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東征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二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結束了歷時一年之久的戰略轉移，而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和民族抗戰的出發點放在了大西北。

當時，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日本導演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華北五省已名存實亡。國民黨政府卻繼續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正在調動幾十萬大軍對陝北蘇區大舉進犯，妄圖乘中央紅軍立足未穩之際，一舉消滅之。

陝甘蘇區是全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經濟落後，交通閉塞，蘇區的鞏固與發展受到很大限制。而這時的中央紅軍減員極大，裝備極差，亟需擴紅籌款，休整補充。陝甘蘇區，不僅無法解決紅軍的燃眉之急，也難以供養大批部隊和機關。

為此，中共中央於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國際發展形勢和中國將來的發展方向，討論了轉變黨的策略方針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為副主席，確定了紅軍軍事戰略的基本原則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擴大紅軍。紅軍的軍事部署和作戰行動，應確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線”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個基點上。具體步驟是：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蔣、渡河東征”的口號。

瓦窯堡會後，陝北軍民開始緊張的準備工作。首先將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合併整編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兼），參謀長葉劍英。下轄紅15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紅1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共1．3萬餘人。其次，將陝北安定第一縱隊、宜川獨立營、清澗二支隊等地方武裝，分別整編、擴充，組建為紅28軍、紅29軍及“黃河游擊師”（即紅30軍）。各級蘇維埃政府發動群眾，大力擴大紅軍，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即擴軍3000餘人。

為保證東征主力的軍需供給，由周恩來兼任後方辦事處主任。他對東征部隊的編製、幹部配備、兵站和醫院的設置、被服軍鞋的供給及渡河舟船和民工徵調都作了周密的安排。

1936年1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簽發了“關於紅軍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紅軍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遵照上述命令，各路東征部隊迅速隱蔽地集結到黃河岸邊，進行渡河準備。1月31日，毛澤東來到延長縣城，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全面檢查了東征的各項準備工作，研究和部署了東征的行動路線，正式組建了“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由毛澤東、彭德懷、葉劍英分別兼任總政委、總指揮、總參謀長。將紅28軍、紅1軍團、紅15軍團分為左、中、右3路大軍，各自選定渡河突破口，待命東征。黃河游擊師隨同主力出征，負責保持主力紅軍與後方的交通聯絡，紅29軍則擔任後方留守。

當時，黃河天險為晉軍嚴密封鎖。在北起河曲、保德，南到永和、大寧近千里的黃河沿線，修築高碉、暗堡一千餘個，每碉駐兵一班或兩班，重要渡口駐兵一排以上，各碉之間距離以火力能夠互相交叉為準，河防一線總兵力達四個獨立旅之多，由正太護路軍軍長孫楚統一指揮。瀕臨黃河東岸各重要城鎮，如三交、磧口、孟門、軍渡、中陽、石樓等地，亦駐有重兵，構成阻抗紅軍向縱深發展的第二防線，並可隨時應援沿河各個渡口。為彌補第一、第二道防線之不足，又依託呂梁山區的山隘要道，在中陽縣關上村、隰縣水頭鎮，分遣兩個獨立旅進行守備，構成阻擊第三道防線。為彌補主力部隊之兵力不足，震懾當地民眾，實施其“政治防共”、“民眾防共”的防範措施，又在沿河各縣成立幾個地方武裝——“防共保衛團”，並依託地形劃分為6個防區，嚴厲鎮壓當地民眾和同情抗日的革命人士，致使不少到山西走親戚、訪朋友的無辜百姓和小商小販，殘遭殺害。短短數十天中，晉西沿河各縣被殺害的民眾達百餘人之多。

閻錫山的倒行逆施，不僅沒有嚇倒素有革命傳統的山西人民，反而激發了山西人民企盼紅軍東渡黃河的強烈願望。在山西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下，不少民眾冒著生命危險，偵察敵情，傳遞情報，運送槍支彈藥，張貼標語、傳單。一些熱血青年還偷偷渡過黃河，參加了紅軍。

1936年2月17日，毛澤東簽發東征宣言，東征紅軍進入臨戰狀態。2月20日，正式下達渡河命令，命令各渡 河突擊隊：“先頭絕對隱蔽，乘夜偷渡。以堅決、敏捷的速度奇取敵堡，割斷電線，控制前進陣地及側翼掩護陣地，以保證後續部隊渡河對援敵作戰之有利地位。偷渡被發覺，立即改為強渡。”晚8時整，戰鬥正式打響，紅軍從北起綏德的溝口、南到清澗縣的河口百餘里的渡口，同時發起攻擊。徐海東指揮紅15軍團作為右路軍，由75師223團的40多個勇士組成渡河突擊隊，從清澗縣王家河上船，順著小河汊進入黃河，直撲對岸石樓縣賀家凹敵軍碉堡。經一小時激戰，從河邊到山腳的碉堡全被解決，賀家凹一連守軍就殲。紅15軍團後續部隊源源渡河，直撲敵軍河防司令部義牒，義牒守軍望風而逃，紅軍追至石樓。同時，紅1軍團紅2師24名勇士組成的渡河突擊隊，從綏德縣溝口登船，突擊強渡，在中陽縣三交鎮坪上村首先登岸，把晉軍的河防撕開了一道缺口，紅1軍團主力相繼渡河，於拂曉時分，進佔三交鎮，乘勢擴大戰果，長驅東進，進佔留譽。

紅軍突破黃河天險后，即分兵數路，長驅東進：一路進佔義牒，圍攻石樓；一路攻克留譽，進逼中陽；一路沿河北上，進襲柳林。

閻錫山聞訊，大為驚恐。急調駐守汾陽、孝義的周原健獨二旅馳援中陽；電令駐守隰縣的203旅增援石樓。2月25日，當獨二旅進至中陽縣關上村、劉家坪時，陷入紅1軍團的包圍圈中。經一夜激戰，號稱“滿天飛”的獨二旅三千餘人全部就殲。增援石樓的203旅一營晉軍，也在隰縣西北的蓬門，遭到紅15軍團迎頭痛擊，敵營長以下官兵二百餘人當場被俘。

關上、蓬門大捷，紅軍擊潰了晉軍在呂梁山區設置的“中間阻礙地帶”，取得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戰略地位，紅軍兩大主力在大麥郊地區會師。毛澤東、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也隨同到達，指揮紅軍主力，準備東進兌九峪，穿過同蒲路，開赴河北抗日前線。

為遏止紅軍大舉東進的勢頭，閻錫山急調兩個縱隊共8個旅的兵力，集結於汾陽、孝義、隰縣地區，準備在孝義以西的兌九峪地區與紅軍主力決戰。同時又嚴令同蒲路沿線晉軍加強防守，日夜巡邏，將東征紅軍圍堵於同蒲路以西的呂梁山區。

3月6日至8日，毛澤東在紅軍東征總部駐地——孝義縣大麥郊（今屬交口縣）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紅軍東渡以來的形勢，調整了作戰部署。決定：“第一期以經營山西為基本戰略方針”；要堅決貫徹“以發展求鞏固的原則。目前是普遍摧毀反動基礎，普遍發動群眾，猛烈擴大紅軍，各個消滅敵人。”會議具體討論了兌九峪戰鬥的部署，決定集中優勢兵力，在兌九峪一帶重創閻軍，掃清東進抗日的道路。

3月8日作戰命令正式下達：紅15軍團主力75師、78師作為右翼，集結於兌九峪東南的魚灣、仲家山一帶；紅1軍主力作為左翼，布防兌九峪西北的碾頭、南陽一線；紅1師及總部特務團展開於兌九峪正面的陽泉曲、柳灣等地；15軍團的81師及黃河游擊師則分佈於主力紅軍的左、右兩側，掩護主力安全，迎擊增援之敵。從而在長達20里的兌九峪谷地布下了一個三面埋伏的袋形陣地，靜候敵軍自投羅網。3月9日，晉軍左翼楊效歐部第二縱隊首先向兌九峪以西之大麥郊、陽泉曲推進。晉軍右翼李生達第三縱隊協同動作，經三泉鎮進至下堡、杏野一帶，其先頭部隊201旅連夜進佔原庄、羅巴溝一帶山頭陣地，準備於拂曉時分配合楊效歐部發動突然襲擊。3月10日清晨5時，正當晉軍生火做飯，準備出發之際，紅軍主力突然從左、中、右三面發起攻擊，同時派出快速騎兵向兩翼包抄，試圖切斷晉軍李、楊兩部的聯繫，分割包抄，各個殲滅。晉軍各部倉促應戰，負隅頑抗，十餘架轟炸機也飛臨兌九峪上空，狂轟濫炸，輪番助戰。由於紅軍攻勢猛烈，晉軍漸漸不支。閻錫山急調王靖國總預隊兩個團從太原乘車趕來增援。同時又命令進據中陽關上村一帶的孫楚第四縱隊，及駐守隰縣的楊澄源第一縱隊，向紅軍側翼進擊，威脅紅軍後路。晉軍總兵力達3個縱隊，15個團之多。兩軍從日出打到午後，一直處於對峙狀態，幾十里長的山溝里，到處硝煙瀰漫，殺聲震天，戰況十分激烈。

由於紅軍過河不久，沒有根據地依託，加之地形不利，武器裝備較弱，要一口吃掉這麼多敵人確有困難，於是毛澤東和彭總當機立斷，命令紅軍撤出戰鬥。為保存實力，閻錫山也於當晚命令部隊撤出兌九峪地區，放棄捕捉紅軍主力進行決戰的計劃，將晉軍主力集結布防於汾陽、孝義、靈石、介休一帶，沿同蒲路和汾河堡壘線嚴密設防，防堵紅軍東進北上，等待南京中央援軍的到來。

兌九峪戰鬥之後，紅軍兩大主力撤至大麥郊地區進行休整，伺機東進。然而此時蔣介石應閻錫山的請求，從洛陽、徐州、武漢等地抽調七個師的兵力，兵分三路，入晉增援，閻錫山也積極調兵遣將，企圖配合中央援晉大軍將東征紅軍圍困於晉西一隅的呂梁山區。

針對這種情勢，紅軍總指揮部於3月12日在孝義縣郭家掌（今屬交口縣）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決定兵分三路，迅速東進、南下，發動群眾，擴大籌款，創立河東革命根據地，積蓄抗日力量。具體的行動方案是：毛澤東和葉劍英率總部特務團和紅30軍作為中路軍，繼續轉戰於晉西；紅15軍團揮師北上，直搗太原，以牽制調動晉軍主力，相機挺進綏遠、察哈爾抗日前線；紅1軍團則南下河東，發動群眾，擴紅籌款，相機分兵上黨，挺進河北抗日前線。

3月16日，15軍團率先行動，圍攻靈石縣城，作出了包抄汾、孝之敵，突破同蒲路的態勢，掩護1軍團向南行動。1軍團也於16日開始動作，以急行軍進逼同蒲鐵路，於3月18日攻佔南同蒲線樞紐——南關車站，將同蒲路攔腰斬斷，而後星夜兼程，長驅南南，包圍洪洞、趙城，奔襲臨汾，於4月1日攻佔了襄陵縣站。之後，紅1軍團又兵分三路繼續南下：紅4師活動於汾河、同蒲路以東之古縣、安澤、浮山一帶，先頭進入沁水、高平境內；紅2師沿汾河西岸進抵新絳、侯馬，而後揮師西進，直趨鄉寧、大寧；紅1師及軍團直屬機關居中策應，積極活動於霍縣、洪洞、汾城地區。整個河東大地，北起霍縣，南到侯馬，除同蒲路沿線的幾個孤立據點外，廣大鄉村都布滿了紅軍。紅軍所到之處大力發動群眾，宣傳抗日救國，積極籌款擴紅。從3月中旬到4月底，短短一個多月即籌款40萬元，擴紅7000餘人，組織地方游擊隊20多支，創立了20多個鄉、村蘇維埃政權，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種。

在紅1軍團轉戰晉南的同時，紅15軍團也穿越同蒲鐵路，突破汾河堡壘防線，轉戰汾陽、孝義，圍困交城、文水，先頭騎兵連抵達晉祠、小店，威脅省城太原，迫使閻錫山將李生達、楊效歐所部晉軍主力由晉西南撤回，保衛太原，圍堵紅15軍團，從而有力地配合了晉南、晉西紅軍的戰略行動。3月下旬，15軍團由交城縣岔口揮師西向，轉戰於古交、樓煩、靜樂、嵐縣、興縣、岢嵐，發動群眾打土豪，鬥地主，開糧倉，分官鹽，擴紅籌款，創立蘇維埃政權，把一向號稱“白地”的晉西北地區鬧了個天翻地覆。

這時，紅28軍奉中央軍委命令，在興縣羅峪口渡過黃河，進至晉西北地區，與紅15軍在臨縣白文鎮會師。為配合南線紅軍的戰略行動，把晉軍主力牽制在晉西北地區，紅15軍團和紅28軍採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在臨縣、方山、離石、中陽二帶的呂梁山區與晉軍兜開了圈子，先後在曹家坡、白文鎮、峪口、圪洞、金羅等地重創尾追之敵，並於中陽縣大石頭村戰鬥中俘獲晉軍392團團長郭登贏及其以下官兵四百餘人。4月下旬，紅15軍團經大麥郊、雙池鎮進至隰縣蓬門，與轉戰晉西的紅軍總部會師。紅15軍團自3月18日揮師北上，到4月下旬返回蓬門，歷時一個多月，行程一千餘里，轉戰於晉中平原及晉西北呂粱山區的二十餘縣，不僅有力地牽制了晉軍主力，配合了南線紅軍的戰略行動，掩護了紅 28軍的渡河戰鬥，而且在晉中、晉西北廣大地區宣傳發動群眾，積極籌款擴紅，為而後八路軍東渡抗日、創立晉西北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紅28軍則於4月12日奉總部命令，自金羅鎮分兵向離石以南黃河沿岸挺進，相機奪占黃河渡口，打通與陝北蘇區的聯繫，保證東征主力背靠蘇區。4月13日，紅28軍進佔中陽留譽以東的黨家寨等地，向晉軍重兵把守的三交鎮發起攻擊。由於三交鎮緊扼秦、晉二省的交通要道，為黃河天險的重要渡口，故兩軍爭奪十分激烈。軍長劉志丹冒著槍林彈雨，進至距敵軍陣地不足300米處直接指揮，不幸被敵軍槍彈擊中，壯烈犧牲。

當東征紅軍轉戰河東之際，入晉增援的國民黨中央大軍沿同蒲線和正太路進入山西，總指揮陳誠坐鎮太原，與閻錫山共商“剿匪”大計。駐守於洛陽、潼關及關中一帶的國民黨部隊也加緊對陝甘蘇區的圍攻，並沿河北上，封鎖黃河渡口，包抄紅軍後路，企圖將紅軍主力圍殲於黃河東岸的呂梁山區。

為避免大規模內戰的爆發，爭取和團結一切抗日愛國力量，擴大統一戰線，積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先後派遣周恩來、李克農前往洛川和延安，與東北軍愛國將領張學良秘密會談達成了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協議。同時又利用蔣、閻矛盾，通過多種渠道，對閻錫山作了大量統戰工作。在此情勢下，中共中央於4月13日至15日在永和縣趙家溝召開軍事會議，作出了“逼蔣抗日、回師西渡”的戰略決策。

遵照趙家溝會議的決議，紅1軍團和紅15軍團從4月下旬逐步轉移到黃河岸邊。5月1日至5月5日，紅軍主力和總部人員先後從延水關、永和關、清水關、鐵羅關一帶渡過黃河，返回陝北。5月5日，毛澤東率紅軍總部回到陝西楊家圪台，簽發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即《回師通電》）。

5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川縣太相寺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毛澤東作報告，對東征勝利的意義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評價：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籌備了財物，擴大了紅軍。5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紅軍總部回到瓦窯堡，歷時117天的渡河東征勝利結束。

毛澤東領導的東征紅軍，擊潰了晉軍30多個團的圍追堵截，轉戰山西50餘縣，殲敵13000餘人，俘敵4000餘人；同時，東征擴大紅軍8000餘名，籌款50萬元，組織地方游擊隊30多支，建立了縣、鄉、村蘇維埃政權，發展了黨的地方組織，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種。紅軍東征作為一次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略行動，奏響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奮起抵抗日本侵略軍的戰鬥序曲，為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把山西作為堅持敵後抗戰的戰略支點奠定了歷史性基礎，是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里程碑。

為了記載、銘記和紀念這段光輝歷史，山西省共有三處建有紅軍東征紀念館。即建在石樓縣的紅軍東征紀念館，另兩座分別建在柳林縣和永和縣。其中，石樓紅軍東征紀念館是創建最早也是惟一省批修建的，其館內有許多珍藏，截止2011年上半年，共搜集到相關歷史圖片567張、文件圖表298份和東徵實物328件。最吸引人的是毛主席在東征期間用過的墨盒、蠟台、馬燈、茶杯等物品，睹物思人，我們彷彿看到了一代偉人當年在油燈下工作的情形。談起毛主席，石樓西衛村的張年拴非常激動，他說：“當時，主席就住在俺家，晚上經常是一整夜一整夜在開會。主席的夫人賀子珍每天都陪娘聊天、幫娘幹活，還送給哥哥一個紅花格的鐵盒，送給姐姐一個繡花緞手絹。這不，托主席的福啊，姑娘、兒子都上了大學。”如今，這裡已經成為廉政教育基地、國防教育基地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包括紅軍東征將士的後代，每年有七八萬人到這裡來參觀、憑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