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

美軍觀察組是抗日戰爭期間美國政府派赴延安地區實地考察共產黨軍民英勇抗戰的行動和物資匱乏情況，收集共產黨軍隊已獲取的日軍情報，並協調營救被日軍擊落的美軍飛行員等工作的一個軍事小組。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政府出於共同對日作戰的需要及從戰後加強對中國的影響和控制這一長遠目標出發，積極支持中國抗戰。在對中國內政問題上，美國總統羅斯福支持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政府，同時又希望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特別是國共兩黨團結起來，從而有效地進行抗戰。1942年春，史迪威被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往中國，奉命以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身份貫徹執行美國的對華政策，他對蔣介石集團的腐朽無能和倒行逆施的反共政策一直持批評態度。相反，他對一直在敵後領導著中國軍民進行積極抗戰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卻愈發地感興趣。

為了解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軍隊，史迪威特意挑選了美國駐華使館的兩位秘書戴維斯和謝偉思做他的政治顧問，組織情報綜合所，加強與中共常駐重慶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接觸，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意圖和實際情況，徵詢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戰局的意見等。對於美方的主動接觸，周恩來等人根據中共中央確立的爭取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原則給予積極的回應，並就美方關心的一些問題作了回答。在與戴維斯等人的會談中，周恩來等首先表示歡迎美國支援中國抗戰，同時希望藉助美國的影響力，制止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促進中國的民主改革。同時，周恩來還一再表示，歡迎美國政府派代表訪問延安和敵後解放區。

1943年6月24日，戴維斯向美國白宮呈上了一份長達10頁紙的報告，較為詳盡地分析了蔣介石集團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存在的分歧與鬥爭及美蘇捲入這一鬥爭的危險性。最後，戴維斯在報告中提出了美國與中共方面直接進行接觸的大膽建議，並主張向中共控制區派駐美軍觀察員。儘管當時羅斯福並沒有採納戴維斯的建議，但戴維斯的這份報告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根本性轉折的一年，盟軍在東、西方各主要戰場相繼轉入戰略反攻和進攻。為早日打敗日本法西斯，史迪威於1943年9月提出了裝備和使用中共軍隊的建議。但蔣介石對此堅決不同意。相反，蔣介石為了得到更多的美援，不止一次地以退出對日戰爭來要挾羅斯福。這令羅斯福深感不快。同時，他對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做法也頗為不滿。

1944年1月15日，戴維斯再次向白宮呈上了一份建議向中共控制區派駐觀察員的報告。這次，羅斯福採納了戴維斯的意見，並在其報告上作了批示，要求美國陸軍部和海軍部制定出相關方案，並準備採取行動。

2月4日，史迪威將蔣介石用50萬軍隊在華北圍堵中共領導的八路軍一事向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作了報告，指出蔣介石的這一做法對中國抗日戰爭有很大的損害。羅斯福聞知此事後對中國國內的局勢更感憂慮。2月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國軍事代表團到共產黨控制區的要求。蔣介石自然不會同意。但羅斯福沒有放棄。3月9日，他再次致電蔣介石，說美國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正準備在短期內派出一個使團赴共產黨控制區進行考察。在羅斯福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做出些姿態，於4月複電羅斯福表示原則上同意，但在具體實施時，又以各種理由進行拖延。

正在此時，日軍發動了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一敗塗地，接連喪師失地，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裡丟掉了幾十座城市，且仍在不斷後撤。美國擔心，中國正面戰場的軍事危機會影響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作戰的勝利，影響盟軍以中國大陸為基地反攻日本，影響美國以最小代價打敗日本法西斯的戰略目標。

為促使蔣介石改變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做法，美國政府決定派副總統華萊士訪華。6月20日，華萊士一行到達重慶，隨後他與蔣介石進行了會談。但蔣介石的不合作態度令華萊士有些頭痛。最後，華萊士雖然在促使蔣介石採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國共關係一事上沒能取得預期的成果，但關於美軍向共產黨控制區派遣使團一事基本與蔣介石談妥了。

美國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方面開始了各種準備工作。經過挑選，最後確定了一份18人的名單，包括包瑞德、謝偉思、盧登等人，他們中多數人有長期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經歷，有步兵、航空兵及信號兵和軍醫等，分屬美國陸軍、空軍、海軍、戰略情報局各系統。期間關於如何為使團定名一事還費了不少周折。美方最初是想將使團稱為“美軍代表團”或“中緬印戰區美軍觀察團”。但蔣介石覺得稱為“團”規格太高，要求改為“視察組”。“視察”通常在上級對下級時才使用，這種稱謂對中共方面來說顯然不適合。最後，經美方、重慶、延安三方協商，將代表團的名稱定為“美軍中緬印戰區駐延安觀察組”，即通常所說的美軍觀察組。

觀察組被賦予的使命是：搜集共產黨軍隊獲取的日軍作戰情報，了解共產黨軍隊的作戰情況和物資裝備供應情況，考察中國北部地區的氣象、經濟等情況，協助延安和幾個主要的敵後根據地建氣象站，為陳納德的美軍航空隊提供了可靠的氣象情報。協調八路軍和新四軍對迫降在敵占區的美軍飛行員進行積極救援。評估共產黨對戰爭所能作出的貢獻，探索與中共進行軍事合作的可能性等。

1944年 6月28日，在重慶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致電毛澤東：美國軍事人員赴延安一事已確定，將乘飛機前去，美方人員探詢飛機降落具體事宜，其他詳情將隨時電告。毛澤東看完電報后非常高興，很快即複電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代表我及朱(德)、周(恩來)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晚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相繼來到毛澤東的窯洞，商量如何接待美軍觀察組一事。大家都很興奮，決定立即召開一次會議進行研究。6月29日，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就美軍觀察組來延安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會議決定：對美國軍事使團表明，中國共產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后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使團到後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面接待和談判。會議還決定成立一個負責接待美軍觀察組的外事組，由楊尚昆任組長，王世英、金城任副組長，成員有柯柏年、陳家康等人。

為確保美軍飛機安全地在延安機場降落，毛澤東還派人請來懂航空知識的同志，商討美機降落的安全問題，並派部隊對機場進行了修整和加寬。隨後，毛澤東親自草擬了一份給林伯渠、董必武的電報，詳細說明了機場的情況(包括跑道長度、寬度、走向)，飛機降落方向，雨季飛機不能超過的重量以及各種標誌等。

1944年7月22日上午，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共9人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的率領下乘飛機於中午時分飛抵延安上空。當時延安機場很簡陋，缺乏導航設備，雖有人在地面上揮動旗子以示信號，並指明了飛機要著陸的地方，但觀察組成員乘坐的飛機著陸時還是出現了問題，飛機左輪陷進了一座舊墳墓中，螺旋槳刮到駕駛艙折斷，因飛機突然向前傾斜，駕駛員被慣性帶起，螺旋槳正好打在座椅上，駕駛員躲過一劫。

美軍觀察組飛抵延安那天，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賀龍等代表毛澤東到機場迎接觀察組的到來，隨後用卡車把他們送到延安城南關的交際處一一窯洞招待所。隨後，朱德宴請觀察組成員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開飯前，朱德還作了一個謙和的演講以歡迎他們的到來。午飯後，周恩來與包瑞德、謝偉思作了簡單的交談，主要是了解美軍觀察組的工作安排情況，並轉達了毛澤東對美軍觀察組成員的慰問。包瑞德把他們將要進行的有關工作向周恩來作了簡要介紹。當日晚上，毛澤東出席了在王家坪八路軍總部為美軍觀察組舉行的晚宴，以示對美國客人的歡迎。席間，毛澤東風趣地對美國客人說：“你看你們是多麼重要！為了讓你們到來，連美國副總統也不得不親自到重慶去見蔣介石做說服工作。”毛澤東於8月3日邀請謝偉思到他的窯洞會談。

1944年8月7日，美軍觀察組第二批成員9人也到達延安。考慮到觀察組成員較多，住得有些擁擠，且工作具有長期性，賀龍將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一批條件好的石窯洞讓給觀察組使用，自己將辦事地點從南關新市場搬到了北門外。美軍觀察組也很友好，組長包瑞德等邀請毛澤東、朱德等人乘坐延安當時沒有的美軍吉普車逛了延安城。

1944年8月15日，延安《解放日報》專門發表了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社論，標題是“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戰友們”3個字是毛澤東審稿時親自加上去的。社論指出“美軍觀察組戰友們來到延安，對於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實有重大的意義”，“這是中國抗日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

為做好接待工作，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又專門發出了《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黨把接待外國記者和美國人員看成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美國派遣軍事觀察組的動機主要是軍事的，但是在軍事合作的基礎上，以後就會有可能建立文化、政治和經濟的合作。

經過一段時間的初步了解和準備后，美軍觀察組即分頭開展工作。軍事方面的工作由包瑞德負責，政治方面的工作由謝偉思和盧登負責(后謝偉思奉召回美期間，由戴維斯到延安代替其工作)。中共方面為他們開展工作提供了種種方便。

為使美軍觀察組成員儘可能地了解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中共方面專門組織安排了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政府等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向他們全面介紹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和抗日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設及敵後戰場的作戰情況。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全面介紹了共產黨軍隊在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區十幾塊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鬥爭情況，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介紹了華北戰場敵、友、我三方的情況，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著重介紹了八路軍中的政治工作情況，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介紹了晉察冀地區的軍事鬥爭情況，八路軍——五師師長林彪著重介紹了八路軍的訓練情況，八路軍一二○師師長、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賀龍介紹了晉綏抗日根據地的情況，新四軍代軍長陳毅介紹了新四軍的情況，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還分別介紹了兩個根據地各方面建設的情況。朱德、周恩來等則經常不拘形式地同美軍觀察組成員進行會見和交談，儘可能地解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

1944年8月24日，觀察組成員到南泥灣觀看了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的訓練；9月14日至11月5日，觀察組成員科林、約翰和希契3人到晉綏抗日根據地參觀訪問，了解美軍飛機在遇特殊情況時可緊急著陸的地點，並考察對日軍開展情報工作的可能性；10月17日至21日，觀察組組長包瑞德去綏德考察了抗日軍政大學第二分校；10月9日至11月下旬，觀察組成員、軍醫卡斯伯格與3名西方記者前往晉綏抗日根據地考察八路軍前線部隊的醫療情況；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觀察組成員盧登、彼得金、多姆克等5人花了4個月時間，深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考察，了解八路軍的作戰能力及中共政權的能力及影響，尋找適宜設立氣象設施及小型電台的地點，以便日後搜集氣象情報。1945年1月，該小組成員惠特塞在太行山區一個村莊考察時，不幸與日軍遭遇，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朱德聞訊后親自到美軍觀察組駐地表示慰問，並將美軍觀察組使用的餐廳命名為“惠特塞紀念堂”，同時題寫了匾額。另外，包瑞德和謝偉思還打算深入蘇北新四軍根據地考察，因國民黨當局從中作梗，未能成行。

與此同時，中共方面還應美軍觀察組的請求，盡心地幫助其進行情報搜集、氣象觀測等工作。為加強情報搜集工作，中央軍委決定在各戰略單位的軍區司令部中增設聯絡處，專門負責向盟軍提供戰略情報的工作，並根據美方人員提交的所需要的各種情報的清單，及時提供相關情報。1944年8月20日，毛澤東專門致電八路軍山東軍區、新四軍軍部，希望他們以儘可能快的速度，收集日本海軍在青島、煙台、連雲港常泊軍艦數目及類型，每日進出船舶數目等材料，以便提供給盟軍。八路軍總部還與美軍觀察組共同組成了空軍小組，負責處理有關空軍的情報。為幫助美方人員搞好氣象觀測，中共方面從延安科學院調來4位年輕同志，以配合其工作。當時美軍在成都、昆明、桂林、柳州等地設有空軍基地或機場，美軍B一29轟炸機經常從這些地方起飛，轟炸日軍控制的華東、華北地區，因而急需這些地區的氣象情報。美方要求派人去各地的解放區設立氣象觀測站。這在當時是不可能做到的。后經與中共方面協商，最後就此事達成了協議由中共方面舉辦氣象測報人員訓練班，美方派人員協助訓練，美方提供所需的氣象觀測儀器及無線電通信器材，各地的氣象情報資料由中央軍委三局統一收集后交美方。經過培訓的中方氣象人員陸續來到美軍觀察組，基本接替了美國人的氣象觀測工作。由此也產生了我軍的第一代氣象兵。

美軍觀察組成員在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廣泛深入的考察，令其感受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他們目睹了一個軍民團結、鬥志昂揚、欣欣向榮、豐衣足食的新天地，並用相機記錄下了一個個珍貴的歷史鏡頭。他們對中共方面的安排及所給予的大力支持十分滿意。包瑞德曾在其所寫的報告中指出：“共產黨當局給予了觀察組最熱心的合作”，他們“毫不猶豫地向我們提供任何方便，在他們控制的任何地區與我們合作，對美國人的旅行未加任何限制”。

按照美方的規定，美軍觀察組必須定時地向美國方面提交報告，報告他們在中國敵後抗日根據地各方面的所見所聞。因此，觀察組成員結合自身的經歷，在對其所見所聞經過認真地分析思考後，從延安向美國軍方和美國國務院發回了大量的有關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報告。對於中共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美軍觀察組在報告中幾乎都一致給予了充分肯定。

1944年7月28日，謝偉思到延安后所寫的第一份報告中寫道：“我們來到陝北后，發現這裡是中國具有許多現代事物的地方”，“我們的全體成員有一個同樣的感覺，好像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和遇見了不同的人民”。他認為，在共產黨那裡，“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象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戰的願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共產黨在中國之地位，比現存任何團體都高”，共產黨將在中國生存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介石的命運，未來的中國屬於中國共產黨，蔣介石的封建的舊中國，不能長期與華北的一個現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擁護的政府並存。

1944年9月30日，包瑞德在其軍事報告中，對共產黨軍隊作出了中肯的評價。包瑞德在報告中說，共產黨的軍隊“是一支年輕的、經受戰鬥鍛煉、受過良好訓練、伙食和服裝都不錯的志願軍，這支隊伍本質極好，情報工作水平很高，士氣旺盛”。他建議立即決定向中共軍隊提供援助。還建議向中共各軍區司令部提供無線電台，並派駐懂中文的美國軍官，直到戰爭結束。

11月7日，戴維斯在其所寫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在長城和揚子江之間，中共已經強大得可以指望在敵後至少能控制華北。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受到廣大人民積極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他們之所以能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是真正屬於人民的。

類似這樣的報告還有很多很多。美軍觀察組認為：在對日戰爭後期，共產黨人能“比蔣介石對我們有用得多”，“可以成為美國有效的盟軍”。他們甚至認為“中國正處在蔣介石向共產黨交權的邊緣”，“共產黨將在最近幾年內成為中國的統治力量”，因為共產黨已在中國紮下了根，“中國的命運肯定不屬於蔣介石，而是屬於他們”，建議美國政府全面支持國共兩黨。因為他們確信，美國“給中共的援助幾乎無疑將使國民黨不可能發動內戰”，這將能推動中國政治潮流向著達成聯合政府的方向發展。美軍觀察組還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會見觀察組全體人員及與他們多次談話的情況和內容報告給美國政府。

美軍觀察組的這些報告，戳穿了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對美國政府和人民更加真實地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軍隊，了解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情況，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甚至對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一度產生了積極影響，使美國對華政策更加靈活和務實。

中國的抗日戰爭結束后，觀察組成員陸續離開延安，至1947年4月，延安的美方軍事人員全部撤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