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為人

陳為人（1899—1937），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百家尾村人。中共早期黨員。革命烈士。中共滿洲省委第一任書記。

1918年，陳為人就讀于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學校，1920年夏，在上海參與籌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末赴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其間加入中國共產黨。1921年底回國后，任北方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22年9月，作為中央特派員到山東工作。1923年3月，他受李大釗委派到東北開闢黨的工作。陳為人等抵哈爾濱后，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擴大黨的影響，為東北中共組織的發展培養了一批革命骨幹。1924年後，陳為人先後在上海區委和北方區委從事工運工作。

“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即派陳為人到東北籌組滿洲省委。在陳為人、吳麗石等努力下，1927年10月，中共滿洲臨時省委正式成立。陳為人任書記兼秘書長、宣傳部長。1928年1月，在東北地區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上，陳為人繼續任書記。9月陳為人主持召開了東北地區第三次黨員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改中共滿洲省臨委為中共滿洲省委，陳為人任省委書記。中共滿洲省委成立后，積極開展工農群眾運動，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到1928年底，先後恢復和建立了奉天市委、沈北區委、遼陽區委、關東縣委等黨的組織，共有黨員270多人。

此間，在陳為人領導下，先後出版了《滿洲通訊》、《滿洲紅旗》、《滿洲工人》等刊物；還通過短訓班等方式，培養了一批黨的基層幹部。

1928年12月24日，陳為人等14人在瀋陽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時，不幸全部被捕。雖經嚴刑，但他們始終未暴露身份。由於敵人未獲任何證據，陳為人等於1929年7月全部獲釋。出獄后，陳為人奉命調回上海，參與舉辦中央軍事幹部訓練班。後來，又擔任中央黨報《上海報》（后改為《紅旗報》）經理。1931年春，他再次被捕。1931年底，經黨組織營救，被釋出獄。

1932年下半年，陳為人受中共中央派遣，負責中央文庫的管理工作。他在與黨組織失掉聯繫的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保衛了中央文庫的安全。

陳為人兩次入獄，身體遭到嚴重摧殘，終因醫治無效，於1937年3月13日在上海病逝，年僅38歲。為了表彰他對中國革命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在1945年召開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追認陳為人同志為革命烈士。

1899年9月26日出生於湖南省江華縣百家尾村一戶貧農家庭。父陳昌壽，幼年寄居外祖父家，后外出佃耕和經商，稍有積蓄，返回祖籍百家尾定居。陳為人在家鄉讀完小學后，於1918年到衡州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他是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也是湘南學聯代表之一。他協助蔣先雲、夏明翰等湘南學聯負責人，組織全市遊行示威和抵制、銷毀日貨的活動。因他鬥爭堅決，工作十分積極，曾一度被學校當局開除學籍。隨後於1918年6月投入驅遼北洋軍閥、湖南督軍張敬堯的鬥爭。

不久，陳為人回到縣裡申請到部分旅費，趕赴上海，想赴法勤工儉學，但受到當局阻撓，沒有成行，羈留上海。這時，他遇到同鄉李啟漢<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經李啟漢介紹，結識了張太雷、羅亦農、劉少奇等人，參與籌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並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批團員。與此同時，他還隨李啟漢到小紗渡等處開辦工人勞動補習學校，分日夜兩班教課；到楊樹浦一帶幫助煙草工人、機器工人、印刷工人組建工人俱樂部、工人遊藝會等，廣泛聯繫工人，做工人的革命啟蒙教育工作。

1920年8月以後，他在上海工作的一段時期里，還積極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勞動界》寫稿，發表文章和詩歌多篇。其中在《我們底勞動力哪裡去了》一文中，向工人指出“那般資本家、什麼老爺們、太太們、小姐們一點沒有勞動，他們偏媳有那豐富的衣食，高大的房子，美麗的器具使用”，而做工的人，“有時還連一碗糟米飯都沒有吃”。他又說：“那好的衣、好的食，都是我們用勞力去換來的，卻被資本家劫去了”。在《今日勞工的責任》一文中，他向工人發出呼籲：“兄弟們呀！我們要減輕我們的勞苦，要增高我們的生活，要脫離資本家的奴役，要得到那‘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樂境，這是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為什麼還要‘飲恨吞聲’的服從那資本家，不去實行社會主義不去打破那資本家的階級呢?”為什麼不，把這視之為我們工人自己的責任呢?他這些文章尖銳地揭露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並呼嚀工人階級為擺脫這種困境而鬥爭。1920年底陳為人和劉少奇等二十餘人，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外國語學社，學習一段時間以後，被第一批派去蘇俄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並在這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陳為人是1921年底從莫斯科奉調回國的。他回國后，被派到北京鐵路工會從事工人運動。不久，還擔任了中共北方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為了迅速打開局面，他用“抓一個點，帶一條線”的工作方法，先集中力量把始發站的工作做好，再伸展到全線。他先後在京綏，京漢、京奉三條鐵路線的始發站——西直門站、前門西站以及永定門站建立黨的基層支部，培養骨幹，使備線的工運工作得以順利展開。

1922年直奉戰爭后，陳為人等六人被中共北京執行委員會派到京漢、津浦、京綏，京奉，隴海，正太六條鐵路上工作，以交通部的密查員(后改為“視學”)的名義，實際從事黨的鐵路職工運動工作。他主要在正太路，有時也去京奉路。在組建好黨團支部和工人俱樂部以後，即著手在工人群眾中進行革命宣傳和掃盲，並進行罷免壞工頭和打擊反動勢力的鬥爭。

此後，陳為人多次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各地從事黨的組織、建設工作。就在這年9月，他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來到濟南，經過調查研究，充分肯定王盡美、鄧恩銘在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作了許多有聲有色的工作”以外，還指導幫助建立山東黨組織的工作，先後發展馬克先等一批人入黨，在山東共產主義小組的基礎上，著手建立了中共山東區支部(—說叫中央直屬小組)，推動各山東黨組織各項工作的進展。與此同時，山東團的工作在他的領導下也日益開展起來。1922年12月20日，山東社會主義青年閉書記王復元(工全)給團中央書記施存統寫的一封信中曾說：“白1922年9月16日成立時，為人同志任主席，計十人出席，中央已接到報告，不再資”。1923年3月，他和李震瀛等第一次被派去東北工怍。他到哈爾濱后，選擇具有“色彩比較鮮明、方向比較正確”的《晨光報》為突破點，首先給《晨光報》投稿，找機會結識了《晨光報》的發起人韓鐵聲等進步青年，然後又充當《晨光報》記者，進一步密切了同韓鐵聲等人的聯繫，再通過他們與市內務學校、各文化團體知識界進行廣泛接觸，因此，也很快展開了工作。6月，他作為滿洲黨的代表，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在哈爾濱先後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哈爾濱支部和中共哈爾濱獨立小組。

9月初，陳為人在《晨光報》上發表文章，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攻擊，《晨光報》也受到哈爾濱當局的警告。於是，他和李震瀛、韓鐵聲被迫退出報社。這時，他改弦更張，倡議創辦哈爾濱通訊社，“以宣傳消息，介紹文化，擁護輿論，編纂各項統計調查為宗旨”，並報請官廳批准。通訊社成立后，由韓鐵聲任社長，李震瀛任新聞主任，陳為人擔任編輯主任。他們與哈爾濱無線電台建立聯繫，由電台供給電汛稿以及英、俄文新聞稿，經由陳為人，李震瀛再譯成中文或加以改編，供給哈市利外埠地方報刊採用。他還用通訊社記者身份，加強同各界人士和勞動群眾的聯繫，因而，他的工作沒有因離開《晨光報》而停頓下來。與此同時，他還“以研究學術，交換知識，宣傳文化、改善社會為宗旨，通過韓鐵聲，向官廳備案，在道裡外圍二道(現中醫街)創辦東三省哈爾濱青年學院。學院設有政治經濟、文學、哲學，實業和俄文等班組，他們幾人分別到有關班組任教，使許多青年通過學習而走上革命之路。

為了加強對各項工作的領導，在同年12月間，陳為人主持召開了中共哈爾濱獨立小組和哈爾濱團支部聯席會議，決定將黨團員混合編成兩個小組，對勞工運動、學生運動、青年工商運動和團體運動，都確定專人負責，廣泛開展工作。此外，他還組建了黨在東北地區的臨時交通線，負責護送赴蘇同志的出境工作。

這年底，由於《晨光報》內部反動分子的告密，陳為人和李震瀛奉命轉移到奉天、大連等地工作。他們在南滿醫大組織了“木鐸社”，幫助中華工學組織與全國總工會建立聯繫；並常到中華青年會，增智學校、三一小學去做工作。關嚮應、傅景陽等一批先進分子，就是在這時由他培養入黨的。

1924年1月，陳為人被調到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從事工運工作。他先後在上海、杭州等城市恢復和建立工會組織，其間，他還一度調到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協助蔡和森等編輯《嚮導》周報，並為《嚮導》、《中國青年》、《平民周報》等刊撰寫了四十多篇政論和通訊文章。1924年12月，他又被調到北京，任中央北京地方執委會組織部長，后又兼任職工委員會書記。1925年3月，他曾領導了北京市一千八百多名印刷工人舉行的大罷工，迫使全市二十七家報館停止出報多日。隨後，他發動京漢鐵路印刷工人在東琉璃廠外太平巷一號組織工人俱樂部，相繼接納人力車、搬運、五金、機械等行業工會和電燈公司，自來水公司、財政部印刷局、電話局等工會加入工人俱樂部，並在這個基礎上於1926年1月成立了北京市總工會。

為適應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在李大釗的領導下，陳為人和陳喬年等著手創辦黨的印刷事業，即昌華印刷廠，后改名為明星印刷局，負責印刷《嚮導》、《政治生活》等刊物。在擔任組織部長期間，陳為人還編過小型刊物《北京工人》，並以“偉人”、“陳濤”等化名撰稿。他同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部長趙世炎一起在石老娘衚衕、北京大學三院辦起中共北方區委的第一所黨校，僅首屆學員就有二百多人，他自己還擔任了黨校的教員。還有一件事，是他和農委書記李懷才一道，奉命前往順義縣，發動和組織農民進行抗捐鬥爭。原來京東一帶的農民都養有母雞，天津外商的打蛋廠卻強迫降價收購鮮蛋，使農民蒙受損失。他們通過當地黨員的工作，很快將養雞戶發動起來，將蛋西運送到北京去賣，不再向東送天津外商打蛋廠，並聯絡京東幾個縣的養雞農戶都參加了這一鬥爭。這時，天津外商串通順義縣衙門，在通往北京的要道，層層增設稅卡，強征蛋戶的苛捐雜稅，妄圖阻止農民將蛋西運北京。為了反擊這一內外勾結的欺壓行為，他和李懷才經過周密部署，在一個大集日子裡，組織了用“八百條扁擔打稅局’的抗捐行動。他們將縣稅局圍得水泄不通，要求稅局撤銷稅卡，並砸了稅局的牌子，然後舉行示威遊行。這事發生后，陳為人曾一度被捕，不久，經黨組織營救出獄。

1925年11月，陳為人參加李大釗領導的行動委員會，負責工人的組織工作。月底，他帶領工人、學生與市民連續在神武門，天安門等處舉行國民大會和遊行示威。特別是第二年“三一八”慘案發生的那天，在李大釗的率先引導下，他組織各路群眾，參加北京各界兩萬餘人的示威遊行。當遊行隊伍在政府所在地鐵獅子衚衕遭到殘酷鎮壓時，他隨李大釗一面指揮群眾退卻，一面布置搶救受傷人員。當晚，他參加了李大釗召開的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團北京地委聯席會議，部署做好慰問受傷者和為死難者舉行追悼會等工作，並堅持地下鬥爭。

1927年4月底至5月上旬，陳為人前往武漢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這時，李大釗在北京滲遭奉系軍閥殺害。他聞訊后十分悲痛，除出席武漢國民黨政府及武漢各界人士為李大釗等烈士舉行追悼會外，在大會結束后立即趕回北京，同北京地委負責人劉伯庄一畫布置“善後事宜”一面將黨的文件和人員妥善轉移，而自己在燕京大學堅持鬥爭。這年8月初，第一屆順直省委在北京成立，他負責宣傳和工運。“八七”會議后，他隨順直省委機關轉移到天津。這時，他與韓慧英結了婚。

1927年9月，陳為人第二次被派往東北，籌組中共滿洲省委。10月，他在哈爾濱召開的滿洲地區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上，主持通；過了《我們在滿洲的政綱》、《滿洲工人運動決議案》、《滿洲農民運動決議案》等汲案，並被任命為中共滿洲臨時省委書記兼秘書長、宣傳部長。1928年1月，在瀋陽主持召開中共滿洲臨時省委擴大會議。他針對執行委員劉相宜被捕、省委通訊機關和長春、哈爾濱、大連黨組織遭到破壞的情況，在向臨時省委擴大會議作的《政治黨務報告》中強調指出：“每個同志都要在支部學習組織工作與秘密工作。”要依靠農民群眾的發動去“取得各縣的政權”，對於各種武裝隊伍“要用黨的政策去分化改造他們”，在職工運動中，“今後要用各種方法(如拜把)接近工人，興奮工人”，使他們不要“怕與我們接頭”。“在黨的組織建設中，不僅注意發展工農分子，也要發展知識分子入黨"。所有這些，對改進滿洲省委的工作，都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黨的六大以後，中共滿洲臨時省委在瀋陽召開的黨員代表大會上，再次著重檢查和分析了臨時省委過去在政治指導上執行盲動主義路線錯誤的原因。主要是“由於不分析滿洲革命的客觀現象，不去考察革命的主觀力量，很機械地拿別地暴動政策死板應用”。“政治路線既錯誤，工作的路線和策略也跟著錯了。”他指出，盲動主義在滿洲，雖不象其他省遭到嚴重損失，但是脫離群眾，影響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和發展，影響黨內同志的革命情緒，給工作造成很大損失。大會確定今後的政治任務是：“加強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力量，在反日反國民黨反軍閥政權號召之下，發動群眾的日常鬥爭，擴大黨的政治宣傳，提高無產階級及一般貧民的政治覺悟，建立群眾的廣大組織，以鞏固黨在群眾中的基礎”，“使廣大群眾圍繞在黨的周圍，促進革命的發展，以準備革命的高潮”。大會還決定改滿洲臨時省委為滿洲省委，他仍任省委書記。

正由於陳為人能根據滿洲的實際情況，制定黨的正確政策，因而使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到1928年底，恢復和建立了奉天市委，遼陽區委，關東縣委、安東特支、撫順特支，台安特支、營口支部、溝幫子支部、延邊區委、哈爾濱縣委和市委組織，—共有黨員二百七十多人。他經常深入到黨的基層組織和工農群眾中去宣傳，去工作，指導革命群眾開展革命鬥爭。此外，如指導出版《滿洲通訊》《滿洲紅旗》《滿洲工人》等刊物，舉辦短期訓練班，培養基層幹部，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1928年12月24日，陳為人等十四人在瀋陽大東邊門外土坑舉行滿洲省委擴大會議時被捕。他們在長達七個月的關押期間，雖經各種嚴刑拷打，始終沒有一人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組織的秘密，敵人因抓不到證據，到1929年7月，將他們全部釋放。他出獄后，會見了來東北接任滿洲省委書記的劉少奇，得知自己已調工作，便催促韓慧英(當時任省委婦女部長)將兒子南紅抱回來，至此他才知道兒子南紅已染病夭折了。他沉靜了好一陣，把頭一抬，說：“走吧，組織調我們去上海!”

1929年8月，陳為人來到上海，在中央軍委舉辦的中央軍事幹部訓練班工作。來訓練班的學員，多系蘇區和白區的地方軍委和中央機關直接選送的幹部，每期三十人。周恩來、項英等中央領導同志常來訓練班講課。1930年初，他夫婦倆奉命搬家，與謝覺哉，李求實住到一起，共同擔負《上海報》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陳為人和謝覺哉等設法突破敵人的重重阻撓，使六易其名的《上海報》在群眾中影響越來越大。如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所指出的：“我們的《上海報》成了上海工人階級之唯一的讀物，成了上海群眾中的權威，久已使上海統治階級嚇得發抖。在發行方面雖然受盡了最艱：苫的壓迫，但終於不能阻止我們《上海報》的發展。”

這年8月，他又奉命搬到北四川路，駐守中央機關一個據點，保證黨中央重要會議在這裡召開。顧順章叛變以後，他雖幾經搬遷，但始終擔負著駐守中央機關據點和中央特科分配的有關交通任務，而沒發生失誤。

1931年春，陳為人被法國巡捕房當作政治嫌疑犯逮捕，先關在上海法租界西牢，后被引渡到龍華警備司令部。在獄中。陳為人和劉曉、謝宣渠組成支部委員會，領導獄中政治犯進行鬥爭，對沒有暴露身份的關嚮應等特別加以保護。到年底，敵人仍找不到他是共產黨員的任何根據，經過黨設法營救，他被釋出獄。在這期間，他的第三個兒子，又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陳為人在獄中因受刑過重，兩腿麻木，並染上了嚴重的肺病。按照組織決定，他到劉少奇家裡休養，劉少奇離滬去蘇區后，他看到韓慧英和何寶珍工作很忙，就主動擔負起兩家孩子的。教育任務來，特別是啟發他們如何支持媽媽的革命工作，還教給他們一些對付軍：警特務的辦法。時間久了，這些孩子們真成了媽媽完成秘密任務的好助手。

黨中央遷往江西后，1932年下半年，陳為人奉命擔任中央文庫的保管工作。按照黨組織的布置，他以一個湘繡店作掩護，白天穿著入時，以富商的面貌出現；晚上就把三樓上窗子關死，密不透光，然後，通宵達旦地工作；把文件中紙厚的改抄在薄紙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的寬邊空白剪掉，把密寫在小說、報紙上的文件抄下來，然後按地區，時間、問題加以清理，重新裝箱，放在通風安全的地方。經他這樣清理好的文件資料，共有六箱，兩萬多件。為了文庫的安全，他一般不參加任何會議，也不與外面任何人發生關係。文件的運進調出，都由韓慧英與代號“張老太爺”的張唯—發生聯繫。有個時期，他們夫婦還將文件箱混在傢俱里一起搬到霞飛路一個白俄人家裡去住，這是敵人萬想不到的。1934年，陳為人夫婦的小女兒就在這裡出生，瑪利這個名字，就是白俄老太太給取的。

l935年2月，“張老太爺”被捕，韓慧英去張家送文件亦被逮捕。陳為人立即高價租下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興坊十五號一幢二層樓房，安全轉移了中央文庫。但從這時起，他和黨組織中斷了聯繫，除了一個人擔負起保衛中央文庫的重任外，還要養活和照顧身邊的孩子，有時—天只能吃兩頓紅薯度日，但又不能讓房東知道。到了7月，他的生活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只得寫信給在河北省一所小學教書的姨妹韓慧如，要她前來看望“重病”的姐姐慧英。據韓慧如回憶：當時她將自己積蓄的三百塊銀元給她交了房租。因為按時交好房租是保證文庫絕對安全的首要問題。所以他一家生活無論怎樣困難，總要沒法交付房租。這是他對黨忠誠，保護中央文庫的全部意義所在。

韓慧英被捕后，敵人因沒有找到證據，將她關了近一年，也釋放了。1936年春，她到培明女中附小教書，終於和上海地下黨派來的徐強接上了關係。徐強是黨中央專門派來尋找陳為人的。據徐強回憶：“當時在一家飯店樓上，他對上了接頭暗號后，我看到他臉色蒼白，身體十分瘦弱。他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錢，又不敢找朋友幫忙，身上的擔子重啊!即使在同我交談時，我也明顯地看出他很警惕。”

陳為人按照黨中央的安排，將中央文庫的保管工作交給另一個同志時，他的病情已經嚴重地惡化了，每天大口大口的吐血不止．為了搶救他，黨組織向韓慧英交代：“只要能保住為人，需要用多少錢，就用多少錢。”還派了一個中醫紀綱給他治療，但已不能挽救他的生命。1937年3月12日晚上九時許，他艱難地走完了他一生的戰鬥歷程，與世長辭了。時年三十八歲。他的遺體入棺后，停放在上海斜橋湖南會館里，後來毀於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上海的戰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