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管理學

經濟學中的管理思想

經濟學中包含著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而宏觀經濟中更多注重的是理論上的闡述，而在微觀經濟的運用中更多注重的是管理方法的運用。

管理學中的經濟思維

管理學注重物質之間的結構配合，以人的主觀活動為主，經濟思維是指在管理活動中的活動目地和最終願望。

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區別

由於經濟管理一詞的使用頻率非常高，所以許多人誤以為經濟學與管理學大同小異。事實上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區別是有很大區別的兩門學科。他們的根本區別在於經濟學與管理學中的人性假設。人在經濟學與管理學中都是行為主體，但作為獨立學科的經濟學與管理學並不研究每一個具體的、各不相同的人；而是根據各自的學科目的與研究對象，基於人們的一般的普遍的行為特點，對人作抽象化、概念化的假定，以便於分析。這樣得出的對人的認識就是行為主體的基本假定，這種基本假定是進一步分析的基本前提。因此對行為主體的不一樣認為或假定導致以經濟學與管理學的根本區別。經濟學與管理學中對行為主體假定的表現在行為主體的基本傾向與相互關係兩方面.

經徠濟學以節約成本、擴大產出、優化資源配置為目標考慮規則的合理性，只能從大多數的一般行為出發進行分析，所以假定人是經濟人（Economic Man）、理性人（Rational Man），或者是具有機會主義（Opportunism）傾向的人.

從自己的經濟利益出發，通過收益和成本的比較使其凈收益最大化。當然，講到最大化時都是指一定條件下的儘可能大，而不是無限大，即最大化是條件極值。理性人的基本傾向和經濟人一致，只是把經濟利益擴大到綜合利益與長期利益。如暫時的奉獻是為了長遠利益或心理上與聲望上的滿足。但是，經濟學同時也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貨幣是一般等價物，而且具有可測性、可比性與客觀性，因而是衡量交易對象的價值與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的難以替代的尺度。所以綜合利益的基礎當然是經濟利益，其衡量尺度也多用市場交易價值。因此。經濟學的行為就是理性的行為，理性的行為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

經濟人假設藉助於可計量的貨幣作尺度，特別有利於定量化分析或模型化，但經濟人的假定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學的目標，而不是為了計量與模型化，這可從較少使用定量分析與模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新制度主義經濟也挖於假定人是經濟這一事實中得到證明.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人性假定，但隱含著經濟人的假設。因為馬克思把經濟作為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把經濟基礎作為上層建築的決定因素，把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貪慾作為其理論前提。無疑，馬克思是把行為主體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前提的，只是這一前提在分析抽象規律與資本家的行為特點時強調的多；而在分析工人的行為特點時強調的少.

人以追求經濟利益為特徵，只是對行為的理性程度頗有微詞，認為人只具有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但是他們認為人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總想搭便車（Free Rider）.機會主義就是不僅追求自身利益，而且想方設法用詭計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儘管不一定所有的行為主體都表現為明顯的機會主義，但很難肯定那些人的機會主義傾向更小。顯然，新制度經濟學在否定完全理性的同時卻更強調追求經濟利益及其手段。從行為主體的基本傾向來看，這和經濟人假設並沒有很大的區別.

管理學以激勵人的積極性、提高組織效率為目標，必須兼顧多數人的一般行為與少數人的特殊行為，因為少數的特殊行為以對提高組織效率非常重要。正因為如此，經濟學堅守著經濟人（機會主義）假設，而管理學卻認為追求經濟利益雖然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在人的多種需要中屬於低級需要，因而管理學對人性的假設早已超越了經濟人假設，而有了複雜人、社會人、管理人等新理論，沿著這一方向，管理學從經濟學中分離出來並獨立發展起來.

較早的管理思想中把人當作會說話的工具，認為人總是好吃懶做、好逸惡勞，毫無責任心，麥格雷戈把這種傳統稱為人性假設的X理論.

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強調人追求經濟利益的本性，使管理學和經濟學的人性假設一度取得了共識。但不久后，梅奧從“霍桑實驗”中認識到除了對經濟利益的要求外，人們對社會與心理方面的要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經濟人假設，提出了社會人假設.其他行為科學理論的代表人物從不一樣側面強化社會人假設。其中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把社會人假設發展為一個經典又精緻需要模型.

當代管理學學派猶如叢林，對對人性的假設也猶如叢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諾貝爾獎得主西蒙在他的決策理論中闡述的人性假設。他認為管理就是決策，並且組織中不一樣層級的員工都在做決策，所以都是管理人.

經濟人假設簡單明了、便於分析，經濟學以此為核心形成了公理體系與系統的方法（技巧）、原理與定律；而社會人、管理人等假設內涵豐富、複雜，難以形成公理體系。管理學在此基礎上結合豐富的實踐，形成了藝術性與技巧（經驗）性很強的許多方法（技巧）原理與定理。二者各有優缺點，但區別是明顯的。通俗地說，經濟學中類似於“壞人假設”，管理學中類似於“好人假設”.

當代經濟學與管理學都是學派林立眾說紛紜。但由於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比較一致，因而經濟學原理與實證分析領域的分歧並不是很大，分歧主要的在經濟學原理的應用（如經濟政策的制定）與規範分析方面。例如，經濟學在不一樣時代都有比較權威的教科書，非權威的教科書也是大同小異。而當代管理學由於其人性假設分歧較大，導致了幾乎沒有經典或權威的理論，也沒有系統的理論框架，更沒有權威的通行的教科書。有位經濟學家曾經說，兩個經濟學家在一起討論就會有三個經濟學流派。借用這一思路能說，兩個管理學家在一起講座至少會有四個管理學流派.

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是資源配置，分工和交易是資源配置的主要的途徑。通過市場進行交易能把行為主體的自利性動機轉化為共利的結果。即實現“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所以經濟學中行為主體的關係主要的體現為市場交易關係。市場交易的直接目的是交易雙方都能獲得利益，因而交易雙方是平等的契約關係。經濟學中的人不僅在人格上與地位是是平等的，而且經常學中也不大考慮粹分工、崗位職責與個人專長等方面差異必然造成的層資差序與隸屬關係。這種關係能概括為行為主體的等同性.

上述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在那一本教科書中明確指出，但它隱含在經濟學的一般理論中。因為經濟人假設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效的，經濟人並不是關起門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在交換中實現利益最大化。由於每個人都有同樣的傾向，所以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限制就是別人同樣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過程中只許賺錢，不許你盈得，便不會出現經濟學中需要和供給的均衡，也不會出現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均衡.

從經濟學角度看，所謂“顧客是上帝”之類的說法都是賣主為了實現自身利益而使用的營銷策略，因為供給者和需要者的關係完全是平等的。這些口號具有現實意義是由於特定的歷史時期供給大於需要造成的。事實上顧客為了實現自己的交易目的，也能給賣主說一些好聽的話（這種情況在市場上討債價還價中經常）.總之，由於行為主體的等同性，從經濟學角度看。交易雙方都能向對方提出條件或拒絕對方的條件，也都能用抬高對方地位或貶低自己地位的策略實現自己的交易目的.

管理學以激勵人的積極性，提高組織效率為目標，從根本上說更加尊重人、重視人的作用。當然管理學中的個體（即行為主體，為避免和管理主體混淆暫用個體一詞）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但是管理學不得不考慮組織中不一樣層級與不一樣個體的職能。有的人分作為領導者，有的人分作為執行者，而且在不一樣的場合下同一個人也要扮演不一樣的角色，因而要把人看作“術業有專攻、能力有高低、地位有區別”的不一樣個體。管理學中的人雖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雖然不意味著高低貴j的區別，但意味著主體與客體、主動與被動的區別以及職能的區別、對組織貢獻的區別。這種關係能概括為個體的差異性.

管理學中的一個基本原理是區分了管理主體與管理客體.其中，人既是管理主體的核心，也是管理額體的核心。雖然同一行為主體在不一樣的場合可能擔任不一樣的角色，但在同一管理過程中行為具體的人擔任什麼角色是明確區別的。這意味著管理學中人與人的差序關係是不可迴避的.

事實上，不管是行政管理還是企業管理，不管理是企業組織形式中的U型還是M型與H型，科層制（Hierachy，或譯官僚制）仍然是管理組織的基本形式。科層制中不一樣崗位所要求的能力與個性特徵的差別很大，這決定了管理學中人的差序性是明顯。勞倫斯。彼得對科層制中人的差序關係作為精彩的分析，甚至說他創立了一門新的學科——層級組織學（Hierachiolgy）.

從上述分析能看出，儘管管理學沒有明確提出們的差序關係，但人們關係的差序性確實是管理學中隱含的前提.

正是由於管理學中的人是有差序性的人，因而在實際管理過程中特彆強調員工要有敬業精神，“干一崗、愛一崗”.由於實際生活中的不平等體驗會挫傷人們的積極性，管理學也很重視從心理上與感覺上給員工營造一種平等的氛圍，以襝員工因地位與角色差序導致無不平等感，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經濟學注重設計合理的遊戲規則，開發制度資源，因而經濟學假定人是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的經濟人，他們的相互關係是等同的。因為經濟學對人的假設簡化而一致，所以經濟學理論的系統性、科學性、統一性較強；管理學注重調動人的積極性，開發人力資源，因而管理學假定人是具有多種需要的複雜人，他們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差序關係。因為管理學對人的假設豐富且分歧較大，所以管理學的概權變性、藝術性、多樣性較強.

當然理論抽象的區別並不意味著實際應用的涇渭分明。恰恰相反，正象工業生產中把物理學與化學原理的應用交織在一起一樣，實際應用中經濟學原理和管理原理也是交織在一起的。儘管如此，理論上仍然有必要明確兩者的區別。認識相者的區別有助於兩門學科的相互借鑒與各自完善，也有助於兩門學科的交叉或邊緣學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