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傑

楊傑（1889—1949），字耿光，民國軍事戰略家。陸軍上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人盛傳的中國三個半軍事家他排名第二，當時北洋直系吳佩孚、孫傳芳的的參謀長，保定軍校校長蔣百里排第一，他因當蔣介石的參謀長、陸軍大學校長排第二，桂系參謀長、民國訓練總監小諸葛白崇禧排第三，紅軍參謀長、紅軍大學校長劉伯承因瞎了一隻眼睛，算半個。這四個人因為軍事生涯顯赫和軍事學術廣為流傳而頗受時人推崇。後來劉伯承在南京軍事學院當院長的時候也經常教育學員說，蔣百里先生和楊傑先生在舊中國號稱大軍事家，但因為走錯了路，所以終生沒有很大的成就，因此政治道路的選擇是很關鍵的。

楊傑，雲南大理人，白族。祖父楊宣是裁縫，父親楊漢章行醫，母親徐氏是勤勞自強的婦女，在她剛成年時，就因為夜夜縫補而被松油熏瞎了雙眼。他生於1889年1月25日。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二，他的長兄繼續行醫，大弟弟曾經當過縣長，小弟弟隨他第二次去日本留學的時候患肺病而死。

1895年，他開始在大理讀私塾，他天資聰慧，所讀之書，過目不忘，且思路寬廣，所提問題往往把老師同學問的膛目結舌。1900年入大理敷文學院就讀，次年九月，八國聯軍攻佔北京，逼清廷簽訂《辛丑條約》，全國民怨沸騰。先生在書院也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楊傑聽后，激動的對同學說：“海禁開后，軍事外交，無一不敗，若不改弦更張，就會像安南，緬甸、印度一樣亡國滅種。”1905年年僅16歲的楊傑徒步到昆明報考京師大學，因考期已過，便轉考雲南陸軍速成學堂並被錄取，從此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在校期間，他接觸的新思想、新科學漸多，不久就悟出了“那麼大的中國，為什麼打不過遠來的外國強盜。”的原因，奮筆寫下了“東魯文章舊，西歐教化新”的對聯贈友人。不久又入保定北洋陸軍軍官學堂學習，因成績優秀，1907年被清政府選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預備學校學習，在這裡認識了蔣介石，1909年在日本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兩年學習期滿后，蔣介石下放部隊鍛煉，他則考試合格，升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0期炮科學習。

1911年畢業回國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5月任滬軍威武軍第一團團長，授上校軍銜，因遇兵變回到雲南參加蔡鍔的軍隊。當時貴州局勢混亂，蔡鍔派唐繼堯率兵2000援黔，恰逢原來的貴州都督楊柏舟領兵萬人反撲，他向唐繼堯分析戰局，銅仁是全局要點，而大魚塘則是銅仁的要點，應在此處展開口袋陣伏擊敵軍，經過兩日激戰，以少勝多，迫使楊柏舟退回湖南。滇黔戰史上把此役稱為楊傑黔東大捷。

1913年3月任黔軍步兵第10團團長，5月任黔軍第1旅旅長，二次革命的時候率部突入重慶鎮壓熊克武，兼重慶衛戍司令官、重慶道尹、四川省政務廳廳長、重慶警察廳廳長，授少將軍銜。1914年任雲南講武堂騎兵科科長兼日語教官，經好友周益存介紹，和趙舒益之女趙丕欣結婚。以後生有兩子，大的叫重螢，小的叫重歌。婚後不久任雲南省彌勒縣縣長。

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在昆明五華山誓師護國，12月5日任護國軍第3軍（唐繼堯）5支隊支隊長，后改任護國軍第1縱隊司令，1916年2月任護國軍第4軍（黃毓成）參謀長兼敘南衛戍司令和第1梯團團長，黃部原來沒有基幹力量，是由地方團警、新招募士兵組成的雜牌隊伍，紀律鬆弛，組織渙散，武器裝備簡陋，只有毛瑟槍和鳥銃一類的槍械，戰鬥力非常低下。楊傑率部加入后，對部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編，加強了軍事訓練，使官兵素質迅速提高，很快成為轉戰滇、川、黔地區的一支勁旅。他對黃毓成任用川人楊森很不滿，認為楊森腦後有反骨，找機會派兵把正在抽鴉片的楊森狠狠揍了一頓，還拉出去示眾，受此大辱，楊森從此戒了鴉片。1916年6月任中將，1917年1月任北京大總統府軍事咨議兼陸軍部顧問，他本想實行自己軍事報國的志願，但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爭使他看到北京官場的黑暗，不久回滇任靖國聯軍第4軍參謀長，8月任靖國聯軍中央軍總指揮兼瀘州衛戍司令，指揮金漢鼎和朱德兩部大破川督周道剛部，收復瀘州。他見滇軍已經轉為勝勢，便接受朱德還政於川人的意見，保舉熊克武為四川督軍。1918年春因父喪回昆明守孝，期間兩個兒子患白喉癌，在一個星期內相繼去世，他從此再沒有親生子女，只有將一個侄兒楊兆龍帶在身邊為養子。1921年顧品珍為雲南都督后，委任他為雲南省留日學生監督赴日本。

這是楊傑第二次到日本，回顧十年來，一腔報國的熱血，竟被置於軍閥亂戰之中，而民國一天一天的壞下去，這使他對學習西方產生了極大的懷疑。認為要完成國民革命，就要徹底剷除依賴外國人的劣性根。“我們需要自發的生產力，生活力、生命力，戰鬥力，機械力。”這一切“操之於人則亡，操之於我則存。”楊傑對學生們說：“來日本學習，若單注意專業之修習，忘卻這個國家之未來發展及其對鄰國之野心，雖然學成回國，亦難適應國家未來的需要。”此後，他不斷督促學生不要忘記自己的責任。1921年除夕，楊傑在學生聚餐會上又一次訓話，他說：“日本對中國之侵略野心，益更積極而不可抑制。租界領館遍布沿海及腹心內地，浪人間諜橫行大陸，而我國人醉生夢死，毫不覺醒，軍閥割據，政治腐敗，而帝國主義經濟及買辦階級，形成為虎作倀之吸血鬼魔……我等畢業返國，應本‘五四’運動之偉大精神，喚醒同胞，促進統一，以抗拒深入腹心、永無止境之強大敵人。”他雖然已居高位，可楊傑深感自己的軍事知識還很欠缺。在對學生寄予厚望的同時，楊傑也為自己制定了目標：報考日本陸軍大學，學習更深的軍事理論。當時，日本政府對陸軍大學考生的資格有嚴格的限制，其中一條是軍銜必須在中尉至中校之間才能報考。而楊傑此時已是中將軍銜，不符合報考條件。他毅然放棄陸軍中將的頭銜，以中校軍銜入日本陸軍大學十五期深造。在日本陸軍大學學習的4年中，楊傑如饑似渴地學習中外戰爭史及有關歷史、地理、戰略、戰術等方面知識，軍事理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深得校方欣賞。當時，日本陸軍大學經常讓學員指揮海陸空軍演習，以訓練和考察學員的軍事指揮能力。在一次演習中，楊傑被選為統帥。他指揮演習得心應手，並有獨特創新，得到日本天皇的讚賞，並賜予軍刀。根據當時日本軍部的規定，陸軍大學畢業生前三名才能得到日本天皇親自賜刀，日本軍人向來以此為殊榮，楊傑也因此贏得了“天才將軍”的美譽。天皇還特意讓人測量了他的腦袋，果真比一般人大一號。還有一次，法國著名軍事家約瑟夫·霞飛元帥到該校參觀時，楊傑被學校選為接受諮詢的學員之一。在與霞飛元帥的交談過程中，楊傑旁徵博引，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軍事見解。霞飛元帥聽后對學校的負責人說：“此人將必成東亞傑出軍事人才”。1924年冬，楊傑以優異的成績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回到了魂牽夢縈的祖國。

在日本學習期間，楊傑始終與孫中山以及廣東革命政府軍政部長程潛、大本營參謀長許崇智等保持書信聯繫，因而，他的情況國內多有所知。當他回國時，馮玉祥國民軍第三軍軍長孫岳向他發出邀請，經孫中山同意后，他來到孫部任參謀長。1925年3月任國民軍前敵總指揮，一舉打敗了在洛陽的劉鎮華“鎮嵩軍”，9月任河南陸軍訓練處教育長，對現役軍官進行培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旋脫離北方國民軍赴廣州參加國民革命軍，1926年5月任國民革命軍第6軍總參議，輔佐軍長程潛參加北伐，12月任第6軍17師師長。

炮擊南京事件后，蔣介石瓦解第六軍，1927年3月任他為改編第六軍后的第1縱隊隊長，4月任第6軍副軍長，並代理軍長，指揮第一軍第一、第三師和第六軍繼續北伐。7月部隊改番號為第18軍，他繼續任軍長，不久蔣介石強攻徐州大敗，他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淮南行營主任兼總預備隊指揮官，負責淮河防禦。8月蔣介石下野前，將北伐第二路軍退守長江南岸，交他指揮。

龍潭戰役后，他指揮第18軍，第14軍，第32軍渡江追擊孫傳芳，一舉攻克揚州、寶應，南通等地。何應欽為控制經濟，任命其內兄擔任揚州稅監一職，他卻對何說：“你把這一稅收機關奪去，我十萬官兵吃什麼，拒絕從命。”何應欽不顧他的反抗，用政府命令任命，並對他多方牽制，他一怒之下，辭職到日本去找蔣介石，蔣卻怪他不該將部隊丟了，讓他跟著回國。

1928年3月任軍事委員會常委兼辦公廳主任，旋任第1集團軍參謀長，參加二次北伐，5月，蔣介石車到泰安，恰逢日軍出兵佔領濟南商埠，楊傑隨即打開地圖對蔣說：“日本出兵早在預料之中，應該命令部隊繞開濟南，繼續北上，以收北伐全功。蔣左右的吳稚暉，邵力子和陳果夫都贊同此議。使第一集團軍順利到達德州。6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北平行營主任、北平憲兵學校校長，與馮玉祥、閻錫山周旋。

1929年3月任陸海空總司令部行營總參謀長，隨蔣介石參加蔣桂戰爭，10月任南路軍行營總參謀長、討逆軍第10軍軍長兼左翼指揮官，隨蔣介石參加蔣馮戰爭，當時西北軍代總司令宋哲元東出潼關，發動強大攻勢，蔣軍整個正面危急，登封不守，密縣將陷，臨汝被圍，他率徐源泉的47師，王金鈺的48師增援，以一部封鎖臨汝馮軍進攻要點，率主力側擊登封，並分兵迂迴馮軍後方，一舉打敗馮軍，扭轉整個戰局。

1930年 2月任洛陽行營主任兼第10軍軍長，隨蔣介石參加蔣唐戰爭，1930年2月任寧、鎮、澄、淞四路要塞總司令，5月任第2炮兵集團指揮官、陸海空總司令部總參謀長，隨蔣介石參加中原大戰，7月中，閻錫山主力渡過黃河襲取濟南，馮玉祥也在隴海線上發動攻勢，他建議誘敵深入，在隴海、津浦兩條鐵路擺開口袋陣，各個擊破馮閻兩軍。本內線作戰原則，建議隴海路正面取守勢，抽出兵力加強津浦路的對北正面，首先擊破了戰鬥力較弱而又最突出的閻軍，並親自部署這一戰役，他親自指揮6個師於8月1日向汶上發動總攻，經過5晝夜激戰，傅作義在肥城部被消滅一半，戴玉璽部除三千投誠外，悉數陣亡，張會沼部在長清完全潰散。同時，19路軍也在在膠濟線將閻軍主力王靖國部消滅。他完全贏得了濟南會戰的勝利。8月，馮玉祥分兵七路，發動規模空前的八月攻勢，馮軍鄭大章的騎兵師甚至攻到蔣介石的指揮部附近，形式非常危急，而蔣介石在附近又沒有預備隊，形式非常危急，蔣介石準備向歸德以南縮短陣地，並電召他來實施退卻計劃。他仔細分析了戰場形式，認為還不到退卻的地步，如果強行後撤，必然導致大敗。還說西北軍將領偏向穩重，不敢輕率冒進。只要用少數兵力進行反擊，敵方就會止步不前。當時，軍中好友對楊傑的計策有些擔心，私下問道：“戰爭能夠打贏嗎?”楊傑胸有成竹地說：“肯定會打贏的，我已打電報給南京何應欽，讓他調派部分兵力及物資，等需要的東西一到，我軍馬上發動進攻，保管將他們的主力軍消滅在河南地區。馮玉祥想到西北，不可能了。”等到10月張學良進兵關內的時候，馮閻軍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潰的道路。

在這次戰爭中，他的夫人趙丕欣在上海病故，他未能見最後一面，深感痛心，蔣介石多次安慰：“為國效勞，不顧個人情意，古今少有，你對國家盡到了義務，沒能對家庭盡到 情義，是忠義兩難全。望自我保重，無為悲傷。”他在上海給夫人開追悼會的時候，蔣介石、宋美齡夫妻親自前往悼念。後來他又娶了一個南開大學的畢業生胡允文，但不到兩年就因性格不合而離婚。此後就沒有再娶。

1931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2月任陸軍大學校長，1932年1月任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兼陸軍大學校長，楊傑將軍不僅有著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也是卓越的軍事理論家和教育家。他長期從事軍事理論研究和軍事教育工作，在創造中國的戰略戰術理論方面頗有建樹，在改造中國軍隊，提高其戰鬥力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方略，他長期擔任陸軍大學的領導工作，為國家培養了大量軍事人才，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他注重對學員加強品德、人格教育，強調中國的一代軍人要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

1933年3月和財政部長宋子文，軍政部長何應欽、內政部長黃紹竑、外交部長羅文干一起北上，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參謀長兼華北第8軍團總指揮，參加長城抗戰。指揮古北口、冷口、喜峰口一帶的軍事，他在居仁堂軍事會議上提出後退配備的主張，要求大膽放棄一線陣地，將敵引入密雲山地，集合三個軍布成口袋陣殲滅日軍部隊，為此目的，他乾脆宣稱南天門戰爭激烈，守也守不住，必須執行這項計劃，何應欽向來與他不睦，打電話給17軍軍長徐庭瑤問戰事激烈與否，徐答不激烈，何應欽遂以謊報軍情為由撤了他的職，但後來南天門終於沒有擋住日本西義一的第八師團的進攻。何後來簽定何梅協定，楊傑大罵：“簡直是赤裸裸地賣國，低能到賣都賣不成。”

9月任軍事考察團團長赴歐洲考察軍事，此後近一年的時間裡，楊傑到德、法、蘇等29個國家進行軍事考察，在蘇聯，斯大林多次接見他，稱他為“戰略專家”。對他寫的《蒙古騎兵之性質及使用方法》讚賞不已。在英國，他在與國防大臣談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情況時，國防大臣以一份偽造的國防計劃來試探楊傑的軍事才能。楊傑稍加考慮后，說這份國防計劃不可能是真的，並提出了修改意見，結果與英國真的國防計劃大同小異。國防大臣對此甚為驚訝，讚歎他為“軍學泰斗”。從此，他的軍事、外交才能也聞名於世。他回國后寫成著名的《歐洲各國軍事考察報告》。要蔣介石立即加強重工業建設，進行以國防工業為重心的計劃，克服依賴外國武器的缺點，否則世界戰端一開，各國自顧不暇，敵軍封鎖我海岸，到時雖以萬金，不能求禦敵之武器。但蔣介石沒有採納他的意見，只是在1934年12月任他為參謀本部參謀次長、代參謀總長，城塞組長、防空委員會主任。

他任航空委員會主任時，檢查新買的幾架飛機，發覺是用報廢飛機改裝的，他向蔣介石告狀，但由於飛機是宋美齡和孔祥熙買的，蔣介石避而不作處理，他只好辭去航空委員會的職務。後來，宋美齡聯合陳果夫兄弟和何應欽控告他貪污南京國防工事公款，蔣將城塞軍需處長和副處長槍斃，他的城塞組長和代總參謀長的職務也就跟著撤銷。

1935年1月兼陸軍大學教育長，楊傑按日本陸軍大學校的教育、管理方法來教育學員。按日本的二級學制，士官學校（相當於中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負責養成教育，把一個普通中學畢業生或部隊選考的軍曹(中土)通過士官候補生的教育訓練，培養成為一個夠格的軍官。舉凡一個中、下級軍官應具備的戰術、兵器、兵制、築城、地形等軍事知識，“忠軍愛國”的思想，軍官儀錶及作風，都應達到一定的水平，才能畢業當軍官。陸軍大學則為深造一般軍官成為高級統帥和參謀的陸軍最高軍事學府。凡經歷過二年主隊職(連、營長)的軍官都可投考。除筆試軍事學、普通科學。外國語外，還口試多種常識，觀察應考者的應對進退，語言儀態，日本陸軍大學學員在校三年，三年一考，因年齡限制，一般軍官終身只能考二次。陸大畢業學員不愁不升到將軍。因此日本陸大畢業學員很自負，表現得舉止雍容，氣宇軒昂。所以學員在校不編隊，沒有隊列管理。學員在校功課完畢，即各自回家。圖上戰術及各種作業，都可帶回家作。楊傑主持中國陸大，也只講求學術，不作隊列管理。他認為政治教育、紀律、作風、儀態等都應在養成教育時完成，陸大的任務是高級統帥及優秀參謀的學術品德修養。應使學員自重、自己約束自己，而不被動地遵守紀律。他經常講日本陸大那一套，要求學員自治，選舉一學員長自行管理，他是要學員自內心地自重、以養成統帥人格。

楊傑注重應用戰術，他主張第一、二學年由中外教官重點教授戰術，他說：師戰術打好基礎，則軍戰術、大軍戰術可得心應手。事半功倍。有一年春季現地戰術，楊傑老師親自指導。他結構的想定是：裝備較藍軍優勢三倍的紅軍由連雲港登陸，其先頭一個師擊破數量優勢而裝備優勢的藍軍，不顧後方有藍軍部隊的襲擾，經淮陰、揚州進至鎮江對岸瓜州地區，得知鎮江敵軍薄弱、敵一個騎兵旅正經淮陽南下，己方的後續兵團須兩天後才能到達，問師長為何決心。學員的答案多是就地固守，或待敵騎兵到達而擊破之，他拿出原案是渡江攻佔鎮江、構成橋頭堡陣地等待後續兵團到達，再向南京進攻。有人說：這就是他在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時郵前戰術想定和答案的翻版。不管是不是，構想確實是巧妙的。

楊傑老師認為指揮員和參謀馳騁疆場，離不開馬，所以他要學員，三年都練騎術。他還認為現代戰爭已機械化，要求學員都能駕駛摩托和汽車，可惜我們因經費無著，未能實現。他認為現代戰爭立體化，指揮員和參謀必須了解空軍戰術，必須空中偵察，空中指揮，所以陸大第十期畢業，他選送三人去學空中偵察。1936年兩廣反蔣，他利用雙方態勢及日本進窺華北的情況，作成想定，要求研究員們以蔣軍指揮員身份作答案，學員的答案都是進軍韶關，南下截斷兩廣聯絡。他拿出原案是：大軍壓韶關，以強鄰窺視為理由，謀求政治解決，他講評時說：如果軍事解決，不是兩廣勝，也不是中央勝，而是日本勝了。學員從心坎里佩服他的遠見和謀國忠貞。

陸軍大學是一所培養中高級軍官的最高學府，它招收中尉以上，少將以下的軍官入學。楊傑認為，軍隊的好壞關係國家和民族的存亡，特別是指揮官和高級幕僚，肩負國防重任，必須能夠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既要有理論基礎，又要有實踐經驗。他常說：“將帥無才，累死三軍。”因此，他在主持陸大工作時，著力在提高教學質量上下功夫。在課程設置上，他博採廣收，既廣攬有實學的教官講授古代戰史、各國戰史、陸軍戰術、參謀業務、兵要地理、軍隊教育、後方勤務等課程，又聘請德、意、法、蘇等國教官，講授海空戰術、裝甲兵戰術、化學戰、築城學、諜報勤務等現代軍事課程。還聘請我國著名學者入校講學，如馬寅初講經濟學，薩空了講社會學，夏鼐講法學等。自己則親自講授《戰爭訣要》、《大軍統帥學》等課程，並且特別注重理論聯繫實際。他經常帶領學生到實地結合地形進行戰術作業。有一次在上海，他指著金山衛對學生說：“一旦戰爭爆發，這裡將是敵人看中的登陸地點，因為我對這裡的潮汐、水位、地形都作了細緻的調查研究。”果然，抗日戰爭中，日軍在不受重視的金山衛登陸成功。後來，每當談起此事，當年的學生無不佩服老師的真知灼見。

1935年8月組織廬山軍官訓練團，蔣介石任團長，他任團附，11月再次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他名聲即響，脾氣也大，看誰不順眼就罵，完全不給人面子，陳誠第四次圍剿江西的中央紅軍，被朱德打的慘敗，他放言陳誠就是一頭豬，連敵情都摸不清就瞎撞。蔣介石把何應欽寫的對日作戰計劃拿給他看，他看完就撕碎了罵道：“狗屁計劃。”自己立即另外寫了一份交給蔣。後來另一個以軍事專家自居的方天說他實際上連蔣介石也看不上，只不過不敢公開罵而已。蔣介石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講話：“我姓蔣的不抗日，全國人民共誅之。”他立即站起來回應：“我到外國轉了一圈，看見各國都在忙，德國在忙，蘇聯在忙，義大利在忙，日本也在忙，好像吞了我東三省還不滿足，還要氣勢洶洶的滅亡中國。可我回到上海一看，遍地是閑人，政府官員更閑，吃喝玩樂通宵達旦，簡直把東三省淪陷的恥辱置之腦後。希望政府切實拿出抗日的措施來”蔣介石聽得如坐針氈，哭笑不得。

他在此期間撰寫了《大軍統帥學》和《戰爭要訣》等軍事著作，以《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語作為他“生即是戰”的理論依據，他認為，天地萬物要生存，就必須作戰。所謂健者，就是春夏秋冬輪迴不已，假使天道一時懈怠，則萬物失時，世界則要毀滅。故曰：“求生存就要戰爭，戰爭就是自強，但是戰爭並不完全是槍彈的世界，而是求知識，求技能，求身體健康都包括在內。他認為新的軍事競爭必將以犧牲像中國這樣的弱小開始，要想自存，必須自強，自強必須從不買外貨，加強國家經濟著手。他認為日本侵略中國，必將採取速戰速決的戰術，對此，除了誘敵深入，然後一鼓聚殲之外，別無他法。他認為：”我們軍人，在穿上軍裝的時候，這生命就屬於國家，不復知有身家性命，這就是軍人的人格。有了這種精神還要發揮出來，才是善。發揮的很好，才是美。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他在軍事會議上高呼："日本目前有軍閥和財閥之爭，海軍和陸軍之爭，少壯派和老舊派之爭，全國不是一條心，以小國臨大國，又不能傾力來犯，外交上得罪英美，犯下兵家大忌，因此不難把日本打敗。他滿以為他會被任命為總參謀長，主持對日持久戰爭，但蔣卻在組建大本營的時候任命何應欽為總參謀長。他大為失望。

8月，他被任命為赴蘇考察團團長，赴蘇聯考察，實際上是爭取中蘇結盟和蘇聯的武器援助，斯大林沒有答應中蘇結盟，但同意給國民政府一億盧布的軍火組建20個蘇械師，另外附送一個蘇聯援華航空隊，他因此功績37年12月加上將銜，1938年2月任軍令部次長，5月任中國特命全權駐蘇聯大使，在蘇期間，他經常受到斯大林、伏羅希洛夫等領導人的接見，爭取到總共2.5億美元的物資和貸款，有力地支援了中國的抗戰。他認真研究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還研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國防建設，加上楊傑將軍多年與共產黨人的接觸，逐漸從思想上產生了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由同情到支持和贊成的轉變。在軍事戰略上，他主張在中蘇邊境布置重兵，挑撥日本和蘇聯發生戰爭，在南線，一定要克複廣州，引導日軍向南發展和英美對立。

1940年回國，他向蔣提出聯蘇抗戰的建議和具體作戰戰術，蔣卻送他一本《曾文正公全集》要他好好閱讀，他氣得打了三個月的麻將，然後胡亂寫了一些批註送去交差，蔣介石看了批註氣得大發脾氣。給他一個軍事委員會顧問的閑差留在重慶，後任中央訓練團教官，他此時撰寫了《國防新論》、《軍事與國防》等上百萬字的軍事巨著，《國防新論》是1943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共分3篇：第一篇是國防“認識論”，介紹了古今中外的國防，闡明了國防理論的思想體系；第二篇是國防“本體論”，說明現代國防的種種形式和組織；第三篇是國防“方法論”，闡述了中國國防建設的實際問題。在這部著作中，楊傑充分論述了國防建設與政治、經濟、文化的關係，他說：“國防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等各種力量的結晶，軍事是結晶體的頂點，經濟是結晶體的基礎。”同時深刻剖析了中國社會政治對經濟和軍事的影響。他認為，國民黨政府政治上的腐敗，導致了經濟、軍事、兵工業的腐敗，進而導致了民族精神的頹廢，國家無禦侮的能力，國防也就無從談起。楊傑以精闢的語言和銳利的筆法，為人們描繪了理想國防的全景圖，同時向人們展示了國民黨統治下中國國防的殘破景象，這無疑需要足夠的膽識和魄力。此書出版后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在半年之內3次再版。 《軍事與國防》是1944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它是楊傑軍事思想的又一部代表作。在該書中，楊傑論述國防和軍事問題。他說：“社會生活形式是由社會生產技術、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些因素決定的。產生革命以後，社會生產力所發生的大變革，……使戰爭和國防與人民的關係日漸密切；沒有人民的支持，戰爭就不能進行；沒有人民的參加，國防就無法建設。”“由軍人的戰爭到人民的戰爭，由軍人的國防到人民的國防，這便是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野。而真正的人民國防，又為社會主義國家國防組織的特色。‘人民’，就是這個時代的象徵，是社會的創造者和支配者。”最後他得出一個結論：只有在消滅了人剝削人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國防。無需引用他的更多話語，這已經足以表明楊傑在蘇聯研究馬克思主義，並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與他的軍事理論相結合所發生的思想轉變。他的這些理論，顯然與蔣介石片面抗戰理論完全背道而弛，在國民黨內引起很大的反響。蔣介石儘管明白這理論不可能主導國民黨的軍事政策，但他還是十分擔心和焦慮，這樣發展下去，與共產黨的主張還有什麼兩樣?

蔣介石的擔心不無道理。在潛心著述的過程中，楊傑對共產黨的許多觀點是贊同的，特別是進行全民族抗戰的觀點幾乎是一樣的。為此，從1943年開始，楊傑就與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取得了聯繫。周恩來和董必武對楊傑的抗日主張表示讚賞，對他本人也非常信任。當1943年楊傑赴歐洲進行短暫軍事考察路經昆明時，董必武還讓他將一封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轉交給昆明地下黨領導人劉浩。此後，楊傑頻繁地在公開場合發表自己的觀點。他在復旦大學參加蘇德戰爭座談會時分析道：“蘇德之間，德國要完全打敗蘇聯，力量不夠。”這是因為，“戰爭是角力，就是物質力與精神力的角斗，物質力是一定的，而精神力則可以膨脹，也可以縮小。戰爭力是兩種力量的總和，精神力一經喪失，物質力就會變成無用。”在國民黨軍事學校夏令營對學員的講話中，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分為歐洲、太平洋和中國3個戰場，在分析中國戰場時說：“勝利的關鍵仍操之在我。但日本軍閥一意孤行，作最後的本土連接大陸的焦士戰時，則中國居於主導地位，是非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不可。”這些觀點，使聽者耳目一新。他主張現代戰爭已經從武裝人員的對抗擴展到全體人民的對抗，只有紮根於人民的戰爭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文化的征服，是一種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的思想佔領，強調國防中的文化建設。為國內外軍界所推崇。他還做了幾十個世界軍事形勢的分析彙報。1944年任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赴英美考察軍事設施，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他批評艾森豪威爾諾曼第登陸后，戰略部署扇形展開，包打敗仗。不久果遭德軍反擊，有阿登之敗。雲南遠征軍反攻的時候，他正好在大理家鄉省親，衛立煌等親自登門拜訪求教軍事戰略戰術。1945年5月再次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楊傑將軍為人正直，在國民黨內是公認的軍事理論權威，他任陸軍大學的教育長時，許多自稱是蔣介石學生的中高級將領，其實都是楊傑的學生，他一共辦了15期中級軍官培訓班和3期將官班，因此在軍隊中威望很高。抗戰以後，楊傑改變立場，由親蔣走向反蔣，蔣介石在武裝解決龍雲后，想讓他出任雲南省政府主席，被他拒絕了。

陳誠當總參謀長的時候，說三個月擊潰共軍100萬烏合之眾，五年肅清。他對記者說：“哼！三個月！？共產黨紮根很深，要是美、蘇之間的矛盾不解決，不要說三個月，恐怕十年都未必能打垮，三十年也不能解決。”當國民黨軍事轉入劣勢時，有人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要很快打起來，他宣言：“世界大戰不是心血來潮，想打就打的起來的，二十年內世界必無大戰。因為二戰中有的國家垮了，有的削弱了，所有短期內打不起來。”他還說：“蔣介石是獨夫，他不垮台我就去當和尚，過去的革命過去了，現在要重新來。”

1948年，楊傑已成為民革在西南地區的領導人，專心致力於策動雲、貴、川、康地區實力派武裝的起義。1949年7月，楊傑派遣秘書策反劉文輝部某團團長的證據，落到了徐遠舉手裡，經毛人鳳彙報，蔣介石立即指示逮捕楊傑。徐遠舉奉命執行，楊傑突然赴昆明，得到了好友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的庇護，於是逮捕令改為密殺令。不料楊傑又赴香港，毛人鳳再指示葉翔之：“迅即追殺楊傑。”

楊傑於9月9日上午，化名楊漱石乘飛機逃往香港。徐遠舉等人在昆明搜查楊宅后，翻到楊傑女兒的日記一本，內有楊傑在香港的通訊地址，毛將這些情況報蔣介石后，蔣大概考慮了一段時間，最後下決心對楊“制裁”，下指示給毛人鳳，毛人鳳得此指令時，人在昆明，時為9月17日。毛人鳳馬上從昆明發密電到廣州，命郭旭轉知在香港主持暗殺行動的葉翔之。

郭旭於當日下午由廣州乘飛機去香港，將毛人鳳的電報交給葉翔之，葉看了電報后，認為地址不詳，有些麻煩，即準備叫部下李天山找盧廣聲聯繫。盧廣聲是個披著民主人士外衣、住在香港專替保密局當眼線的人物。

17日晚，盧廣聲向李天山提供了楊傑的詳細情況：楊目前住在灣仔軒尼詩大道260號4樓同鄉家中，這兩天就要去北平出席新政治協商會議。葉翔之急得要命，怕楊傑去了北京，蔣介石和毛人鳳要怪罪他，便連夜出動，親往楊的住所踏勘環境。葉了解后得知楊的住所鐵門常關，不易進入，便決定用賀耀祖（國民黨高級將領，通電起義的一員，當時在香港）的名義寫一封信，內容是邀楊吃飯，商討問題（一說是以盧漢的名義）。同時關照毛鍾新和盛昌富（保密局香港組組長）備好手槍。

第二天上午，毛鍾新先通知郭旭說：“制裁楊傑的工作，都已準備就緒，下午即可動手，你趕快離開香港回廣州，以免刺殺楊傑后，遭到連累。”郭旭即於下午1 時，乘飛機回到廣州。

下午4 時，葉翔之帶了韓世昌等4人前往軒尼詩大道260號，看到楊傑在4樓平台上乘涼，憑著欄桿頻頻地伸出頭俯視街上。葉馬上分派任務，韓世昌到楊的住所，借送信為名入宅，伺機殺楊，另一個人在4樓把風，葉翔之帶另兩個人在3樓、2樓和底樓把風。葉翔之分派任務時，韓世昌正在吃水果，葉劈手奪過水果扔掉，拍了他一掌，壯他的膽，叫他快去，回來再吃。韓即攜信和槍上樓，借送信為名，進入室內，要求將信親手交給楊傑，楊傑聞聲走下平台來接見，韓即將信交給楊。當楊拆開信來看時，韓即拔出手槍，對準楊的頭部打了一槍，楊應聲仆於桌邊，韓又打了一槍，見楊已死，忙轉身退出。韓刺楊時，其同夥（4樓把風）持槍看住楊宅內的一個僕人，不許她聲張。完事後，他們將電話線割斷，把鐵門反鎖好，下樓，5個人分乘兩部出租汽車，從容逃逸。19日早晨，葉翔之乘飛機離香港去廣州，其他幾個人乘火車去廣州。

葉翔之到廣州后，就在郭旭處擬了個電報給毛人鳳。毛人鳳正為昆明拷供事一籌莫展，得知楊已被刺，十分高興，馬上向蔣介石報功。過了幾天，毛人鳳給廣州去電（收電人是葉翔之、郭旭），稱蔣對香港行動極為嘉許，批准發給獎金2萬元（因為楊傑是國軍上將，又是新中國政協特邀委員，按照毛人鳳的獎勵條例，級別屬2萬元以上）。毛人鳳在電報中要郭旭報告“國防部參謀總長”顧祝同加發1萬元，共計獎金3萬元。

毛人鳳在電報中還擬定具體的分配方案：葉翔之和韓世昌以及另一人員（4樓把風）各得六千元，其他兩人和盧廣聲各得三千元，餘下的分給有關人員。

郭旭在回憶中，還插敘了一段后話，說是蔣到台灣后，召見了葉翔之，併發給葉“忠勤勳章”一枚。

楊傑將軍的死作為一個見證，既反映了國民黨暗殺行動的猖獗，也說明了暗殺本身的殘酷。難怪有人以此評斷毛人鳳：他比戴笠更兇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