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毛澤東並在12月2日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把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推向高潮。

1936年5月5日，紅軍發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閻錫山經再三考慮，最後選定了“聯共抗日”這一條路。這時，隱蔽在閻錫山政府機關和各社會團體中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杜任之等，便在1936年下半年發出組織“抗日救國同盟會”的號召。

后經閻錫山審定改為“犧牲救國同盟會”，在“九·一八”五周年紀念日，正式宣布成立，閻錫山任犧盟會會長。

1937年“七·七”事變的第二天，薄一波根據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立即著手組建新軍，取名“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第一總隊”(簡稱決死一總隊)。山西新軍有了迅猛的發展。從1937年八月到1939年底，山西新軍總計劃發展到五十個團，主力部隊約七萬餘人。

1940年初，犧盟會完成了它的使命。決死隊也列入了八路軍的戰鬥序列，在抗日戰爭勝利后正式歸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制。

犧盟會是在抗日高潮中產生的。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毛主席並在12月27日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批判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把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推向高潮。

為了避免大規模的內戰，紅軍抗日先鋒軍經過3個多月的東征，主動回師陝北。1936年5月5日，紅軍發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這個通電振奮了全國民心，伸張了民族正義，在統洽階級內部也引起了極大震動。尤其是對閻錫山來說震動更大。

1936年5月紅軍回師陝北后，由閻錫山請來的蔣介石10個師卻賴在山西不走，想借“剿共”之名把閻錫山吃掉。這對閻錫山來說，已成了他當時的最大威脅。他曾說：“我不亡於共，也要亡於蔣了。”

當時，擺在閻錫山面前的有三條路可以選擇：一條是繼續“聯蔣剿共”，一條是“親日反共”，一條是響應共產黨的號召“聯共抗日”。究竟哪一條路對他有利呢？經他再三考慮，還是從他的“存在就是真理”這一哲學原理出發，1936年選定了“聯共抗日”這一條路。

隱蔽在閻錫山政府機關和各社會團體中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杜任之等人，便在1936年下半年發出組織“抗日救國同盟會”的號召。后經閻錫山審定改為“犧牲救國同盟會”，並指定由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劉岱峰、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張文昂、張雋軒、劉玉衡等人正式發起，在九·一八5周年紀念日那天，正式宣布成立。

當時，太原一方面存在著日本領事館，掛著日本的國旗，日本特務機關和閻錫山還明來暗去地勾搭。另一方面又允許成立“犧盟會”這樣的抗日組織，不過不讓提“抗日”，而只能提“抗敵”。

犧盟會從總部到各級領導人中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就是在犧盟會領導下的各種組織中，共產黨員也很多。這一點，閻錫山心裡是清楚的。他自認為憑他多半生的政治經驗，是有辦法來對付這些人的。但是在閻錫山上層集團中的舊軍政人員，幾乎都是反對犧盟會的。在閻錫山面前講了許多犧盟會的壞話，甚至還在閻錫山面前造謠說什麼“山西國民師範掛起了紅旗”。意思是說犧盟會都是共產黨。我記憶較深的一 次是閻錫山從太和嶺口退卻下來以後，有一天半夜裡，突然把我們幾個犧盟會的領導人找去說：“現在我要革命了。日本人馬上就要進攻太原了。我庫里還有一些槍枝，發1萬枝給你們犧盟會。”閻錫山要發槍給犧盟會的消息一傳出去，就引起了一些軍閥、日軍政人員的竭力反對。結果減了一半，只給了5000枝。5000枝也好。我們除發給一些縣區犧盟會游擊隊以外，太原犧盟會還留了一些搞訓練用。

犧盟會從總部到各個委員會以及各中心區和縣，可以說共產黨和左派勢力是掌握實權的，但是也夾雜著一些閻錫山的舊勢力。在犧盟會內部，尤其是在剛成立的時候，鬥爭還是很複雜的。1937年太原撤退以前，就聽到有一股風言風語，說什麼“犧盟會是薄一波的。”這在當時是有一定的分裂作用和破壞性的。為了及時打擊壞人從中離間，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在總部整整辯論了一上午。他曾在會上說，犧盟會是犧盟會的，怎麼能說成是我的？來犧盟會工作的人大都是由別人介紹來的，又不是我委派的。類似這樣的明爭暗鬥還不少。但占絕對優勢的，還是以薄一波為首的一批嚴格遵守抗日統一 戰線原則的共產黨員。

1936年10月，薄一波同志主持犧盟會工作后，經過改組，從組織領導、人事配備、工作任務到活動範圍，都與初期有很大的不同。

薄一波同志主持犧盟會的工作以後，中共中央北方局又增派了楊獻珍、韓鈞、董天知、周仲英、王鶴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亞、劉有光、廖魯言、馮基平、唐方雷、劉亞雄、谷景生等10幾位在白區工作有經驗的黨員骨幹。同時為了適應閻錫山在用人問題上的特點，北方局又挑選了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回到太原。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原先在北平清華大學學習。曾在清華大學的黨支部、西郊區委、北平市委組織部工作過。1936年12月，李雪峰同志(當時他是我的黨內直接領導人)對我說，要挑選一些對山西情況熟悉一點的同志回山西工作，而且最好是山西人。因為閻錫山不信任外地人，而薄一波帶回去的10多個同志又都不是山西本地人。所以這一次你也要回去。於是，我就和武新宇、梁寒冰等同志一起回到了太原。

我離開北平的時候，是市委書記安子文和我談的話，由安寫的介紹信。我和薄一波接上組織關係后，薄對我說：“你要自己找職業。能到犧盟會工作更好，不到犧盟會去別的單位也可以。然後我再給你安排黨的工作。”隨即我便找到原來在清華大學的同學牛佩琮同志，由他介紹我到犧盟會。這時，犧盟會的骨幹就多起來了。如在山西本地參加犧盟會工作的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等同志，都是犧盟會的重要領導成員。

會長：閻錫山。常委：薄一波、雷任民、馮基平、牛蔭冠、宋劭文、傅雨田、梁化之，共7人。

執行委員：張雋軒、楊貞吉、劉玉衡、劉岱峰、戎子和、郭挺一、梁膺庸、張文昂、董天知、周子貞、顧永田、李力果、杜春沂、張干臣、徐宏文、王永和、智生元、薄右丞、樓化蓬，共19人。

閻錫山指定的犧盟會具體負責人是梁化之和薄一波。當時，犧盟會的負責人稱為秘書。但對梁與薄都沒有人這樣稱呼過。

在犧盟會總部下面，設有以下幾個組織：組織訓練委員會。負責犧盟會的組織工作、幹部訓練和幹部分配，負責人是李力果、雷任民。主要幹部：呂調元、樓化蓬。幹事：王仲義、亞蘇。在組織訓練委員會工作的有二 三十人。

宣傳訓練委員會。負責犧盟會的宣傳工作。在委員會工作的大約也有二三十人，負責人是裴麗生。主要幹部：張稼夫、侯振亞。

太原市委員會。是在總部直接領導下的工作單位。它主要負責太原市工人、學生和各階層的組織發動工作。有時也和總部一起做一些上層人員的工作。負責人(秘書)牛蔭冠。

市委委員：傅雨田、梁膺庸、馮基平、黎穎。幹事：王耿人、王世益、趙輝。

市委會下屬5個區。各區負責人：一區張國聲。二區顧永田。三區谷景生、高晉才。四區牛蔭冠(兼)、王興讓。五 區李濤。

抗敵救亡先鋒隊(簡稱“抗先”)。隊長：董天知。在總隊工作的有：陳平、紀毓秀、凌則之、陳永年、王竟成、陳大東、陳頡學(陳岱)、葉其瑾。

總務負責人：戎子和。

1.軍政訓練班

最初有5個連隊，後來擴充為12個連隊。其中有幾個連隊的學員較特殊，如六連和七連，都是紅軍東征時被俘的紅小鬼，還有政治犯和進步青年。十一連學員為女生。訓練班指導員的來源分三個階段：1936年8月至10月主要是由自強救國同志會派遣的閻錫山的政工人員擔任；1936年10月至1937年4月，主要是由薄一波派遣的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擔任；1937年8月以後，各連隊原有的指導員都被調往國民軍官教導團工作，就從原來連隊的幹事中提升繼任。曾在各連隊擔任過指導員的人，大約有：一連楊貞吉，二連童克明，三連崔道修，四連周新民，五連牛佩琮、韓鈞，六連周仲英、楊獻珍，七連雷任民、戎子和、周仲英，八連張韶芳、張汝俊，九連谷景生，十連王鶴峰、智力展、周仲英，十一連劉亞雄，十二連韓鈞、廖魯言。

2.民訓幹部團

成立於1936年底，是專門訓練民運幹部的機構。總負責人是牛佩琮和張雋軒。牛佩琮兼政訓主任。

民訓團共有7個隊：一隊指導員張雋軒，政治工作員劉有光。二隊指導員牛佩琮。三隊指導員李一清、劉有光。四隊指導員王鶴峰。五隊指導員王耿仁、智力展。六隊指導員楊獻珍。七隊指導員雷任民、徐榮。

3.國民兵軍士及軍官教導團

1936年11月在祁縣、太谷成立了兩個國民兵軍士訓練團，訓練班級軍士幹部。1937年4月，又成立了8個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培訓中下層軍事幹部，在全省招收學員。原計劃訓練6個月，實際上七七事變后即告結束。各團軍事工作人員均由晉綏軍官教導團和軍士訓練團中調來。其中團、營級軍官由閻錫山警衛旅旅長杜春沂提名，經楊愛源同意後由閻錫山委派。各級政訓幹部由軍政訓練班和民訓幹部團中的政訓人員或學員中選拔。

在教導團中任團長的有：陳純漢、賈毓芝、徐紀璋、武玉山、李挺秀、李冠軍、劉鴻英趙世鈴、朵珍等。

在教導團中任政治主任的有：韓鈞(軍訓二團)、張文昂(教八團)、李一清(教五團)。劉玉衡、傅雨田也在教八團待過。

4.村政協助員訓練班

成立於1936年10月。學員來源，主要從太原各校招收，也有來自外省外縣的中學學生。集中訓練10天到半月，就很快分配到各縣去了(一縣3至4人)。至1937年3月左右又集中回來，到訓練班總結經驗，其後，一部分人又到犧盟會特派員訓練班繼續學習。

村政協助員訓練班分兩部分：在太原的一部分歸軍政訓練班負責；在省城以外的一部分由宋劭文負責。

5.犧盟會特派員訓練班

成立於1937年4月間。是由軍政訓練班的七隊擴大組成的。訓練班的工作人員基本上是軍訓班和民訓團的原班人馬。

以上兩個訓練班也是軍政訓練班的一部分。

1.下鄉宣傳

派村政協助員下鄉宣傳發動群眾抗日。

為了發展犧盟會的組織和發動群眾抗日，首先組織了一 批臨時村政協助員，以協助村長辦理村政的名義下到基層，去做實際上的抗日救國的宣傳鼓動工作。在太原，我們用招考的辦法，招收了1000多名各中學以上的進步青年和鄉村中一 部分小學教員，由犧盟會主辦，集中訓練10天，派到鄉下去工作。他們的任務，主要是向農村各階層進行宣傳鼓動工作，把日軍侵略的慘痛事實告訴群眾，喚起群眾的愛國熱情；發展犧盟組織，用十人團的方式發展100萬會員；挑選會員中抗日意識強、努力工作者，介紹其投考國民兵軍官教導團。

村政協助員下鄉的時候，正處於綏東抗戰開始和西安事變的當中。這些驚心動魄的事實，給了村政協助員以極大的鼓舞。在實際工作中，他們又利用閻錫山所提出的“消除社會不平”、“制裁壞官、壞紳、壞人”等口號，進行宣傳發動工作。這一下，全省農村很快沸騰起來了。群眾不僅要求抗戰，而且提出了要民主與國民生計的改善；要建立能代表民意的政府；要愛國運動的一切自由；要反對土豪劣紳；要與壞村長算帳……。這一形勢形成，是對舊勢力的猛烈衝擊，當然會引起一部分人的強烈不滿。曾有不少人到盛縣當局告村政協助員的狀。但經過一段艱苦的過程之後，形勢就有所好轉了。村政協助員下農村僅3個月的時間，犧盟會的會員就發展到了60萬，兩萬名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學員的動員任務也完成了。

2.辦教導團

開辦了國民兵軍官教導團。

為了武裝群眾抗日，借閻錫山提出要武裝30萬民眾的口號，犧盟會主辦了訓練兩萬名國民兵下級軍官的教導團。國民兵軍官教導團，一共分了8個團，分散在崞縣(原平)、忻縣、祁縣、太谷、壽陽、平遙等地。所有的學員都是犧盟會員。這是一批有政治覺悟的、抗日情緒高、有文化的優秀青年。他們平時受訓、上課，星期日就到附近的農村宣傳抗日。

軍官培訓能和群運結合起來，能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這在山西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1937年8月，教導團改編為青年抗敵決死隊到前線去參加作戰了。決死隊是黨通過犧盟會直接領導與指揮的一支革命武裝。

3.辦訓練班與幹部團

開辦了軍政訓練班與民訓幹部團。

軍政訓練班與民訓幹部團成立於1936年冬，這是給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培訓工作人員，給新軍培訓軍政幹部，為民運工作造就民運幹部的機構。那時，抗日救國運動還沒有完全的自由，青年人的思想還受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極大壓抑，全國青年正處於走投無路、報國無門的苦悶之中。由於犧盟會綱領的宣布和這兩個訓練團的成立，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就如潮水一般地涌到太原來了。兩個團(班)合計有4500餘人，包括著22個省的學生。尤以平、津、上海、武漢、河南、四 川等地最多。這兩個訓練團（班）都住在太原國民師範的舊址，內分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培養軍隊政工人員)、衝鋒上士訓練班(培養軍隊下級幹部)、婦女運動訓練班(做婦女工作)、寒假或暑期訓練班(前者專為北平清華大學學生開設，後者專為太原中學以上學生開設)、犧盟幹部訓練班(訓練犧盟特派員)。七七事變后，還開辦了游擊幹部訓練班(由戰地動委會主持)。這兩個團(班)的主要功績就是為決死隊、工衛旅、暫一師、政衛隊及各種抗日游擊隊、各縣人民武裝自衛隊、民族革命大學、各縣犧盟會、各縣抗日政權培養了大批骨幹和軍政指揮員。據1938年10月份左右統計，擔任以上各單位領導幹部的人數已達到3000人左右。當時就有人把這兩個團（班）比擬為大革命時代的黃埔軍校，這雖不甚恰當，但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4.派特派員

狠抓了太原市委員會和往各縣派特派員的工作。

1937年春天，犧盟會太原市委員會建立之後，又建立了區一級的組織。此外，還建立了兵工廠工作委員會、鐵路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都是在太原市委員會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的。

1937年四五月間，犧盟總部從設在軍政訓練班中的犧盟特派員訓練班中抽了180餘名特派員，分配到各縣去開展工作。以前，雖然有過村政協助員下鄉工作，但還只限於進行一般的宣傳鼓動。真正開展深入細緻的組織工作，給犧盟會工作打下基礎的，還是犧盟特派員。這批人下去后的工作是相當困難的，有時連宣傳抗日都要遭到舊勢力的為難和阻攔。

他們的工作重點是放在發動農民上。廣大農民的覺悟和踴躍參加抗日工作，是和犧盟特派員的工作分不開的。

5.召開代表大會

召開全省第一次代表大會。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使犧盟會的工作發展到了最緊張和最實際的階段。當我們一聽到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后，犧盟總部便連續七八個晚上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通過犧盟會機關刊物《犧牲救國》和太原市委員會辦的《大眾園地》刊物向各階層人民加緊宣傳，動員每一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都要準備參加對日作戰，反對一切不利於抗戰的言行；迅速通電國民黨政府中央，要求速調海陸空軍北上抗日，援助宋哲元的二十九軍作戰，並派出代表和各軍界洽談援助二 十九軍的具體辦法；立即組織了大批宣傳隊、話劇團下鄉宣傳，並發動了一個“一百萬人一大枚”每人一枚銅板的捐款簽名運動；號召並徵調了5萬名少年先鋒隊員到太原受訓。經過1個多月的緊張活動，一百萬人的簽名捐款運動完成了。

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9月，犧盟會又向山西當局提出了抗戰緊急動員意見書。大體內容是：請政府頒布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條例（如減租1 #5，停付外債利息，家屬赤貧者應受糧食衣服之優待，子女入學免費，疾病官醫負責，商醫半價等10幾條）；頒布“戰時工廠法”（給年老體弱者以養老金，對參加前線抗戰的要多發工資作為獎勵等10幾條）；改革政府機構，裁減冗員，提倡減薪；普遍減租減息；軍內一律建立政治工作等。這些建議提出后，均被閻錫山批准實行，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向前發展。但由於部分舊軍政官僚的阻撓和舊行政機構的不很好配合，使太原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於是犧盟會又發出了“向政府同胞哭泣陳詞”。大聲呼籲：嚴懲阻礙動員抗日的官吏；撤換動員抗日不力的官吏，代之以革命青年分子；減員減薪裁汰駢枝機關立即實行；堅決執行合理負擔，改善人民生活；嚴懲抗戰失敗之軍官；軍隊政治化等。這幾條閻錫山也都照準執行了。

為了適應全面抗戰的要求，總結前一段工作，於1937年9月25日至27日在太原召開了第一次犧盟會代表大會。參加人數300餘人。農民佔25%，小學教員佔20%，學生佔20%，工人佔15%，商人佔10%，軍官佔5%，其他佔5%。

這時，全省已有六七十萬會員，沒有一個縣和工廠、機關沒有犧盟會的組織。在會上首先由我代表犧盟總部執行委員會作了一年來的工作總結報告，肯定了一年來犧盟會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組織活動方式是靈活多樣的，是適應山西具體情況的，成績是顯著的，在一年的工作中已培養出450多名能獨立工作的各級幹部。

在傅雨田同志所作的《抗日形勢及犧盟會任務》的報告中談到犧盟會當前任務時指出：一、更進一步地動員群眾參加抗戰的前後方工作，真正把最大多數的群眾組織到戰爭中來；二、推動政府改革行政機構，挑選革命青年參加到政權中，裁汰一些駢枝機關，撤銷一切動員不力和阻礙動員的官吏；三、每一個犧盟會員必須準備參加武裝鬥爭，參加正規軍、游擊隊、決死隊，不準備參加武裝鬥爭就不是好會員；四、把犧盟會的組織改造成為更適合於抗戰的領導機構。

在這次會議上還糾正了過去想用一種組織形式(犧盟會)把各種不同要求的人都組織起來的錯誤做法，選擇了按照部門，根據群眾不同的要求成立各種各樣的救亡團體，即工、農、兵、學、商、婦女、兒童、宗教等，然後再把這些團體吸收為團體會員。這樣一來，就可以團結和組織更多的人參加抗戰工作。

6.直接對日作戰

建立抗日武裝，直接對日作戰。

代表大會之後，山西的形勢已異常緊急。為了堅持山西和華北抗戰，實行犧盟會常委提出的“寧在山西犧牲，不到他鄉流亡”的這一著名口號，總會號召全體會員要參加決死隊、自衛隊、游擊隊，每一個會員必須參加一個武裝部隊，隨時準備與敵作戰。並決定派一批政治上堅強的犧盟幹部到軍隊中工作，為建立一支堅強的革命武裝作了人事安排。

決死隊是在黨的領導下由薄一波等同志於1937年8月在太原創建的。開始只有一總隊，到1938年上半年，就發展成為4個縱隊了。部隊的成員，一半是由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和軍政訓練班改編的，一半是太原失守后招收的。前者的成份均為富有民族意識、熱心於抗日的知識青年，後者則全是有覺悟的、決心犧牲救國的優秀工農分子。決死隊全部實行政治委員制度。這種制度，除去八路軍以外，在其他軍隊中還是很少有的。決死隊中的政工人員大都是共產黨員。隊員也全是犧盟會員。就是舊軍官中，也差不多一半以上是犧盟會員。所以說，決死隊是犧盟會的武裝，是以犧盟會的政治綱領武裝起來的一支軍隊。

太原失守前後，犧盟會就在各縣普遍建立了人民武裝自衛隊總隊部的組織。自衛隊有兩種，一種是脫產的，一種是不脫產的。脫產的每縣有200至500人，不脫產的人數就更多了。不論脫產與不脫產的自衛隊的組織領導，都是在當地黨的直接領導下由犧盟會派幹部去掌握的。

在各敵占區，犧盟會不僅堅持了當地的政權工作，而且還在當地發展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游擊隊。就是在未失陷的地方，也都組織了犧盟游擊隊。這些人都經過一定的訓練，敵人一來就可以進行游擊活動，敵未來之前也可以進入敵占區活動。

大約是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個星期，即1937年10月底或11月初，犧盟總會在太原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決定了三項工作：一、用常委薄一波等同志的名義，指示全省犧盟會同志，要根據當前的嚴重局勢，採取大刀闊斧的工作方法，抓緊時機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自衛隊。二、娘子關、雁門關已經淪陷，太原也可能失守。正規軍的正規戰即將結束，運動戰、游擊戰將成為今後對日作戰的主要形式。犧盟會要組織群眾和地方武裝大力開展游擊戰爭。三、犧盟會幹部絕不能因戰爭失敗，國土淪亡而離開各自所在縣境，應全部留在當地，在敵後開展抗日工作。

太原失守前，為了適應在各地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和建立根據地的需要，在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周恩來、劉少奇和北方局、山西省委的領導下，犧盟會已派出一大批堅強有力的幹部隨同決死隊分赴晉東北、晉東南、晉西、晉西北建立抗日政權和開展游擊戰爭。接著中共的領導機關——北方局、山西省委以及周恩來、劉少奇等同志隨同犧盟會總部也撤到了山西臨汾。1938年夏秋之交，為了適應山西被敵人分割的新情況，中共中央便決定撤銷山西省委，成立晉西南區黨委，區黨委的主要負責人有林楓、張友清、張稼夫等同志。犧盟總部中的共產黨員領導幹部是在晉西南區黨委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的。有時候也通過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王世英處長，接受黨中央的指示。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前，犧望總會隨同閻錫山於11月4日離開太原撤至臨汾辦公。1938年2月18日臨汾失守，閻錫山經蒲縣、大寧、鄉寧、吉縣退至陝西宜川縣桑柏村，犧盟總部堅持“寧在山西犧牲，不到他鄉流亡”的口號，由臨汾搬到汾西，同年三四月間又由汾西搬到吉縣。

從太原到臨汾的4個月中，山西形勢有了很大變化。閻錫山在撤退中，感到其歷年辛苦培訓出來的10幾萬舊軍隊幾乎全部垮台，到臨汾時，僅剩兩三萬人。這時，山西半壁河山已全部淪陷敵手。就是沒有淪陷的地區，閻錫山舊政權已幾乎無人當政，有的專員、縣長，雖未逃亡，但也無能為力，處於癱瘓狀態。與其相反的是，在太原失守前派往各縣的犧盟會工作人員遍及全省，並有不少人當了縣長，絕大多數都參與了縣、區領導。他們配合八路軍、決死隊（包括所有新軍）深入敵後，建立抗日政權和抗日武裝，嚴重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這時的閻錫山已元氣大傷，他深感要想求得“存在”，靠舊軍、舊政權已不行了，只有依靠犧盟會和新軍才有前途。而犧盟會也就利用這個大好時機，在各地黨委的領導下，大刀闊斧地抓了以下幾件大事：

一、迅速把犧盟會轉變為廣大群眾的組織，首先將佔全省人口90%以上的農民組織發動起來，並建議閻錫山當局通過了農民救國會章程(由劉少奇同志起草)。犧盟會把組織農民當作太原失守以後最迫切、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二、繼續把武裝群眾，組織人民武裝自衛隊、游擊隊的工作抓緊抓好。要求在3個月之內完成20團的人民武裝自衛隊以及各種游擊隊的組織編製工作。

三、太原失守前，犧盟會派往各地的特派員有的實際上參加了政權工作，有的犧盟會還起了政權組織的作用，但沒有公開號召犧盟會要參加政權和掌握政權。到臨汾后，由於各地舊官吏跑的跑，逃的逃，大部政權（縣、區、村）處於無人負責狀態。於是犧盟會便公開提出了要掌握政權的號召。

四、加強對決死隊的領導和擴建，並且把在敵後創立抗日根據地、建立民主政權、發展生產，作為一項重要任務。

為了適應太原失守后出現的新形勢，完成上述任務，犧盟會總部撤到臨汾后，首先整頓和健全了各級組織。犧盟會總部下轄10個中心區。

山西新軍，廣義地講，應包括青年抗敵決死隊(簡稱決死隊)、工衛旅、暫一師、政衛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和在犧盟會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各地游擊團、隊、自衛隊等革命武裝。但一般人所說的新軍，主要是指決死隊而言。當時的新軍組織概況是：決死一縱隊轄六個團：一團、二團、三團、游擊一團、游擊二團、保安五團(決死一縱隊，後來發展得很大，遠遠超過編製人數，比其他幾個縱隊都大得多)。

政治委員：薄一波

政治部主任：牛佩琮

政治部副主任：劉有光

縱隊長：魯應麟、梁述哉

三專署保安司令：薄一波

保安副司令：李一清

一團團長：徐吉璋、台耀西

政治主任：周仲英、劉有光

二團團長：賈毓芝、潘雲祥

政治主任：梁膺庸、傅雨田

三團團長：李成芳

政治主任：王鶴峰

游擊一團團長：白書棋

政治主任：閻定礎

游擊二團團長：鄭軍

政治主任：邢宇洪、宋巨瀾、高德西

保安五團團長：黎錫福

政治主任：郭守貞、李志敏

決死二縱隊轄8個團：四團、五團、六團、游擊三團、游擊十二團、游擊十五團、保安十一團、保安十二團。

政委：張文昂

副政委：王逢元

政治部主任：韓鈞

副主任：唐方雷(徐榮)

縱隊長：陳慶華

參謀長：艾子謙

四團團長：王英清

政治主任：郝德青

五團團長：郭熙青

副團長：鍾義成(鍾仁舫)

政治主任：廖井丹、吳振剛

六團團長：張開基、陳雉卿、熊鈞

政治主任：廖魯言、李曙森

副主任：劉英

游擊三團團長：曹誠

政治主任：李文炯

游擊十二團團長：郭慶祥

政治主任：張范

游擊十五團團長：楊育才

副團長：李懷忠

政治主任：李明成

六專署保安司令下屬保安十一、十二兩個團。

保安司令：張文昂

政治部主任：彭永年

保安十一團團長：張龍韜

政治主任：金村源

保安十二團團長：李子法

決死三縱隊轄七個團：七團、八團、九團、游擊十團、游擊十一團、保安九團、保安十團。

政委：戎子和

政治部主任：董天知

縱隊長：陳光斗

參謀長：顏天民

七團團長：王子玉、張濟

政治主任：馬適安、郭鴻璜

八團團長：白英傑、孫瑞琨

政治主任：紀忠

九團團長：趙世鈴

政治主任：任行艦任映侖、郝廷*#

游擊十團團長：雷震

政治主任：戴雲程

游擊十一團團長：李卜玉

政治主任：楊紹曾

五專署保安司令：戎子和

參謀長：王子玉

政治主任：車敏樵

保安九團團長：於文化

政治主任：高體乾、張恆業

保安十團團長：盧有年、李綮之

政治主任：陳學文、宋之春

決死四縱隊轄5個團：十團、十一團、十二團、游擊六 團、游擊七團。

政委：雷任民

政治主任：李力果、劉玉衡

縱隊長：梁浩

副縱隊長：孫起群

十團團長：朵珍

政治主任：王玉波、周秋野

十一團團長：劉武銘

政治主任：劉玉衡、郭實夫、冀春光、劉耀禮

十二團團長：盧憲高

政治主任：姚仲康，劉仰嶠、鄭洪太

游擊六團團長：李寶森

副團長：馬成業

政治主任：張孝忠(張效中)

游擊七團團長：楊業澎

政治主任：馮基平

政衛隊(政衛旅、二〇九旅)的前身是第二戰區隨營學校。學校到汾西后擴建成了政衛隊。張韶芳任

政治部主任，共分為9個支隊(相當於營)。秋林會議后改隊為旅，張韶芳任旅長，廖魯言任政治

部主任，廖不在時，由張一琦負責，共轄3個團。

一團團長：郭生彬

二團團長：白鵬年

政治主任：喬明甫

三團團長：賈耀祥

副團長：孫為

政治主任：景人傑

工衛旅(工人自衛隊)

旅長：郭挺一

政治主任：侯俊岩。其他負責人有：康永和、周子貞、王子本、王慶生。

二一二旅：

旅長：孫定國

政治主任：王成林、朱佩瑄、張天珩

參謀長：塗則生

二一三旅：

旅長：郝玉璽

參謀長：張煥

政委：程國梁

政治主任：朱佩瑄，做實際領導工作的人還有劉裕民。

在臨汾那一個階段，由犧盟會主持挑選了40名犧盟特派員到縣長訓練班短期學習，又通過犧盟會推薦和委任了不少縣長(大都是中共黨員)。同時，閻錫山還叫我以他名義從隨營學校(該校的教官和指導員均是犧盟會派的)畢業生中挑選和委派了不少各縣武裝自衛隊的隊長。這一批人員絕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但是，那時中共黨組織不公開，我們只能憑印象和平素的觀察來挑眩他們臨走前，都參加了犧盟會組織，舉行了隆重的入會儀式，並且讓他們分別帶上了和各區、縣特派員聯繫的組織介紹信。這樣一來，各縣的武裝自衛隊，就掌握在犧盟會手裡了。

1939年7月，閻錫山又決定把各縣的自衛隊合併起來編成了“二一二旅”和“二一三旅”。這兩個旅的組建都是由我一手經辦的。二一二旅剛剛整編好，閻錫山就派了一個青年舊軍官孫定國來當旅長。二一三旅編成后，閻錫山把我叫去說：“這兩個旅，新舊軍各派一個旅長。二一三旅的旅長由犧盟會派。你們推薦誰，我就委任誰。”我們推薦當年只有23歲的郝玉璽同志當旅長。後來在“十二月事變”中，孫定國表現進步，跟著我們一起行動，郝玉璽被閻錫山殺害了。事變爆發后，一天郝玉璽由胡西安領著到犧盟總會來見我。我說：“情況這麼緊張，連我都要走了，你回來幹什麼？”他說：“情況有變化，看該怎麼辦？”我說：“這裡不宜久待，你趕快回 去掌握部隊。你從秋林能公開走就公開走，不能公開走就從小路偷走。要趕快走，越快越好，由胡西安負責送你走。”後來他見到了閻錫山還領了槍械、子彈、經費，由大路公開走。

這一下子弄壞了，當他走到黃河邊上，守防部隊早已得到閻錫山的密令，由舊軍把他抓起來就地槍斃了。

當時縣長、專員、新軍中的旅團長一級幹部的任命權是完全掌握在閻錫山手裡的。凡是新軍幹部和在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張文昂、雷任民他們所轄的部隊和控制地區的主要幹部，一般說，只要他們提名，閻錫山就委任。有時，我們提出來通過梁化之同意，閻錫山就會批准。可以說，關於部隊（新軍）人事的任命大都由我們提名，只要梁化之同意，閻錫山也就不再挑剔了。關於犧盟會的地方幹部，大都是由我提名，梁同意，閻不再過問就任命了。總的來說，在犧盟會管轄的範圍，對幹部配備和任用，我們的主動權比較大。但是，在閻錫山勢力較大的其他地區里，我們就不怎麼好辦了。

從太原退到臨汾那一段時間，閻錫山在軍政兩方面的工作，總的來說還是依靠犧盟會的。從而，我們在掌握政權、建立武裝、擴大組織、發動群眾、創建根據地這幾個方這幾面都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到臨汾失守后，閻錫山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變化，和犧盟會的關係開始惡化，鬥爭也就更加複雜了。

1938年2月6日在臨汾西南的溫泉村召集的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即溫泉會議）上，成立了由108人簽名發起組織的“民族革命同志會”。這是閻錫山具有政黨性質的組織，其目的就是為了組織、動員一切舊勢力，由他親自指揮向犧盟會和新軍實行打擊、破壞的政治措施。但由於他表面上還掛著實行統一戰線的招牌，犧盟會和新軍的一些主要負責同志經上級黨委批准也參加了他這個組織的發起工作，又由於忙於逃難，這個組織只建立了一個空架子，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可是閻錫山要倒退這一點，我們在當時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1938年6月上旬，閻錫山由陝西回到山西吉縣，並把他逃散的各軍、師主要軍官召集在古賢村開會（即所謂的古賢會議）。他在會上說：“這次會議是給你們開追悼會的。但是如果你們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說是慶生會。”接著他又說：“現在你們的力量大大減少，再這樣下去，不到3個月你們就會完了。”閻錫山看到由薄一波、張文昂、戎子和、雷任民等領導的決死隊和犧盟會領導的各縣游擊隊、自衛隊則一天一 天發展壯大，心裡非常焦急，生怕他的統治支柱——舊軍，被新軍取代。所以，他在會議上又進一步地明確指出：“新能存在，舊必滅亡。”他的這些話雖然也說出了一些真情實況，但更重要的是“恨鐵不成鋼”的氣話，想用這種辦法來刺激一 下他的舊軍官。最後為了能重振旗鼓，轉弱為強，隨即在會上決定了幾項鞏固、發展、壯大舊軍的辦法：首先讓各軍、師成立幹部學校，為舊軍培養青年軍官，要著重於思想領導，並以閻錫山提出的“新的教育”、“新的管理”、“新的作戰”、“新的統馭”等為培養軍官的四項主要內容。古賢會議，實際上就是反共、反犧盟會、反新軍的一次軍事上的準備會議。

古賢會議后，閻錫山為了進一步限制和剝奪由犧盟會委任的專員和縣長的職權，把選訓、委任、撤換之權都獨攬在他一人之手。並明文規定：“縣長、公安局長由省政府訓練、任免。專員對縣長、公安局長只准列舉事實呈請省政府撤換，各縣秘書、科長、區長、巡官，專縣只能派代表，請省政府核委。”閻錫山為了使耳目靈通和便於隨時限制進步專員和縣長的職權，還特別規定了“山西省分區視察辦法”。視察範圍包括軍政、民運各方面，每一行政區派視察員一組，分駐區、縣，分別監督專員、縣長。同時在全省設了4個行署，指派他的高級心腹軍官楊澄源、趙承綬、孫楚、陳長捷兼任行署主任，代行他的職權。行署建立后，隨即下令解散了由續范亭、南漢宸、程子華領導的統一戰線組織——戰地總動員委員會。

1938年底和1939年初，閻錫山為了仿效蔣介石廬山集訓的辦法，也把他軍隊中的團、營級，政府中的縣、區級幹部和反動黨團中的骨幹集中在秋林進行集訓。犧盟幹部、新軍幹部也有被調來集訓的(企圖進行分化)。集訓的目的，是為全面反共、反犧盟、反決死隊作組織準備和思想準備。他規定所有集訓人員一律要參加“同志會”，從組織上聽命於他。

秋林集訓，是輪訓性質，所有的中級幹部基本上都要受訓一遍，每一批大體上是兩三個月，一共集訓了四五批。從1938年年底開始，到1939年年底基本結束。

1938年10月，日軍攻陷武漢以後，一方面把主要力量放在解放區戰場上來對付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山西的新軍，一 方面以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去對付國民黨、閻錫山。日本人的“經濟合作”、“共同防共”的誘降政策，在全國引起國民黨反動派投降、分裂、倒退的高潮，蔣介石在醞釀公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時，並派了一個閻錫山的舊部賈景德回山西和閻錫山聯繫。為了進一步在內部統一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在組織上、思想上、軍事上作好消滅新軍、取締犧盟會的全面準備，閻錫山於1939年3月25日在陝西宜川秋林鎮召開了師旅長以上的軍官，各區專員、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區幹部以及一部分縣長、公道團縣團長、犧盟會特派員，共計107人參加的擴大會議。會議定名為“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也就是所謂的“秋林會議”。參加會議的人有閻錫山、趙戴文、楊愛源、趙承綬，王靖國、陳長捷、杜春沂和傅作義的代表陳炳謙、蔣介石的特使賈景德以及閻錫山的政府要員梁化之、薄右丞、邱仰浚、李冠洋、寧超武、周玳、趙丕廉、楊貞吉等外，犧盟會、決死隊和其他新軍的負責人也應邀參加了會議。犧盟會方面參加的人有薄一波、續范亭、牛蔭冠、張文昂、戎子和、雷任民、蘇謙益、樓化蓬、杜心源、劉岱峰、呂調元、梁膺庸、岳維藩、張國聲、張干丞、紀毓秀、黃介(即黃介然)等同志。犧盟會分區負責人和決死隊政治部主任也多數參加了會議。

秋林會議可以說是一次集反動勢力之大成的反革命會議。會議時間拖得很長，約3個月左右。在這樣長的時間裡，我簡直想不出有什麼具體內容。每天開會都是閻錫山往那裡一坐，說些閑話，有意識地引起討論，那就是旁敲側擊地要大家思想上準備投降日本，動員他的力量儘快地消滅犧盟會與決死隊。有一次閻錫山在大會上說“現明明白白要下大雨，應該準備雨傘，但是有些人就是硬說不下雨。”這話顯然是針對犧盟總會幾個人說的。因為在這次講話之前，閻錫山在小會上問過我們，“如果共產黨投降了日本，我們該怎麼辦？”我們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共產黨不會投降日本，我們不必考慮這方面的問題。”閻錫山在小組會上對我們的正面回答很不滿意，於是便在大會上從另一個角度提同出一性質的問題叫大家討論。

又一次閻錫山在大會上說：“我們應該準備的事就要抓緊準備，我最討厭那些沽名釣譽的人害死人，害了他自己，還要害別人。”他這些話都是針對犧盟會和決死隊說的，其目的都是在啟發他的那些人加深對抗日進步勢力的對立感。閻錫山為了從各個方面來誘導他那些軍政大員跟他起來反共、反犧盟會、反決死隊，不惜編造一些夢囈來啟發他們的現實感。

有一次他竟然在大會上這樣說：“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人對我說，你不要看不起你過去用過的那個破車。那個破車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點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現在用的這個新車，這個車可以飛得快，但能把你翻倒在地。”並叫大家議論這是什麼意思。這很顯然是在說，他從前依靠犧盟會、決死隊和進步人士都錯了。這就明明白白地告訴他的那些舊軍政大員們說，我要決心依靠你們反犧盟、反決死隊了，你們應當跟我一起干到底。從這裡，也可看出閻錫山開這個會的真實意圖了。

在會議進行中，閻錫山提出什麼“統一編製、統一訓練、統一指揮、統一人事和統一待遇”的所謂“五統一方案”，企圖並新軍於舊軍，以此來消滅新軍。閻的參謀、軍務兩處也擬定了如何以舊軍為基幹編入新軍，完成集團軍系統的計劃。

同時還做過一個決議，要取消決死隊中的政委制，調決死一 縱隊政委薄一波回山西省政府任建設廳長，調決死四縱隊政委雷任民回山西省政府任高級少將參事。

會議在拖延。反動氣氛在增加。進步和反動勢力的鬥爭也逐漸趨向明朗與激烈。在會上，形成尖銳對立的兩派，一 方是以薄一波為中心的決死隊、犧盟會幹部他們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革命派；另一方是以王靖國、邱仰浚、薄右丞、孫楚、陳長捷為中心的舊軍政人員和各種反共人士，他們是決意搞投降妥協、反共、反犧盟會、反決死隊的反動派。

在黨的領導下，以薄一波同志為中心，我們經常在一起研究對策。黨的原則和口號是“三堅持、三反對”。對閻錫山的一些言論和他下面一些人的錯誤論調我們都進行了批判和反駁。對在新軍中取消政委制的決議，我們進行了堅決的抵制，而閻錫山也毫不讓步，一直僵持了好長時間。

鬥爭是分會內、會外兩方面進行的。上級黨曾指示我們要想辦法試探一下閻錫山對日本的態度。於是由薄一波同志主持，我們幾個人擬了兩份聲討汪精衛當漢奸的電報。一個是要用閻錫山的名義發的，一個是要用犧盟會的名義發的。當我們把電稿交給閻看的時候，他說：“我從來也沒有用個人的名義去反對過另外一個個人。”我便向他解釋說：“汪清衛是大漢奸，是全國共討的罪犯。我們不表示個態度，全國人民對我們會失望的。”經過解釋他還是堅決不幹。後來他又說：“你們犧盟會要發，由你們發好了。”這樣我們便摸到了閻錫山已準備投降日本的態度。

秋林會議從3月開到夏末。所以拖這樣長的時間，閻錫山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想把犧盟會和新軍的主要領導成員用會議的形式困在秋林，便於他派到各地和各新軍中的反動分子有棄分的時間進行挑撥離間、分化瓦解，等候時機向我們開刀；另一個目的是在等候蔣介石公開投敵的行動。這個陰謀被我們識破后，我們曾設法把決死隊和犧盟會的各級領導人送回去以應付不測，但未能辦到。

在會議期間，閻錫山實際上已組織動員了一批反共力量。

除去密令梁化之、王靖國積極布置“內部分化”、“製造磨擦”、“派兵監視”犧盟會和新軍之外，他又以“同志會先鋒隊”為核心組織和新建了“突擊隊”、“敵工團”、“精神建設委員會”等各種反動組織派到各區、縣和各新軍中去散布謠言，製造分裂，攻擊犧盟會、決死隊，中傷八路軍。所以，當秋林會議結束之時，也就是閻錫山決心發動“十二月事變”的開始之日。

秋林會議后閻錫山又於1939年10月29日在秋林召開了一次“同志會臨時代表大會”，積極進行反共部署。這一次犧盟會和決死隊幹部都已看透了閻錫山的用心，為了防止在會議中發生突然事件，在外地的薄一波、雷任民、宋劭文、董天知等同志都沒有去參加，唯有二縱隊韓鈞同志離秋林較近，去參加了。當時，閻錫山已密令舊軍積極布置，候令行動，並內定梁化之、陳光斗分赴晉西北、晉西南，王靖國、陳長捷在晉西，孫楚到晉東南分別活動。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學生韓鈞。”閻錫山原來想不聲不響地借“冬季攻勢”之名聯合日軍消滅新軍，不料韓鈞的電報把他的陰謀全部揭露，於是惱羞成怒，一面宣布“韓鈞叛變”，一面委任陳長捷為“討叛”總指揮。在晉西、晉東南、晉西北由王靖國、孫楚、趙承綬向決死隊以及所有新軍和犧盟會，發動了全面進攻。蔣介石也派他的軍隊在晉東南進攻新軍，並派駐西安的李文部向山西前進，以援助閻錫山。這便是有名的“十二月事變”。

“十二月事變”發生后，犧盟總部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晉西南區黨委直接領導下，本著“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原則，堅持與山西一切進步人士以及山西全體同胞親密攜手，向閻錫山的反動頑固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我們一方面發宣言，寫聲明，呼籲全省軍民緊急動員起來，制止事態的繼續發展，一方面和決死隊各地負責人一起大力聲援決死二縱隊，進行反擊。

12月30日梁化之親自帶領頑軍繳了綏靖公署政治部警衛排的武器，電台也同時被查封。當時政治部與犧盟總會在一起活動。犧盟總部處在他們的嚴密監視之下，實際上已不能再開展工作了。

“十二月事變”前，我就接到上級黨的指示，儘快把我們的幹部和所有進步青年設法從秋林撤出，向各抗日根據地輸送。我和劉岱峰同志互相配合，以犧盟總部和綏靖公署政治部（劉岱峰是政治部副主任）的名義，把應該早日疏散的黨員、幹部和大批進步青年都分批以外出檢查工作和出差的名義送走了。大部分到了晉西北，一部分到了晉東南，少部分到了晉東北。

韓鈞事件發生后，閻錫山叫討論制裁韓鈞的問題。劉岱峰一直不表態，以示抵制。又有一次閻錫山叫劉岱峰寫一個開除韓鈞的決定。他當場拒絕了。並說：“不幹！叫我寫這個，這不是明顯的欺侮我么！”

在“十二月事變”中，我們發通電，寫聲明，公開反對閻錫山的反動言行，劉岱峰都主動地帶頭干。而且還和我寫過一個反對頑固派發動晉西事件的小冊子，公開在社會上發行，同時他還經常給我透露一些閻錫山內部的機密情報。應該說劉岱峰同志在“十二月事變”中對革命是有一定貢獻的。

事變后，梁膺庸同志已從內部得到消息說，閻錫山為了便於分化瓦解犧盟會，準備從中拉一些人出來成立所謂“左”派，並已決定要把我借故趕走。果然沒有幾天，閻錫山就找我談話，說已決定派我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代表的名義再次去河南與衛立煌（蔣介石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談判，併發了路費和護照。當時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王世英同志叫我儘可能遲走幾天，爭取秋林的局勢儘可能好轉一些。可是沒幾天，閻錫山嫌我走得太慢，並命我當天就出發。要再不走，閻就有可能把我抓起來。於是我決定第二天就走。我們分析閻錫山既然下決心把我趕出去以便分化左派，也就會中途借刀殺我（閻還叫我路過西安去見程潛，把我的護照也收回 去），所以我決定不去河南，而北上到晉西北。

臨走前，劉岱峰同志對我說：“你走了我怎麼辦？我在這裡也待不下去了，我跟你一起走吧。”我們從12月15日開始研究走的路線和具體辦法，到24日晚就緒，並決定25日我們同時離開秋林。我們的行止已在事前向上級黨委作了報告。

我是以和衛立煌談判的名義公開走的。劉岱峰是背著閻錫山走的。兩人預先約定好在榮陽鎮會合，然後一起向晉西北出發。當我們走到綏德，見到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同志時，他說黨中央已有電報叫他負責接送我們。這樣就由他護送我們與滕代遠同志見了面，並一起去了晉西北。到晉西北后，我們兩人還都給梁化之、閻錫山發了信和電報。所以要這樣做，還是想爭取閻錫山，為萬一黨需要我們回去工作時創造條件。

我們到晉西北時，晉西北行署剛成立，續范亭是行署主任，我擔任了行署副主任和黨組書記。劉岱峰同志擔任了行署秘書長。

秋林會議后，“十二月事變”前，犧盟總會已派呂調元和許琦之二同志到閻錫山辦的青年軍官教導團（也叫軍政訓練團）工作，呂並在那裡擔任了政治部主任。我和劉岱峰決定撤走時，犧盟總會的工作就由呂調元同志全面負責。而且已考慮到由於我和劉岱峰的撤走，秋林的形勢一定會更加緊張，所以決定我們走後由呂調元負責儘快把還沒有來得及撤走的幹部送出去。沒有想到呂調元完成輸送幹部任務后，竟被閻錫山以“策動青年到延安”的罪名（據說他寫給一個青年的條子被人家抓住了）逮捕了。因呂調元是犧盟總會的重要領導成員之一，在秋林被捕影響很大。閻錫山怕引起麻煩，所以當時沒敢殺害，一直監禁至1946年才令楊貞吉在太原秘密殺害於政衛組的集中營——勞動先鋒隊內。

關於犧盟會和公道團合併一事，許多人都不能理解。因為公道團是極端的反共組織，它怎麼能和共產黨領導下的犧盟會合併呢？

1937年秋閻錫山在退出太原以前，表示要抗日。於是他就主動提出要把公道團交給犧盟會，由犧盟會來領導。這是件大事，我立即向中共北方局負責人楊尚昆同志作了彙報。經過研究，建議閻乾脆把公道團取消。隨即由我和梁化之談，梁又找閻錫山說。閻堅持公道團的招牌不能丟。但表示把組織交給犧盟會以後，犧盟會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既然這樣，我們就叫它來個名存實亡。經過薄一波同志和梁化之商討決定，由政治部發一個通知，公道團不準有單獨的辦事機構，必須合併到各地的犧盟會中，公道團的幹部必須由犧盟會委派。接著我們就進行組織調整，把公道團中原來的反動骨幹，全部撤掉，由犧盟會的幹部代替。不少地方掛的是公道團的招牌，負責人（團長，副團長）卻是犧盟會中的共產黨員幹部。從此以後，公道團確實是名存實亡了。為尊重閻錫山的意見，犧盟會總部改成了犧公總部。

犧盟會會章：圓形，直徑3厘米，地球底呈藍色，中國地圖版圖在畫面正中呈綠色，其中東三省呈紅色，在中國地圖上有犧牲救國4個黑體字，背面有編號。

《犧盟戰歌》是人民音樂家冼星海於1940年春創作的聲樂合唱套曲，由犧盟會員傅東岱作詞。

犧盟會提出了“不分黨派，不分男女，不分職業，只要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一齊動員起來，積極參加一切救亡運動”的總綱領。

抗日戰地行：戰鬥在大西北高原 犧盟會三晉流芳

六月的太原，驕陽似火。在山西國民師範舊址革命活動紀念館內，一批批來自各地得遊客正在品讀歷史，靜心傾聽著那段鮮為人知的國共聯合抗日曆程。

“我們是犧盟會員，我們生長在山西，戰鬥在大西北的高原。”為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歌頌國共聯合抗日中山西人民英勇抗敵的精神，時下，一曲由著名音樂家冼星海作曲的《犧盟大合唱》在山西國民師範舊址革命活動紀念館緊張地排練著。山西國民師範舊址革命活動紀念館原佔地面積二百八十餘畝地，擁有房屋八百九十餘間。新中國后后，由於太原市實行舊城改造，而今紀念館僅佔地十餘畝，房屋十餘間。

步入紀念館，院內處處可見一樹樹紫荊花、丁香花，還有白的粉的梅花等。館內，每一幅圖片都有一段鮮活的歷史。

山西國民師範舊址革命活動紀念館出名的原因是因為它培養了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及它是國共聯合抗日的崛起地。

為歌頌犧盟會，一九四0年春，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創作了《犧盟大合唱》，這是他繼《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和《九一八大合唱》之後的第四部大合唱作品。至今《犧盟大合唱》的手稿珍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一九九五年三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和太原市委市政府分別將山西國民師範舊址革命活動紀念館列為“山西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二00五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國家旅遊局聯合發布了全國百家“紅色旅遊”景點，山西國民師範舊址革命活動紀念館名列其中。

據山西國民師範舊址革命活動紀念館館長嚴廷凱介紹，當初紀念館在整理舉辦這些圖片展覽時，曾得到了許多革命老前輩、領導和專家學者們的支持，而今已九十高齡的薄一波曾為紀念館提供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並在他直接或間接的指導下，由王生甫和任惠媛經過多年的調查研究，編寫出了一部史料翔實豐富的《犧盟會史》 。

《山西新軍概況》：本書收集紀錄了山西新軍概況以及一些文獻資料，能夠幫助讀者更好的了解山西新軍這支革命隊伍。這支隊伍是山西省出現的一支新型的抗日革命武裝，它名義上歸屬於地方實力派閻錫山的山西軍隊系統，實際上一直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產物。

《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歷史資料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