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化樓

上世紀50年代末，圍繞著“共產主義需要什麼樣的建築”，3個被稱為“公社大樓”的樣板工程在北京動工，安化樓是其中之一。如今它老了：牆皮斑駁，窗戶破碎，走廊天花板下拉滿了電力電信明線。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東南二環內，中介公司掛出的這棟大樓的出租屋價格遠遠低於周邊樓盤。年輕的租客心急地想著，只要薪水提高就儘快搬出這裡；一些與這棟大樓相伴生活了半個世紀的老住戶，則盼著在某天早上醒來，能聽到與拆遷有關的消息。

時間退回到上世紀50年代末，圍繞著“共產主義需要什麼樣的建築”，3個被稱為“公社大樓”的樣板工程在北京破土動工。

關於公社大樓，作家史鐵生在散文《九層大樓》里這樣回憶當年老師在課堂上的描繪：“總之，那樓里就是一個社會，一個理想社會的縮影或者樣板，那兒的人們不分彼此，同是一個大家庭，可以說他們差不多已經進入了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需要什麼樣的建築

公社大樓的設想誕生於那個高喊“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的年代。那時候，金誠才30歲出頭，這個年輕的建築師剛剛帶著家人從上海遷往北京。他並不知道自己會成為公社大樓的設計者之一，他本來的任務是和從上海、南京、廣州等地趕來的建築師們一起，支援建設包括人民大會堂在內的“國慶十大工程”。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應當繼續試點”。

共產主義不再是遙遠的將來，課題擺在面前：什麼樣的城市建築才能適應人民公社的生活？金誠回憶，“十大工程”之外的這一特殊建設任務由當時的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親自負責。

在北京市建築設計院一間狹小的辦公室內，金誠和其他幾位同事一起，捧著八屆六中全會的文件，圍繞著“共產主義需要什麼樣的建築”，開起了“一個又一個務虛會”。

“要把職工特別是婦女從繁瑣的家庭勞動中解放出來，更好地投入生產，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戶就不用開火做飯了。”

“職工們都上班去了，孩子誰管呢？最好把幼兒園也蓋在大樓里。”

“雖然一切有供應，針頭線腦總需要的吧，最好每層有個服務部。”

……

坐在位於北京西南二環外的家中，已經85歲的金誠精神狀態並不好。他得過腦溢血，說一段話后便要大喘幾口氣，但他依然清晰地記起在那段特殊的日子裡，“熬夜討論是經常的事”。

金誠說，起先設計人員對這種綜合樓的模式，心裡也沒底，“開始我們建議，能不能先搞一個三四層的小綜合樓做個試點，成功了再成批複制。”

綜合樓的方案上報到北京市委，一位領導看后非常讚賞，表態說，“要搞就搞個大的嘛！”方案隨即改為在東城、西城、崇文、宣武4個城區各蓋一座公社大樓作為試點，再向全市推廣。

最終，西城區的福綏境大樓、東城區的北官廳大樓以及崇文區的安化樓根據同一張標準圖相繼開工。由於“宣武區底子最薄”，計劃中位於白紙坊的公社大樓則沒有動工。

在崇文區，安化樓成為當之無愧的“明星工程”。

在老徐的記憶里，為了蓋這座大樓，區里專門成立了一個崇文區建築公司，附近僅有的23路公交車站也特意將站名從“廣渠門”改成了“安化樓”，甚至有人傳說，“大樓是用人民大會堂的下腳料蓋成的”。

在最終建成的3座公社大樓里，安化樓的體量居中，建築面積為2.03萬平方米，共設有288個居住單元；布局為“U”型，主樓9層、附樓8層，每層的走廊內都裝有5盞吊燈；入門的大廳則完全按照“公共建築的標準”設計，門口3扇墨綠色木製大門，大廳有兩根大紅柱子，地上鋪的是紅花方磚。

大樓的內部設計同樣寄託著設計者們對於“共產主義生活”的期待，本著“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主力戶型是不設廚房的兩居室，層高達3米2。

附樓的一二層是託兒所，三至八層為單身宿舍，也可以改為旅館。主樓一層大廳是大食堂，大樓的最高層則被規劃為俱樂部，“將來可以在這裡跳舞、開會”。

金誠還記得，每戶的廁所都預備安上浴缸，在北京民宅中從未使用過的電梯也被專門從上海引入，但因為“怕把人養懶了”，特意設計為三層以下不停。

能住進來的都得是優秀人才，太有權的頭兒倒不敢住在這兒

從一開始，公社大樓就成為老百姓嚮往的對象。“好多人都在討論，什麼樣的人才能住進那樣的樓房啊。”徐欽敏回憶道。

東城區的北官廳大樓拔地而起的時候，史鐵生還是個二年級的小學生。他曾在散文里這樣回憶小學老師對公社大樓的遐想：“那兒的人連錢都不要掙了。為什麼？沒用了唄。你們想想看，餓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給你做好了衣裳送來，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這樣——你需要是嗎？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擔心誰會多拿。請問你多拿了幹嘛用？賣去？拿還拿不過來呢，哪個傻瓜肯買你的？”

老師在台上“眉飛色舞地講，多餘的唾沫堆積在嘴角”，史鐵生則坐在台下“瞪圓了眼睛聽，精彩處不由得鼓掌”，還暗自慶幸：“我們怎麼來得這麼是時候！”

打那以後，史鐵生便常常和夥伴們爬上尚未拆除的城牆，坐在草叢邊張望那“像一片朝霞轟然升起在天邊”的公社大樓，“猜想哪是俱樂部，哪是圖書館，哪是餐廳”，有時候也會為了“公共浴室是不是男的和女的一塊洗澡”這樣的問題爭吵不休。更多時候，他們會把推土機假想成“鬼子的坦克”，吶喊著衝下城牆，沖向工地，然後纏著看守工地的老頭問，“到了食堂，是想吃什麼就吃什麼嗎？頓頓吃燉肉行嗎？吃好多好多也沒人說？”

安化樓破土動工的時候，30歲出頭的徐欽敏已是北京機床電器廠的廠長，每天上下班都會從施工的地方經過。對於這座大樓，他有著比別人更深的感情。

徐欽敏本是江蘇農村的放牛娃，1938年就參加抗日，參軍后在部隊學了文化知識。後來在河北的土改運動中，他曾主持過農民鬥地主，地主被打死了，他帶頭喊口號。

雖然現在已經很少有年輕人，特別是外地的年輕人知道這棟樓的歷史，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其在北京居民樓歷史中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稱之為公社化頂級生活居住區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