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承綬

1891年趙承綬出生於山西五台縣槐蔭村。其父趙長庚，子星西，前清附生、候銓訓導，以教書為業。趙幼年隨父課讀，十四歲就學本縣創辦最早的郭家寨文西學堂。

因喜好武事，十八歲1908年考入太原陸軍小學，繼升清河陸軍中學。

辛亥革命山西新軍起義后，趙回省參加地方革命武裝——忻（州）代（州）寧（武）公團，在團長續桐溪屬下任教練官。同年11月間，公團二千人經繁峙縣出茹越口攻取大同。趙率左翼游擊隊為前鋒，進至懷仁縣，偵知大同同盟會已經起義，清總兵王得勝已率部退走，公團遂進入大同。同日，清駐宣化和張家口的淮軍郭殿幫部，毅軍陳希義部二千人前來增援大同，圍城猛攻。公團與大同起義軍堅守四十餘日，直至南北議和，各省停戰，公團依協議撤至雁南，由趙翠左翼游擊隊殿後。1912年，忻代寧公團解散，趙復學於清河陸軍第一預備學校，畢業后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騎科學習。

趙豪爽不羈，綽號二虎，學習不甚用功，考試常居榜末，但性格豁達，膽大心細，遇事能當機立斷、敢作敢為。有一次假期後由原籍步行返太原，途中見有群眾圍觀一匹駿馬，趙素愛馬，遂上前觀看。原來是一匹烈性馬，不服駕馭，已摔壞數人。趙不聽他人勸阻，一躍而上，馬遂賓士跳躍，趙被摔了下來，左臉鼻側裂口出血。趙不顧疼痛，立即爬了起來，以左手按住傷口，右手攬轡，再次躍上馬背，以足鐙用力夾擊馬腹，烈馬終為馴服，不再暴跳，一氣跑到太原。趙始就醫，傷疤至今可見。

趙承綬畢業后回山西，在晉軍步兵第一團團長楊愛源屬下歷任排、連、營長等職。1924年升任第六混成旅第十一團團長，先後參加了閻錫山堵截續桐溪策劃的樊鍾秀建國豫軍進攻山西的戰役；閻錫山為策應吳佩孚軍北上攻打駐在直隸省（今河北省）順德的國民軍第二軍鄭思成部的戰役；奉、直、晉三方聯合進攻國民軍的所謂“討赤”戰役。

6月閻錫山通電易幟，晉綏軍改編為北方國民革命軍，趙承綬任第二軍第二師師長。同年9月，他率部參加了進攻奉軍的戰爭，佔領新樂和石家莊等地。其後晉軍作戰失利，趙率部撤回，退守娘子關一線。

3月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北伐，趙承綬受命率部進攻平山，以威脅奉軍側背。趙部攻佔平山後，繼又與主力夾擊石家莊的奉軍，佔領了石家莊。6月，奉軍被驅逐出關，北伐完成後，晉軍主力縮編為12個師，並改用全國統一番號，趙承綬改任陸軍第三十九師師長。1928年閻錫山讓趙擔任騎兵司令，長達10年之久。

趙承綬被國民政府授予陸軍中將軍銜。同年11月15日，日偽進攻紅格爾圖。其時駐守紅格爾圖的即是趙承綬所屬騎兵部隊。面對敵之進攻，趙承綬部拚死抵抗，戰鬥持續兩日，敵不能前進一步。16日，趙承綬與傅作義一起到集寧前線指揮部隊，出其不意抄襲敵後，一舉擊潰了進犯之敵。之後，趙承綬又襄助傅作義策劃百靈廟戰役並大獲全勝。綏遠抗戰一振全國士氣，傅作義將軍因此而享譽海內外，趙承綬也因綏遠抗日有功，獲頒二等寶鼎勳章。

7月全面抗日戰爭爆發。趙承綬所部改編為騎兵第一軍，趙任軍長，率軍直搗熱河林西縣，一舉攻克察北的商都、化德南壕塹（屬張北縣）等地。正在擴大戰果之際，因右翼平綏線失利，被迫轉移，於1938年年初退歸晉西北。趙的司令部先後駐寧武壩上，靜樂南關等地。時八路軍已先期進駐岢嵐、五寨、嵐縣地區。因國共合作抗日，八路軍第一二○師在晉西北的部隊列歸趙承綬軍長統一指揮，師長賀龍親至壩上與趙會晤。這次會晤使趙承綬思想上受到很大影響，他對八路軍堅持抗戰的信念、艱苦奮鬥的精神、嚴明整肅的紀律和軍民魚水般的關係十分敬佩。趙承綬多次與第一二○師互相配合，並肩作戰，在寧武、軒崗和神池、五寨地區的八角堡、利民堡、三井、義井等戰役中，取得了勝利。

趙承綬升任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兼任山西省政府第二行署主任。趙由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駐地陝西省宜川縣秋林鎮返晉西北時，取道陝北，宿於延安以東不遠的一個山村內。中共中央得知后，立即派人將他接到延安，並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全面爆發。趙承綬被閻錫山任命為太原綏靖公署野戰軍總司令。1948年5月解放軍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進擊晉中。7月，趙承綬向解放軍投降。隨後，曾動員閻軍第七十一師和第八總隊起義。

新中國成立后，趙承綬任國家水利電力部參事室參事，山西省政協委員。1966年10月1日，病逝於北京。

1928年，閻錫山統治了晉、冀、察、綏四省及平、津兩大城市。閣錫山接收了察綏兩省雜牌騎兵約四個軍二十六個團的人馬，包括在綏遠滿泰的一個騎兵軍和王英的一個騎兵軍，包頭另有一個獨立騎兵旅；在察哈爾省有張礪生的一個騎兵軍和彭兆林的一個騎兵軍。這些隊伍都是利用“北伐”的機會，招收土匪騎兵擴充成軍的，建制龐雜、素質不良，紀律很差；誰來就擁護誰，只知道要糧要餉，不知道服從軍令。從擴充實力起見，閻錫山著意將其正式收編。因此，察、綏甫定，即委其第六軍軍長傅存懷為騎兵司令，對雜牌騎兵著手進行改編。傅存懷出師不利，欲速則不達，釀成了王英部一個騎兵旅拉走當了土匪的後果。

經過考察，閻錫山改任出身保定軍校騎科的趙承綬出任騎兵司令，騎兵是趙承綬的本行，這是他歸口的一個絕好機會，況且一上來就是獨當一面的騎兵司令，何樂而不為。

這時的趙承綬雖然春風得意，但是頭腦卻異常冷靜，吸取傅存懷失敗的教訓，他就雜牌騎兵整編問題向閻錫山提出三點要求建議：第一，不能操之過急，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第二，逐次編遣，由我斟酌用人；第三，創辦一個教育機構，培養基層幹部，以便逐步打入各騎兵隊伍內部。得到閻錫山的全力支持后，趙承綬就任第三集團軍騎兵司令，設司令部於大同。

1928年10月，閻錫山批准的軍事教育機構——“第三集團軍騎兵教練所”設立，趙承綬兼任所長。教練所從培養基層幹部、加強騎兵的正規化建設出發，分設兩個軍官隊和五個軍士隊。

軍官隊的學員一部分來自趙承綬老步一團的軍官，一部分來自各騎兵部隊中的中下級軍官，還有一部分為在本地招收的文化基礎較好的學生；軍士隊的學員一部分來自趙承綬舊屬年齡在20歲以下的青年士兵，一部分來自騎兵部隊中年齡在20歲以下的青年士兵，還有一部分是在本地招收的文化基礎差一些的青年學生。

所內講授科目：軍官隊學科有騎兵簡要教程和騎兵典範令，術科有馬術和野外教練；軍士隊學科有騎兵典範令，術科與軍官隊同。

1929年6月畢業，舉辦一期，共培養軍官320名，軍士630名。畢業后，軍官隊學員分發到各騎兵團充任准尉特務長，少、中、上尉排長，個別成績的突出的直接充任少校連長；軍士隊學員少數分配到各騎兵連充任准尉特務長，少、中尉排長，多數任各騎兵連的上、中、下士等基層幹部。

由趙承綬一手訓練出來的這批騎兵幹部逐步被配備到複雜的雜牌騎兵中，通過他們，趙承綬及時地了解各騎兵部隊的動態和具體情況，防範於未然，因此編遣任務得以順利完成，從而初步奠定了晉綏軍騎兵統一的基礎。

與此同時，趙承綬從閻錫山規定的“不出事，編得越小越好”的原則，採取“培養基層、輪訓中層、調配上層的辦法，經兩次並編，把這些騎兵縮編為4個旅12個團”。經過整頓、並編、教練，晉軍騎兵規模初步形成。晉軍之正式有騎兵序列由此開始。

從這個意義上講，趙承綬對於晉軍騎兵起了奠基的作用。趙承綬本人也因此進一步得到閻錫山的信任和重用。此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晉軍騎兵雖幾經變動，擴編、縮編、整頓，但騎兵司令卻一直為趙氏所任，“承綬統領晉綏騎兵長達十年之久”。

1929年2月，開始兼任第三集團軍特別黨部監察委員；同年11月，又任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統帥綏北各軍。

1929年，閻錫山為增強自己的實力，再次擴軍。趙承綬所屬的騎兵擴編為四個師，所委任的四個師長都是趙的親信。1930年夏，中原戰起，趙承綬所屬騎兵隨晉綏軍參加隴海線作戰，歸徐永昌指揮節制。9月，奉軍入關，反蔣軍潰敗，趙承綬率部退回雁北、綏遠一帶整頓。晉軍整編，趙承綬仍任騎兵司令，駐節大同。同時兼任平綏護路司令、大同警備司令、剿匪司令等職。

土匪軍閥孫殿英，自盜挖清東陵慈禧墓葬后，受到多方責難，不知所從，不得已投靠了佔有華北五省市主要地盤的閻錫山。

孫雖名義上投了閻，但仍很不安分，時時想著東山再起，令閻十分頭痛。為穩定山西省境，遂慫恿其向西北發展，逼迫孫殿英離開山西。待孫進攻寧夏失敗后，閻錫山決定派兵解決孫部，以絕後患。趙承綬奉命攔截孫部。據他本人回憶：當時，孫殿英正處於被馬鴻逵消滅的危險境地，趙承綬派騎兵第三旅呂汝驥部把孫從石咀子以南接應過來，於是孫的殘部也得以安全渡過黃河，逃出馬鴻逵的勢力範圍。

趙承綬一方面把孫部接應下來，另方面傅作義、王靖國、趙承綬三部早已在三盛公地區布成防線，阻止孫部再向後撤，傅、趙、王早已秘密商好解決孫殿英的辦法。孫殿英退過黃河以後，狼狽不堪，兵無糧，馬無草，完全陷於困境。

某日趙承綬以電話告孫說：“傅主席已經到五原，請你立刻來五原開會，共商善後辦法。我也在五原等你，請你務必立刻就來。”孫對此毫不懷疑，徑直前往五原。

趙承綬遂會同傅作義等按原定部署，向孫殿英出示事先擬好的閻錫山電文，內容大意是：“殿英未遵照中央命令去青海，反而攻擊寧夏，蔣先生大為不滿。殿英失敗后，善後很難處理，也不好向蔣交待，希望蘇親到太原商討善後辦法。”孫殿英自感窮途末路，只好答應親去太原。隨後，趙承綬交等又派專人送孫殿英到太原，實際上等於是押解交給閻錫山處理。

孫殿英離開后，趙承綬與傅作義同駐五原，專門處理孫部的改編事宜。這時，閻錫山指示趙、傅：不許給孫部留一枝槍，一顆子彈，一匹騾馬。毫無出路的孫殿英所部不得接受改編：按序列先後開過山西軍隊第一道防線時被收繳全部長槍，到第二道防線時收繳全部馬匹，第三道防線盡上所有殘留的武器、騾馬以及手槍等。除劉月亭、盧豐年兩部編為兩個旅外，其餘散編於晉軍各部隊，趙承綬部“近水樓台先得月”，不僅滿員，而且每個班都有備補兵幾人。孫殿英到太原后，方知上當，無奈事情已不可挽回，在蟄居晉祠一個時期之後，隻身赴北京，投了宋哲元。孫殿英後來提及此事，曾不無感慨地說：“萬沒想到我攻寧夏失敗，竟叫幾個小孩子（指趙承綬、傅作義等）就給收拾了。”

1932年，趙在綏遠剿匪，收編了土匪蘇玉生手下的一個團。但不久，趙得知該團軍紀很差，群眾反映極壞，並圖謀嘩變，便以果決手段收繳了全團的槍械。宣稱發錢遣散回家，把全團官兵五六百人，裝進五節鐵皮車廂中，之後全部槍斃在乎綏鐵路豐鎮至包頭的沿線各站。四方聞風肅堪，一段時期，綏省股匪為之斂跡。

抗日戰爭前，趙以六七萬元支援家鄉槐陰村建設。

主要項目是：在原有基礎上擴建了一所規模不小的兩級小學，購置圖書儀器，出高薪聘任有辦學經驗的校長和優秀教師；貧寒學生免費上學，學習成績優良者有獎學金，修建了"承志"醫院，村人免費就醫，強令村人吸鴉片煙者戒煙，組織供銷社，設立紡織廠，提倡植樹種棉，從外地引進蘋果樹苗，免費發給，每株另給獎勵金一元；修溶水渠，打自流水井一眼，源泉至今不息。趙援助家鄉的建設工程直到抗戰開始，尚未全部竣工。他修建的校舍，解放后除槐陰本村學校佔用部分外，五台縣辦了一所高級中學。

1936年1月趙承綬以戰功獲國民政府四等雲麾勳章。同月25日，被國民政府授予陸軍中將軍銜。7月，獲國民革命軍誓師十周年紀念勳章。11月，獲三等雲麾勳章，在1936年冬，徳穆楚克棟魯普（德王）和王英等部在日軍直接指使下由察北進犯綏遠省。其時，為了適應戰時需要，經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批准，晉綏騎兵整編為騎兵第一軍，仍由趙承綬任軍長，所屬三個旅，整編為兩個騎兵師，分駐集寧、武川、五原、臨河一帶。是年秋冬，日偽犯綏日亟，當傅作義將軍獲閻錫山首肯抵抗日偽，與駐兵綏遠的趙承綬及王靖國等商談抗敵大事時，趙承綬慨然同意傅對日偽的反擊主張，並表示以全力支持抗敵。

同年11月15日，日偽進攻紅格爾圖。其時駐守紅格爾圖的即是趙承綬所屬騎兵部隊。面對敵之進攻，守軍遵從抵抗精神，由第二團團附張著親率兩個騎兵連，一個重機槍連（欠一排）固守紅格爾圖。由第二團團長張培勛親率兩個騎兵連，一個重機槍排，從距紅格爾圖三十華里之高家地前往支援。敵人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向我陣地猛攻。我英勇的騎兵部隊則拚死抵抗。戰鬥持續兩日，敵仍不能前進一步。16日，趙承綬軍長與傅作義將軍一起親到集寧前線指揮，命令騎兵第一師師長彭毓斌配附二一八旅董其武一部，出其不意抄襲敵後，一舉擊潰了進犯之敵。紅格爾圖一戰旗開得勝，趙承綬又襄助傅作義策劃百靈廟戰役。在百靈廟之戰中，騎一軍第二師與傅部孫蘭峰旅擔任主攻任務，第二師師長孫長勝、傅部孫蘭峰旅長分任正副指揮。百靈廟戰役在晉綏軍趙、傅兩部的鼎力配合下，大獲全勝，沉重地打擊了日偽的囂張氣焰。綏遠抗戰一振全國士氣，傅作義將軍因此而享譽海內外，趙承綬也因綏遠抗日有功，獲頒二等寶鼎勳章。綏戰歸來，趙承綬感慨系之，奮筆自題一聯，“出征未遂男兒願，班師猶恨日本奴”，以明堅決抗日之志。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戰爭爆發。趙承綬所部改編為騎兵第一軍，趙任軍長，率軍直搗熱河林西縣，一鼓攻克察北的商都、化德南壕塹（屬張北縣）等地。正在擴大戰果，繼續前進之際，因右翼平綏線失利，被迫轉移，於1938年初逐步由呼和浩特退歸晉西北，駐守岢嵐、神池、寧武、靜樂等縣。趙的司令部先後駐寧武壩上，靜樂南關等地。時八路軍已先期進駐岢嵐、五寨、嵐縣地區。因國共實行合作抗日，八路軍第一二〇師在晉西北的部隊列歸趙承綬軍長統一指揮，師長賀龍親至壩上與趙會晤。賀既胸懷坦蕩，趙亦天性豪爽，雙方一見如故，相與甚歡，遂共商晉西北地區對日作戰的戰略大計及有關協同配合等問題，至為融洽。賀並推趙為晉西北抗戰部隊的總指揮。

這次會晤使趙承綬思想上受到很大影響，他對八路軍堅持抗戰的信念，艱苦奮鬥的精神，嚴明整肅的紀律和軍民魚水般的關係等十分敬佩。

同時迫於抗日形勢的要求和閻錫山為改造舊軍的四新教育（新的教育、新的統馭、新的管理和新的作戰）的號召，他深深感到必須革故鼎新，闖出一條新路子，方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決計在他的部隊里掀起一個整軍的熱潮。旋將軍司令部及所屬主力部隊，由壩上移駐東寨。

趙每日雞鳴即起，身著士兵服裝，扎腰帶、裹綁腿，集合軍部全體官兵及駐在附近的所部舉行早操，言傳身教，對部隊嚴加整頓，並置身行伍，演習操作，加緊訓練。通過一段時間的整訓，部隊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是年6月，騎一軍司令部移駐靜樂縣南關，與駐在嵐縣的第一二〇師相距只有三十華里，經常聯繫，互通情報，關係尤稱密切。

有一次，賀龍師長親率第一二〇師文工團到靜樂縣為騎兵第一軍作慰問演出，節目內容是趙承綬軍長率部配合友軍打敗日偽軍，收復了察北失地商都、化德、興和等縣的戰績。在演出前還由蘇聯顧問介紹了蘇聯政府對這一戰績的評價，和蘇聯小學生在表演這一戲劇時爭當趙軍長的騎兵，不願扮演日偽軍的情況。第一二〇師文工團這一演出，極大地鼓勵了騎一軍的士氣。由於同一二〇師的頻繁接觸和深入了解，趙承綬看到八路軍的政治工作開展得十分活躍，於是先後邀請了共產黨員宋震寰到騎兵軍任政治部主任、甄夢筆（現名甄華）任軍部的軍政幹部學校政治部主任。一時有不少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進入騎兵軍，對趙整訓騎兵軍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影響和推動作用。這段時期騎兵軍抗日政治氣氛頗為濃厚，儼然是一支抗日的勁旅了。

趙承綬騎兵軍多次與第一二〇師互相配合，在寧武、軒崗和神池、五寨地區的八角堡、利民堡、三井、義井等戰役中，兩軍並肩作戰，取得了勝利。趙為感謝第一二〇師協助騎兵軍解救寧武之圍，回訪了賀龍師長，並以金鈔二十萬元饋贈，幫助第一二〇師解決了一段時期的軍需困難，兩軍友好關係進一步得到發展。

1939年7月晉綏軍擴編為四個集團軍，趙承綬升任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兼任山西省政府第二行署主任。趙由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駐地陝西省宜川縣秋林鎮返晉西北時，取道陝北，宿於延安以東不遠的一個山村內。中共中央發覺后，立即派較高級幹部和群眾代表數十人將他接到延安，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趙承綬回到晉西北后，在興縣蔡家崖組設了第七集團軍總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第二行署。晉西北的組、政、軍、經、教各部門統歸他領導。

是年12月，震動全國的“晉西事變”爆發，趙承綬奉閻錫山之命，率部自岢嵐、寧武、五寨等抗日陣地撤至興縣、臨縣、萬山縣一帶，作進攻新軍決死隊的部署。

趙的司令部移駐臨縣后，召開進攻新軍的軍事會議。趙請辛亥革命以來二十多年的老友、暫編第一師師長續范亭參加了這次機密會議。

當趙傳達了閻錫山消滅新軍及共產黨抗日武裝的命令之後，續范亭在會議中借故脫身，策馬飛奔岢嵐縣的中共晉西北駐地，立即向黨委作了報告。因而新軍決死第四縱隊暫編一師、八路軍第三五八旅等抗日武裝得以搶先佔領臨縣、方山、岢嵐縣間的赤尖嶺軍事要地，使趙進攻新軍和八路軍的計劃與部署頓歸破產。

新軍方面成立了山西新軍臨時總指揮部，由續范亭任臨時總指揮，從1940年元旦開始向趙承綬部進行自衛反擊，於1月14日即將趙承綬第七集團軍總部所在地臨縣攻克。趙率部向離軍公路以南倉皇敗退，沿途遭到新軍截擊。趙部傷亡逃散，為數過半，一應軍資器物幾乎盡行丟棄。

事後閻錫山向重慶國民政府除自請處分外，並請給趙承綬以撤職留任處分。此後，趙承綬不得不離開他一手組建起來的騎一軍，脫離軍職。

“晉西事變”后，趙承綬遵照閻指示的“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四項原則，到孝義縣白壁關與日本"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會談，臨行之前，閻錫山把趙承綬叫到辦公室，進行了一次長談。

閻錫山對趙承綬說：“目前咱們的處境很不好，蔣介石要借抗戰的名消滅咱們，不發給咱們足夠的經費，也不給補充人員和武器，處處歧視咱們，事事和咱們為難。共產黨對各位更不好，到處打擊咱們，八路軍在山西各地有嚴密組織，把老百姓都拿過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們，那就只有被消滅。咱自己的人也不穩定，宜生（傅作義）已離開咱們，陳長捷也在動搖。青年幹部左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傾地跑到蔣先生那裡做官賺錢去了。咱們如果在中國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權衡情況，目前只有暫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發展咱們自己。你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點，也就是四句話，即‘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內政自理’一定要爭取做到，如果內政不自理，老百姓就不會相信咱們，咱們就不會有力量。如果要讓咱們像汪精衛那樣，我是絕對不幹的。”

會談中，趙承綬代表閻錫山要求日方給閻三十個團的兵員和裝備，日方只是口頭答應。次年3月，趙再次奉命到白壁關與日軍駐汾陽若松旅團的宮內參謀會商。雙方口頭協議，消除敵對行為，共同防共，趙又要求日軍把佔領的孝義縣城讓出。三個月後，日本軍果然從孝義撤走，由閻軍進駐。其間閻、日繼續談判，達成了一個基本協定。

趙承綬被閻錫山指派為全權代表，在汾陽縣的日軍若松旅團司令部，同日本侵略軍頭子岡村寧次指派的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田邊盛武，在雙方已經同意的《停戰協定書》上籤了字。

趙承綬奉閻錫山命到太原，與日方研究履行《汾陽協定》的細則。趙要求日方先撥給閻武器裝備，日方則堅持要閻先通電脫離重慶政府。趙在太原滯留三個月，事情一直沒有什麼進展，因此他確認日本人“沒有誠意”。回來向閻報告說，從商談過程中的情況看，日方確是誘降，不是合作。閻錫山之所以與日方接觸，某種程度是對日軍的“緩兵之計”，是希望借“合作”來換取停戰及物資的補充，聽了趙承綬的話之後，決定改變策略，暫時採取觀望態度。由於在戰時和敵人秘密會談不是什麼光彩事情，所以閻錫山對此十分謹慎，他選用趙承綬擔當這一“重任”，表明了趙承綬在閻幕中參與重大機密的身份地位，但同時也給他的歷史染上了“投敵”的垢病。

趙承綬從1941年起，還先後擔任民族革命同志會駐會高幹、北區領導組主任，替閻錫山處理組政軍經教各部門重要業務，以及統管閻統治區北部各區縣工作。1944年，趙又奉命到浮山縣接替了楊澄源汾東領導組主任的職務，利用其當年曾當過簽字代表的關係，向日軍交涉讓出了浮山縣，作為在汾東向解放區搶奪政權和進而侵入上黨解放區的據點。

1945年8月9日，日本宣布準備接受無條件投降。趙承綬奉閻錫山之命，由浮山經臨汾到太原與日軍聯繫，防止中共軍隊佔領太原，並告知日軍準備投降。趙到太原后，與日本“山西派遣軍”司令部澄田商定，日本軍隊仍在原防區內防堵中共軍隊，聽候閻錫山軍隊接受投降，日軍如有調動，必須經趙許可。由於趙承綬先期進行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閻錫山得於8月30日搶先進入太原。嗣後趙又受命辦理日軍投降的接受工作和其它善後有關事宜，並依照閻的指示，以志願方式留用了一部分日軍和技術人員。

1945年8月中旬，閻錫山命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第五專區專員續汝楫趁日軍未撤退之前，由汾東去搶收上黨，遭八路軍沉重打擊，迭電告急。閻擬命趙承綬率二萬餘人前往增援。趙以正在接收日軍遺留物資和改編日偽軍，難以分身為借口，不敢受命。閻乃改派趙的副手——第七集團軍副總司令彭毓斌前往。結果，彭毓斌和史澤波所率領的三萬八千餘人基本上被消滅。趙又奉命到沁縣收容殘餘部隊和安慰軍心，並在祁縣來遠鎮會晤由長治撤退下來的日軍第十四旅團長原泉福，攜歸太原見閻，留用日軍三千人。是年10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嘉獎抗戰有功人員，趙承綬獲忠勤勳章；次年5月，再獲勝利勳章。

1946年7月，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全面爆發。趙承綬被閻錫山任命為太原綏靖公署野戰軍總司令。向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頻頻出擊，山西捲入大規模內戰之中。解放軍奮勇反擊，幾個月中，先後取得了晉北、呂梁諸戰役的勝利。接著，解放軍晉冀魯豫部隊一部，揮戈向東，對閻軍守備薄弱的汾陽、孝義地區展開進攻，並於1947年1月17日攻克孝義，包圍了汾陽。在此緊急關頭，趙承綬“臨危”受命，再掌第三十三軍帥印，奉閻錫山之命率第七十一、四十六師及趙端、楊誠的第八、九總隊和機甲隊等部，及其附屬部隊，與孫楚、王靖國等部，由太原分北、中、南三路南下，向汾陽孝義反撲，展開汾孝戰役。企圖壓迫解放軍退出孝義縣城。27日，趙承綬率部進駐汾陽田屯兵，令步、炮、坦克以猛烈炮火進攻解放軍據守的孝義桃園堡，結果受挫。趙部第四十六師魏秉枚團由司馬鎮襲取孝義縣城中伏，全團官兵盡數被解放軍俘獲。第九總隊魯效伊團向瑤圃進攻數次，毫無進展。趙承綬又命第四十六師進攻長黃，亦無進展，乃撤回司馬鎮休整。解放軍乘夜經孝義以東地區向萬戶堡及薛賢村一線進擊，趙承綬急命各部撤退，他本人倉皇從前線遁入平遙縣城。趙部被圍在中街的第七十一師、四十六師經五天戰鬥，彈藥糧秣已告枯竭，面臨被殲的危局，趙指揮第八、九總隊以猛烈炮火，拚死向解放軍攻擊，付出很大傷亡代價，始得接應部隊突出重圍。

被迫投降

1948年5月解放軍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進擊晉中。晉中閻軍有六七萬人之眾，趙承綬奉命統一指揮，加緊防備。7月1日，經過血戰，由晉中通往上黨的子洪口要隘被解放軍攻克。時趙承綬駐祁縣指揮，恐解放軍進佔東觀鎮斷其歸路，急忙撤至太谷縣城。解放軍突然佔領太谷縣城北面的朝陽和董村地區，切斷閻軍北逃之路。趙承綬雖派鐵甲車往返射擊，並以猛烈炮火掩護步兵反攻，但仍未能稍挫解放軍的攻勢。隨後解放軍主動撤離，趙承綬野戰軍才得經胡村向北轉移。途中接閻錫山電令迅速脫離戰鬥，撤回太原。前鋒行至東陽、車輞以南地區遇到解放軍阻擊，汾河以西的解放軍呂梁縱隊亦渡河截擊，兩部於7月7日被趙承綬部壓縮至榆（次）、太（谷）、徐（溝）三角地區的大、小常村，及三李青一帶。16日拂曉，解放軍發起全面總攻，趙承綬最後轉移到第七十一師（師長韓春生）師部掩蔽部里，解放軍的炮火迅速跟蹤而來。

事已至此，在晉軍中一貫以勇著稱，敢打硬仗的趙承綬自知無力“回天”，恃勇再戰已屬徒勞，遂作出了最後的抉擇，接受部下建議，派副官馬續援持白旗和解放軍聯繫，於下午四時，全軍放下武器，向解放軍投降。

趙承綬與徐向前

趙承綬從前線被送到解放軍華北兵團指揮部后，司令員徐向前接見時以老友口吻問趙：“印甫呀，你還認識我嗎？”趙承綬微微抬起頭，看著徐司令員答道：“怎麼能不認識呢？是子敬（徐向前的字）吧？”

徐說："老同學了，你的眼力還不錯嘛！分手這麼多年，你還很壯實嘛！”（趙與徐家鄉相距十里，早年有同學關係）

趙說：“說來慚愧，還說什麼壯實！”

“哈，還蠻有點‘英雄'氣概哩，是否還準備為蔣介石、閻錫山自殺呢？我可以成全你！”

趙囁嚅著說：“不是這個意思，我感到對不起您！”

徐說：“你看你胡扯什麼呢？晉中決戰，雙方死傷幾萬人，難道是我們老同學間誰對不起誰的問題嗎？”徐向前接著勸告趙承綬不要為蔣介石，閻錫山殉葬，要學些為人民做好事的新本領。趙很受感動，後來經過學習，很快認識到過去參加反人民戰爭的錯誤，願立功自贖。

成立軍事工作小組

兵團參謀長王世英，敵工部長劉玉衡，抗戰初期均與趙承綬相識，在他們的指導下，成立了一個軍事工作小組，由趙任組長，與趙同時被俘的第三十三軍軍長沈瑞、參謀長曹近謙和野戰軍總部參謀處長楊誠為組員，向閻軍展開了政策攻心工作。

當時閻軍駐在東山淖馬村的第八總隊司令趙瑞，和楊誠一樣同屬趙承綬多年的親信部下，楊誠以趙的名義寫信，派人送給了趙瑞，趙瑞遂於11月間率部投誠。解放軍兵團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代表兵團前委在榆次駐地接見了趙承綬，趙瑞和楊誠，向他們表示祝賀。趙承綬又到東山前線喊話，鼓動閻軍陣前起義。他說：“你們告訴閻錫山，就說我趙承綬反了他了！”堅定地表現了他立場的根本改變，受到兵團領導的讚許和表揚。

協助攻打太原

徐向前向趙承綬徵詢攻打太原的戰術意見。趙建議說：“閻錫山把太原比做一個人，東山是頭，城池是腹，南北兩機場是臂膀，西山礦區是腿腳，歷來攻太原都是從東山——頭頂上起步，李自成如此，日本人也是如此。這叫從頭頂上攻身子的戰術。現在閻錫山的頭長得太長了——往東伸出三十華里，都是堅固設防的要塞和集團工事群。如果再從頭頂往肚子里攻，勢必誤時費力，不如採取割頭戰術，卡住脖子，從小窯頭、淖馬、山頭，牛駝寨這一線南北四個要塞一起下手，置四要塞以東地區於不顧——這段地帶是‘雪恥奮鬥團'史澤波、李佩膺的防地，他們在上黨戰役后受過共產黨的寬大政策教育，對形勢有所認識，勢必防而不堅。如四大要塞到手，太原一城就是囊中之物了！”趙還說：“就怕我的建議是個歪主意。”徐向前表示：“我們想到一塊去了，怎麼是個歪主意呢！”徐向前原就有奪取四大要塞的設想，在得到趙的建議后，遂作出決定。果然，攻打四要塞時，李佩膺部就投誠了。

1949年4月，趙承綬受徐向前派遣，進入閻軍第六十一軍六十九師二〇六團二營前線指揮部，要求入城談判和平解放太原。當時閻錫山逃往南京，孫楚、王靖國答以“無人負責”，拒趙入城。在解放軍總攻太原的頭一天，趙承綬又帶著徐向前對城內守敵最後爭取的指示，深入閻軍前沿的一個團部，給太原守備司令王靖國親自打電話，勸王走北平傅作義的道路，並要求進城會談，復遭王拒絕。4月24日，解放軍攻克太原，趙承綬進城后，見人就指責王靖國不足與謀大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趙承綬任中央水利電力部參事室參事，山西省政協委員。

1966年10月1日，病故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