍管區任參謀的共產黨員王俠夫、黃子萬、曾鳴飛、谷時遜，軍運小組成員、打入國民黨軍羅廣文部任連長的共產黨員張學雲，仁（壽）華（陽）彭（山）特支書記任治榮，川康特委委員兼川南工委書記王宇光、副書記錢壽昌、委員賈唯英，成都市委書記洪德銘、副書記彭塞、委員張應昌、趙文錦，川北工委副書記王敘五、委員魏文引，雅（安）樂（山）工委委員兼川西南武工委黨支部書記呂英，因重慶黨組織遭受破壞而轉移到成都的原重慶市委常委、川西南武工委黨支部副書記李維嘉，原重慶北區工委書記、溫江縣女中訓育主任齊亮及其女友、共產黨員、溫江縣女中教導主任馬秀英；已轉移到重慶的仁壽縣籍田地區黨組織負責人丁地平等五十來人。

實事求是地講，蒲華輔知道的黨組織關係和黨員幹部甚多，但是由於他在工作中害怕危險和不願吃苦，養尊處優而不深入的虛浮作風，因此除了軍事和統戰方面，其他方面的組織和幹部他只知一般的情況，具體情況（如聯絡地點、辦法和黨員幹部的住處及社會職業等）掌握的並不多；另一方面，他在出賣組織和同志過程中，也有所拖延和保留，加之因政局突變，蔣介石於1949年1月21日通電下野，退入幕後，乞求和談，徐遠舉暫時停止了全面破壞川康特委的行動，所以，被蒲華輔出賣的八十多人中，只有少部分被捕。即便這樣，蒲華輔的叛變也給川康特委帶來了嚴重的危害，特別是一些因他出賣而被捕的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英勇犧牲在黎明前的血腥屠殺之中。還有一些被他出賣的黨員領導幹部，幾乎險入魔掌，與死神擦肩而過，僥倖地生存下來。

1949年7月下旬，轉移香港、北上解放區后，又隨解放軍南下到武漢的中 共川康特委、川東特委的幹部，在錢瑛的主持下分別召開了工作總結會議。

有馬識途、王宇光、洪德銘、彭塞、趙文錦、楊文祥、王放參加的川康特委工作總結會議上，錢瑛對川康地區黨的工作評價是：1947年一度有盲動的苗頭，但很快得到了克服，以後的工作比較正常；對於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被捕叛變，導致一批同志被捕和特委被迫撤離的嚴重問題，完全是由於蒲華輔不聽招呼造成的，領導（錢瑛）曾命令他隱蔽到仁壽鄉下去，並以不服從就撤消他的職務來督促他，而他依然我行我素地賴在成都不走，以致被捕；蒲華輔被捕后叛變，是他本人經不起考驗，是個人品質問題。與會的同志一致同意錢瑛的意見。

馬識途老人在1981年6月中 共成都市委召開的黨史座談會上，談到關於川康特委被破壞的問題時指出：“川康特委遭受破壞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和失敗……在川康特委被破壞前，上級黨組織——上海分局曾經及時給我們敲起了警鐘。我到香港去，蒲華輔到上海去，錢瑛同志都敲了警鐘的，都談到了要注意敵人可能進行瘋狂地鎮壓。對錢瑛同志這個指示，我回來后是傳達了的……但是我們自己卻沒有注意在組織上重新搞一套，重新改變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還照老一套干。當時我從香港回來，錢大姐最後送我時，還要我回去告訴老鄭（蒲華輔），叫他馬上離開成都，我回來後傳達了錢大姐的話，要他離開。他卻不走，沒有什麼大的理由，只說他要籌備川康特委會議。當時我們已經研究過叫他馬上撤退到仁壽，特委會議由我們來籌備。因為敵人不認識我們。他還是不走。我們後來才知道，他到上海路過重慶時，曾經跟劉國定見了面，找劉幫他買飛機票……這是違反黨的紀律的……蒲華輔被捕不僅是在地下黨活動上那麼麻痹，而且思想還有些腐化，養尊處優，不大管工作，害怕危險。”

後來，馬識途老人又說：“蒲華輔的腐化問題，突出地表現在他貪圖享受和怕死。他的家與國民黨政府科長的家合住在一個公館里，我當時覺得不妥，就勸他另選住處，他卻借口住公館主要是為了做國民黨科長的統戰工作，不願搬出這處舒適的公館。他平時怕艱苦，工作不深入，重慶出事後，我們讓他轉移到鄉下，他還是怕艱苦留戀小家庭的舒適不願意走。還有我和王琴舫轉移到他家油印地下刊物，他大發雷霆地訓斥我們，那種貪生怕死的情緒表現的特別明顯。蒲華輔腐化問題的這些表現，與他被捕后叛變的行為是有內在聯繫的。”

王宇光老人說：“在當時的情況下，根本就不應該召開什麼特委擴大會，地下工作一般都是個別傳達上級指示和研究布置工作，蒲華輔作為特委書記堅持這樣做，是非常錯誤的。”

兩位老人的話說明：黨組織主要負責人的不良品質和錯誤行為，會對黨的事業造成嚴重的危害——蒲華輔就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