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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澤源
晚清民國書法家
劉澤源(1862年~1923年) ,冊名士端,字訪渠,別署懿翁、淮南布衣,室名“誦抑軒”,故又號誦抑,安徽合肥人。晚清太學生、翰林院待詔,合肥李府總管。幼年曾師事沈石坪,畢生精力獨注於書藝,以布衣遨遊公卿間,獲觀舊拓碑帖與名家墨跡甚廣,所藏亦富。民國時,被國務總理段祺瑞、龔心湛聘任為國務院高等顧問,後來,安徽省長聶憲藩又聘其為省公署高等顧問。性喜飲酒,年六十一時因中風而逝。劉澤源生前曾整理刊印其師沈石坪書法,輯有《石翁臨禊敘書譜合冊》傳世。
劉澤源(1862~1923.1),冊名士端,字訪渠。書室名“誦抑軒”,故又號誦抑,別署懿翁、淮南布衣。安徽合肥人。清太學生、翰林院待詔,合肥李府(李經羲)總管。幼年師事沈用熙,畢生精力獨往於書藝,以布衣遨遊公卿間,獲觀舊拓碑帖與名家墨跡甚廣,所藏亦富。
民國時,被國務總理段祺瑞、龔心湛聘任為國務院高等顧問,後來,安徽省長聶憲藩、許世英又聘其為省公署高等顧問。性喜飲酒,年六十一時因中風而逝。
劉澤源師事沈用熙(字石坪),學習安吳(謂包世臣)筆法,其師常說:“作書要筆筆有透背之勢,臨寫碑帖,以能得筋骨神氣為主,依形掠貌,無當古人之要也。”作書唯師言是從。師喜其篤誠,為誨無隱,常命從紙墨之役,俾備觀用筆出入來去、轉折頓挫之跡,蓋欲使繼傳其法也。久之,師謂其筆力雄健可躋鄧山人。三十前後筆意近似石翁,多取向勢為書;四十以後轉用背勢;至五十后,又以用筆過於方峻,不洽己意,於是用筆趨於蘊藉,字體務回互成趣,而以大氣流行出之,此其平生作書之過程。然用意雖屢有變動,而逆入平出、步步崛強諸法終不易也。
劉澤源認為:“書道通於事物之理,深思與功力,兩者不可偏廢。永字八法,即是一法,筆筆以點下,但下后要折,筆鋒才能得力。筆在手中,要按得倒,提得起,一按一提,便能轉換。”又言:“《藝舟雙楫·論書》是專門之學,若非深知書道之人,很難免於誤解。”其畢生精力獨注於書藝,遊蹤所至,索書者甚多。澤源篤守包、沈遺法,而能自樹一幟。筆勢洞達,外圓內方,醉意酣態,充實駿發,有軒昂磊落之概。其榜書雄峻安詳,尤為並世書家所推重。
劉澤源曾歷時近十年整理、出資刊印《石翁臨禊敘書譜合冊》,他在《合冊》的跋中曾說:“源年二十時銳志學書,聞人稱沈先生書不為世俗好,獨往師之……”,歷時近十年整理《合冊》中可以看出他為人篤誠專一、兼具豪俠的秉性。另外,從《合冊》和李審言《葯里慵談》的互證中,可以知道劉氏曾於光緒乙巳年十一月(1905年10月)至江寧晤藏書家繆荃孫和李詳;於清宣統元年正月(1909年2月),晤端方;癸丑臘月(1914年1月)到上海晤鄭孝胥、劉慎詒、吳昌碩、李詳,都是請為《合冊》題跋。丙辰年春(1916年3月)到上海,期間,吳昌碩為《合冊》題跋,並為其刻“懿翁”、“訪渠”、“誦印軒”、“誦印”、“淮南布衣”五方印。其中“懿翁”、“淮南布衣”為劉澤源的別署,“訪渠”為劉澤源的字,“誦印軒”則為其書室名。吳昌碩作為海派書畫的領軍人物,提攜後進,扶持學子,加之劉澤源“以布衣遨遊公卿間,獲觀舊拓碑帖與名家墨跡甚廣”的經歷與吳昌碩早年在上海與吳平齋、吳大澄、潘祖蔭的交往甚為相似。1913年,吳昌碩已被推為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長,此時為一個後輩治印,並治五方,可見其對劉澤源的賞識。
吳昌碩為劉澤源《石翁臨禊敘書譜合冊》題詩,詩云:“魚龍出沒翻江湖,孰把雙楫迎安吳?傳燈讓老久不作,石翁見佛同跏趺。訪渠書演撥鐙法,師承授受密不疏。安吳再傳已僅見,秋豪露滴明光珠。是冊掛眼類師說,書譜墨翠蘭亭都。模粘老眼驚氣象,海表斜插青珊瑚。嗟予作書欠古拙,遯入獵碣成珷玞。敢雲意造本無法,老態不中坡仙奴。醉后狂言渠大笑,古有倉頡還佉盧。鑄鼎重屋鍾鑄鳧,書中之畫靡不無。筆則直使豪則鋪,一波一磔皆奇觚。吁嗟!吁嗟!藝舟欲渡中流孤,渠也待我碕之蘆。訪渠先生書法遒古,運腕得撥鐙法,終莫測其師承,先生亦秘不宣也。今觀石翁老人所臨禊帖及書譜,飛動沈著,疏密相間,如讀晉楊泉《草書歌》,始知先生為老人之及門而包安吳再傳弟子,所以點畫波磔蓋有由來矣。缶學書未得古法,對此準繩,慚悚奚極!丙辰春仲病目未痊,吳昌碩”(此七古亦見《吳昌碩談藝錄》一書,惟部分文字略有出入)。可見劉澤源繼承和發揚了安吳書法,在當時確有其獨到之處,而吳昌碩對鄧、包書法(謂鄧石如、包世臣)的心慕手追,使兩者有了契合點。最後,我們從劉澤源一對雞血石印章的落款中可以看出,吳昌碩和徐星洲互為一篆一刻,既體現了師徒情誼,亦可見劉澤源與他們交情之深。另外,《合冊》亦增加了吳先生年譜,以彌補1916年3月吳昌碩因染眼疾而不能為之遺憾。葛介屏先生幼時師從劉澤源學書有年,據其生前回憶,吳昌碩為劉澤源治印達50方之多。
吳昌碩為劉澤源刻的幾方印
劉澤源於清同治壬戌年八月初十齣生在合肥一個普通農家,眉清目秀,自小便聰慧過人。父親劉德林粗通文墨,劉澤源五歲時,父親閑著就教他幾句《三字經》。一教他便會,一學就能背。到了七歲時,父親感到自己沒能力再教兒子,和妻子商量後送他進了學堂。為了減輕父母負擔,他每天帶著糞箕上學,放學后,就拾一箕肥料回家種莊稼。有些同學笑他,他也不在意。歇假時,還給別人家放牛。
由於他勤奮學習,成績一直不錯。後來因父親生病,只得棄學從農。遵循父母的旨意娶了陳氏為妻,其實他在讀書時看中了一位李氏女子,無奈家中貧寒。後來跟隨李鴻章做事後,娶了董氏為偏房,據說董氏笑起來酷似李氏女子。也如友朋們開玩笑所言,聊慰相思之苦吧。但他人雖在務農,意仍在文字。他和張子開、張敬文三人皆師從合肥沈用熙,鑽研包世臣書法,且都能自樹一幟,卓然成家。當時合肥有生產毛筆的商人,每次試筆都請他們到場,特別是“羅文軒”毛筆店,他們三人經常來那裡舞文弄墨,切磋書畫。張子開和劉澤源寫的對聯真跡至今仍有不少被劉氏後人收藏。
有人傳說劉澤源的仕途生涯是碰運氣的,但有人卻認為是他過硬的文化底蘊和為人正直、誠懇、樂於助人的結果。
據劉澤源的孫女回憶:有一年,李鴻章的愛子病了,求醫無效。家人去萬壽寺求神拜佛,寺中住持告訴李家人說:“你們家西南有戶劉姓人家,或許有法治好令郎的病。”家丁找到了劉澤源家,命他次日去李府。劉澤源自小養成習慣,總是帶著糞箕沿途拾糞。李府看門人見他穿著粗布舊衫,還帶著糞箕,不准他進府,他只好回家了。
此時李鴻章也回到家中,得知此事,怒斥了看門人。並且命管家親自去請人。李鴻章見到劉澤源,雖然穿著粗布舊衫,卻溫文儒雅,並不粗俗,不像一個地道的莊家漢,至少也是位江湖郎中。劉澤源告訴李鴻章:“我家有個親戚世代行醫。而他又喜歡鑽研一些疑難雜症,找他興許有用。”李鴻章教劉澤源立刻為他寫一封書信,李鴻章看了書信,眼睛一亮,發現他眼前這位寒士的文和字均非一日之功。李吩咐管家帶人去請大夫,並且叫人拿了許多賞錢給劉澤源。但他拒絕收錢,並且堅持要告辭回家。李鴻章發現此人雖憨厚而不呆,聰明而不奸,處事穩重。李鴻章請他坐下,問他讀過哪些書。劉澤源告訴李鴻章,他從小背了《三字經》,後來進了學堂,讀了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和八股文等。《詩經》、《史記》也翻閱過。
接著,李鴻章問了他對四書五經的看法。劉澤源答道:“可以從這些書中吸取一些做人的道理,但如果完全用它來做事,咬文嚼字就很難與人溝通了。”他們談了許多,李鴻章問他為何沒有繼續讀書,劉澤源把自己的家境簡單說了一下。李鴻章聽后,覺得此人德才兼備,不用可惜,就問劉澤源是否願意在他門下做事?劉澤源回家后將當天的情況向父母稟報,家人當然很高興。於是劉澤源跟隨著李鴻章,當了他家的財務總管。
劉澤源是負責發放軍餉的,除了做好分內之事和遊覽了一些京城名勝外,便深居簡出,在家練字。他不喜歡和那些達官貴人交往,更討厭參加酒宴應酬。因為他看到了圓明園被燒的殘垣斷壁,外國人在中國橫行霸道,而有些人酒池肉林,醉生夢死,有些人卻挨餓受凍,慘死街頭。他恨外國人侵略自己的國家,也想改變這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但也深知自己無能為力。他幻想有人能拯救中國,希望民富國強,不受外來侵略。
李鴻章欣賞他處事穩重、思慮慎密的品質,更欣賞他的字。所以李家贊助修建包公祠,裡面的對聯、橫批不少就出自劉澤源之手。李鴻章有一次問他:“訪渠,你難道沒什麼大願望嗎?”答言:“有,給家裡多買幾畝田,蓋個小學堂。”
他和朋友也談到過,種田是人賴以生存之本,讀書則能提高謀生和辨別是非的能力。李鴻章在去世前,要求劉澤源回合肥幫助他家管理典當和商鋪財務,其次拿出一筆錢跟他說:“訪渠,你連一像樣的住處都沒有,回去用自己的錢蓋個府邸吧。我在外辦了各種學堂,在家鄉卻沒能出多少力,死難瞑目,用這錢可去辦學堂!”
李鴻章一去世,劉澤源就回鄉了。他協助李家管理生意,一邊為鄉里尋找水源,因他早幾年託人在合肥東鄉買了十畝地,但是缺水,所以他就帶人挖渠架橋。鄉人稱那石橋為“訪渠橋”,至今仍舊存在。
他家人和一些農戶當時都住在草棚,但他決定不蓋祠堂,不蓋府邸,而是建造了一處既省錢又實用的村莊。小黑色磚牆和瓦頂,格局是按一條水牛設計的,牛頭朝南,牛尾甩向北。大門朝東,向著太陽升起的方向開。大門部分全是土牆草頂,鱗次櫛比的從牛尾排列到牛嘴。從空中向下望似是一條水牛背著草邊走邊吃,永遠吃不完。有人傳說可能當初資金有難度,所以就這樣設計了。人們稱它為“訪渠村”,後來改稱“劉大郢”。特別是牛的後腿處是座學校,有兩個大教室,小腿部份是長廊,下雨天,孩子可在裡面玩耍。雖然不大,但五臟具全,方圓十幾里的孩子都來這上學,任何地方來的孩子都不收門檻費。劉澤源自知無力救國,但總想為鄉里盡點力。
劉澤源遵守著對李鴻章的承諾,回來后幫著李家管理典當、商鋪生意。當時有土匪想霸佔李家財產。劉澤源帶著家丁死死守護著,他恨土匪殺人、放火打劫。土匪派人去威脅他,要他將李家的錢財交出。劉澤源回答他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如果給了你們錢,那我就是助紂為虐!
民國初年,革命軍攻打合肥遇到彈藥不濟的情況,經費極度困難。於是,革命軍做了李國松大量工作。當時劉澤源是李家的財務總管,李國松找劉澤源商量。革命軍稱不願禍害地方,當以和平方式解決,要以人民生命財產為重。李國松離開合肥時,讓劉澤源看著辦,李一走,劉澤源和李家開設的同泰錢莊經理鄧鶴仙就提款獻交。這樣,起義的條件成熟了,革命軍得以取勝。
革命軍廬州分政府成立了,為了維護社會治安,張貼安民告示,堅決鎮壓那些訛詐、趁火打劫的歹徒們。當時,合肥東鄉有王傳柱、王亞樵、李十一等佔領李鴻章享堂和李家倉庫,與革命軍分政府對峙,並且搶劫李氏財產。劉澤源聯合了數百商家,拚命抗爭,並向軍政府控告。軍政分府派人將他們捉拿歸案后,予以槍決了,其中只有王亞樵成功逃離。
國家的內憂外患使得已到晚年的劉訪渠萬念俱灰。從“訪渠村”去合肥的必經路上有條河,不寬,但很深,逢到下大雨,木橋被沖毀,人們必須繞道而行,很不方便。劉澤源將自己最後一點錢傾囊拿出,架了一座石橋。橋底用了九個大石磙,橋面是九塊石板,這個“九磙橋”至今猶存。據說,八磙是用來表示碾壓八國聯軍和一切外來的侵略,還有一磙用來碾壓那些土匪、強盜、欺壓老百姓的人。他用這種設計來發泄自己心中的哀怒。
橋一完工,劉澤源便離開了人世,家人按照他生前的叮囑,沒有大辦葬禮。只是按他的要求,在陳氏和董氏去世后與他合葬在一起。
劉澤源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