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州志

第一部為《吉陽軍圖經》。吉陽軍即崖州；“圖”,指地圖；“經”，指地圖附配的說明文字。此書已失傳。第二部書名《崖州志略》4卷本，明鍾芳(崖州人)撰，也已失傳。第三部書名《崖州志》,清康熙七年(1668年)知州張擢士纂修。第三部書照名《崖州志》,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知州李如柏修，系以張擢士本為藍本，補充修訂而成。張、李所纂志書均見手抄本，三亞市地方志辦公室於1987年12月從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複印歸檔，現保存於市史志辦資料室。第四部《崖州志》10卷，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州宋錦修，刻印本，現藏北京圖書館。第五部即現行本《崖州志》,系以前列各志本為基礎，旁征史料，搜輯遺聞，廣開採訪，纂撰而成。全書22卷分訂為10冊，疆土沿革，氣候潮汐，風土人物，典制藝文纂修頗詳，郭沫若稱許為“頗有史料價值”。

現行本《崖州志》，舊稱《鍾志》,乃知州鍾元棣任上於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五月開局纂修。編撰者為張嶲、邢定綸、趙以濂(現行印本封面誤作以謙)。鍾元棣是浙江海寧人，附貢生(舉人榜的副榜備取生),清光緒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任崖州知州。

編纂三人：張嶲、邢定綸、趙以濂。張嶲是崖州西里孔汶(今海南省樂東縣黃流鎮孔汶村)人，考中光緒二十三年丁酉順天榜鄉舉，淡泊名利，不慕仕進，返里任鰲山書院山長，作育家鄉後學人才，並撰修《崖州志》。邢定綸是州西里佛老(今海南省樂東縣黃流鎮佛老村)人，光緒乙酉拔貢，曾任古城訓導。

現行本《崖州志》脫稿於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冬，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加以補訂，但“迄未付印”。直到民國三年甲寅(1914年)始由鄭紹材、孟繼淵等協力鉛印成書。鄭紹材籍出崖州五都臨高(今崖城鎮臨高村)，乃清末崖州最後一名舉人，民國初年曾二度代理崖縣知事(縣長)。他在他父親的名下捐金七百以湊足印製志書的款項。孟繼淵是州西里十所(今海南省樂東縣九所鎮十所村)人，民國初年任崖縣勸學所所長(類似現在的縣教育局局長)、一高校長等職，為鄭紹材印書的得力助手。鄭、孟二人親攜《崖州志》稿本去廣州付天成書局印刷，僅“印成一百套，分餉州人”(鄭紹材跋語)。由於印數太少，歷經近百年的世事滄桑，兵刀水火之災，蠹魚白蟻之患，書之倖存者已寥寥無幾。

1953年初，崖縣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縣委副書記陳國風(後為書記)兼任五區工委書記，親自抓“土改”工作。2月，五區佛老村(邢定綸的故里)農民開展批鬥地主運動，群眾抄出邢家藏存的一大堆古書籍，認為是反動文物，要即刻放火燒掉，其中有《崖州志》。陳國風同志及時趕到批鬥現場，發現《崖州志》，勸止眾人不要焚毀此書，並攜回區工委交資料員周德光保管。四區土改隊也在孟繼淵後人的家中，得到3本殘冊。陳國風同志命將書帶回縣委(崖城)，交當時的縣委辦公室內收發室存檔。1954年隨檔遷來三亞。劉伯承元帥、葉劍英元帥及其他中央首長來崖縣視察時，曾調閱此書。縣委辦派專人往返護送，深恐或有折落。

1962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來崖縣度假，調閱此書。時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地委副書記兼崖縣縣委書記的董早冬請郭老幫助點校，郭老“慨然應之”(郭序)，當即放棄休假時間開展工作。《崖州志》原版本30餘萬字，郭老以10天時間點校批註，每天要處理3—4萬字的篇幅，晝夜擁書，手披不停。郭老為志書重印寫了《序》，為崖縣縣委重印《崖州志》領導小組改寫了《重印說明》(改寫手稿現存市檔案館)；又在書的眉端寫了大量按語，成文的計30餘條。同時還寫了題為《李德裕在海南島上》的長6000餘字的考證文章(附印書末)。為保證志書的點校質量，郭老從多種渠道徵集資料。他以崖縣藏《崖州志》原版本為底，通過羅培元同志(時任廣州市領導)向海口市委借來一部(據雲海口也只有一部)，又聯繫廣州市委統戰部寄來中山圖書館藏的手抄本一部，旋由中山圖書館借得一套保護完好的原本，以這四套本子互為參校。郭老還親自勘查天涯海角、大小洞天等景區，發掘和勘正好多文物資料。在點校過程中，郭老參閱了30多部古代典籍。

郭老點校《崖州志》后，崖縣縣委立即決定撥款1.2萬元攜書稿去廣州印刷。經徵求郭老的意見，決定採用繁體字直排版，將原10本拼訂作5本，仿古裝封皮，由廣東人民印刷廠重印1200套。

1983年4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將郭老點校的《崖州志》直版重印本改為橫版簡體字，合訂成一本印3842冊，公開發行。1988年7月，三亞市地方志辦公室申請市人民政府撥款3萬多元，仍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35000冊，廣為傳播。這就是我們當今通常見到的《崖州志》。

郭老點校《崖州志》，對該書所作的學術貢獻，厥功其豐，可以說是空前的，也可能說是絕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