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遠舉

徐遠舉1914年出生於湖北省大冶縣，黃埔軍校第7期畢業，1932年參加特務組織，1935年出任“護送班禪專使行署”少校參謀，隨後在西藏開展情報活動。

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為軍統局第三處副處長，1946年1月到華北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7月調任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瘋狂鎮壓學生運動，策劃破壞中共重慶地下市委機關報《挺進報》。

在徐遠舉親自主持下，前後逮捕的地下黨員多達13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被殺害，徐遠舉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雲麾勳章，並被任命為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開和秘密單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處、公路和運輸部門的警務處、組，兵工廠的警稽組等40多個機構也由該區統一指揮。

後來重慶綏靖公署升格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徐遠舉成為長官公署二處處長——當時西南軍政長官是張群，張早就認識徐遠舉，對他特別賞識，所以徐遠舉更是紅得發紫，故當時國民黨軍政界都稱徐遠舉是“半壁江山，西南紅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遠舉在重慶主持策劃一系列大屠殺、大破壞計劃。重慶解放前夕逃往昆明，12月在昆明被雲南盧漢起義部隊捕獲，後作為戰犯被押回重慶白公館關押，1956年轉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經過改造，徐遠舉認識到自己罪行的嚴重，他向公安部門表示，對自己的問題“決不保留，決不擴大縮小，老老實實交代”。後來監獄組織關押人員撰寫國民黨的歷史資料，徐遠舉最賣力，也毫無顧慮，知道什麼便寫什麼，從不迴避寫自己的問題。

在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時，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戰犯被特赦，徐遠舉也盼望著有朝一日能被釋放，但一直沒有輪到他。

“文革”爆發后，停止了對在押戰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關進監獄，徐遠舉感到絕望了。“四人幫”為整倒一批老幹部，到處逼人寫黑材料，但徐遠舉寧肯挨罵甚至挨打，也不亂咬人。

據沈醉回憶說：“‘四人幫’為了把秦城監獄的那一幢樓騰出來，囚禁忠於黨和人民的革命老幹部，把黃維和許多軍長一級的戰犯，都送到撫順原日本戰俘管理所，讓軍統和中統等10多名搞特務工作的留下來，逼他們提供材料，誣衊好人——徐對此氣憤異常，認為這不是共產黨的傳統和光明磊落的作風。”

1973年冬，徐遠舉在勞動期間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評，脾氣暴躁的徐遠舉情緒激動大吵大鬧，當晚又用冷水沖澡，本來他就患有高血壓，結果剛走出衛生間就暈倒，后經醫院搶救無效，終因腦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徐遠舉字希哲，號嘉慶，曾用名徐鵬民、徐鵬飛、徐遠甫，化名江克難，綽號徐猛子。

1914年12月出生於湖北省大冶縣（今湖北黃石大冶市）城關徐家堖的八斗巷，他祖父是前清的欽賜進士，以商致富，他父親更是廣置田地，經營實業，家境雖不顯赫，但是殷實富有。

徐遠舉排行第四，自小衣食無愁，頑皮卻聰慧伶俐，5歲便入學讀書，那時他讀的是私塾，課程內容從《三字經》、《五言經》開始到《四書》、《五經》和《左傳》等，由一個前清的老秀才給他們照本宣科地講課，徐遠舉他們的任務就是把學的內容背下來，誰能背得全，誰就學得好，背書不好的就要挨板子，而徐遠舉記憶力超群，從來沒有因背不下規定的內容挨過板子，連《左傳》那樣的長篇他也能背下來，老秀才特別喜歡他。一次，老秀才要徐遠舉背《左傳》的一段內容，徐遠舉一口氣背下來，一字不差，老秀才高興地對人說：“徐遠舉不愧是徐家的子孫，雖然頑皮卻不影響學業。你們看他鼻子高大，帶鉤像鷹，眼睛鼓圓如鈴似鷂，來日定能大鵬展翅，鵬飛萬里！”老秀才的一番話，徐遠舉聽在耳里，雖年紀尚小，也覺得有些飄飄然，從此自視高人一籌，後來他還曾以“鵬飛”二字為名，抒發志向，《紅岩》小說中以他為主要生活原型的第一反派人物的名字也取名為徐鵬飛，不知是否與此有關，現已無從考證。讀完私塾，又讀完高等小學后，由於縣裡的初中經費困難而停辦，徐遠舉只好輟學在家，不知今後該怎麼辦。這一年是1926年，徐遠舉12歲。

於是，經一個遠房親戚的介紹，1928年，徐遠舉加入桂系集團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隨營軍官學校當學生兵。

1929年，蔣桂戰爭結束，獲勝的蔣介石南京政府接管了第四集團軍隨營軍官學校，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就這樣，徐遠舉作為黃埔軍校第七期的學員，學習到1930年7月畢業，被分配到陳誠的部隊里先後任少尉排長和中尉連副，在江西參加了圍剿紅軍的作戰。

那時，國民黨軍隊與紅軍作戰老是占不到便宜，經常吃敗仗，部隊的士氣很低，徐遠舉日益覺得這樣下去沒有什麼前途，加上他和連長的關係不好，兩人經常吵架甚至動手，一氣之下，就脫下軍裝逃離部隊，跑到武漢躲起來。

特務頭子，始露崢嶸

幾個月後，徐遠舉邁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1932年3月，蔣介石主持成立了三民主義力行社，並任命戴笠為力行社特務處處長，戴笠通過力行社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復興社，廣泛吸收特務組織成員，特別重視吸收失業的黃埔軍校畢業生。正感到前途渺茫的徐遠舉得到這個消息，天性機敏的他立刻捕捉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可言喻的信息，他彷彿看到自己正迎向一條實現人生抱負的光明大道。經過多方打探，徐遠舉終於憑著黃埔軍校第七期學員的畢業證書，在南京加入了團警幹部訓練班受訓，半年受訓結束時，經戴笠親自個別談話、挑選，被派往南京洪公祠參謀本部特訓班受訓，加入戴笠軍統局的前身力行社特務處，正式成為軍統特務組織的成員。這一年，徐遠舉18歲。

特訓班裡，徐遠舉對特訓班的課程有著特殊的興趣，筆記做得最為詳細，學慣用功，各科成績都很拔尖，戴笠把他樹為勤奮學習的典型，多次獎給金筆以資鼓勵。

雖然受訓時成績優異，但由於個人沒有背景，參加特務工作后，徐遠舉只做著一般特務職員的工作，開初在南京任通訊二組組長兼管郵檢工作，同時參加力行社外圍組織復興社的組織與訓練工作，後來又調到特訓班當學員隊長。

儘管在軍統中下層骨幹的位置上盡職盡責，任勞任怨，但徐遠舉長期未能受到重用，有一次還因一點小過錯，被戴笠斥為不服從命令而監禁三個月。在這個令人戰戰兢兢而又能獲取普通人所沒有的特權的團體里，徐遠舉忍耐著，幼時在心中立下為國效力、造福社會的壯志，已在滿眼所見的貪污腐敗、爾虞我詐的現實面前一點點消散，而立誓要做“人上人”的雄心，卻越發強烈，經常陷於亟求升遷擺脫下層地位而不得的苦悶中，但他並不氣餒，窺伺著一切可以轉變命運的機會。

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隨著日寇的侵略勢力自北自東推進，國民政府把經營目光轉向西南、西北。在西藏，由於英帝國主義勢力長期滲透，挑動達賴脫離中國，並於1924年將親中央政府的九世班禪排擠出西藏，中央政府長期不能對西藏行使有效的主權管理，在加強經營西北的策略下，南京中央政府多次與十三世達賴交涉，反覆協商，終於說動達賴同意班禪返回西藏。1934年12月，中央政府決定組建護送班禪回藏行署，戴笠派徐遠舉在行署任政治指導員和軍事參謀，徐遠舉的軍銜也由上尉升為少校，此時徐遠舉剛滿20歲。1935年，護送班禪回藏行署從北平出發，準備經陝西、甘肅、青海、西康進藏，由於達賴根本不願意班禪回藏，經常派出藏軍化裝成馬匪沿途阻礙騷擾，有一次還把他們包圍起來，把班禪隨身攜帶的金鈸、金罄、金鑼等法器，全部搶走了。班禪行署只能走走停停，直到1937年才到達青海玉樹的藏民區。這時達賴又提出只准班禪和藏民進藏，漢人一律不準入藏，更不準中央政府委派的行署成員入藏，行署只好停下來，和達賴交涉了一年的時間，仍沒結果。1938年，九世班禪因回藏受阻，氣病交加，在青海玉樹逝世，中央政府的進藏計劃也就此破滅，1938年5月，已遷都重慶的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護送班禪回藏行署，10月，徐遠舉奉調到重慶。

徐遠舉參加班禪行署，雖然沒有完成護送班禪回藏的任務，但他在路途的幾年中，學會了藏民的各種禮儀習俗，而且還學會了藏語，成為中央政府更是軍統組織人員中少有的西藏通，他沿途調查收集各種情報及時報送給中央政府，並沿途建立由軍統掌握的情報組織，對西北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據勢力進行滲透和瓦解，客觀上起到了維護祖國統一的作用。

1939年1月，剛滿24歲的徐遠舉，被派任為軍統西昌站中校站長兼西昌行轅第三處（即情報處）處長，后又兼任西昌行轅禁煙督察專員。

1942年底，28歲的徐遠舉被調到成都，任財政部四川緝私處上校副處長，並由戴笠親自保薦兼任國家總動員會成都經濟檢查大隊大隊長，后兼任軍統川康區副區長代行區長職權，領導軍統的成都站、自貢站、康定站和西昌站。1945年6月，徐遠舉奉調回重慶，任軍統局局本部行動處副處長，2個月後，抗戰勝利，徐遠舉到廣州押解陳璧君、褚民誼等大漢奸到南京受審后，又到軍統上海辦事處，參加查處漢奸案。

1945年底，31歲的徐遠舉奉調到西安，升任為國民黨第一戰區官長部調查室少將主任、河南處理漢奸委員會主任兼軍統局北方區區長，管理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察哈爾、山東六省及北平、天津兩市的軍統特務機構，是當時軍統外勤單位中最大的一個區。古人說三十而立，徐遠舉自1932年加入軍統特務組織，在中下層幹了十三年，千辛萬苦，終於在剛過而立之年就躋身於將官之列，從小立下的要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標，就像一座金璧輝煌的殿堂，向他敞開了大門。此時的徐遠舉更加躊躇滿志，信心百倍。

為禍西南，十罪難赦

抗戰結束，國內的矛盾焦點由全國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轉為戰後蔣介石政權維護一黨獨裁專政、武力消滅共產黨與人民渴望建立和平、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的矛盾鬥爭。如果說軍統特務組織在抗戰時期多少做了一些有功於民族抗戰的事情，那麼這時的軍統，其全部的力量都放到了維護國民黨蔣介石一黨獨裁專政和鎮壓人民民主革命運動之中。

徐遠舉作為軍統的大特務，為此使足了全身的幹勁，用他自己話說，就是“竭盡忠智，為非作歹，罄竹難書”。

第一宗罪：積極反共

1946年1月，徐遠舉任軍統北方區少將區長，5月離任，在短短的任期內，徐遠舉即奉行蔣介石破壞“雙十協定”挑起反共內戰的方針，對關押在西安勞動營的十八集團軍幹部進行迫害，清查出400多人準備加以殘害，結果事機泄漏，引起強大的社會輿論的抨擊，才不得不放棄殺機。

1946年5月，國民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在重慶設置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何應欽任主任，由張群代理主任職，張群指名調徐遠舉任行營第二處處長。

（這裡稍作說明：重慶行營最早成立於1935年11月，是國民黨政權既為協調西南軍閥參加圍追堵截紅軍的行動，也為中央政府藉機控制西南地區而設立的中央派出機構，主任先後為顧祝同（賀國光代理）、張群；1938年底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1939年1月，重慶行營撤銷，同時在成都設立國民政府主席行轅，先後主任為賀國光、張群；1946年4月，恢復重慶行營，成都行轅撤銷；1946年10月，重慶行營改稱國民政府主席重慶行轅，先後主任為何應欽、張群代理主任、朱紹良；1948年5月，改稱重慶綏靖公署，先後主任為朱紹良、張群；1949年5月，改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為張群）

7月，徐遠舉到任，同時，由軍統局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指派徐遠舉兼管重慶、四川及西康的特務工作，他把監視中共在重慶的代表活動、《新華日報》社人員及各界民主人士的活動作為工作的重點。徐遠舉到重慶時，正值國民黨政權瘋狂鎮壓民主革命運動時期，著名教授李公朴、聞一多在昆明相繼被暗殺，重慶、川康各界紛紛舉行追悼大會，徐遠舉一看到集會心裡就反感，多次與部下密謀破壞，終因不敢惹眾怒而作罷。

第二宗罪：搗毀《新華日報》，驅逐中共代表

1947年2月，蔣介石徹底撕下和平的偽裝，下令驅逐中共代表，致使第二次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徐遠舉在重慶聯合重慶警備司令部、重慶市警察局等軍、警、憲、特，查封了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和《新華日報》、新華書店等，用武力強行遣送中共人士回延安。

第三宗罪：“六一大逮捕”迫害民主運動

由於國民黨政府不顧人民的意願頑固地發動內戰，並把大量的教育經費挪用於內戰，致使國統區的教育危機日益嚴重，加之內戰使民生凋敝，物價飛漲，靠工資的教師朝不保夕，靠助學金和貸金的學生食不果腹，掙扎在失學失業和飢餓衰亡威脅中。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等地的大專院校學生5000多人在南京中央大學會合后，舉行了“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喊出了“向炮口要飯吃”的呼聲，遊行隊伍遭到憲兵和警察的鎮壓；同日，北平和天津的約萬名大中學生也發動了示威遊行。“五·二○”事件后，重慶、武漢、廣州、長沙、昆明等全國各地60多個大中城市的學生、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發起“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聲援運動，重慶各高校準備聯合於6月2日舉行總罷課一天，6月1日，重慶國民黨當局根據國民黨中央黨政軍聯席會議制定的武力鎮壓學生運動的要求，出動大批軍警憲特武裝，沖入各高校、報館、商會等，逮捕師生、新聞界、文化界及工商界人士共約260人，這就是有名的重慶“六一大逮捕”事件。在此鎮壓行動中，徐遠舉率領部下積極衝鋒陷陣，並將已關閉的渣滓洞監獄重新開監，關押被捕人士，在國民黨當局迫於社會壓力同意釋放被捕人員后，徐遠舉仍繼續監禁幾十名“六一事件”被捕人員，並在“11·27”大屠殺時殺害了其中5名被捕人員。

第四宗罪：破壞《挺進報》和中共地下黨組織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在重慶辦了八年的《新華日報》被徐遠舉一夥搗毀后，重慶的政治生活頓時陷於一片沉悶壓抑的氛圍中，當局實施的白色恐怖政策，更使很多進步群眾對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來感到萬分迷惘。為了讓重慶人民聽到真理的聲音，了解國家發展形勢和人民解放戰爭進程的真實情況，陳然、蔣一葦、劉鎔鑄等幾個暫時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的地下黨員，把從香港寄來的新華社通訊稿的內容摘編下來，刻印成一份無名小報，在一部分進步群眾中散發傳看。小報後來流傳到中共重慶地下市委領導手中，市委委員彭詠梧輾轉與小報編輯組接上關係。經重慶市委研究，決定將這份小報辦成市委機關報，並命名為《挺進報》，於1947年7月正式出刊。

1948年初，隨著解放戰場上解放軍的步步勝利和國民黨軍隊的節節失敗，中共川東臨委根據上級關於“加強統一戰線，開展對敵攻心戰”的指示精神，決定擴大原來主要用於組織內部學習使用的《挺進報》的發行範圍，使其成為針對國民黨統治當局開展攻心戰的武器，從第13期開始，《挺進報》大量向國民黨軍、警、憲、特機關和重要官員寄發，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造成嚴重恐慌。1948年4月，徐遠舉利用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的叛徒，破獲了中共重慶地下黨市委機關報《挺進報》，並通過《挺進報》的線索，大肆逮捕中共地下黨員，破壞中共地下黨組織，破壞和逮捕行動從重慶城區逐漸擴展到郊縣、擴展到四川地區，包括成都，徐遠舉還親自帶著特務到上海、南京去破壞和逮捕中共中央負責西南地下黨工作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因黨的機構及時轉移而未得逞，但仍逮捕了8名地下黨員。

這次由《挺進報》案件引發的大破壞和大逮捕行動，一直持續到1949年1月才告一段落，總共逮捕中共地下黨員及進步群眾133人，除上海、南京外，重慶及四川地區有125人被捕，其中，有56人被殺害；有32人下落不明；有25人脫險或獲釋；有8人叛變后參加特務組織；還有4人雖叛變，但因徐遠舉認為他們有的叛變得不徹底，有的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仍然將他們處死。

第五宗罪：鎮壓川東武裝起義

解放戰爭時期，四川成了國民黨打內戰的重要糧源和兵源之地，四川作為抗戰的大後方，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抗戰勝利后，四川人民未得到一口喘息，又被拖入內戰的深淵。為了解救在苦難中掙扎的人民群眾，中共重慶地下黨以“抗丁、抗糧、抗捐”為號召，發動、組織農民群眾武裝自救，在上下川東（現重慶市東部和四川東北部地區）領導了多次武裝起義。在破獲《挺進報》案的同時，徐遠舉又配合羅廣文的部隊對川東武裝起義進行殘酷的圍剿和鎮壓，派出大批特務組成“識別隊”、“搜索隊”、“情報組”，瘋狂逮捕游擊隊員和掩護游擊隊的進步群眾數百人，有的當場殺害，有的抓回重慶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最後也慘遭殺戮。

第六宗罪：查封民盟，迫害民主人士

中國民主同盟是中國主要的民主黨派，由於它反對蔣介石一黨獨裁、內戰亂國的政策，於1947年11月被國民黨當局強迫解散。早在民盟被當局解散前，徐遠舉就長期派特務監視民盟組織和盟員的活動，還借“六一大逮捕”之機抓捕了一大批民盟成員關押在渣滓洞監獄，隨後又查封民盟在重慶的機關，繼續搜捕民盟成員。

1948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徐遠舉派出“紅旗特務”打入民革組織內部，監視、跟蹤民革西南負責人楊傑將軍。楊傑是國民黨陸軍上將，曾任陸軍大學校長、軍令部次長、駐蘇大使、國民黨中央執委，抗戰勝利后致力於和平民主運動。1949年9月，徐遠舉親自率特務趕到昆明，與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一起去逮捕楊傑，因楊傑機警，先一步化裝逃到香港而未成，徐遠舉又將自己掌握的線索和楊傑可能的去向詳細報告給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毛人鳳據此另派特務在香港將楊傑將軍暗殺。徐遠舉還在重慶和四川逮捕了原同濟大學校長周均時、《新蜀報》總編王白與等一大批民革成員，並加以殺害。

第七宗罪：昆明“九九整肅”

抗戰時期，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遷至昆明組建西南聯合大學，使昆明的民主氣氛高漲，抗戰勝利后，李公朴、聞一多為民主和平事業先後在昆明被特務暗殺，更激起了雲南人民爭民主反內戰的運動的高潮。在人民民主運動的影響下，雲南省參議會大多數參議員長期堅持反內戰、爭民主，影響很大，深為蔣介石所嫉恨。1949年9月9日，徐遠舉以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的身份，親率大批特務飛赴昆明，大搞“整肅”，查封了省參議會和多家報館，逮捕省參議會、新聞界和文化界的民主人士三百多人準備加以大規模殺害，由於雲南省主席盧漢軟磨硬抗拖延時間到發動起義，才使這數百人倖免於難。

第八宗罪：屠殺楊虎城、“小蘿蔔頭”

楊虎城將軍與張學良將軍聯合發動“西安事變”，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是中國人民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千古功臣，但“西安事變”后，楊將軍即被逼出國流亡，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楊將軍主動回國抗日，卻遭到軍統特務的秘密扣押，並被監禁十幾年。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已成定局，蔣介石對楊虎城將軍更加憤恨，決意在撤離大陸之前置之於死地。徐遠舉積極參與策劃、布置屠殺楊虎城將軍的密謀和行動，並在毛人鳳召集的會議上提出，如果將楊虎城將軍在貴州拘押地就地殺害容易暴露目標，應提押回重慶在集中營範圍內秘密殺害，會議最後決定提押回重慶在集中營的松林坡秘密殺害。1949年9月6日半夜，楊虎城將軍、將軍的小兒子楊拯中和小女兒楊拯貴，以及曾給將軍當過秘書的《西北文化日報》總編宋綺雲、宋的夫人徐林俠和他們的小兒子“小蘿蔔頭”宋振中等6人同時在松林坡戴公祠遇害。

第九宗罪：大破壞、大潛伏、大游擊

當人民解放軍解放西南的炮聲打響時，保密局加快了“大破壞、大潛伏、大游擊”部署，徐遠舉也明白國民黨政權已無力支撐下去了，這時，他多次極力向當局和保密局鼓吹拖隊伍上山打游擊的重要性，提出把原中美合作所遺留下來的武器裝備用起來，組成強大的游擊武裝，並在重慶解放前夕指使手下特務拼湊了數支流竄反共武裝部隊，如由他的副處長楊元森組建的“四一部隊”，由刑警處長張明選組建的“重慶衛戍總部警備支隊”，由保密局西南特區行動總隊組建的“西南反共救國軍”第三縱隊第二支隊等，但這些特務武裝在解放軍的打擊下一觸即潰，使徐遠舉的算盤落空。對於特務潛伏，徐遠舉以他對共產黨和解放地區的了解，雖然認為沒有什麼大作用，但還是積極布置，親自落實人員和尋找潛伏點，但所有潛伏的特務隨著解放后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的自首紛紛落網。

重慶解放前夕，蔣介石要求重慶守不住就要讓它變成一堆廢墟，徐遠舉積極執行，他擬訂了對重慶進行大破壞的行動計劃，得到保密局的認可並由保密局統一部署實施，徐遠舉也全力以赴安排力量加入其中。雖然由於中共地下黨針對性地採取了組織護市、護廠、護校的行動，人民群眾和社會民主人士也多方阻擾，特務的大破壞還是在重慶市區造成了破壞機器動力66754千瓦、各種器材67408噸損失，並殃及民房無數和一些無辜群眾的傷亡。

第十宗罪：主持對政治犯的大屠殺

國民黨當局在潰敗之際，還制定了屠殺政治犯的方針，徐遠舉雖然後來承認當時認為國民黨的敗局已到了這個地步，再多殺人也毫無作用，徒增罪惡，但他還是積極、殘暴地執行了這一方針，並親自主持了重慶地區的大屠殺。

他親自主持擬訂屠殺計劃，開列屠殺名單，布置屠殺行動，於1949年10月28日至11月29日一個月時間內，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新世界臨時監獄、西南長官公署二處看守所的政治犯進行了分批集體大屠殺，僅這一時期就集體屠殺了約287人，光是11月27日下午至28日凌晨一夜之間，就在白公館、渣滓洞集體屠殺了207人，連未滿周歲的嬰兒也不能倖免，屠殺后，還放火燒毀了渣滓洞男牢房以圖毀滅罪證。

從上面列舉的徐遠舉的十宗罪行，徐遠舉從一個少年具有為國效力、造福社會的熱血青年，為了實現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標，而泯滅了良心和人性，自甘墮落為維護國民黨一黨獨裁專政的機器、鎮壓民主運動的鷹犬和屠殺革命人士的劊子手。1948年，徐遠舉因破獲《挺進報》案有功，獲得了一枚上等官佐四等雲麾勳章，同時，保密局還為獎勵徐遠舉，專門設立了一個西南特區，委任徐遠舉為特區區長，負責指揮保密局在重慶、四川、西康、雲南、貴州的各個公開和秘密的特務機構。這時，徐遠舉的權勢達到他一生的最高峰，他誓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標基本上實現了。

可惜好景不長，僅僅一年後，隨著重慶解放，徐遠舉在大陸已無立足之地，他先逃到成都，繼又逃到昆明，正準備再逃往台灣繼續做他的“人上人”美夢時，卻被盧漢的起義部隊逮捕關進監獄，他從人生的頂峰陡然落到了階下囚的地步，他一生追求的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標也就此終結。他被捕的時間是1949年12月9日，這個月，他剛好滿35歲。

洗心革面

命運無情，一心想做人上人的徐遠舉成了國民黨戰犯。

所謂戰犯即國民黨戰犯，是指在解放戰爭中俘獄的，以及新中國建立后在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逮捕的，犯有嚴重罪行的國民黨軍隊的將、校軍官，國民黨政府省主席和廳（局）長級官員，國民黨、三青團中央委員、省（市）黨部書記長和委員，以及特務系統的處、站長以上的人員。

1951年，徐遠舉作為戰犯從雲南押送到重慶，關在西南公安部戰犯管理所，不知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有意安排，拘押地正是他曾經關押和屠殺革命者的白公館，他與其他一些高級戰犯關在樓上。真是天網恢恢、天道好還、現世現報、天公地道！徐遠舉坐在白公館大牢里，感慨萬千，心情久久無法平靜。這裡的一切他太熟悉了，多少往事湧上心頭。不到一年前，他還在這裡發號施令，決定別人的命運，生殺定奪全憑他一句話，而如今卻淪為階下囚，像一隻被關進籠子里的狗，任人宰割，坐以待斃。如果說被關在雲南的時候還不清楚共產黨如何處置自己，現在到了白公館這個與死亡連在一起的地方，自己殺人如麻，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罪孽深重，在與共產黨的關係上，別人可以不死，特務不能不死，特務可以不死，他不能不死！這次必定在劫難逃。對獄方的管理和審訊，他採取了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抵制態度。

白公館的樓道口設有崗哨，按規定戰犯可以通過樓道口到院壩活動，但出入必須向哨兵報告，徵得同意后才行。徐遠舉他們這些過去長期作威作福、養尊處優、頤指氣使的高級戰犯，剛開始總挂念著“想當初八抬八座，到如今是肩挑背磨”，心理上難以承受，很反感，不斷發生與哨兵對抗的言行。徐遠舉最為突出，他經過哨位有時不報告或故意壓低聲音，哨兵令他站住他竟然故意不理睬，昂首便走，哨兵既不能離開崗位去拉他，更不能鳴槍，弄得很難堪。這還不夠，徐遠舉甚至向管教幹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聽了管理所的報告后，西南公安部第一處處長、老紅軍段大明來到拘留所。

段大明的目光在徐身上掃視了幾秒鐘，然後坐在徐對面。短暫的對視和沉默，氣氛顯得有點緊張。看著面前這隻兇惡的狼，想到成百上千革命者的慘死，段大明不由得火起，他指著徐遠舉，厲聲質問道：

“聽說你吹鬍子瞪眼睛地要什麼自由。你徐遠舉在重慶的所作所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這裡，人民政府給你們按中灶標準開伙，你過去對關在白公館、渣滓洞的共產黨也是這樣的嗎？你給他們多少自由？你還要我們給你什麼自由。”老紅軍停下來，掃視了同室的周養浩等後接著說：“我是泥巴腳桿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們國民黨打了20年仗，好多戰友都犧牲了。要是依我的脾氣，你這種人一天都不能留，抓住就該槍斃。歷史已經證明：人民是勝利者，你們是失敗者。失敗的原因很清楚，你們是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賣命，遭到了人民的唾棄，你們還有什麼不服輸的？”段大明一席話，打下徐遠舉他們的囂張氣焰，也讓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罪犯地位。

徐遠舉自以為長期與共產黨打交道，對共產黨的政策了解得很，但他根本不了解共產黨對他們戰犯的政策就是以改造為主，從一開始就制訂了對戰犯不應簡單從肉體上消滅，而應通過改造成為新人的方針。

徐遠舉在監獄的日常管理中，親身體會到了管教幹部對犯人不打不罵，不刑訊逼供，思想上關心，生活上照顧，維護犯人正當的人格尊嚴，使犯人感受到極大的人道關懷。

另一件事是，有一天，幾千群眾來白公館附近烈士死難現場搞紀念活動，爆發出雷鳴般的口號聲，而且口號聲越來越近，就象是沖著白公館而來。徐遠舉他們懷疑是政府組織憤怒的群眾來對他們實行“群眾專政”，想到自己有可能死於群眾的亂拳之下，一個個都嚇得面色慘白，縮成一團。

過了一會兒，聽到口號聲沒有再逼近，徐遠舉用袖子擦著汗，故作鎮定，慢慢站起來向窗口張望，他看到監獄大門和側門都閉得緊緊的，從門前長長的石階直到下邊的公路上，增加了很多解放軍戰士的崗哨，還有大約一個排的解放軍戰士，像是剛從別處調過來，正坐在樓下，脫帽擦汗。這說明是為了防止憤怒的群眾衝進來，監獄臨時加強了警衛。看到這情景，徐遠舉這些過去看慣了別人痛哭流淚而無動於衷的人，這時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與悔恨的熱淚。

再有一件事是，被關進白公館不久，徐遠舉患了肛門蜂窩組織炎。這個病由細菌感染引起，發病後可迅速蔓延到腹膜后組織、腹股溝、腹壁、會陰和股部，因病情急驟，發展迅速，容易引發敗血症而危及生命。管理所及時組織救治，經上級批准，以何炳洲的化名，將徐遠舉送到沙坪壩中渡口第二工人醫院住院治療一個多月，管理所派了一名幹部前往照管，公安警衛部隊也派了六名戰土日夜站崗守護，以防萬一知道真相的憤怒群眾傷害徐遠舉。后經動手術治癒出院回所，徐對此感激涕零，一再表示共產黨救了他的命，是他的再生父母，說今後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報答共產黨恩情，就算最後槍斃了也沒有怨悔。

通過這一個個的事例，徐遠舉不斷地反思，過去我們對待革命人士，是那麼野蠻殘暴，而今天人民對待我們，卻又如此寬宏大量；過去在這裡聽到的是一片憤怒的斥責與苦痛的呻吟；今天聽到的，則是朗朗讀報聲和談笑聲。這些過去指揮過屠殺人民的手，現在卻捏著棋子，在“黃河為界”的棋盤上，悠閑地對“殺”。從監獄的管理就可以充分說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與蔣介石國民黨大搞特務恐怖統治的反動政權，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政權，蔣介石天天把革命、民主、自由掛在嘴邊，而共產黨才是真正的為國謀福、為民謀利的革命黨。從此，徐遠舉就徹底換了一個人，遵守監規，配合審訊，認真學習，積極參加活動。

徐遠舉積極配合管理所對一些抗拒交待罪行的歷史反革命犯進行幫教，促使其交待罪行，對配合審訊起到了積極作用。當時管理所經常組織“幫教會”，挑選出來參加“幫教會”的戰犯，都是本人罪行已基本交待，認罪態度較好，願爭取立功贖罪，又能說會道的人。“幫教會”由審訊該犯的預審幹部或直接管教該犯的幹部主持，先讓被幫教人交待罪行，然後讓到會人犯進行幫教，而且由幹部指定一名中心發言人。在幫教軍統特務時，往往指定徐遠舉為中心發言人。他表現積極，而且能抓住要害，有分析，有揭發，時而現身說法，啟發對方解除思想顧慮；時而聲色懼厲，痛斥對方不識時務，抗拒交待罪行與人民為敵只有死路一條；時而闡述共產黨的政策，大談向人民認罪，向真理低頭才有出路的大道理，終於迫使對方打開缺口，然後乘勝追擊，經過幾個回合就能繳械投降。這種“幫教會”起到了幹部所不能起到的獨特作用。

軍統局白公館看守所代理所長張少雲，1949年11月從重慶乘飛機逃到昆明，任雲南保防處中校參謀。盧漢在昆明宣布起義后的三天，張少雲改名劉繼漢，化裝成商人潛逃，在貴州安順場被當地公安機關抓獲後送押到重慶。在看守所，張少雲拒不坦白罪惡事實，於是把他押到白公館，徐遠舉等8位知情人，列舉一樁樁事實，證實張少雲是參與殺害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軍委委員車耀先的兇手。罪證確鑿后，張少雲被判處死刑。

戰犯們的思想得到轉變后，不少人成了“活字典”，為弄清某些歷史事件提供了線索或佐證。1955年春，一個印度代表團提出要參觀抗戰期間尼赫魯先生（印度獨立后的第一任總理）在重慶的居住地。查找居住地的公安人員來詢問徐遠舉。徐遠舉先是故意賣關子說：“王芳舟（王陵基）知道”。當王陵基連連搖頭說不知道時。徐遠舉說：“就在你王公館旁邊嘛”。經王、徐和沈醉回憶，找到了尼赫魯先生的居住地：枇杷山原國民黨外交部招待所。再經尋訪當年替尼赫魯抬過滑竿的轎夫和當地保長進一步得到證實。

徐遠舉性情暴躁，情緒容易激動，思想反覆性大。1956年初，人民政府組織戰犯參觀時，出於安全考慮，派便衣警衛。在參觀重慶人民大禮堂時，徐遠舉又發起牢騷來，說：“既然要我們出來參觀，何必派帶槍的跟著，不相信，怕我們逃跑！”

在旁的工作人員當即反駁道：“當年先生抓到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除了種種酷刑，能舉出組織參觀的先例嗎？就是你們的住地，原軍統‘鄉下’辦事處，‘11·27’大屠殺—次就殺了200多人。你們製造那麼多孤兒寡母，如果群眾出於義憤，活活把你打死，該是你自己負責呢，還是我們工作失職呢？”

“失言！失言！”工作人員的一席話，說得徐遠舉羞愧難當，啞口無言。

1956年初，徐遠舉等人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的編號是12號；在這裡，他更加積極進步，主動痛悔罪惡，改造思想。

原國民黨上將、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曾參加製造1927年在重慶殺害中共領導人楊闇公（原國家主席楊尚昆的哥哥）及愛國群眾的“三·三一”血案，但他一直推卸責任，沒有勇氣作出交代。徐遠舉就在“挑戰應戰專欄”里貼出短文，質問王陵基為何不敢坦白承認自己是那次慘案的劊子手。王陵基氣壞了，在背後大罵徐遠舉“龜兒子”，還到處傳他作的打油詩，什麼“上將不可當，寧願挨一槍。特務萬惡小鬼頭，看你自己去遭殃”。第二天，徐遠舉又貼出一篇文章，說：“潑婦罵街者應該反省自責了，請問為何如此不講理？難道撒野就可過不交代問題的關嗎？我勸你老人家放老實些，面向自己認錯，自覺進行思想改造。政府的政策是坦白從寬，知罪者不究，請你有理說理，有事實說事實，再不要做鴕鳥了！為了我們的共同進步，希望你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大家紛紛寫稿，批評王陵基的頑固態度。在真理面前，王陵基嚎啕大哭，徹底承認了他在“三·三一”大屠殺中犯下的罪行。通過這次激烈的思想交鋒，王陵基的覺悟大大提高，徐遠舉也因此被譽為“打虎英雄”。

自1959年12月起，國家開始分批特赦國民黨戰犯，到1966年4月，已特赦了六批。國家特赦戰犯，使徐遠舉更加堅信共產黨的轉變思想、給出路的改造政策，面對一批批送走的同獄戰犯，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罪孽太深，只有安心改造，以實行悔改行動才能贏得人民的最終諒解，但特赦戰犯的政策，也使他對自己今後的新生道路充滿了希望和期待。

1964年，政府組織幾個特赦人員到秦城監獄給尚在改造的戰犯作報告，介紹到各地參觀的情況和感受，鼓勵在押犯爭取早日特赦。報告會後，徐遠舉拉著第二批特赦出去的原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向他了解外邊知不知道沈醉就是《紅岩》小說人物嚴醉的原型，沈醉告訴徐遠舉說，外邊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劇團、電影廠還讓沈醉去介紹有關的情節，沒有一點歧視。徐遠舉聽后很高興，他認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諱地說，他就是“徐鵬飛”。分手時，他高興地握著沈醉的手說：“你等著為我接風吧，我相信我能爭取特赦的。”這一年，他寫成了徹底認識、反省自己罪惡的交待材料《我的罪行實錄》，1997年，公安部檔案館將這份材料以《血手染紅岩——徐遠舉罪行實錄》編輯出版。他在文中說：

我血手染紅岩的罪行，是震駭中外，令人髮指的。

我沉痛地悔恨自己過去的罪惡。即使人民處以千刀萬剮之罪，也難慰革命烈士及其死難家屬的英靈於萬一。

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改造人類、改造世界的寬大政策，將我這個危害人民、作惡多端、怙惡不悛的大劊子手，從深淵中拯救出來，給以改惡從善，重新做人的機會。

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之下：使我逐漸恢復了人性……使我分清了是非善惡，認識到誰恩誰仇。痛恨蔣介石將我由人變成了魔鬼，感謝毛主席把我由鬼變成了人……我堅決跟著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雖然肝腦塗地，萬死不辭。以報答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德於萬一。

正當徐遠舉努力改造，爭取重新做人的時候，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時間，即使在與世隔絕的監獄里，也感受到了風暴震撼，一些已經特赦出去的戰犯又被關進來，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的情況下，徐遠舉感到特赦之路已成奢望，整個監獄被沉悶的空氣籠罩著。

隨著運動的深入，各地造反派跑到監獄來日以繼夜地對戰犯逼供，套取整斗老幹部的黑材料，搞得大家苦不堪言，而徐遠舉因為當年所處的地位，自然成了重點對象，弄得他成天愁眉苦臉。一位很了解徐遠舉的軍管人員託人帶話給徐遠舉：“告知12號，一切相信黨，服從真理，要做正直的人，切記不要順竿爬。”有了這樣的鼓勵，徐遠舉雖然對前途很悲觀，但他堅定地表示：“這樣搞，只能生死由之，反正我只有用一條命來頂住，不能聽別人指鹿為馬地順竿子爬。我的宗旨是：第一，要重歷史，不能在共產黨的臉上抹黑；第二，不能無中生有的冤枉好人，不給老幹部抹黑；第三，不能胡編亂造誇大自己的罪行，也不給我自己抹黑。”同犯們對他這種連命都不顧的有原則、守信義的態度，非常感動，連平時對他抱有成見的人，也對他表露出欽佩。很多有來頭的人和造反派，不顧秦城監獄的有關規定，點名要徐遠舉出具誰是叛徒、誰是特務等顯然不符合事實的材料，否則將對他實行“專政”。對此，徐遠舉嚴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出具的材料都是合乎客觀實際的。他還對要材料的造反派的人說：“解放前我犯了罪，經過共產黨的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

1971年9月，發生了林彪外逃摔死事件，之後，很多黨的優良傳統又回到監獄管理中，獄中政治空氣煥然一新。戰犯們對新的人道主義管理制度，無不感激涕零，一致認為內亂即將結束，這是國家之福，人民之福，戰犯前途也趨向光明。

長時間處於悲觀狀態的徐遠舉，在新的形勢下，開始從愁城中跳出來，又顯得樂觀活躍了；這個時期，徐遠舉呈現出嶄新的姿態。除加強政治學習外，他還拜師學理髮，拜師學農藝，拜師學縫紉，拜師學作古典詩詞……總之，他們門都鑽，樣樣都學，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徐遠舉跟文強學作古典詩詞，數年不懈。開始時，他連平仄韻律都不懂，寫出來的東西，全無古意，很不通順，念起來味同嚼蠟。經過一段時間的琢磨和練習，加之他的天賦，慢慢寫得像一回事了。他曾寫了一百多首詩，其中一首叫《盼赦》：人間無永壽，天地有常情。盼赦如饑渴，憂憂不欲生！

病死獄中

1973年1月19日，徐遠舉所在縫紉組交貨，負責檢驗的人員認為徐遠舉做的成品沒有達到質量標準，要求他返工。個性倔犟、急躁難改的徐遠舉因此如熱鍋上的螞蟻，躁動不安，埋三怨四，懷疑別人搗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過不去。當文強好意安撫他，並提出要幫他返工時，徐遠舉不但不領情，還暴跳如雷，大喊：“好漢做事好漢當，我沒出息丟了臉，是活該，你們用不著為我發慈悲，莫要貓兒哭耗子。”說罷，如痴似呆，一言不發，好像萬念俱灰一般。當晚，徐遠舉飯也沒怎麼吃，一直怒氣沖沖，煩躁異常，當時是三九天，從來沒有冷水洗身習慣的徐遠舉，竟然打了一大桶涼水在木盆里泡澡。

結果，半夜裡始而床上翻滾，渾身滾燙，呼吸急促，兩眼突出，鼻孔出血，繼而進入昏迷狀態。同室發現后，立即報告，監獄領導迅速率領醫護人員來搶救，初步診斷是高血壓急性發作，但用藥降低血壓，不見效。21日上午送北京復興醫院搶救，診斷是腦溢血，經搶救無效，於22日死亡。時年58周歲零1個月。

徐遠舉的死亡報告很快送到國務院，周恩來總理立即批示公安部查清死亡原因。調查的關鍵是19日夜發病後即不省人事，為什麼到21日的上午才送北京復興醫院搶救，中間隔一天多的時間？調查結果是：

開始，監獄按腦溢血進行搶救，監獄負責人怕路上車子顛簸出問題，想待徐遠舉病情穩定后再送復興醫院住院治療，這種考慮不能說是過失。報告也是及時的，而且提出要立即住院治療。但在當時辦事多頭，報告層層送，這樣多多少少延誤了一些時間。加上與醫院聯繫，路上的警衛等問題，一天多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根本原因還是徐遠舉因工作發生爭執后極度激動，不顧自己長期患有高血壓症，自虐性地寒凍天洗冷水澡，冷水澆頭，結果受涼引發高燒，血壓猛升致腦血管破裂。

徐遠舉，這個歷史的罪人，新生活的勇士，在春天到來之前就這樣走了，永遠離開了這個充滿希望的世界。徐遠舉死了，長江在傾訴他的罪惡，春雨在滋潤他的靈魂。

1975年，政府特赦了所有在押的戰犯，文強也得以出獄。

文強想起了徐遠舉，想到他盼望特赦而不得的遺憾，離開監獄時，文強來到徐遠舉居住過的地方默默告別，撫今追昔，百感交集，他吟出一付對聯來憑弔亡友：毀譽已鮮明，難得臨終好評論定，君可無恨；死生安足道，追思莫逆特赦埋名，我尚長悲。

徐遠舉是一個非常注重個人前途的人。他1932年加入特務組織后，雖然那會兒年紀不大，但對個人前途的規劃遠超出一般同齡的人。他不像其他很多特務那樣，利用權勢整天沉湎於酒色。他深知如果像一般人那樣迷戀於女色，或者聚斂錢財，在特務組織森嚴的紀律下，工作很容易出差錯，必定會因小失大，難以實現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標。因此他處處盡職盡責，不斷受到上司的嘉獎。

徐遠舉還在老家時就由父母定了“娃娃婚”。女家姓馬，也是大冶縣的殷實富戶，與徐家算是門當戶對。徐遠舉的未婚妻叫馬紫英，排行第八，人稱馬八妹，比徐遠舉大3歲，所謂“女大三，抱金磚”。本來父親早就想讓徐遠舉把馬八妹娶進家裡來，因徐遠舉一直在外奔波而沒有機會，加上徐遠舉本人不想因婚姻拖累個人前程，而且他對馬八妹也說不上感情二字，這事就這麼拖下來。加入特務組織后，由於受“團體紀律”中成員結婚必須審查批准的規定限制，徐遠舉更是不想去找那些麻煩，給家裡的信也日漸寫得稀疏。馬家怕徐遠舉在外官當大了退親，有失體面，於是便三番五次地去找徐遠舉的父親，讓他給兒子儘快完婚。父親多次給徐遠舉寫信催婚，卻總不見迴音，徐遠舉父親與馬家商量后，決定親自帶著馬八妹去南京給兒子完婚，一來可免傷兩家的和氣，二來也可迫使徐遠舉就範。

徐遠舉當時青春年紀，對男歡女愛的婚姻生活也有些嚮往，父親自親帶馬八妹到來，也不想拂逆父親的願望，對成親一事無可無不可，只是礙於“團體紀律”，自己難以作主。徐父得知此情，只好硬著頭皮去找戴笠，述說原委請求，戴笠創業初始，正要籠絡年輕特務，又見馬八妹是個典型的大家閨秀，對徐遠舉情真意切，估計結婚後不會對工作有什麼不良影響，於是順水推舟，同意他們結婚。

抗戰時期，徐遠舉調任西昌站長期間，西昌行轅主任是張篤倫，當時張篤倫帶著妻兒和寡居的妹抹張篤和及外甥女耿家姐妹一同生活。徐遠舉因工作關係，經常到張篤倫的公館請示彙報，一來二去，就與張篤倫的外甥女耿家姐妹混得十分熟熱。

徐遠舉不露聲色地先把感情的觸角伸向耿家三女，結果沒多久被耿、張兩家察覺到情況異常，因徐遠舉是軍統特務，耿、張兩家也不敢輕易得罪，於是也不露聲色地將三女出嫁。一計不成，徐遠舉自然不甘心，他生就了一個不安分的性格，轉過頭來，馬上又悄悄地去接近耿家的另一個女兒耿德蔭。耿德蔭比徐遠舉小1歲，正當二八年華，不僅貌美，溫柔多情，而且受過良好的教育，舉止風度頗帶幾分洋派，只是父親早亡，雖有舅父接濟，總不免有一種寄人籬下之感，也十分渴望找個如意郎君，好有個依託和歸宿。她見徐遠舉一身戎裝，幹練清朗，不苟言笑，談吐大氣，是她所接觸到的少見的優秀人物，特別是徐遠舉往往不經意間目送款款深情，使她這個不諳世事的少女怦然心動。就這樣耿五陀不知不覺地落入了徐遠舉精心編織的情網之中，兩人經常結雙成對出入舞廳、劇院。耿、張兩家見狀，想如法炮製三女兒的前事，無奈耿德蔭已痴情滿懷，只好同意他倆結婚。

徐遠舉與耿德蔭結婚的事情被人告到了軍統局。軍統局有規定，抗戰時期軍統特務不許結婚，何況徐遠舉還是瞞著原配馬紫英的二婚，相當於娶妾，更是犯了大規。本來徐遠舉為這事很難說會受什麼樣的嚴厲處罰，但由於毛人鳳出手相救，使他度過這一關口。

徐遠舉的原配夫人馬紫英得知徐遠舉另有他娶，曾大鬧了一場，但見徐連連賠禮道歉，而當時社會上金屋藏嬌之事比比皆是，自己又無所依靠，也只好忍氣吞聲。但馬、耿倆人誰為正室，誰為偏房，仍未解決。儘管馬自己堅持是正室，但耿家勢力之顯赫，豈有作妾之理。因此，徐遠舉迴避此事，既和耿德蔭朝夕共處，也和馬紫英保持夫妻關係。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后，馬紫英帶著子女回武漢寄居於徐遠舉長兄徐俊人家，兩人才算分居。1948年徐遠舉與馬紫英辦理了離婚手續。全國解放前，徐遠舉將馬紫英及其子女送往台灣，託付給堂侄徐興華。

《紅岩》小說中，徐遠舉是大特務徐鵬飛原型人物。

長篇小說《紅岩》中寫到有一個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徐鵬飛，這個人物的原型是徐遠舉。徐遠舉是湖北大冶人，老家就在大冶老城關徐家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