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模式

人們很早就開始運用一定的模式來認識政治現象。但在現代西方政治科學研究中，政治模式這一概念的含義才比較明確起來並得到廣泛運用。西方有的學者通過建構某種政治模式為自己提出假說和研究實際政治情形提供基礎；或者藉助某種政治模式來組織獲得的資料，推測和評價實際政治情形。這些政治模式並非要確切反映現實，反而常常有意忽略現實中某些因素，加入一些理想化的成分，試圖使它對政治研究有所啟發。但無論如何，政治模式必須同它所表示的政治行為和關係有一定程度的同型性，即模式的要素應該與所反映的事物要素相對應，兩者之間維持一定的關係。有的政治模式是表示某一領域的政治現象，如唐斯的政黨政治模式和賴克的政治聯盟模式等；有的則試圖反映全部政治現象，如用輸入—輸出等框架來認識政治生活的系統模式等。建構政治模式的符號包括文字、圖像、圖表和數學符號等。

使用較為廣泛。這類政治模式的要素一般要全面反映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準確描述這些方面的特徵，模式中各要素之間的關係應該與政治生活各主要方面之間的關係、各種特徵之間關係相一致。不同的研究者對同一社會的政治生活的劃分和對其主要特徵的判斷不同，往往會歸納概括出不同的政治模式。建立這類政治模式的意義，不是為其他社會的政治生活提供

1.1 必須尊重人類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

所謂“人類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即諸如“權力制衡”、“公共信息透明”等基本原則。經過世界各國漫長的政治文明實踐，這些原則都已經得到了充分證明。

在“人類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研究方面，必須承認我國在整體上沒有達到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很明顯的一點基本事實就是，在國內企事業單位的各種政治學習材料中，傳統風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佔據絕大部分，而對於現代政治學經典理論甚至是這些理論的經典案例也罕見涉及。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吳文程在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著、雷飛龍翻譯、台灣編譯館1998年出版的《比較憲政工程》一書做序時指出“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是眾多自稱馬克思主義的跳蚤所不及的，”此語並非妄言。因此，中國政治制度必須吸收世界先進政治文明的精髓。在此基礎上，才能夠進一步考慮中國特色的創新。

1.2 民主模式實現形式是多元的，中國應該有自己的創造-“中國特殊論”

尊重承認西方政治理論和實踐的先進性，並不意味著一切照搬西方民主。民主作為一種普適價值理念是放之四海皆準的，但是實現民主的具體制度設計完全可以不同，也必須不同。不同水平的經濟基礎、歷史傳統等因素所構造成基本國情的多樣性、複雜性決定了民主模式的多樣性、複雜性。

美國創建之初，華盛頓們並沒有照抄當時歐洲的民主模式，而是從美國國情出發，經過費城制憲奠定了美國的聯邦制和三權分立體制「1」。但今天的美國領導者卻非常熱衷於“輸出（美國模式的）民主”，要求其它國家全盤接受美國民主模式。

事實上，即使是很多西方國家也並沒有完全效法美國的政治體制。而那些對美國模式照抄照搬的發展中國家中卻鮮有成功的範例。鄧小平多次明確表示，“美國的制度中國不能搬”，“要求全世界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

西方民主模式固然不能機械效仿，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正反經驗充分說明，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政治體制同樣也不能互相抄襲。鄧小平曾對波蘭前統一工人黨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說：“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即使在蘇聯是百分之百成功，但是能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嗎？能夠符合波蘭的實際情況嗎？各國的實際情況是不相同的。”

實際上，梁啟超在1919年遊歷歐洲后所寫的《歐遊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中就早已經指出：“講到國計民生上，社會主義自然是現代最有價值的學說。國內提倡新思潮的人，漸漸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現象。但我的意見，提倡這主義，精神和方法不可並為一談。精神是絕對要採用的，至於實行的方法，那就各國各時代種種不同。”

在政治模式設計上，既然有“美國特殊論”，那麼“中國特殊論”自然也是可能的。康曉光在其《中國特殊論-對中國大陸25年改革經驗的反思》一文中提出了“中國特殊論”「2」。康曉光認為“我相信西方經驗不能支配中國的未來，中國的未來不會簡單地重演他人以往的經驗。這就是中國特殊論的基本命題。”

當然，儘管康曉光提出了“中國特殊論”，但如果沒有具體的政治和經濟模式來予以體現，“中國特殊論”始終就只能是一個學院概念而已。

1.3 必須採取漸進改革策略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放棄激進的休克式療法，採取漸進改革策略，經過90年代中期的激烈論證之後，已經成為主流民意。對此已經有很多精彩闡述，不做贅述，可以參考文末資料。

就研究水平而言，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政治學本土研究很難突破西方政治學研究已有理論水平。和西方政治學理論比較，無論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還是前蘇聯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於政治制度的內在複雜性都沒有進行深入討論，比如投票與選舉的概念非常容易理解，但遠遠不是舉舉手、畫畫圈那麼簡單，廣為人知的一個例子就是“投票悖論”。

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學者阿羅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不妨用一個簡單事例來說明。假設甲、乙、丙暑假打算結伴旅行，甲在選擇偏好上依次是“桂林—黃山—青島”，乙排出的順序是“黃山—青島—桂林”，丙心目中的先後座次則是“青島—桂林—黃山”。眾口難調，於是投票表決。結果如下：在桂林與黃山之間比較，三分之二同意去桂林；再拿黃山與青島相比，三分之二同意去黃山（至此可以得知桂林當選，而青島肯定被淘汰出局）；然而，再比較青島與桂林，贊成去青島的也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數支持，於是悖論出現了：投票居然無法決定出一個能反映多數人意願的暑期旅行計劃。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的投票程序實際上存在複雜的多種可能性，選舉同樣如此。選舉已成為現代民主的主要手段和主要表現形式之一。但是選舉作為一種程序本身存在多種可能性，和對投票的研究一樣，西方政治學對不同選舉制度產生的選舉結果差異進行了深入研究，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趙心樹在《選舉的鷸蚌困局與中人困局》一文中做了簡明扼要的總結，可以參考。

因此，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者的任務並不在於重複西方政治學已經做過的基本性理論研究，而在於設計出一個能夠實現已經被證明的各種政治文明一般性原則、同時又要符合中國國情的漸進改革方案。所以下文沒有進行學院化的精微討論，而是直接表述具體設想。

1.4 堅持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不動搖

1921年以來，共產黨通過奪取政權、抗禦外侮等艱苦戰鬥獲得了其執政的歷史性合法資源，這一點和美國民主黨、共和黨有很大區別。因此，在討論中國政黨制度時，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中非常突出的多黨制在目前以及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都不適合中國，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動搖的基本前提之一。對此已經有很多論述不再贅述，在前文也做了一些闡述。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在其《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以及啟示》一文中寫到：“中國有沒有可能從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獲得一些啟示，一方面既可以繼續保持執政黨的不可動搖的權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吸收多黨競爭制度的某些程序與法律制度，進而獲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過這種方式，在取得對權力腐敗的有效制衡的同時，又能為漸進地發展民主邁出新的一步，滿足社會上國內知識分子、民眾與國際社會要求中國走向民主的期待與要求？”“更具體地說，在中國的執政黨已經取得對政治經濟與社會各種資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條件下，容許若干競爭性的小黨合法存在，這樣就形成類似於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獨大黨模式。即在競爭性的民主程序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仍然可以長期享有不受質性挑戰的政治統治地位。”

蕭功秦的這一闡述可謂中國政治體制模式設計的基本思路。

一個仿效的標準樣式，而是通過比較不同的政治模式來促進人們對不同社會的政治生活的認識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