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仁

劉仁(1909-1973) 原名段永鷸（段永強），四川酉陽（現為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龍潭鎮五育村人，土家族。

1924年到北京，入師範大學附中讀書。在舅父趙世炎的影響下，積極參加反帝愛國學生運動。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到中共天津市委工作，任紡織行動委員會書記，組織赤色工會，發展黨的組織，領導工人開展鬥爭。

1930年被捕，在獄中堅持鬥爭。迫使國民黨當局於1932年宣布無罪釋放。

1933年起，先後在內蒙古、張家口、北平等地從事兵運工作和群眾工作，策動國民黨地方軍隊參加抗日同盟軍反蔣抗日。

1935年被派往蘇聯學習。

1937年底回國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兼班主任。

1938年冬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工作，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分局委員、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

1942年任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后改稱城工部長)兼敵工部長等職。對根據地的鞏固擴大和日偽統治的大城市中黨組織的重建、發展，做了重要工作，並為根據地輸送了大批軍火、藥品和通訊器材等物資。

1948年他及時向中央彙報了敵人妄圖偷襲黨中央、毛主席所在地西柏坡的重要情報，中央立即採取了措施，粉碎了敵人的陰謀。他還為緊密配合解放軍解放天津，促成北平和綏遠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華北局組織部副部長、城工部部長，組織平、津、唐等城市廣大地下黨員和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群眾，開展反對美蔣反動派的鬥爭，形成“第二條戰線”，有力地配合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部長，市委副書記、第二書記，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為首都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貢獻。他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堅貞不屈。

1966年11月，一天深夜，一夥不明身份的人把劉仁同志抓走了。之後是一連串無休止的游斗，劉仁同志受到百般凌辱。1968年1月以後，劉仁同志被帶上沉重的手銬，非法關進監獄，不允許孩子和愛人探視。1972年底，劉仁同志的愛人甘英第一次看到他，身體已被摧殘得不象樣子，探監結束所帶回劉仁的衣物已全部發霉，毛褲、棉褲上有大小便的殘痕，上衣有斑斑血跡。

1973年10月26日，甘英同志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到北京市第六醫院去，這是甘英最後一次見到劉仁同志了。

1973年10月26日21時30分，劉仁同志在北京含冤逝世，終年65歲。劉仁同志逝世后，夫人甘英同志曾撰文《非常的考驗——深切懷念劉仁同志》以示懷念。

1979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為劉仁同志舉行追掉大會，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獲平反昭雪，追悼大會由聶榮臻同志主持，林乎加同志致悼詞，稱劉仁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戰士、北京市人民的好領導”。

1934年，王再興到北平尋找黨組織，他到了一個聯絡點，剛剛走近，就發現周圍有不少可疑的人在轉悠。突然，王再興看見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劉仁遠遠地過來了。他趕快迎著劉仁走過去，邊走邊向劉仁搖手。劉仁心領神會，迅速離開了是非之地。

解放以後，劉仁曾擔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王再興也於1954年調到北京后，多次聽人提起，說劉仁一直在打聽他的消息，希望和他見面。王再興覺得當年向劉仁報警是自己應該做的事，不值一提。劉仁身負重任，工作忙，不便打攪。儘管同在北京，他從未和劉仁聯繫。后一位在北京市委工作的同志聽說此事後向劉仁求證，劉仁高興地說：“王再興救過我，我一直在尋找他。我一定要和他見見面。”在這位同志的幫助下，1960年春節前，王再興到北京市委大樓去見劉仁。戰友重逢。

1966年11月，江青和陳伯達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公開點了劉仁同志的名。隨後在一個漆黑的冬夜裡，一伙人連鞋都不讓劉仁穿上，將光著一雙赤腳的他強行帶走了，戴上了腳鐐手銬，關進了秦城監獄。自從進了這裡之後，他就再沒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代替的則是一個數字，那就是他囚衣上的號碼：6803。

1968年1月，一個顛倒是非的簡報送到了“四人幫”手中，劉仁於是就被升級為“叛黨叛國”的“反革命敵特分子”。“四人幫”在這份簡報上批示：“要銬起來，進行嚴厲的突擊審問。”“對他們不能用一般對犯人的方法。”

劉仁經常被突擊提審。

這種提審，實際上是對人從肉體到精神的一種折磨，其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忍目睹。有的被提審的人員，就是在這種“突擊提審”后，不久就活活地死去了。對劉仁的突擊審問更是殘酷至極，每次都長達三天三夜。他不能立，不能睡，極為痛苦。幾十天折磨下來，使他每天咳嗽不斷，有時一天吐痰達1公斤之多。“四人幫”妄圖用此辦法來摧毀劉仁的意志。

審訊室里，劉仁一雙目光怒視著專案人員。

專案人員見劉仁經過了如此多的折磨之後，仍然目光如炬，不肯“低頭認罪”，就大聲地問：“劉仁，你知道‘二月提綱’嗎？”

就像當年從事地下鬥爭面對敵特的審問一樣，劉仁泰然地回答：“當然知道。”

專案人員氣勢洶洶地說：“你知道這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背著中央文革搞的嗎？”

劉仁：“不知道。”

專案人員逼問：“你一直在家養病，為什麼突然要跑去參加彭真的這個會議？”

劉仁反問道：“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彭真讓我參加討論，我能不去嗎？”

專案人員未想到劉仁會如此地反問，就大聲地吼道：“劉仁，你要認識自己的問題！你和彭真為什麼要背著中央文革的首長，搞這個‘二月提綱’？”

劉仁坦然地回答：“討論‘二月提綱’的會議，他們是參加了，可為什麼又說沒有參加，是彭真背著他們搞的呢？這不符合事實。在會上，我也未見他們之間有過不同意見，也沒有發生過什麼爭吵，這是大家一致通過的事情。”

專案人員一聽，氣得直拍桌子：“劉仁，你胡說，你要為你的這些言論負責！”

這時，劉仁將戴著手銬的手高高舉起，毫不退讓地說：“我是自覺自願地參加革命的，我的言行就得對黨負責，不能講違心的話，不能不尊重事實，決不能把黨搞亂，我敢為我的言行負責！”

錚錚鐵骨，耿耿丹心，日月可鑒。

劉仁再次被提審時，他已經被折磨得難以行走了。可是，他的意志卻堅如鋼鐵，他知道自己的身後，是千百同志的生命線。

當年劉仁領導北平地下黨在白區開展鬥爭時，全市共有3000多名地下黨員，都是按照黨的地下鬥爭原則進行的是單線聯繫。作為城工部長兼敵工部長的劉仁，以“老頭”的代稱領導著這支地下黨員的隊伍，一條條北平地下黨員的線索，最後都歸到劉仁這個“老頭”的總指揮部，他是唯一一個了解北平地下黨員全部情況的人。“四人幫”一夥知道，要想達到將北平地下黨打成“特務窩子”的目的，能夠提供全部情況的就只有劉仁一個人。因此千方百計地攻下劉仁，成了他們的主要的目標。

可是，“四人幫”一夥卻打錯了算盤，劉仁這個經歷過血與火考驗的老資格的地下黨負責人，又豈是那麼容易“攻”下的？

對於“特務窩子”的審問接連不斷。

專案人員：“劉仁，你得老實交代你的特務問題！”

劉仁：“特務，誰是特務？”

專案人員：“你就是特務，解放前就潛入了黨內。”

劉仁聽后一陣大笑，用手提了提腳上的鐐銬，屋子裡便響起了“嘩啦嘩啦”的聲音：“請問，你們有憑據嗎？有證人嗎？要說特務，我是共產黨的特務，是帶著特殊的任務到城工部工作的，是黨中央、毛主席派我重新組建北平地下黨的，為解放北平做準備。當年全市的地下黨員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白區開展鬥爭時，你們都在哪裡？你們憑什麼說這些話，憑什麼來審問我？”

專案人員被駁得理屈詞窮，就衝上去擰劉仁手上的手銬，疼得劉仁頭上直冒汗水。

專案人員：“說！你這個特務頭子說不說？”

劉仁忍著疼痛站穩，理直氣壯地說：“你們不信，可以問黨中央，問毛主席，問周總理，我劉仁領導的北平地下黨的黨員們，當年是如何冒著生命危險在白區工作的，他們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勞是不容污衊的。我劉仁個人的問題你們可以審查，但絕不能任意污衊北平的地下黨組織。”

面對個人的生死，劉仁就是這樣大義凜然。他深知自己作為當年北平地下黨的“老頭”，在這個問題上是決不能有絲毫的含糊，決不能因為個人的安危而編造歷史，嫁媧於人。如果自己有半點不慎，就會給當年的城工部，給北平地下黨的黨員同志們造成無法設想的後果。面對監獄、鐐銬和非人的折磨，劉仁寧死不屈，不為解脫自己而尾隨於人，也不為苟且偷生而取悅於人。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立場，為許多當年的地下黨員證明。有些同志由於年代久遠記不清的問題，經過他的證明而得到了澄清。他用自己的整個生命捍衛了黨，保護了同志。

劉仁被關在監牢幾年時間裡，吃飯都得舉著被手銬銬著的雙手，然後從門下面的那個小洞去掏窩窩頭。睡覺時被規定臉必須朝外，被冰冷的手銬銬著的雙手就得一直壓在胸口的同一側，時間一長疼痛難忍。到了冬天，手上的手銬也一刻不準取下來，連穿衣服都不準取，棉衣連衣袖都無法伸進去，只能披在身上。由於長期胸口受寒，肺炎不斷，最後發展成了嚴重的肺結核。戴著沉重的手銬腳鐐，加之沒完沒了的無情審訊和折磨，就連上廁所也要作為要犯嚴密看管，劉仁的兩隻手腕被手銬磨得露出了骨頭，腳也被腳鐐磨爛。

1973年10月26日，劉仁在秦城監獄含冤而死。“四人幫”的專案人員規定“他還沒有結論，孩子們不能戴黑紗”，“不能向別人講”。就連對劉仁的遺體進行火化時也不能寫上他的真實姓名，而只能寫上他的囚號：6803。

正如當年劉仁在秦城監獄里對前去探望他的夫人甘英說：“我這一生，坐過國民黨的牢，坐過外國侵略者的牢，想不到還要坐我們自己建造起來的牢房。”

1980年12月23日，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審判江青誣陷迫害廣大幹部和群眾時，甘英擔任主審審判員，她與同時擔任此案審判的劉麗英、曲育才、黃涼塵坐在審判台的第一排。中央電視台特地對甘英播放了一個特寫鏡頭，人們看到這位主審法官威嚴面容的時候，同時也看到她的眼裡流出了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