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育比較史綱

張瑞、王番、王承緒教授主編的《中外教育比較史綱》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全書分古代、近代、現代三卷，共150餘萬字，堪稱一部高水平的宏篇巨著。

比較是人類認識世界進而改造世界的一種通用的方法。然而比較學的構建並運用不同學科門類卻是百餘年來的新發展，如：比較哲學、比較文學、比較法學、比較經濟學、比較心理學、比較教育學……等等，均已逐漸成熟。中外教育史的比較研究，也曾有人做過嘗試，如本世紀初黃紹箕的《中國教育史》曾作過中西教育史比較的嘗試， 80年代陶愚川的《中國教育比較研究》也穿插著若干中外教育史比較的內容，只不過是零散的、片斷的，尚未進入系統化、整全化的研究階段。因此，《中外教育史比較史綱》的編著和出版，無疑是將中外教育發展史的比較研究推進一個新階段，成為一個獨立研究的新領域。

對中外教育發展的歷史作比較研究，其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其難度又是極大的。首先要認定“可比性”，接著要選定“比較點”，還要明確“參照系”。《中外教育比較史綱》的編著者經過反覆研討，確定了以“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為指導，“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立足當今，回溯歷史”，“以史為經，問題為緯”， “縱橫比較，橫向為主”。並實事求是地提出“有所側重，不求全備”，從而體現出“融會中外，貫通古今”的基本特色。這本身就標誌著這部著作的重要價值和意義，也顯示出編著者的學術功力和創造性。

閱讀這部書，可使我們獲得多方面的教益。

第一，這部著作以豐富可靠的事實和文獻資料，通過比較，闡明古代的東方是世界文化教育的發源地，人類最早的學校產生於東方，中國是世界東方較早創立文字、產生學校教育的國家，中華民族是為人類古代文明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偉大民族，中國教育是具有重人文、重倫理道德的獨特傳統的古代教育。這對於進一步打破歐洲中心論，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重要意義。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揭示了中國和西方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歷史過程和道路不同，其文化教育的發展也顯示出極大差別。中 國不是由落後民族的入侵而引起驟然變化，也沒有隨著封建制度的建立出現分裂，而是以當時文明程度最高的華夏諸族，向四周擴展，最後為統一的封建大帝國，其文化教育不僅未遭破壞，反而出現一次巨大的飛躍，創造了世界第一流的光輝燦爛的文化教育傳統。而西歐的封建化進程正是由所謂“蠻族”分別建立大大小小的王國，最後藉助基督教會的權威完成的。伴隨著這一過程而出現的不是文化教育的高

漲，而是人們公認的“黑暗時期”。這一結論，早為恩格斯科學地作出了結論，他說：“中世紀是從粗野的原始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而光，以便一切都從頭做起。它從沒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來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殘破不全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結果正如一切原始發展階段中的情形一樣，僧侶們獲得了知識教育的壟斷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滲透了神學的性質。”可惜的是，這一明確而權威性的科學結論，至今還有不少人不承認或不想承認，也有不少人竟然淡忘了。通過中外教育史的比較研究，不 僅可以幫助人們重溫這一結論，而且以更充實的史實印證了這一結論，豐富了這一結論的內涵。

第二，這部著作以同樣的豐富可靠的事實和歷史文獻資料，通過比較，告訴我們另一個歷史結論。在人類從封建制向資本主義轉變的進程中，西方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思想啟蒙運動推動了科學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更輝煌的資本主義近代文明，出現了一批有世界影響的偉大教育家，提出了豐富多彩的先進教育理論和思想，創立了更為科學進步的教育制度。而中國封建專制制度長期固步自封、抱殘守缺、夜郎自大、不思進取，逐漸從世界文明的頂峰跌落下滑，終於至19世紀中葉以後，陷入被動挨打，不堪一擊，國運難保，民生凋敝，文化教育腐朽衰敗的境地。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劇，也是中國教育的不幸。儘管不少仁人志士披荊斬棘、嘔心瀝血，提出“師夷之長技”，採取“中體西用”的對策，終難擺脫困境。這段歷史也是不得不承認，更是不能淡忘的。讀一讀這部書，也可以強化這種認識，增強我們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

第三，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比較可能成為一面更具備立體感的鏡子，發揮借鑒功能也許更真切，更多角度。中外教育比較史與中國 教育史、外國教育史相比，毫無疑問地為人們考察、認識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角度或難度。從書中為我們提出的問題，展示的歷史事實以及作出的評述和分析，都有助於我們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歷史上的教育現象。無論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其是非、長短、優劣、正誤在比較中才能得到確認，而且這種確認通過橫向、縱向的比較才能更加真切，從而減少或避免孤立的、靜止的作出武斷、片面的結論。在今天改革開放的時代，各國之間教育的交流空前頻繁、相互學習和借鑒更為必要，更加迫切，也就更加需要拿起鏡子，及時地照一照，保持清醒，防止走形。我相信讀一讀這部著作可以起到經常照鏡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