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楚

父親尚武，晚清武秀才，早亡。少年孫楚立志發奮，出人頭地。一個偶然的機會，孫楚被同鄉舉人薛士選看中，作為其子薛篤弼的伴讀進了私塾，以經書之學啟蒙。兩年之後，孫楚為了減輕家庭的負擔，戀戀不捨地告別了把他帶入知識殿堂的私塾，進縣城一家中藥鋪作了學徒，開始闖蕩社會。

1906年，16歲的孫楚按照晉南地區早婚的習俗，娶妻成親。婚後，孫楚在岳家資助下，得以負笈求學，入西安陸軍小學，後轉入山西陸軍小學兵學班。由於對“清廷昏庸，屢辱國體，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現實非常痛恨，同時又受民主革命思潮的影響，孫楚在學兵班時就秘密參加了革命黨的活動。1911年辛亥之秋，他受組織委託，曾“孑然一身奔走東北，聯絡同志，共襄義舉”。1912年春，孫楚考入北京將校研究所。同年夏，轉入保定軍校第一期，與楊愛源同年。在兩年的學習生活中，孫楚與楊愛源同窗相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孫楚聰穎機警，才思敏捷，擅長謀略；楊愛源老成穩重，善於利用他人之所長。在校期間，兩人即在學習上、生活上相互接濟。出任軍職后，楊愛源以五台同鄉關係首先得到閻錫山的器重，成為正宗嫡系。孫楚則一方面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實幹精神，一方面得益於與楊愛源的關係，也躋身於嫡系之列，成為惟一一個非晉北籍的閻錫山嫡系將領，嫡系中的旁系。

1914年，孫楚由保定軍校畢業，作為一名具有一定軍事素養的近代軍人，投身於晉軍之中，在陸軍第十二混成旅作了一名見習排長。他雖然身體瘦小，但做事麻利，勇敢剛毅，有勇有謀，屢立戰功，並因此而不斷升遷，到1927年晉軍參加北伐時，已一步一步升到師長。

1926年的所謂“討赤”之役發生時，已任團長的孫楚，奉閻錫山之命率領所屬十二團先部署於大同正面，又退到雁門關防守。此役國民軍敗北，孫楚因所部表現突出──當雙方爭奪龍王堂、恆山等陣地，激戰一天不見分曉時，孫團孟憲吉營在孫楚親自指揮下，以強大火力發動進攻，一舉佔領主陣地，使戰局發生重大轉機。在這次戰役中孫楚的軍事才幹在指揮一個戰術單位的作戰中得到充分的發揮，開始為閻錫山所矚目。

閻、馮戰爭結束后，晉軍主力返回太原，進行整頓，充實裝備，加強訓練。孫楚得到閻錫山的賞識，被任命為訓練副總監，協助總監楊愛源，督促部隊實施訓練。在訓練副總監任內，孫楚的軍事才幹在軍事教育方面進一步表現出來。為了對軍隊施行正規教育，他在組織督導訓練的同時，仿照日本軍隊的訓練方法，親自執筆編寫了《步兵操典》、《防禦工程》等軍事教材。這些教材既淺顯易懂，又有一定的規範性，成為晉軍正規化教育的藍本。

二次北伐時，孫楚率師東向，策劃指揮，一敗敵軍於石家莊，再挫敵鋒於定州，望都城外一場激戰，方順橋前大破敵軍。此後以戰勝之餘威作破竹之進展而直下保定。為了率先佔據北京，第三集團軍在攻佔保定后，以孫楚部為右縱隊，以張蔭梧部為左縱隊，兼程向北挺進。6月7日夜，孫楚率所部衛隊營和副官處，乘奉軍北撤混亂之際，在夜幕掩護下，化裝成奉軍，分乘十數輛卡車，悄然進入北京城。孫部的突然降臨，使奉軍留守人員驚慌失措，紛紛逃入日租界。這樣，孫楚不費一槍一彈，化裝奇襲，為第三集團軍搶先佔有了北京。8月，蔣、閻任命孫楚為北平市警備司令。

1929年閻錫山暗中擴充軍隊，將所部擴編為十個軍，孫楚升任第一軍軍長，兼順（德）大（名）警備司令及平漢護路軍司令，轄第一師（師長孟憲吉）、第二師（師長陶振武）、第三師（師長馬延守）駐節平漢線之順德府（邢台）。而北平市警備司令一職則由張蔭梧接任。

北伐勝利后，閆、馮和蔣介石之間矛盾日趨尖銳，1930年4月終於爆發了以閆錫山為首的大規模的倒蔣戰爭。孫楚之第一軍及楊效歐之第二軍、關福安之第七軍劃歸馮玉祥、鹿鍾麟節制，由徐永昌、楊愛源分任總、副指揮，由孫楚任前敵總指揮，擔任隴海路東段之作戰任務。

戰前孫楚即令第七軍郭宗汾師作為先遣部隊進駐蘭封以東之紅廟村，利用地形構築大正面圓形陣地，以此為基地進行警戒，並深入敵方搜集情報，掩護其餘各部轉移。

5月上旬反蔣各軍集結完畢，孫楚指揮的三個軍亦在隴海線正面佔領了陣地，與左翼之石友三、劉春榮部，右翼之萬選才、劉茂恩部構成一條南北陣線，作攻勢防禦。戰鬥開始，按照統一部署，孫楚指揮所部向東進攻。先頭部隊進至曹縣一線后戰況發生變化，遂變進攻為防守，向後集結兵力。不料右翼之劉茂恩因與萬選才為爭奪河南省主席一職發生芥蒂，乘反蔣聯軍變更作戰部署之際，誘捕了萬選才，兼并了萬之隊伍，投蔣而去，使反蔣聯軍出師未捷，先遭挫折。

面對上述情況，孫楚一面電閻請調第六軍楊效歐部前往增援；一面以前敵總指揮名義指揮郭宗汾師擔任鐵路正面防禦任務。從而使原陣地得以迅速恢復。5月中旬，蔣介石集中劉峙、顧祝同、陳繼承、陳誠、張治中等中央軍精銳部隊，向隴海線正面的晉軍強攻，蔣介石親自到前線督戰。在強敵壓境的形勢下，孫楚力排眾議，提出針對敵方之人海戰術，採取近戰及抵近射擊的打法，將各種火器依性能及地形適當配置，組成密集之火網。具體部署是：先以炮火形成第一道防線，專待敵集團方隊進入射程；再以重機槍構成第二道防線，掃射距陣地五百米之敵；最後以衝鋒槍、手榴彈輪番發射，消滅更近距離的敵人。由於指揮得當，曾多次打退對方之進攻。與此同時不斷以小部隊進行逆襲，野雞崗一役一舉打垮蔣軍之王牌軍──教導師。

激烈的戰鬥一直持續了十餘天，戰鬥中蔣軍的傷亡大大超過了反蔣聯軍。反蔣聯軍的前期戰果雖顯而易見，但卻因各懷異志，號令不一，在蔣方軍事進攻和瓦解利誘下，不斷分化。以8月攻勢為標誌，戰局開始逆轉。9月張學良通電入關，全局大敗。孫楚是聰明人，還在8月攻勢失利之初就已預感到反蔣聯軍必敗無疑。為全身而退，他先期將所屬第一軍各部撤到安全地帶。敗局形成后，再由道清鐵路進入薄壁口，經七十二盤退回晉東南地區。為晉軍、也為自己保存了一部分實力。嗣後，晉軍整編，孫楚所部改編為正太護路軍，下轄三旅（師改旅），原師長孟憲吉、陶振武、馬延守分任旅長。

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孫楚再次得到閻錫山的重用，奉命以“陝北剿匪前敵總指揮”的名義，進駐離石柳林鎮（今柳林縣城），指揮所轄第一、二、三旅及陳長捷、方克猷旅，協助張學良部“圍剿”紅軍。到任后，他以第三旅馬延守部隨總部駐紮柳林，作為機動部隊，隨時過河策應；以其餘四旅由軍渡過河，分別駐防於陝北吳堡一線。過河部隊幾次與紅軍接戰均損兵折將，不能取勝，不得不轉攻為守，改取碉堡戰術——東以黃河為依託，沿吳（堡）、米（脂）、綏（德）、佳（縣）一線，依地勢之起伏構築土城，衝要地段增設碉堡。碉堡線前配以一至三米寬、深約三米之外壕。交通要隘之處則架設鐵絲網、鹿砦，以增強抵抗力。兩堡相距以火力得以相互交叉為準，堡內構築掩體與多層射擊設備，頂端築有瞭望台。加上充足的彈藥、糧食貯備，試圖以靜制動。

然而堅如壁壘的碉堡陣並沒有把紅軍擋在河西。1936年2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鋒軍突擊隊由距山西中陽縣屬三交鎮二十里之黃河對岸的王家坪渡口東渡，突破孫楚苦心經營的碉堡封鎖線，直插三交鎮。其時孫楚正在南京參加軍事會議，閻錫山急電返防，遂乘專機星夜回省。隨即奉命以“剿共”副總指揮名義，代總指揮楊愛源擔負前線指揮全責，統一指揮原所屬五個旅及第六十六師楊效歐部、第七十二師李生達部、第六十八師李服膺部之李俊功旅、第六十九師楊澄源部。

2月25日，孫楚飛抵陝西綏德，與第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等商談“合剿”辦法。旋督飭馬延守、孟憲吉各旅向石樓、中陽等地進發，實行堵截。同時以第六十六師楊效歐部、第七十二師李生達部（缺陳長捷旅和第四一八團）附第六十八師李服膺部之李啟功旅集結孝義、汾陽一帶；以第六十九師楊澄源部集結臨汾一帶。同年3月5日，孫楚以“剿共”總指揮名義下達總攻擊命令，6日拂曉向紅軍發起全面總攻。為便利指揮計，孫楚幾易指揮部所在地，由柳林而離石，再中陽、南大井。3月10日，孫楚指揮所部向集結在中陽、關上之紅軍主力進攻，當日中午佔領關上(兌九峪戰鬥)。在此之前，孫楚指揮所部多次與紅軍交戰，多遭敗績，這對在歷年作戰中常常勝券在握的孫楚來說是個不小的震動。

紅軍回師后，閻錫山晉軍改編為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三個軍，分別以孫楚、楊愛源、傅作義為軍長。其他兩軍均各轄三個師，惟有孫楚的第三十三軍屬下無建制部隊。從此，孫楚由高級將領變成為閻錫山的高級軍事幕僚。

全面抗戰爆發后，晉軍編為第六、第七兩個集團軍，孫楚升任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三十三軍軍長。張家口、南口失守后，日軍主力從察南進犯山西要隘平型關，直抄雁門關後方。閻錫山不得不放棄“大同會戰”，進行平型關會戰。孫楚受命以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的名義代理總司令楊愛源全權指揮平型關方面的作戰。

根據日軍的運動跡象，原定作戰計劃是：誘敵深入到沙河以西地區，從恆山、五台山兩方面發動鉗擊，截斷平型關要隘，殲敵於滹沱河上游盆地。孫楚則認為，從蔚縣進攻廣靈之敵只不過是一支遊動牽制的偏師而已。日軍的主力部隊仍將利用鐵路交通之便向大同輸送，南攻雁門關。於是，建議改變作戰部署──將高桂滋軍與八路軍一一五師分別置於平型關左右兩翼；晉軍之郭宗汾、劉奉濱、陳長捷、金憲章等四個師及章拯宇、孟憲吉等幾個旅置於正面；劉茂恩軍置於凌雲口、恆山一帶。整個會戰投入兵力六七萬。

9月下旬，平型關、小石口、陽方口均發生激烈戰事。9月24日，高桂滋部擅自放棄陣地，戰局發生逆轉。之後，閻錫山為避免與日軍決戰，決定放棄平型關。9月30日，孫楚代表長官部下達總撤退命令，各部隊先後撤到五台、定襄、忻縣一帶，平型關會戰草草收場。平型關會戰雖未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它遲滯了日軍行動，為忻口會戰贏得了時間。平型關會戰是孫楚直接指揮的最後一次大戰。此後，他基本上再沒有親臨前線參戰。

1937年11月，娘子關失守，忻口撤防。隨即，太原失守。孫楚隨二戰區長官部轉移臨汾。其時孫楚雖領第六集團軍司令銜，但並不實際指揮部隊，賦閑無事。同志會成立不久，孫楚被增補為同志會十三高幹之一，成為同志會駐會高幹。因他素以正統軍人自居，不願介入紛繁的政治派系鬥爭。故在同志會內部一直被稱為“公正人”。

1939年3月召開的秋林會議后，孫楚被任命為第三行署（晉東南）主任。與此同時，晉軍擴編，孫楚兼任新成立的第八集團軍總司令。是年冬，孫楚奉長官部命令，率領第三行署全套人馬及大約四五百人的警衛團，由秋林出發，繞道河南，從澠池渡河進入山西（當時山西交通主幹線為日軍佔領），到達陽城縣岩山村，走馬上任。不久“十二月事變”發生，孫楚帶著十餘人脖子上掛著手榴彈衝進決死隊三縱隊總部，扣押了全部共產黨員，瓦解了這一部隊。后因推行省鈔（即晉西印製之新山西票）受到駐地中央軍的抵制，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發生齟齬，於1941年2月，奉調二戰區長官部。

孫楚回到長官部后遂被任為部“主持委員會”主持三委員之一，負責主持軍事。自此到抗戰結束，他便主要致力于軍隊建設──主持訓練班、開設軍事課程等。孫楚自從軍以來經歷了無數次的風雲變幻，而每次變幻都與他的升降榮辱息息相關。久而久之養成了隨時搜集資料，注意觀察研究形勢的習慣。一台收音機隨人而走，收聽時事新聞常年不輟，從而使他對國際情勢瞭若指掌。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即預言“美日絕對不免一戰，而戰敗必屬日本”。不數月太平洋戰起，迄至日本投降，一如所預測，對其先見之明所知之人無不佩服。所以，長官部每周一次的形勢報告多由他承擔，每每座無虛席。

孫楚自入晉軍，不斷升遷，由下級軍官而高級將領，但一直未得閻錫山之徹底信任，被視為嫡系中的“雜牌”，頗似衛立煌在中央軍的地位。他之於閻實際上只是一種利用關係，有戰事時任為總司令、總指揮，委以重任；一旦事畢，則調辦政務，而奪其軍權。儘管如此，他卻只念閻栽培獎掖的知遇之恩，始終對閻忠心耿耿。辛亥以來，晉軍中的晉南籍將領多背閻而去。也曾有人策動他擁兵自重，自立投蔣；蔣介石知悉他是個軍事人材，亦曾幾次拉攏，試圖網羅，但孫楚均不為所動，他常與人言，“閻先生是我的老長官，我是閻先生一手提拔栽培起來的，不能中途變節。今後閻跳崖我跳崖，閻滾溝我滾溝。”

抗戰結束后，孫楚任民族革命同志會臨時執行部高幹責任會議委員、建軍高幹，負責軍隊的訓練教育。還在抗戰結束前，他就受閻委託，負責策劃“接收”。對此他主張穩紮穩打，逐步推進，即先派兩個師為第一梯隊，打頭陣返回太原；隨後由第六十一軍和第三十四軍護送閻錫山返並。稍事安定后，先以重兵打通北同蒲，奪取大同；進而由北向南再下南同蒲。接著，一面與陝北胡宗南取得聯繫，一面會同傅作義打通正太路，再相機向上黨地區推進。對於急於奪取上黨的意見孫楚不肯苟同，他認為：其一，共產黨、八路軍在上黨地區有著深厚的基礎；其二，同時伸出兩個拳頭打人乃兵家大忌，在自己腳跟未站穩之前貿然進攻上黨，成功的可能性是極小的。閻錫山聽不進不同意見，又急於在晉東南地區插上一足，發動了上黨戰役，結局為孫楚不幸言中，自然是失敗的記錄。

閻錫山返並后，為了鞏固太原城防，決定擴建工事、增築碉堡、強化防務。孫楚在阻攔紅軍時的碉堡戰術很得閻之讚許，故授權他負責監造城防工事。孫楚雖少時只讀過兩年私塾，但從軍後於軍事技術均能觸類旁通，且興趣廣泛，聲光電化無不涉獵。他不僅著眼於武器彈藥的改進──曾自己設計手榴彈，使殺傷力提高十倍，而且對築城學頗有研究。自奉命監造城防工事後，從圖紙設計到具體施工無不過問，還多次到東山牛駝寨、淖馬等要隘視察。據有關方面評價，其時修造的東山要塞工事，確實有一定的軍事價值。

晉中戰役后，孫楚臨危受命，被任命為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代理楊愛源所遺之缺。閻錫山赴南京前，又被指定為五人小組成員。在北京和平解放后，太原成為華北大地少數還由國民黨控制的城市，解放軍調三個兵團的重兵發起解放太原戰役，兩大元帥彭德懷、徐向前共同負責此次戰役。在掃清外圍后，解放軍派出被俘晉軍將領欲進入太原勸和，被拒絕。后又兩次發布文告，建議和平解決太原事宜，也被孫楚、王靖國等拒絕。解放軍乃在1949年4月24日清晨開始對太原城發起總攻擊。僅兩個小時，12路解放軍攻城部隊就進入太原城。當解放軍進入太原綏靖公署大院內時，孫楚、王靖國和晉綏署中將第10總隊總隊長今村、少將炮兵顧問岩田等日本人一起走出地下室，做了解放軍的俘虜。因在太原之役中施放毒氣、破壞工廠、民房等財物，拒絕十數次寬大勸告、警告與通牒，孫楚等四名守城主官經中共中央同意被宣布為戰犯。

孫楚從被俘到1956年期間一直關押在由原省立第一監獄改建的戰犯管理所里。

1956年1月，北京戰犯管理處宣布全國國民黨戰犯大集中。是年春，孫楚與瀋陽、濟南、撫順、昆明、重慶、西安、武漢、天津、保定等地的二百多名被俘國民黨高級將領一起走進設在功德林的北京戰犯管理處，繼續他的改造生活。

1961年12月25日，孫楚與廖耀湘、杜建時等68人作為特赦的第三批國民黨戰犯獲釋，恢復自由。

1962年1月28日，孫楚病逝於太原，終年七十二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