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統

施存統，浙江金華市金東區源東鄉葉村人。原名施存統、復亮、伏量，別號伏圖，化名方國昌。

1917年就讀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1920年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參與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1922年當選為青年團中央書記（第一任）。

1924年到上海大學任教。后在中山大學、黃埔軍校、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政治經濟學。

1927年任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敗后脫離中國共產黨。

后從事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的著譯工作，並任上海大陸大學教授、廣西大學教授。抗戰期間，為文化界救國會領導人之一，並與黃炎培、章乃器等組織民主建國會。

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後任勞動部副部長。曾當選為民建中央常委和副主席。是第二和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1970年11月29日病逝北京。著有《現代唯物論》、《中國現代經濟史》、譯有《資本制度淺說》、《世界史綱》、《社會進化論》等。

其子是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1899年冬生於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葉村。祖父施長春，世代務農。祖母徐氏，粗識文字。祖母性格剛強，辛勤勞作，備受艱辛。雖然施復亮自幼家境貧寒，但是他發誓努力讀書，將來為父母爭氣。祖母還教育施復亮，如果做官就要作清官，不能貪財，要為老百姓辦實事。這些教誨對施復亮一生影響很大。

施復亮9歲入私塾，習讀四書五經，兩年後轉入金華長山小學。他學習刻苦，尤其是作文成績特別優秀，在學校里一直名列前茅。

1917年，由大舅父資助他考取位於杭州的浙江第一師範學校。

1919年春，母親因過度操勞又缺乏營養，導致雙目失明，兼患其它疾病，又因生活貧困得不到醫治，同時還飽受父親的打罵和虐待，終於過早地離開人世，年僅45歲。母親的早逝對施復亮刺激很大，他不斷地苦苦思索：中國曆來主張“孝道”，“百善孝為先”，我愛母親，可是父親虐待母親；我要對母親盡孝，就要反對父親；可是，對父親同樣要盡孝，我又不能反對他。恰在這個時候，，《浙江新潮》向他約稿，施復亮就寫了《非孝》一文。他認為一味盡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間平等的愛代替不平等的“孝”。此文一出，輿論嘩然，認為是洪水猛獸，是孔夫子的叛徒。由於文章通篇洋溢著對封建舊傳統的反叛精神，施復亮被迫離開學校，這就是引起轟動的“一師風潮”。

1920年4月間，施存統與俞秀松打算從上海去福建的漳州，投筆從戎，去投奔有“社會主義將軍”之稱的陳炯明。在上海停留時，施存統由俞秀松介紹，認識了戴季陶，又由戴介紹認識了大名鼎鼎的陳獨秀，戴季陶與陳獨秀都很欣賞這個寫《非孝》的勇敢的年輕人。當戴季陶知道他們想去投靠陳炯明時，就說服他們“投靠軍隊，不如投身工廠”，二人被說服后，決定留在上海，先在《星期評論》社寄身，同時打算到工廠做工。但當時施存統正患肺病，所以就不得不暫時放棄到工廠做工的打算。

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的派遣，第一次來到中國，魏金斯基抵達上海后，同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其成員有陳獨秀、施存統、俞秀松、楊明齋、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共8人，還由戴季陶負責起草了黨綱，施存統、俞秀松、沈玄廬參與了黨綱的討論和修改。1920年6月，陳獨秀、施存統、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5人在上海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寓所開會，決定成立共產黨，並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這5個人就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5個黨員。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資助下，施存統從上海乘船到日本學習和養病。在日本東京，施存統經常與上海的陳獨秀、李達保持通信聯繫，商討建黨的有關問題。陳獨秀、李達還介紹施存統與在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讀書的周佛海聯繫，建立中國共產黨日本小組，也就是後來所說的旅日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還指定施存統為該小組的負責人。旅日共產主義小組剛剛成立時，發展緩慢，中共“一大”前，成員只有施存統與周佛海二人，當接到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李達、李漢俊寄來的信函，要求派代表參加中共“一大”時，他們二人就互相推選對方擔任代表，因為周佛海己多年沒有回國了，最後決定由周佛海代表日本共產主義小組出席中共“一大”。這一時期的施存統，在日本看到許多國內查禁的書籍，他廣泛涉獵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日本共產主義研究者河上肇對他產生巨大的影響，施存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並開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翻譯的《資本論大綱》和《社會進化論》等，深受讀者讚賞。

中共“一大”后，旅日共產主義小組發展很快，成員發展到10多個人，這其中包括後來成為“農民王”的彭湃，該小組的組長依然是施存統。1921年8月，共產國際為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派張太雷來到了東京，由施存統介紹與日本共產黨員取得了聯繫，可是很不幸，同年12月，施存統與部分日本共產黨員一起被捕，在東京監獄里關了10多天後，1922年1月，施存統被日本驅逐出境，遣送回國。

施存統回國后，受共產黨中央的委派，開始著手恢復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1922年5月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當時全國都派代表出席了大會，他們中間有湖南省的劉少奇、易禮容，北京的代表鄧中夏，廣東的代表是譚平山、陳公博，太原的代表賀昌、高君宇，張太雷、蔡和森也參加了會議，而且蔡和森在大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會上還決定了團的綱領，選舉俞秀松、蔡和森、張太雷等為團中央委員，施存統當選為團中央書記。所以，施存統才是真正的團中央第一任書記。1922年底，團中央隨著黨中央由上海搬到北京。

當時，黨中央和團中央的關係非常密切。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市東南大學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30名左右，有湖北省林育南，北京的劉仁靜、鄧中夏，此外還有瞿秋白、惲代英等。因為施存統患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在會上他力辭團中央的一切職務，后經大會討論，同意了施存統的請求，於是，施存統離開了團中央。施存統離開團中央后，1923年秋，來到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任教。1924年10月，瞿秋白被反動當局通緝離校，社會學系主任一職就由施存統繼任。

1926年，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施復亮遭軍閥孫傳芳的通緝，黨組織上安排施復亮奔赴廣州，在廣州施復亮先後在黃埔軍校、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政治經濟學。1927年2月，黨組織又調施復亮夫婦到武漢中央軍校任教官。後來中央軍校學生與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奉命被改編為中央獨立師，由惲代英任黨代表，施復亮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妻子鍾復光此時則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相繼叛變革命，白色恐怖籠罩全國，施復亮覺得共產黨前途無望，在思想上，他既反對國民黨的屠殺政策，也不滿共產黨的暴動，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后，施復亮寫了《悲痛的自白》刊登在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公開聲明脫離共產黨，因為施復亮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就是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國民黨，所以施復亮還是國民黨黨員，施復亮在《悲痛的自白》中宣布不退出國民黨。施復亮退出共產黨后，有一段時間，他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曾經幻想通過改變國民黨的做法，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一度參加過國民黨的改組派，后終因意見不合而退出，他對國民黨絕望了，決心埋頭做一個書獃子，就這樣施復亮從政壇上退到了書齋里。1929年到1936年間，施復亮編著了《資本論大綱》、《經濟科學大綱》、《社會意識學大綱》、《唯物史觀經濟史》、《現代唯物論》、《社會進化論》、《蘇俄政治制度》等20餘種譯著，這些書有些是他一個人譯的，有的是與陳望道等人共譯的。在當時白色恐怖瀰漫下的中國，這些書經常遭到查禁，施復亮賴以生活的稿費、版稅收入自然很微薄。但他的這些書籍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並幫助許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施復亮曾先後在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民國大學教授《資本論》，九一八的炮聲讓已經回到書齋里的施復亮再次開始關心政治，他在北平公開演講，撰寫文章宣傳抗日救國，不少學生紛紛去他任教的民國大學“聽左派教授施存統演講”。因為思想激進，施復亮曾經是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欲逮捕五大教授之一，因為學生提前報信，施復亮才得以逃脫。因為遭國民黨通緝，1933年由馮玉祥資助，施復亮東渡日本賣書、讀書。1935年春，馮玉祥將軍聘請他到泰山講學，馮還贈送給他2000元。1935年暑期，他又與夫人鍾復光同去日本讀書、賣書。1936年春，施復亮在上海與人共籌進化書局，還出版了不少進步書籍，同年施復亮應李宗仁之邀去廣西大學教書。

1941年，施復亮失業，度日艱難，兒子施光南還不滿一歲。有人勸告施復亮投靠國民黨，去當個參議員。對此，施復亮嚴辭拒絕，義正辭嚴地說：“寧可餓肚皮，不投蔣介石”，表明了他不和國民黨同流合污的堅決態度。

抗戰勝利后，施復亮積極參加民主運動，參與民主建國會的籌建，成為在國統區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名著一時的戰士。1946年2月12日，施復亮在重慶校場口事件中，慘遭國民黨特務毒打以至腦震蕩。當時我在重慶女子中學讀書，請假服侍施復亮。校場口事件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在醫院中，由施復亮口授母親鍾復光筆錄一篇題為《憤怒的抗議》文章，揭露國民黨的罪惡行徑，他在文中指出：“我對於這種事實，不能不對於今天當權的國民黨表示憤怒的抗議！”“我們個人是被打了，但是歷史的車輪還是要向著我們所相信的方向進行的。”周恩來、陸定一等中共領導人在血案發生的當天下午，就趕往醫院慰問了施復亮等人.

施復亮出院后，重慶的空氣十分緊張。蔣介石已在策劃發動全面內戰，愛國民主運動受到鎮壓，民主人士受到監視。鑒於這種情況，周恩來同志提議施復亮迅速離開重慶以免受到迫害。6月初，施復亮與新華社的一些同志乘飛機遷往上海。施復亮在上海想找個工作維持生活，但是國民黨教育部已密令全國各學校，不準聘用施復亮任教。期間，施復亮曾去主編《京滬月刊》，但因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有反對蔣介石的內容而被辭絕了。施復亮沒有工作，甚至連住房也沒有著落。這時候，一位名叫周庚的中共地下黨員幫助了施復亮，請我們搬到他的家中居住，父親非常感謝這位在困難中接濟他的人。

新中國成立后，施復亮擔任了國家勞動部副部長職務，對比解放前，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仍然保持艱苦樸素的本色。家中一日三餐十分簡單，他的一雙皮鞋穿了20年。三年困難時期，副食品供應緊張，我見光南常開夜車，臉色不好，就買了半斤巧克力給他，施復亮知道后批評我說：“你怎麼買這麼貴的東西？我們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不能忘記農村，不能忘記農民。”

施復亮煙酒不沾，也不喝茶，只喝白開水，多餘的錢參加儲蓄，一旦公益事業需要，馬上慷慨解囊。如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救濟上海失業工人捐款1145000元（舊幣），河北水災捐款2000元，支持家鄉辦學捐助2000元，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施復亮去世以後，沒有給家庭留下一分錢。

雖然他亦曾經努力的站在共產主義方面奮鬥，尤其是難得的，他曾經不顧友誼的向戴季陶、周佛海等的曲說施行嚴厲的攻擊，並且他曾經做過一篇徹底批評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文章（因黨的決定未曾發表），在那時他都認為這樣做是確實有必要的；然而，到了現在，一切都變了！自從許克祥、唐生智諸將軍，趕走了我們這些對汪精衛等保持著許多幻想，沒有決心領導工農群眾為保衛革命血戰的共產黨人，剩下了他在武漢“消極”、“煩悶”、“考慮”，從他的“悲痛中的自白”，決定了他自己新的“政治立場”。

據我們看來，汪精衛之分共，顯然證明沒有無產階級工農的力量，小資產階級在豪紳資產階級壓迫之下，一定是會走到背叛出賣革命的路上的。但據汪精衛自己說，他在去年四五六七月間，卻曾經“艱難苦鬥”，而且“為生平動心忍性之尤”。

因此想到施存統的“消極”、“煩悶”、“考慮”、“悲痛”，而且據他說，他所以“不顧一切譏笑與謾罵甚至於壓迫”而投到汪精衛、唐生智的腳下，是為的“奮鬥”，這些話頭，大概總是小資產階級變節失身以後一定應當要說的罷！

施存統站在他的立場上最大的發明，是中國革命有兩個系統，而且亦只有兩個系統：一個是承繼孫中山的國民革命的系統，以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為革命的出發點，在國民革命中去完成社會革命；一個是承繼第三國際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以解放無產階級為革命的出發點，中國革命只是以幫手的資格參加世界革命。

他鄭重的說：“中國革命只有在孫先生這個國民革命的理論之下才能完成，這好象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只有在馬克思那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之下才能完成一樣。”而且還說：“中國革命自有他自己的立場。”

施存統並不毀謗馬克思主義，但匯合他這些意思可得一結論，便是曾琦、馮自由諸先覺所久已喊出來的一句話，“不適國情”！嗚呼！施存統真可謂“覺悟”了！

施存統知道不諱言階級，而且他分析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大體亦是對的，但在其中卻有意無意混進去了許多錯誤的觀念，於是便型成了他這一種曲學阿世的“國民革命的基本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