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富魁

弓富魁

（1879年—1938年），字海亭，國民黨陸軍中將，山西原平人。1906年加入同盟會，在大同、包頭一帶活動。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參加忻寧代公團。後轉到陝西活動，加入胡景翼部，后參加了北京政變。歷任國民軍第二軍騎兵旅旅長兼步兵第六混成旅旅長，國民軍第四軍副司令、國民聯軍最高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國民軍第六軍軍長、孫良誠部第二路軍司令等職。1938年3月在西安病逝。

戲班老大

弓富魁字海亭，山西省崞縣（現原平市新原鄉）太平街小北關人。生於1878年農曆六月初四。出身在一個貧困的農家裡，從小過著貧困的生活，但在母親的教育下，生性豪爽，俠肝義膽，好打抱不平，為人慷慨仗義，廣交朋友，年輕時因其從小習武練就一身的武功，為此，每逢秋收之時，為平原鎮附近的村裡農戶看護夏、秋收作物，以保不虞。可謂看田、擁有一班貧苦之人作為朋友和幫手。

由於他生性豪爽，慷慨仗義，急人所急，憂人所憂，又喜拳腳功夫及喜賭博等，帶領戲班一行走忻州、寧武、興縣等地，當時忻州的有名趙貴根對他很是讚賞，為了提高他在江湖上的名望，便讓他到忻州的會上抖趙貴根所開的賭攤。人們告知趙，趙趕到會上時，一看是弓富魁，忙說是弓老大弓富魁，這人了不起抖了就抖了，我們是好朋友，從此弓富魁在江湖上的聲望鶴起。他在原平鎮上，凡見到過往的押解的犯人和發配各地的犯人，他都給銅錢數百文以做資助。為此，他在下層社會當時很有聲望，打下了後來辛亥革命時組織忻、代、寧公團招募人員的基礎，所以在招募公團戰士時，下層社會勞動人民，紛紛報名，踴躍參加。

加入同盟會

一九〇六年，續桐溪介紹他參加了同盟會，派他到歸綏（今呼和浩特）同行有王建基、徐翰文等二十多人及去包頭一帶，聯絡塞北反清義士郭洪霖、李棟臣、王鎮亞、王英等，定期舉義。一九〇七年，他在包頭薩拉齊離四少爺家中接頭聚會時，不料被當局政府偵知，派人抓捕，當場郭四少爺全家和徐翰文被害，王建基揚沛霖被捕，康佩愆等人逃脫。后經弓富魁等人在綏遠積極活動，方將五、楊救出后，而他繼續在塞北進行反清革命活動。

一九〇九年，弓富魁和張樹幟利用關係偵知當時山西巡撫丁寶全和一標統夏學津之妻有曖昧之事。遂將此事著文，刊載當時縉陽公報，一時輿論大嘩，再加當時山西發生交城、文水禁煙慘案，張樹幟以記者身份將此事報導了丁、夏之暴行刊載於（晉陽公報）和北京的（國鳳日報）激起了省城各界的抗議丁、夏德怒潮。於是下令追捕弓、張，為此弓避捕回平原。

一九一〇年，弓富魁又去塞北從事反清革命活動多時。

辛亥晉北革命

一九一一年，武昌發起反清首義革命。山西太原響應，閻錫山委任續桐溪為忻、代、寧公團團長，在晉北組織和發動民眾參加起義革命。續桐溪受命回崞縣讓弓富魁在平原鎮招募人員，在此前平原鎮當地的班村紳士張棨見當時局勢混亂，地方治安情況不穩，便請弓富魁在地方上招募一些少量人員維護治安，為此弓便招募人員，不意一下就招募到五、六百人之多。成立當地武裝，當時地方當局為此舉不軌，有反清意圖，欲追張棨之責。為此，張棨在驚恐中病故。當弓富魁接到續桐溪之命便擴招到一千多人，聲勢較大。為此，在此基礎上又會和寧武當地的人員共計兩千多人。弓富魁任公團統帶，十一月二十八日農曆十月初七公團在平原鎮牛市（現平原市鼓風機廠一帶）舉行了誓師大會，北伐儀式。向官兵宣講進軍大同的反清革命重要意義，同時公告公團官兵的軍紀、嚴明軍紀，當時山西省革命軍總司令姚以價委任弓富魁為晉北革命軍總司令。當時即時出征進軍大同，不日攻下代州，當月二十八日，揮師向繁峙、茹越口進軍，全公團冒著風雪嚴寒，沿著崎嶇山路前進，日夜兼程，攻下應州、懷仁，於12月3日公團進入大同從西門進城，當時清軍的先頭部隊已達東門，清軍當得知公團已入城，便退至東門外御河橋東古城村，兩軍對峙。弓富魁進入大同城后，便受領負責全城防禦的工作，部署四門的防務，把西門用土堵塞，城牆有破損之處用水潑澆，使其結冰以防清軍攀登，因公團只有兩千餘人，守城兵力顯然不足。為此，在城門的垛口之處，扎草人數百立子其中，以壯軍勢，迷惑清軍。同時夜間組織壯勇的公團戰士縋下城外襲擊清營，以攻為守。但是，清軍有強大後方，不斷增兵，進行攻城戰鬥非常激烈。當時，清軍攻南門十分勇悍和激烈。當時該城上有鐵炮一門，公團戰士門裝上火藥急欲點火開炮，擊退清軍，但屢點不響，更別說開炮了。為此，急忙報告在在巡城的弓富魁，當弓到來后，便問這個叫甚？公團戰士報告叫醉將軍，他便說醉將軍要喝酒嗎？拿酒來，讓它喝個夠，於是拿來七八壇好酒來，弓立即將壇抱起，把酒從炮口灌入，灌幾壇之後，他立即點燃火捻，只聽見一聲巨響，火炮打出去了，又連發數炮，擊退了清軍攻勢，公團戰士歡心鼓舞，氣勢大增，擊退了清軍的攻勢，轉危為安。大同守城共40日，后在參議杜上化、邢維周、耿爾深和瑞典神甫耿而紳商談，雙方達成協議，公團撤出大同。

1912年即民國元年，堅守大同的公團撤出大同，其後公團整編為兩標一營，弓富魁，劉永通為標統，后閻錫山從包頭回太原，得知忻、代、寧公團有數千人之多，心有疑忌，遂派員到崞縣與續桐溪商議，勸續桐溪解散公團，當時公團領導意見分歧，有的主張解散公團去太原做官，當時弓富魁、賀炳煌等主張帶領部隊到晉北、綏遠、陝北一帶繼續堅持保有武裝力量進行活動。但最後續桐溪決定解散公團，公團數千人被迫解散。1912年十月閻錫山委任續桐溪為山西巡警道，弓富魁任都督府顧問。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后，1913年秋，弓辭職回鄉。

弓富魁回鄉，就組織萬春戲班，在各地演出。交接江湖各界人士做朋友，廣泛交友，進行革命活動。當時閻錫山疑懼續桐溪和弓富魁他們進行反袁和反閻的活動，東山再起。與當時任巡按史金永勾結，密謀逮捕他們二人。弓聞知后，便立即逃離山西，后他來到安國暫住。1914年秋冬之時受續桐溪之邀，去陝西參加華山聚義。

國民二軍

1916年包頭晉軍華變，以為是弓富魁策劃的，但實際上是盧占奎假冒弓富魁之名，招集數千之眾活動包頭和后套一帶。弓聞訊后立即北上綏遠，盧占奎將弓迎至包頭，奉為盟主。由此可見弓在當時的影響之大。

1917年弓和盧率部南下陝西玉躍歸屬胡景翼部，后歸陝西靖國軍。弓被任命為靖國軍第六路總指揮。1919年胡景翼被孫中山任命為陸軍第一師師長，弓被任命為騎兵團團長。后隨胡景翼，跟隨馮玉祥出陝到河南、和河北和北洋軍閥做戰。他任騎兵團時駐河北省順德府（現河北省邢台市），后因戰功升任第六混成旅旅長駐軍河北省彰德府（現河南省安陽市）。后升任國民軍第九軍軍長，駐軍北京市石景山一帶（註：我在文革時1969年夏時，遭批鬥，批判我的大字報，上面寫著先父為國民軍第九軍軍長，我也在看大字報，認為他不是國民軍第九軍軍長，這時旁邊一位老工人，叫劉殿元他向我說：“你爸爸是國民軍第六軍軍長，不是第九軍軍長”我聽后很感奇怪，我便問他：“你怎麼知道”？他說當時他就住北京石景山，他小時看到槍斃一個強姦婦女的士兵的的布告，上面最後署名是國民軍第六軍軍長弓富魁，雖然我經過多年仍然記得。為此可證明在首都革命時，先父就是國民軍第六軍長。）隨馮玉祥、胡景翼參加首都革命。

首都革命后，因馮玉祥力主段祺瑞任臨時執政，張作霖霸居北京、河北、天津，迫使馮玉祥出走蘇聯，國民軍群龍無首，敗退當時綏遠五原一帶。后馮玉祥回國，重整國民軍，在五原誓師北伐。馮聽李大釗的意見，進軍甘肅，下陝西、取河南進行北伐，是時弓富魁被任命為國民聯軍副總司令兼第六軍軍長。馮玉祥在五原召開國民國民軍代表大會，成立最高特別黨部，弓富魁當選執行委員。

但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在國民聯軍西進時，弓富魁由綏西進軍，欲過寧夏赴甘肅進陝西，至西安為其摯友楊虎城解西安之圍。急馳行之，軍至磴口召開劉軍軍事會議，當時他軍有五個旅長得意見認為，馮玉祥此人心懷叵測不要同行，不如過沙漠渡河入晉，當時邢秉丞對弓講，窺察馮軍居心難測，勿要太與其接近。但弓執意西進，起程時軍中大旗無風自斷，弓騎馬上馬時，馬的大肚帶斷了，眾將其勸軍長不要西進，但弓一心一意要解西安之圍，將馬肚帶另換重新上馬，誰知此時馮玉祥早就命石友三率軍埋伏在寧夏石咀山的兩側，正待弓軍入瓮。弓富魁全然不知此陰謀詭計，冒然率軍前時，當全軍進入石咀山後，一聲炮響，埋伏在兩邊山上的石友軍三軍衝下來，弓渾然不知，只得盡量避免傷亡，不得已而繳械，凡抵抗者均犧牲在炮火之下。當時繳械的槍炮都是剛從蘇聯運來才補充煥發的，槍炮之身都閃發著藍藍的光，被繳的槍炮堆積如山，劉軍參謀長黃建平問石友三為何要自相殘殺，石友三將其殺害。后弓富魁見到石友三逼問“為何？”石友三拿出聯軍總司令的命令，弓為之一震。當時，由於弓的威望，沒有遭到殺害，不然也將如二軍的郭堅和胡德夫一樣的下場。後任命弓為隨軍參贊，同時給一連的人做保護，同時被繳械的還有續范亭的旅。當時，國民軍第五軍方振武軍長，幸虧他的軍隊最早開出，不然他也將遭到被繳械的下場，當時他得知劉軍被繳械，心懷畏懼，后兵出潼關離馮而去。

後來國民聯軍到達陝西后，解了西安楊虎城之圍。馮玉祥欲將西安市內城北某處之地給弓以補償，但弓拒之，不久弓便去河南省南陽準備招撫別延方之部。

1930年，閻、馮倒蔣，中原大戰，閻、馮、蔣均派人到南陽勸弓參加他們批次的一方。後來蔣飛機到南陽將弓接到南京，委以熱、察、綏三省宣慰使。弓到任不久，就生病修養，後來該職由於中原大戰已束，不久就撤銷了他的熱、察、綏三省宣慰使之職。

九一八事變后，他積極從事抗日活動。1932年初，他當時在北平居住在東城小牌坊衚衕二號。他接受張學良的部下武漢卿的建議，組織抗日義勇軍，在當時他住宅附近組織招集舊部及青年參加部隊。每日他都親自帶部隊進行軍事演練，當時部隊的一切費用，全是他自己出資給付，將當時附近的糧店、煤鋪的物品都買光了，可見當時的費用之巨大。后他便率部隊出征，準備經河北省遷安向北殺出虎口去抗擊日本侵略者，但因其所招的兵源良莠不齊，在出發的當日便有個別不良分子，竟搶了居住在北平的崞縣人他的朋友梁善濟的家，部隊進行到河北省遷安縣境內，遭到商震部隊的繳械。弓向繳械部隊喊話，我是弓富魁和你們商軍長（當時商震任軍長）是山西的老朋友，不要打了，該咋辦咋辦。於是部隊在強大的攻勢下，為了減少不必要的犧牲，就聽從繳械部隊的意見辦理。后弓被押回北京，因由私自組織軍隊及部下屬有搶劫的行為，竟被戴上腳鐐和手銬，被押看管。當時時值北平氣候天寒嚴冷，他只穿一身較薄的棉衣。當時，搶梁家的士兵要把其搶得水獺皮大衣給他披上，因時搶劫之物，他嚴詞拒絕。幸他沒有穿，如穿此臟衣，後果將不堪設想。後送軍事法庭審判，在法庭上他斥問法官抗日有甚罪，並怒斥法官。同時掄起手銬和腳鐐砸向法官，並將審判桌推翻，大鬧法庭，並要追打法官，使審判無法進行，當時他的家人找北平當局宋哲元，宋回答說：“關關他幾天，磨磨他的脾氣”后在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及宋哲元等九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力保之下，才獲釋出來。

終老山泉

弓在南京居住時，一天原國民二軍軍長岳維峻來訪，弓見其身穿軍裝，將軍服飾佩戴齊全，便問他：“怎麼你又當將軍了”？岳回答說，他現在已在老將（蔣介石）麾下，不當軍長當師長了，並說現在正在剿共，來南京辦軍務之事，一併看看二軍的老同事。並勸弓你如要想帶部隊，那就得剿共，他可向老蔣說說，也可當個軍長、師長得。弓回答說：“我們過去國民軍和共產黨合作很好，哪能為當官去做剿共的事”后岳維峻在剿共時被俘，被用火處死。這充分說明了弓是親共的而不是反共。

后弓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將參事，是個閑差，只拿錢不干事，有時在南京開開會而已。在1936年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雙十二事變后，弓在北平楊虎城來電，讓他去西安。他坐火車準備去，但車行至石家莊時，他突感身體不適，急忙下車去醫院治療，一住就是半月有餘，病癒後到西安，楊虎城已離西安，他就住在鄧寶珊司令部駐西安辦事處。后抗日戰爭爆發，弓全家到西安，后搬到馮欽哉的一處四合院居住。這時，抗日峰火正熾，山西尤為激烈，得知原平陷落，老家在戰火中府之一炬。同時他在此時已患病，但在病中仍關心戰局，不時與在太原的續范亭通話聯繫，詢問戰情，關心抗日戰局。

1938年3月20日，農曆二月二十日早六時許，他溘然而世，享年差三、四月不到六十周歲，撒手西去。他慷慨一生、仗義疏財，病終后，家無任何積蓄。當時馮玉祥、閻錫山二人各寄五百元作為唁金，其他戰友、摯友紛紛寄來唁金不等，方將他的善後之事較為完整的辦理。葬於西安南門外山西義地，走完他崢嶸歲月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