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國

王靖國（1893—1952），山西省五台縣新河村人，抗戰時期的十三集團軍上將司令，閻錫山的鐵軍組織的掌門人。生於1893年。童年受業於本村李懷清，1918年，保定軍官學校第五期步科畢業，投身晉軍。與李服膺、傅作義、趙承綬、李生達等結為金蘭，人稱閻錫山的“十三太保”。

王靖國先任學兵團隊附，繼任第四混成旅第七團連長，王靖國治軍注重風紀，並因此而得到閻錫山的青睞。那時，王靖國還只是一個小小的連長。一天，全團統一集中在督署的操場上掘土填壕，突然狂風大作，暴雨傾盆而下。場上頓時像炸了鍋一樣，各連爭先解散收工，惟有王靖國連有條不紊地集合、整隊、報數，然後踩著正步撤回營房。事有湊巧，這一幕正好被站在梅山（督軍府內的高大假山）上眺望的閻錫山看在眼裡，同時也把王靖國這個五台小同鄉牢牢地記在心裡。此後節節遞升，1923年升任營長。

1926年閻馮作戰時，屢有戰績，遂升為團長。1928年升任第五旅旅長、三十七師師長。1930年閻馮聯合反蔣中原大戰，王任張蔭梧第4路軍第三軍軍長，在膠東作戰，反蔣大戰失敗后，退駐陽泉，晉綏軍編遣時，被縮編為七十師師長，屬楊愛源第三十四軍建制，駐節綏遠的包頭地區。閻錫山復出后，為實施屯墾計劃，特設立綏西屯墾督辦公署，自兼督辦。王靖國以第七十師師長兼會辦，在防區包頭設督辦辦事處，代行督辦職務。其所屬第七十師以兩個團全部及另一個團之一營，共編為28個屯墾隊，在包頭河西以及臨河、五原一帶紮寨屯兵，墾荒耕種。聲勢浩大的晉軍綏西屯墾由此掀起高潮。1934年，蔣介石在廬山成立軍訓團，調王參訓，擔任營長，考評第一。

蔣介石舍獎勵他二萬元以示拉攏，1936年5月，第十九軍軍長李生達在離石駐地遇刺身亡，王靖國補李生達遺缺，再次升任中將軍長。抗戰爆發，閻錫山策劃大同會戰，王靖國率所部第十九軍由綏西開赴大同，除以一部扼守雁門關外，其餘集結於閻錫山的嶺口行營附近，作為總預備隊。9月下旬，日軍突破忻口，閻錫山決定退守忻口，王靖國奉命固守崞縣十日，以掩護忻口布防。10月5日，敵人猛攻崞縣城，王靖國多次組織反攻，守城部隊傷亡慘重，陣地有不保之虞。參謀長梁培璜劇情上報，得允撤出，並轉至忻口右翼地區右側。崞縣、原平失守。1938年2月上旬，日軍集中兵力沿同蒲路南下，攻佔臨汾，威脅晉西隰縣。王靖國奉命佔據隰縣城東30公里之石口鎮堵截日軍。王靖國判斷日軍必經大麥郊進攻石口，事實上日軍僅以一部兵力佯攻大麥郊，而以主力沿公路迂迴川口。由於判斷失誤，川口兵力配備分散，經一晝夜激戰，旅長以下120餘名將士陣亡，陣地被敵突破。川口失守，石口兩面受敵，抵擋不住日軍猛烈炮火的攻擊，遂向永和方向撤退，石口隨即失守。先後兩次丟失陣地，王靖國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尤為執法總監張培梅所不容，閻錫山念他雖失地但未喪師，為晉軍保留了一部分實力而曲意維護。由此引發了張培梅憤而自殺事件。事後，閻錫山曾對左右說：“咱們就這幾個人，把他們都殺了，還靠得上誰！（平型關戰役前為了嚴肅軍紀剛剛殺了13太保的老大李服膺）”也正因為如此，王靖國失地雖為世人所不容，卻非但沒有影響他在閻錫山心目中的分量，反而進一步得到重用。

1938年7月1日，閻錫山在吉縣古賢村秘密召集晉綏軍高級將領會議。會上，閻錫山從扶舊抑新，限制新派勢力的目的出發，強調：“欲抗敵成功，必須先求軍隊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須以弱變強；欲成功，須以弱勝強。”要求舊軍用政治動員、合理統御等措施來發揮士兵的創造性，實行避實就虛，不失時機不吃虧的作戰原則，靈活地消滅敵人。根據閻錫山的思路，王靖國建議在各軍、師中設立軍政幹部學校，為本部隊培養青年軍官和政工幹部。提倡在部隊中開展“新的教育、新的統御、新的管理、新的作戰”的所謂“四新教育”。並形成正式決議。會後，與此同時，幾所幹部學校相繼創辦：夏，“山西軍事幹部學校”在吉縣成立；10月，“民族革命青年軍官教導團”在鄉寧組建，11月開始，閻錫山仿效蔣介石廬山集訓的辦法，將其中下級軍官分期分批調到臨時首府陝西省宜川縣秋林鎮集訓。

同年12月，日軍六路圍攻閻錫山所在的吉縣城東小河畔集訓基地，閻錫山密令長官部及省府機關人員撤向河西，自己則於當晚帶參、秘、侍從等少數幾人隨軍轉進至吉縣東山五龍宮地區。為了迷惑日軍，王靖國奉命喬裝，乘坐閻錫山常用的小轎穿吉縣城關西行，佯示西渡。日軍信以為真，宣稱：“進攻吉縣，已將王靖國主力擊潰，閻錫山著青衣小帽，乘二人小轎，逃往黃河以西。”閻錫山聽后，啞然失笑，不無幽默地說：“我不是還在這裡嗎？看樣子日本人的進攻要結束了。”遂令各軍分路截擊。此後，閻錫山假戲真做，於1939年1月底西渡黃河，駐於秋林鎮。王靖國隨行至秋林，襄贊軍務。同年2月，閻錫山所部擴編，成立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共四個集團軍，王靖國升任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閻錫山在秋林召集晉綏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亦即有名的秋林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師、獨立旅以上的軍隊幹部、各區專員、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幹部，以及一部分縣長、公道團縣團長、犧盟會縣特派員等正式代表102人，列席代表65人。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報告抗戰形勢、檢討過去錯誤，並決定今後的工作目標、路線和方法。會上，王靖國首先在所部十九軍中建立政治主任制，委派高瑞嵐為軍政治主任。又從西安招聘一批抗日青年作為部隊政治工作的骨幹。同時，成立抗日宣傳隊以壯聲勢。會議根據閻錫山的意圖決定此後的中心工作五項：增加選訓一萬有力幹部；組訓一百萬有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自己負責不容人不負責的政治力量的民眾；建立現代化有基礎三十萬團力的鐵軍；實現強民政治，說服行政，取得民心；普遍建立健全鞏固的抗戰游擊根據地。在會議進行中，以王靖國、薄毓相等為代表的山西舊派勢力通過與以薄一波、續范亭為代表的山西新派勢力的激烈交鋒，給犧盟會、動委會以及山西新軍施加壓力。

會後，在閻錫山授意下，秋林會議規定的五項中心工作之一：“建立現代化有基礎三十萬團力鐵軍”，成為王靖國一個時期的主要工作。為此，他利用擔任秋林集訓團副團長，代表團長閻錫山主持團務的便利，在受訓軍官中秘密活動，進行人員和組織上的準備。同年9月，在經過必要的策劃之後，王靖國召集已經活動好的溫懷光（騎一軍代軍長）、王乾元（第三十四軍代軍長）、趙恭（暫編第四十四師師長）、於鎮河（第三十三軍軍長）等十幾名軍官秘密到閻錫山家裡舉行秘密整軍會議。會議是在一種家庭氣氛中進行的，與會者個個都小心地扮演著自己的角色。閻錫山儼然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長，一開始就擺出一付“怒其不爭”、“狠其不能”的架勢，故意責罵舊軍人不爭氣，不會練兵，不會組織，不會和共產黨、犧盟會作鬥爭。待閻錫山發泄完之後，溫懷光見風使舵，根據王靖國事先的安排，首先表態：“我們是軍人，是絕對服從會長的。會長沒有讓我們組織，我們就不能組織。如果准許我們組織，我們一定能夠組織的更好，與會長同生共死，共患難。”與會的其他人立即附和，並順勢提出建立鐵軍組織。見火候已到，閻錫山話鋒一轉，表示：既然大家有這樣的要求，那就積極籌劃參與建組織、建鐵軍吧。惟妙惟肖的表演，使王靖國與閻錫山預謀好的事情變成了閻錫山的順從民意。

閻錫山家中的那次秘密聚會之後，王靖國以“整軍會”的名義繼續擴大組織，擬定有關紀律。最後選定二十八人，號稱“二十八宿”，作為發起人。人選的確定原則上兼顧晉軍各派系耆宿，依實力而論，實際上則傾向於與王靖國關係密切者。王靖國本人不列入二十八宿之內，又突出了他在這個組織中的特殊地位。1939年11月15日，還是在閻錫山的家中，一個對外稱作“整軍會”的所謂“鐵軍”組織——“三三鐵血團”舉行了成立儀式。儀式開始，先由閻錫山指出“本軍今日之危險處境”。接著，以王靖國為首的發起人環跪於閻錫山周圍，表示發奮圖強的決心。然後，歃血為盟，宣誓： “鐵血主公道，大家如一家，共生死患難，同子女財產，為按勞分配、物產證券奮鬥到底！” “生命付諸組織，與組織共存亡！”“三三鐵血團”宣告成立。三三鐵血團的發展形式為“三三制”，即一人發展三人，三人發展九人，依此類推，因此而得名。亦隱含著閻錫山的山西之意，一語雙關，由此可見王靖國等的地良苦”用心。在王靖國一手把持下搞起來的這個鐵軍組織，由閻錫山兼任團長，王靖國以置身於二十八宿之外的超然地位，代替閻錫山主持一切，雖沒有什麼確定的名份，卻在實際上充當著鐵軍的掌門人。

鐵軍組織成立后，閻錫山在戰區整訓處下增設督訓處，以王乾元為處長。督訓處直接向王靖國負責，專辦鐵軍組織的一切事宜。在閻錫山“所有軍隊均需成為鐵軍”的指示下，鐵軍組織在王靖國的一手操縱下，首先以軍隊中的中上級軍官為發展對象，然後通過這些中上級軍官達到掌握整個晉軍的目的。由於得到閻錫山的積極支持，幾年之中，鐵軍組織由初發起時的28人發展到近萬人。到抗戰結束時，晉軍中原來的各軍、師長大部分調換為鐵軍骨幹分子，所有軍隊的整編、從事、訓練等，統在鐵軍組織的掌握之中。這樣一來，藉助於鐵軍組織的不斷擴充和發展，王靖國在晉軍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權力進一步膨脹，很快成為權傾一時的實力派人物。王靖國憑藉組織，獨攬軍權，引發了其他將領的不滿和忌妒，為了調和各方面的矛盾，1941年，閻錫山指示成立整軍委員會（通常稱作“特團”），作為鐵軍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以楊愛源、孫楚、趙承綬、王靖國、楊澄源、楚溪春、郭宗汾、彭毓斌等為委員，以楊愛源為主任特委。1943年，整軍委員會又改名建軍委員會，以閻錫山為委員長，楊愛源為副委員長。但是，無論組織機構如何變化，王靖國始終以辦公室主任負實際責任，其鐵軍掌門人的身份一成不變。

1943年，閻錫山為加強其軍隊建設，命王靖國依據建軍先建連，建連先建組織，建組織先建幹部的思想，擬具建軍訓練方案。是年秋，閻錫山移駐吉縣小河畔親自進行建軍試點訓練。建軍委員會齊集吉縣展開工作，王靖國以建軍委員會委員兼辦公室主任負全面協助之責。1944年春，吉縣建軍結束后，閻錫山指示總結經驗，分區進行。王靖國奉命先後吉縣和隰縣兩地具體實施建軍，在隰縣期間又兼任北區領導組駐會高幹，兼管該地區各專區、縣的組、政、經、教工作，集軍政建設於一身，以期取得經驗，並推而廣之。

日寇投降后，王靖國以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的身份率軍駐守臨汾，奉命相機向解放區擴展政權。在此期間，蔣介石曾授意胡宗南對其設法拉攏，並以“調河南負一方重任”相誘。王靖國毫無保留地向閻錫山作了彙報，閻錫山責成他將臨汾軍事交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璜接管后，速回太原，繼續主持鐵軍的組織工作。

1946年夏，王靖國奉閻錫山之命以北區領導組主任的身份赴壽陽、忻（州）定（襄）等地督征夏糧。事畢之後，向閻錫山提出組織“奮鬥團”，深入解放區進行活動的建議。並著重介紹了駐防壽陽、盂縣和榆次什帖鎮一帶的晉軍第四十九師第一團團長趙俊義發動從解放區逃亡出來的地主富農分子，組織起來，配給武器，讓他們回鄉復仇的經驗。建議在得到閻錫山的認可后，被進一步完善成為所謂通過“自清、自衛、自治”三步驟向解放區擴展的有效方法，取名為“俊義奮鬥法”，令全軍各部隊仿效實行。

1947年冬，經過晉南、晉北、汾孝、正太諸戰役，閻錫山的勢力所能達到的地區已經只剩下太原、大同、臨汾三個大的據點，以及晉中、晉東的十幾個縣份，頹勢顯現。面對江河日下的時局，閻錫山檢討過去的失敗，決心進一步加強鐵軍組織。為此，他手編《鐵軍基幹讀本》，以“不懦、不偷、會帶兵、會組兵、會打仗、會肅偽”要求每個鐵軍“基幹”。同時，重申“把軍隊建成有基礎有團結力的鐵軍”，必須從基層著手，在班棚里發展鐵軍組織；提出鞏固軍隊基層組織的“組訓鐵軍基幹”方案。之後，經高幹會議通過，指定王靖國負責鐵軍組訓工作。王靖國臨危受命，組建鐵軍基幹訓練委員會，自任主任委員，主持其事。在半年多的時間裡，先後舉辦基幹訓練班十一期，訓練鐵軍基幹兩萬餘人。參訓者均系從各部隊中以團為單位挑選出來的“忠貞可靠”的班長、戰士，經過訓練考察吸收到鐵軍組織中。訓練中要求學員做到在戰場上“瞄準打，死不退，不做俘虜，當場打死倡議繳械投降的人”；在班棚里團結戰士，發現偽裝（共產黨）。在訓練班上，王靖國對鐵軍組織“同生共死”的含義進行註解：“同生共死有兩個含義。一個是你們參加了組織，就是和會長和我結成了生死弟兄，我們要同生死共患難，忠貞組織；一個是‘同生共死’這四個字已是天命決定，就是老天爺已經指示我們同志會必生，共產黨必死。你們一定要有這個信心，誓死完成會長交給你們的任務。”正當王靖國不遺餘力地為閻錫山訓練鐵軍基幹的時候，1948年7月，晉中戰役結束，趙承綬野戰軍全軍覆沒，太原告急，加強太原城防成了第一要務。鐵軍基幹訓練在進行了十一期后草草結束，王靖國請准閻錫山把最後一期的兩千名學員編為一個鐵軍基幹師（簡稱“鐵干師”），開上城防前線。

1948年冬，解放軍進至太原外圍，閻錫山將殘餘部隊整編為兩個兵團，王靖國任第十兵團司令，兼太原守備司令。閻錫山離晉后，王靖國以五人小組成員之一代表閻錫山掌握兵權。解放軍攻進綏署，王靖國走出地下室，做了俘虜。1952年，病逝於戰犯管理所，終年5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