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

孤兒從軍

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生於山西省崞縣（今原平市）沿溝村的貧寒農家。依照崞縣地方耕讀傳家的習俗，徐永昌五歲即在粗通文墨的父親指導下讀書認字，開始念《三字經》《百家姓》等啟蒙讀物。及至七歲便入塾受業，先讀《論語》，依次讀了《孟子》《大學》《中庸》《左傳》《書經》，並涉獵《詩經》等。有了良好的舊學基礎。幼年的徐永昌天資聰穎，但缺乏恆心。

這年慈禧扶植拳亂，招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西逃。毅軍總統（軍長）兼武衛左軍總統宋慶，率部護駕，十二月到大同。一個營底（營本部）駐曹叔店內。師爺（書記官）徐椿齡老先生是營口人，很愛喝茶。因士兵初到此地，貪著出玩，加之老先生年近五十，尚乏子嗣，呼茶喚水，往往無人應聲。永昌不忍，常為老先生提水泡茶。老先生喜其誠實勤謹，又憐他身服重孝，向店東打聽清他的身世后，就問永昌：“你願意跟我走嗎？”永昌回答：“願意。”於是在營部給他補了個名字，幼不成兵，也無力作夫，只是在徐師爺身邊執勤而已。永昌隨營底移陽高，到崞縣，過韓侯嶺，渡黃河茅津渡，走懷慶，經彰德、趙州、保定，宋慶部於鑾駕回京后，即駐通州。永昌一年多間，走三省數十州縣數千里。到通州后，他補了一名馬夫，照顧馬匹。常於夏天午休時到四野無人的溪邊將衣褲解下洗凈，在石板上晾乾。官長常示範說：“徐永昌是發一套服裝的夫，卻比你們發兩套服裝的兵整潔得多！”年底補為兵。20歲時，文案何毓淮，為他買了匹私馬，加入馬衛隊，到哈爾濱剿匪。他第一次參加作戰，所在部隊就將六七十人的一股土匪剿滅，擒獲十餘人。

軍中求學

1904年，十七歲的徐永昌由軍中苦力改做司書。在此期間，徐永昌憑藉幼時入塾受業和勤勉，博得上司的好評。同時，利用業餘時間加緊讀書，充實自己。

1908年，直隸提督馬玉昆奏准，開辦武衛左軍隨營學堂，錄取的160人中，以倒數第二名入學，發憤苦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修完普通科，又修步科，最喜歡戰術、代數、三角、歷史四課，考試每名列第一。因他在講堂上常向教習發問，有幾位教員誤以為有意為難，學校總辦因此在宣統三年畢業考試時，罰扣他若干學分，將他拉到第二名畢業，授副軍校（中尉），見習后正式派在武衛左軍左路前營左哨（連）作副哨長。九月初八，閻錫山在太原響應武昌起義，被推為山西都督。清廷命武衛左軍左路規復大同。

1911年辛亥革命時，永昌傾向革命，不願回家鄉打槍，請求上級留京改任新兵營哨長。

1912年，永昌考入陸軍部將校講習所。2年冬，永昌以第一名畢業，分發南京陸軍預備軍官學校連長，辭未赴任，考入陸軍大學第四期。3年初入學，教官則比將校講習所的差，日籍教官還有偵探的嫌疑。

1916年底舉行畢業式，總統黎元洪親監觀禮。

國民三軍

民國5年元旦袁世凱稱帝，春末，永昌與同學孫岳等，同謀倒袁，離京赴滬赴浙，袁死後，又返魯，為吳大洲籌組參謀廳，7月返校。崞縣續西峰辛亥革命中招募勇壯，直下大同，遭閻錫山疑忌，流亡京津，是北方始終不渝支持孫中山的志士。永昌本可應江西都督李純之請，分發赴贛，因與西峰深相結納，自願任陸軍訓練總監部編輯官。6年7月張勳復辟，赴保定遊說曹錕顧問孫岳；又約晉南李岐山赴天津與續西峰商對策。前陝西都督陸建章，讓他帶一萬元，遊說資助缺餉的通州張錫元旅進京討張勳。張旅佔領朝陽門，被王士珍勸出。後段祺瑞馬廠誓師，曹錕響應，閻錫山派晉北鎮守使由京綏路出兵討張，張勳遁入荷蘭使館，鬧劇收場。自倒袁相交以來，徐永昌與孫岳已成莫逆，一直以兄弟相稱。6年12月，直督曹錕命孫岳在廊坊辦軍官教育團，孫任團長，孫又邀永昌任教育長，此後直軍下級軍官多由此征補，也成為後來國民三軍幹部的搖籃。孫中山見北方民黨同志勢孤，任于右任為陝西靖國軍總司令，與陝督陳樹藩對抗。為經營西北革命根據地，7年5月續西峰約永昌等5人赴粵謁中山，中山已轉日本。他們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貴州畢節、重慶，與唐繼堯會議，又與熊克武會於成都，策劃援助於右任。因滇黔川各系軍均無遠出心，與陝督軍戰鬥不利，數萬里遠行無功而返。9年直皖戰後，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參謀長。11年直奉戰爭中，永昌接替帶病的孫岳負責西路指揮，戰爭酷烈，雙方傷亡慘重，堅守住陣地。戰後，孫岳兼冀南鎮守使、右翼巡防統領，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團團長。

直奉戰後，張作霖暗地與孫中山、段祺瑞聯絡，組織三角聯盟，謀倒佔領北京的曹錕、吳佩孚。續西峰等憑三寸不爛之舌，作通了馮玉祥、孫岳等人的工作。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親督東路往關外打，一直打到山海關。可是負責西路熱河的馮玉祥以修路名義行緩兵之計。10月23拂曉，馮軍入城。事前與守衛各城門的孫岳部第二團約好，互相以統一製作的內鑲白月標幟的黑旗為信，徑圍總統府，幽曹錕於延慶樓。馮自稱此次行動為“首都革命”，史稱此事為“北京政變”。永昌事前不贊成此舉，（認為曹吳政治雖然不好，尚有國家人民，可以促其整頓改善。還有縱兵糟害百姓的人，我們卻不問，反要先倒曹吳，這實在不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仍與孫岳保持一致的行動。事後孫岳部編為國民第三軍，擁有一個師、六個旅的兵力，徐永昌堅辭師長不就，出任第三軍第一混成旅旅長，駐防保定，負責平津沿線北段治安。

1925年初，孫岳就任豫陝甘三省剿匪總司令，“入陝督陝，入甘治甘”，徐永昌兼任第三軍第一路總指揮，由保定開拔，經河南西進。是年8月，孫岳奉命兼任陝西省督辦，任徐永昌為第三軍第一師師長兼陝西警備司令，準備向甘肅進發。不料，段祺瑞又任命馮玉祥為甘肅督辦，第三軍在入甘不能，留陝不足自給的局面下，引兵東進，出河南，北上京津。

1925年秋，國民第三軍入甘不能，轉而出潼關，到河南。這時，續西峰等正在策動河南人樊鍾秀進攻山西。續鼓動樊說，山西軍之軟弱，我知之甚稔，可謂靜如處女，動亦如處女，一聞槍聲便會逃跑。又說，祁（縣）、太（谷）、平（遙）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閻錫山派人去借軍餉，祁縣渠家拆了一堵牆，就取出白銀五十萬兩。你如入晉，還愁軍餉無著嗎？樊鍾秀深受鼓舞，積極準備攻晉。續西峰則試圖拉攏甫至河南的孫岳部一起對付山西。

徐永昌身為山西人，不願桑梓塗炭，且對閻錫山的“模範省政”素有好感，又與晉軍將領周玳、孫楚等有舊好，亦極力阻撓攻晉軍事。在國民第二軍胡景翼防區鄭州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徐永昌發言說，山西一貫奉行“保境安民”，攻打山西師出無名，動則必敗。不如先打直隸，繼取山東，趕走奉軍后，再做計劃。之後，徐永昌率部北上。在石家莊，他見到原定協同樊鍾秀攻晉的弓富魁、胡德夫。徐永昌明確說，我前奉督辦（孫岳）命與岳（維竣，國民第二軍軍長）會議，決定合力攻奉，你們如何行動我不能管。弓、胡皆系山西人，亦不想與晉軍作戰。聽了徐永昌一席話，遂放棄攻晉計劃北上。這樣，續西峰精心策劃的攻晉之戰，最後只剩下樊鍾秀一支孤軍。徐永昌恐山西方面事先不知情，遭受突然襲擊，又在率部北上之前，遣人通過周玳向閻錫山通報了信息。閻錫山聞訊，迅速調兵遣將，由於樊鍾秀力量自先不足，山西方面又早有防備，攻到遼縣即被晉軍打敗，倉促之下由竣極關退出。

1926年春，國民軍在天津失利，第二軍潰散於豫西，第一軍撤至五原，馮玉祥下野出走蘇聯，徐永昌率領所部（第一師）及第三軍之願撤西北者退集包頭（其時孫岳因病休養，徐永昌受命代理第三軍軍長）。四五月間，苦無出路的國民軍第一軍準備以借道入綏為名從雁北攻入山西，徐永昌再一次明確表示不同意打山西。接著，國民第一軍六路攻晉，晉軍傾全力應戰。8月，國民軍不支，退出晉境；晉軍乘勝追擊，一鼓作氣打到歸綏。

1926年9月，馮玉祥從蘇聯歸來，召集舊部於五原，策劃重振旗鼓。同時，在對晉作戰問題上的超然做法，更加拉近了徐永昌與晉閻的距離，為擴大實力網羅人才計，閻錫山有意拉攏徐永昌。

徐永昌到太原后，閻錫山將此和盤托出，請求配合，徐永昌對山西的處境表示同情。雙方商定國民第三軍渡河進駐山西，閻錫山“自然用客軍入境推諉奉張”，並月助第三軍軍餉三萬元。

1927年3月間，按照事先約定，徐永昌的第三軍步兵兩個師、騎兵一個師、炮兵一個團及一個獨立炮兵團，沿黃河西岸南下，由臨縣磧口渡河入晉，分駐汾陽一帶。后因張作霖壓迫閻錫山就副總司令職越來越緊，徐部又進一步東移到榆次一帶。於是，閻錫山更以客軍深入作為延宕張作霖壓迫的借口。儘管國民第三軍只是以客軍的身份入晉，起先並沒有加入晉軍序列，但是一經踏上山西的土地，接受了閻錫山的津貼，也就在事實上成為晉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徐永昌本人則自當時起，即與閻錫山合作共事，為閻錫山出謀劃策，與趙戴文並稱為閻錫山的左右手。

晉綏主將

1927年6月6日，閻錫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易幟擁蔣。與此同時，軍事形勢發生變化——奉系張學良部在河南將吳佩孚的勢力擊潰，馮玉祥部由西安向潼關以外活動，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由湖北向河南推進，張學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閻錫山面臨兩難選擇，不得不對奉張虛與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發制人，主動出擊就成為必要的了。有鑒於此，徐永昌力主當機立斷，向奉軍出擊。9月29日，閻錫山發表討奉通電，晉軍（稱為“北方國民革命軍”）各部從指定位置向奉軍發起進攻，晉軍楊愛源部三師出獲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徑出平山，合為一路，向北攻擊。討奉軍事起初進展順利，不到一周時間，左路軍前鋒王靖國師輕取張家口、萬全，李生達師佔領宣化；右路的國民第三軍與晉軍聯合部隊在掃除滹沱河敵方前進陣地后，分別進至行唐和東長壽之線，再經過一次突破攻擊，佔領望都、定州。與此同時，馮玉祥所屬各部在隴海、津浦兩線也發起進攻，奉軍陷入兩線作戰的境地。10月10日，張作霖調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勢，集中優勢兵力於西線。晉軍深入敵後，腹背受敵，優勢變為劣勢，不得不全線後撤。這時閻錫山尚在東長壽前線指揮。

正當晉軍開始全線後撤之際，徐永昌因見楊效歐師後部正向西行，說是向曲陽龍泉關去，又知楊愛源、周玳、楊效歐等其時業已西去，急令參謀追截。閻錫山感佩徐永昌的軍事才能，特電約徐永昌到井陘晤，委之以東路指揮大權，第三軍仍以客軍待遇。徐永昌在推辭不掉的情況下，正式接受三晉軍符，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東路總指揮。

在徐永昌接受指揮東路軍事的任務時，閻錫山主張毅然決然放棄前方，保守井陘山地，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堅固部署陣地，保得東路無虞。徐永昌則覺得井陘山陣地，一點準備也沒有，山雖險峻而寒冷異常，人稀地闊，少飲水、無燃料，不經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難，雖有險要，亦用不上。故主張“留少半兵力固守前方，拚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後方布置妥當，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後方軍隊容易整頓。總而言之，井陘山地雖然險要，不經部署則絕不能守，一處有失，全盤堅守均失。”於是，在徐永昌的堅持下，楊效歐的一個師被留在了前方。閻錫山起初認為晉軍不長於野戰，離開井陘山地非常危險。這樣做是冒險，其結果可能會白白送掉一個師。然而，後來的事實是，憑藉上述防禦體系一直維持了三四個月，奉軍因天寒地凍及其它事故未能大舉進攻，徐永昌則利用這三四個月的時間，不僅將井陘山山地工事築好，運煤、積雪水，一切都從容準備就緒。而且在井陘礦場積極煉了三四個月的焦炭運回太原，解了焦炭供應不足的燃眉之急。待到次年二三月間，奉軍開始大舉進攻時，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間，即退到井陘山，進入陣地。

1928年1月4日，蔣介石於下野四個月後，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2月28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一北伐軍序列，準備繼續北伐。晉軍改編為第三集團軍，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國民革命軍東路軍改稱第三集團軍右翼軍，徐永昌續任該部指揮，主要作戰任務為出井陘，搶先攻佔石家莊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漢路，切斷石南奉軍主力北歸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團軍逐漸北上在形勢下，三集團軍發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軍首先突破奉軍防線（二三月間奉軍發起的進攻持續了幾個回合，不能動搖晉軍陣地，雙方便呈對峙狀態），一擊之下，敵即退過滹沱河，再次進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進入保定，兵逼京畿。正當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國民第三軍的名義布告安民之際，突然接到孫岳在上海病逝的電報。同時接閻錫山命令，駐守保定。隨即，閻錫山北上亦到達保定。

1927年底，孫岳從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脫離第三軍（此前一直隨軍行動，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陽）。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線曾收到孫岳的親筆信，說：“閻公親自東出，弟將何以自處，似宜始終與之結合，否則孤立也。”對第三軍的出路預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孫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後，決定正式加入晉系。在徐永昌的主動要求下，北伐勝利后，所部國民第三軍正式加入晉軍序列，編為第三軍，徐永昌任軍長。

1928年7月，蔣馮閻李同到北京告祭孫中山，北伐戰爭結束。蔣介石鄭重其事地約永昌到一個飯店，徵求他對國家問題的意見：“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對整個國家問題，有何意見？”永昌說：“說起話來，總須關顧人心，江南常說的那套話，過河以後是應當加以糾正的，否則便會得到不良的影響。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為好。萬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應將軍事學校設在北方。閻先生與馮先生這兩大勢力，不分即合。分是國家實力的對消，合則國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決這二勢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萬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應將軍事學校設在北方。此有二點好處：其一，我們的外患在北方，訓練軍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為切實用：其二，蔣先生可藉此訓練學生，常來與閻馮在一起，感情融洽，國家力量可以團結。這是我對國家問題的意見。”蔣首肯者再。

自解兵權

徐永昌卻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動放棄獨立地位，率部歸屬閻錫山的晉系之後，又以“軍民分治”相號召，自釋兵權。1928年10月他被任命為綏遠省政府主席。他以為主席是一文職，就將所部第三軍進行整編，師、旅長全部換成閻放心的人，讓副軍長黃臚初持冊送請閻錫山接納。閻說：“綏省地方不靖，帶上兵去，較易施為。”永昌則說：“如不帶兵即無能為，那就帶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職，軍民分治，請自我始。”他決定以後，邀集全軍幹部當面宣布，反應是全體反對。

到綏后，每天策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討民間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遼闊，民生慓悍，官民都無所憑依。比如東勝沒有城牆，縣長嫌不安全，住到離城數十裡外的一家油坊內辦公。他就向閻請到三十萬元，修築城堡，武川縣城在他調任后告成。1929年9月調河北，首先遇到的是與各國公使接觸，來訪回拜，彼此宴請，忙碌了一個多月。

屯墾戍邊

早在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徐永昌因事前往黑龍江，見所到之處野曠田肥，即想，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數十萬，既固邊防，亦省國帑。萌發了屯墾的想法。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綏遠省主席之前，早年屯墾戍邊的思想進一步明確起來，在不厭其煩反覆向閻錫山建議的同時，徐永昌責成專人擬定了西北屯墾計劃。其屯墾計劃將屯墾分為兵屯、民屯兩種，以兵屯為主，輔之以民屯，以整理綏遠腹地為主，兼及周圍。建成一處，移民一處，實邊一處。具體項目有：疏通舊渠、開發新渠、築城堡、修汽車路、設輕便鐵路、設立新村、設立農業技術傳習所等。並在綏遠試行以工代賑開築河渠。實施屯墾，開發綏遠，鞏固邊陲，在這個問題上徐永昌與閻錫山不謀而合。然而，形勢的發展卻使屯墾計劃只能“容即圖之”而不可能付之實行。北伐之後，先是編遣會議上的爭鬥，接著，反蔣戰爭紛起，進而演成中原大戰。隨即閻錫山戰敗下野，遠走大連。屯墾之事被擱置了起來。

1932年閻錫山復出，就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職。同年2月，以“裁減軍隊，從事生產”相號召，由綏遠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義繼任綏遠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師師長傅作義、第七十師師長王靖國和第七十二師師長李生達三人倡議，由各該師各撥編一個屯墾隊（相當於一個連）。各帶原薪餉和應帶之槍械服裝，開赴后套屯墾。8月，大規模屯墾開始，大約有兩團另兩營的建制部隊，參加墾荒種地。“屯墾部隊之墾地面積，約為1200餘頃，均系能耕種之熟地，如連生荒地計算在內約有4000餘頃。”綏遠屯墾初見成效，無疑為解放后新疆、內蒙、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大規模邊疆屯墾建設和鞏固邊防提供了歷史的借鑒。

中原大戰

1929年初國軍編譴會議不夠公平，不歡而散。各方軍事摩擦不斷，各方人士雲集太原。極不情願地被閻錫山拉上了中原大戰的戰車。在勸阻不能奏效之餘，接受了指揮隴海線軍事的任務（徐永昌任總指揮，楊愛源副之）。當時劃歸徐永昌指揮的部隊計有：萬選才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作戰力量很靠不住），劉桂堂數千（作戰力量尚不及萬部），劉春榮近兩萬人（軍隊尚好，其本人不堅定），孫殿英近萬人（在亳州被圍，作戰力尤差），石友三四萬餘人（軍隊很好），劉茂恩萬餘人（較萬部為佳）；確實有把握、堪委重任的只有晉綏軍孫楚、楊效歐、關福安、楊耀芳、張會詔五個軍，趙承綬騎兵軍及幾個炮兵團，共計十五萬人。

在中原戰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對形勢作了一個總體分析，結論仍然是，如果張漢卿出兵相助則有可能勝，反之則必敗。基於上述認識，徐永昌抱定“受命而來，全師而歸”的主意。

折衝善後

中原大戰以反蔣聯軍失敗而告結束。戰後，蔣介石將黃河以北事交張學良料理。1930年9月27日，河北省主席易人，徐永昌徑回太原，11月，閻錫山在蔣介石中央的逼迫下，準備出走暫避。閻錫山離晉前的兩三天，特召集晉軍所有軍長以上的主官會議，宣布徐永昌以晉綏警備總司令的名義，負責晉綏兩省治安。

還在中原大戰初敗，徐永昌從前線撤回之時，汪精衛、陳公博、謝持等都在太原，馮玉祥亦到山西，住在汾陽之峪道河。不久中央軍入陝，陝甘諸馬全變，楊虎城進迫西安，宋哲元部由西安撤出，準備渡河來晉。山西方面有人以客軍入境易生事端為由，主張阻其入境。徐永昌則說“絕不可；非但不可阻撓，並且要妥為接濟。因我們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戰，現在理應收容人家，俾其共存。”

閻錫山出走大連，受命主持晉綏兩省的徐永昌面臨著的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還是乘機延攬舊部另立門戶的考驗。

閻錫山走後不幾天，徐永昌即應張學良電邀，與商震赴天津，協商晉軍整編事宜。在他的力爭下，最後確定的晉軍序列是：步兵四個軍，即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軍，分別由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任軍長；基本部隊由原來的軍改為師而組成——商震第三十二軍由馮鵬翥、楊效歐兩軍組成，徐永昌第三十三軍由李服膺、楊澄源兩軍組成，楊愛源第三十四軍由楊耀芳、王靖國兩軍組成，傅作義第三十四軍由李生達軍及傅自兼之軍組成。另：正太護路軍，司令孫楚，下轄三旅。騎兵四個旅，司令趙承綬。炮兵十團，司令周玳。其餘原有番號的關福安、豐玉璽、張會詔、秦紹觀等部均併入上述四軍一獨立師之內。如此一來，事實上，晉軍原來的一軍若干團變成了一師若干團，縮編僅是換換關防而已。

與軍隊的整編相比，經濟問題更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后，約三、四個月期間，維持晉綏局面非常困難，尤其是經濟。其先固然是兵多錢少，其後是隊伍不整編好，張學良不發餉，而入晉的龐炳勛、宋哲元、孫殿英等部糧秣雜費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隊伍、番號雖縮小，而餉額並未大減，該支付的除軍糧外，尚需一些副食及雜費等等，糧是實發，餉則因晉鈔跌價，無形中去了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財政整理處留存的三、四百萬元，一直維持到隊伍整編好，發餉為止，度過了最困苦的階段。

徐永昌自幼從軍，不甘人後，刻苦向上，積勞成疾，釀成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難以治癒的肺結核，醫生建議靜養。然而政局動蕩，人在“江湖”，難以置身事外。直到部隊整編完畢，晉綏軍政初步安定之後，才撥冗赴北平入協和醫院治療。這時，中原大戰雖早已結束，但影響卻並未根除，山西駐下了如許軍隊，華北人心不安，社會上遂流傳兩種謠言：其一，宋哲元聯合中央，將不利於山西；其二，石友三聯合華北將領要驅逐奉張出關。徐永昌身卧病榻，心中卻日益不安。權傾一時的張學良亦頗感焦慮。於是，由李石曾出面聯絡，徐張在北平李石曾寓所晤，共同協商合作之計。張學良首先表示與山西合作之意，徐永昌也深感面對眼前複雜的局勢，只有與張學良合作，才不至再生大亂。在與張學良就奉晉合作安定北方達成共識后，徐永昌差其秘書長王均一赴大連專向閻錫山報告。閻錫山表示贊成，並說：“此時我們總要有一朋友，猶之古代所謂與國，在北方互為犄角，才可安定。”不料，時隔不久馮玉祥函告徐永昌，說他與閻錫山及兩廣均聯絡妥當，第一步教石友三發動反張，大家幫他驅逐奉軍。與此同時，閻錫山與陳濟棠（時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也先後致信徐永昌，表達同樣的意思。對於馮、陳他未予理會，閻錫山處則再派王均一轉達前述之意見，並強調：“我們已與張漢卿說好，奉晉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時我們變卦，其結果必至難以自處。”

閻錫山傾向於與馮陳的約定，1931年春夏之間，一連幾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徐永昌都堅持說，“不可這樣反覆。”最後，有張煦南銜閻錫山之命見到徐永昌后，千言萬語，歸為一言，仍然是要徐永昌支持石友三將奉張打出關去。徐永昌反駁道：“一個人或一個集團有無前途，在乎時勢與機會，亦在乎自己的作為，不能不擇手段，不計利害，強行亂做。我覺得現在我們一動，整個北方即將變成覆巢。第一張漢卿當然無能為力，馬上退出關外，或僅退過灤河，但我們還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戰時）之勢力，少了孫仿魯（連仲）、張維璽，加上韓復榘，即是說一旦張漢卿退走，我們的力量頂多追到灤河，此時晉軍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軒、孫殿英、龐更陳、韓復榘這些力量，遠不如我們十九年的力量。如謂尚有粵桂與孫仿魯等，其實十九年原有張（發奎）、桂（李宗仁）軍及孫仿魯，今僅添一陳伯南（因為孫仿魯與韓復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張學良。我敢斷言，張退灤東后，我們這批無識見的野心家，一定分贓不均，互相埋怨，縱與時間，不但毫無作為，或且自起事端，而張則必與中央聯合，一面分散我們的團結，一面向我們壓迫，彼時我們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這是在利害上說不可如此作。即僅就已與人家說好，兩下合作安定北方一點來說，亦不能不顧信義，無端反覆。至於閻先生出處，我自覺有機會便能出山，何可不顧成敗，亂動強出，壞大局而害自己。”這使閻錫山從此打消了助石友三之念的緣故。

也在1931年春夏之間，山西省主席商震因裁撤村政處、撤換縣長、並秘密與南京接洽，激起晉綏將領的一致反對。7月20日，石友三於河北順德（邢台）起兵反奉，華北將領無人附和。隨即，商震軍隊離晉助張（學良）。8月11日，徐永昌受命代理山西省主席。10月3日，被正式任命為山西省主席。在此期間的8月5日，閻錫山以探父疾為名由大連飛回山西大同。次日，徑返五台河邊村。閻錫山歸來事先並未通報，晉綏幹部在感覺突然之餘，自是興奮不已，全國上下則反響強烈，疑惑之中又不免擔憂，張學良尤為不安，力主閻錫山離晉，蔣介石政府在張學良的堅持下也明確表示，閻錫山非離開山西不可。徐永昌竭力為閻錫山擔保，閻錫山回晉后不幾日，張學良即電約徐永昌赴北平會議。8月24日，徐永昌抵平。

九一八事變爆發，張學良因丟失東北而成為眾矢之的，自顧不暇，閻錫山的去留問題遂不了了之。九一八事變后，徐永昌即進一步為閻錫山之復出而努力。這回問題的癥結在蔣介石中央，因此，徐永昌把著眼點放在了南京方面，仍然通過魏道明、鄭毓秀的關係，打通關節。

1931年10月3日，國民政府令：閻錫山免於通緝；1932年1月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推舉閻錫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同年2月27日，閻錫山就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終於重掌晉綏軍政。徐永昌的省政，於閻錫山復出后大多延續進行，其省政總體設計的構思，更進一步演變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並進行了確有成效的實施。

參贊中樞

1932年10月，徐永昌應約到武漢面見蔣介石。七七事變后，被任命為軍令部部長，與軍政部長何應欽、軍訓部長白崇禧、政治部長陳誠並稱為軍委會四大巨頭，他的日記詳細記載了8年中他參與的全部重大活動，如娘子關的丟失責任，汪精衛投日對國家無損，對汪個人大損。22次會戰的全過程（參見長衡會戰詞條的詳細記述）皖南事變爆發時蔣的驚訝，對方先覺投敵的認知。

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國，到東京灣上與美、英、蘇等9國代表簽字接受日本投降書。

1946年6月，徐永昌即因病引隱為陸軍大學校長，戰局不利時出山為何應欽內閣國防部長，後來又幫助閻錫山內閣協調戰事，1949年他還參與了傅作義北平起義后的苦肉計潛伏計劃。

1948年任國防部部長；7月，晉中戰役結束，解放軍在徐向前的率領下兵臨太原城下，7月22日，蔣介石親自飛臨太原部署保衛太原事宜，徐永昌隨同前往，這是蔣介石最後一次訪問太原，也是徐永昌最後一次回到山西。

1949年，率陸軍大學師生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至台灣后，曾任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資政，其後獲晉陞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上將在台北市寓所內去世，終年七十二歲。9月26日台灣發布褒揚令，28日舉行公祭，蔣介石頒賜“愴懷良輔”挽額。

人物著作

自青年時代起，徐永昌即堅持寫日記。其中，從1916年徐氏自陸軍大學畢業后始寫到1932年終止的部分，由其友人整理，徐氏自己定名為《求己齋日記》，由北平榮寶齋書局雕版印行。其後，自1933年起至1959年徐氏病危輟筆，前後26年，共三百餘萬字。全部日記均為徐永昌用鉛筆自記。

著有《徐永昌日記》（1989年在台出版）。

《徐永昌回憶錄》

1945年9月2日，東京灣盟國總受降儀式在“密蘇里”號戰艦甲板上舉行，作為美中英蘇四大戰勝國，中國代表第二個出場簽字。當日，日本政府投降代表是外相重光葵和大本營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上午9時（東京時間），簽字儀式舉行，由同盟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主持。投降書長一尺五寸、寬一尺，共二份。

在日方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簽字完畢后。作為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簽字后，按照戰勝國的順序，第一個出場的是美國代表尼米茲上將，第二個出場的是中國代表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上將，第三個出場的是英國代表福拉塞上將，第四個出場的是蘇聯代表狄里夫揚柯中將。在同盟國四大戰勝國簽字之後，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等國高級將領依次簽字。

中國政府的代表是軍令部部長、陸軍上將徐永昌，他鄭重地在日本投降書籤下了自己的名字，並留下了一段擲地有聲受降感言：“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個在這裡有代表的國家，也可同樣回想過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閻錫山送的輓聯上寫著：“事人忠而律己嚴，率部次桐封，舊帥蓋棺方易幟；造詣深則所見遠，揚威在國際，大猷登艦受降書。”

徐永昌上將褒揚令：“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資政、‘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陸軍一級上將徐永昌，器識弘遠，志慮忠純，早裕戎韜，為國宣力。歷任師長、軍長、總指揮暨綏遠、河北、山西等省政府主席，治軍敷政，迭著勛勞，而於抗戰期間，膺任軍令部部長，運籌帷幄，動協機宜，不伐不矜，厥功尤偉，赤氛既作，亟赴時艱，戡亂建邦，方資匡贊，遽聞捐館，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從優議恤，用示政府篤念勛藎之至意。此令。台灣當局領導人蔣中正，台灣地區行政機構負責人陳誠。”

徐永昌故居

徐永昌故居位於太原市精營東邊街12號，門口那塊落款為“太原市人民政府”的“歷史民居”牌匾。是一座典型的民國時期傳統四合院，現存的建築佔地面積2420平方米，建築面積375平方米，房屋24間，方亭2座，院西還保存有28米的長廊。建國后，徐永昌故居成為太原市民主黨派的辦公場所，今天依然掛著“中國民主同盟太原市委員會”的牌子，因為長期被機關佔用，這座老宅院也一直得到維護和修繕，宅院的外觀整潔如新，庭院內灌木蔥鬱，只是與昔日的景象已有不少的差別，院東的花園早已不存，已經難以尋覓到徐永昌曾經的痕迹和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