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自訟

六十自訟

《六十自訟》是1944年謝覺於延安創作的一篇文章,出自《謝覺哉家書》。

作品原文


時間過得真快,從出生到現在,馬馬虎虎有60年了!
……
站在今天的我,來檢查我過去的60年,很榮幸也很慚愧。榮幸的是生在中國歷史的大轉折點----由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性的革命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居然沒落伍,趕上了歷史,做了最前進的共產黨黨員。……
如何又說很慚愧?革命是件天大的事,依靠大眾,依靠參加革命的各個分子,分子努力多一分,革命力量就增一分。……慚愧的是入黨將18年,有充分的時間和豐富的事實,有黨的光輝的主義與領導,應該大有成就。然而正如李六如同志說的:“我以前自以為差不多,自以為階級立場穩定,整風以來,才知我的政治水平還很低;我以前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未入黨,思想上入黨,還是近二三年的事。”這話我很有同感。當然,我不是故意把自己看小,我也有可以讚揚的所在。而是說革命要求我貢獻一切,要求我盡一切可能,而我貢獻的卻太渺小;另一方面也說明士大夫階級----知識分子由自由民主派的立場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不容易。我想,假如我以前更努力些,特別是入黨以後,我的成就也許要大些。
成就是沒有一定尺度的,就個人的知識、智力、時間而定,各人盡其知識、智力、時間的可能,自然也不會滿足其成就。因為一滿足就會停止甚至後退。我之自愧,是說未盡到我的可能,因循、軟弱、自足的暗影,屏除未盡。
革命要能力也要體力。為了革命不應愛惜生命;為了革命又必須要生命存在和生命的健康。革命也能給予你的生命以健康。近3年來我身體大不如前,不能任繁劇或連續工作至4小時以上。然不能說革命的艱難經歷損害了我的健康,而應該說現在的生命是黨所給予的。我先天很弱,小時父母很擔心這孩子養不活,不知燒過多少香,吃過多少葯。……而我還沒有死,還不很衰,一個原因,我對於自己身體雖無鍛煉卻少摧殘。另一個原因則是加入黨后,生活改變,舊社會問舍求田、男婚女嫁、失業得業,許多勞碌人性的事,一掃而空;而佔領腦子裡的是解放人類的崇高事業,與美麗的理想,而且一步步接近,因而更一天天的高興。……
科舉是害人的,我中科舉毒不深,然假如不做秀才,“聞道”也許要早些----那正是盛年,一生的黃金時代。最末一次的舉人秀才,革命的很少,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的更少,然而這皆是當時的優秀。難怪后之統治者總夢想恢復科舉式的考試!
地位也是害人的,三家村也好,大都會也好,一爬上士大夫階級,必然反動,必然為舊統治的支持者,這是續范亭先生說的“奴皮”,沒披上,鑽著去披;一披上,死也不肯解下。今之野心家正在出賣大批“奴皮”給正在出世的青年披上。
舊的學問及修養,有好處,應該接受與發揚它的好處,比如:“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見義勇為”;“生平所為皆可對人言”……等,我於這些,自問尚無愧色,這就是支持我能走到革命的基礎。但也有它的消極方面:唯心傾向,先入為主,使得我對於唯物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立場進步不快。
60年蛻變的經過:榮幸呢,從舊的殼裡鑽出來;慚愧呢,沒有出色的建樹。
榮幸也罷,慚愧也罷,都過去了。……身體健康雖向下落,但在黨的愛護下,精神健康,可能增加。“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那麼行年60,也應該設法彌補59年以前的缺點,能夠對黨有較多的貢獻。這就是我今後的打算。習氣未芟,歪詩一首:
匆匆六十年,華髮壓雙肩。未肯容顏老,猶爭意象鮮。
外包形豹變,內蘊旨蟬聯。沙與金俱下,榮兼愧未蠲。
孤才知極直,鑽始識彌堅。不羨松喬壽,重研馬列篇。
放之彌六合,卷也得真荃。戰鬥塗膏地,操存欲曉天。
勸農祈大有,聽雨且高眠。待補當年闕,還過日六千。

作品賞析


一百年前,尼采說出“上帝死了”,當時神權統治世界,個體需要打破權威的禁錮,人的面目開始顯出輪廓。如今,經濟高速發展,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成為通行時尚,“我”的影子無限擴大,空洞而迷亂的個性在現實里遊走。當下,我們最需要的已經不再是個體意識,而是信仰,一種有著自我清醒意識的信仰。有信仰的人,才會有真正的信心,才能有真切的自我認識,才能給人以充足的力量感,才能對未來的發展充滿希望。
革命先輩謝覺哉的《六十自訟》就是一篇閃爍著信仰之光的作品。短短兩千多字,並沒有談論過高的形而上的話題,而是娓娓述說他的經歷和感悟,追求崇高信仰與堅定自己對革命事業、對黨、對自己的認識相結合,信仰帶給他對人、對己、對未來的信心。
《六十自訟》首先回顧了謝覺哉一個甲子里多舛的命途。他出生在湖南寧鄉偏僻的山區,年輕時與眾多熱血青年一樣雖然常常對時局憤慨,喜歡接受新思潮,卻又常常感到失望,直到 42歲才真正找到了信仰,加入中國共產黨。革命確實令人熱血沸騰,但如非理性的選擇,一時理想化的激情過後,自會陷入深深的失落。謝覺哉是理性的,他沒有忙不迭一頭扎進革命的洪流,而是在實踐中日益建立了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信仰,才能在人到中年之時有準備地踏進偉大而又艱險的革命道路。他在家書中說:“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許黨。”四十歲的年齡,大多數人考慮的不過是金錢權勢、家中婦孺,謝覺哉卻毅然在不惑之年參加革命,“趕上了歷史,做了最前進的共產黨黨員”。這絕非一時衝動,而是對未來充滿信心的理性的抉擇。正因共產主義的信仰,他拋棄了自己“地主、紳士、教員”的小康生活,即便“陞官發財的路擺在前面”也沒有走。因為他相信,救國族於危亡的事業遠遠勝於小家的安逸。
文章中,謝覺哉剖析了自己在成就、自我意識、科舉制度、地位權力等問題上的態度,其中,他的崇高信仰始終貫穿其間。他頗有自信地將一些與世俗觀點相悖的想法公之於眾,任人評說。如“成就是沒有一定尺度的”,謀求更大的成就是為信仰多盡一分力,如果“未盡到我的可能,因循、軟弱、自足的暗影,屏除未盡”,則令人遺憾和愧疚。唯有如此,在後來的艱辛生活里,他才能對信仰持之以恆,絲毫不懈怠。
取得成就需要強健的身體。長征時,謝覺哉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等年老體弱的同志組成中央機關總隊幹部休養連,以知天命之年經歷了爬雪山、過草地這些年輕人都難以承受的折磨。正是高尚的信念給了他們提升肉體強度的信心!他說:“革命要能力也要體力。為了革命不應愛惜生命;為了革命又必須要生命存在和生命的健康。革命也能給予你的生命以健康。”人的健全不僅需要強健的體魄,更需要解放的思想,鉗制思想、教育順民的科舉制度害人不淺。“窮則獨善其身”,寄望“明主”、抗拒革命的思想是中國舊士子的原則。從自己身上,謝覺哉意識到鬥爭精神的缺乏,來源於科舉取士的封建制度對思想的禁錮,“最末一次的舉人秀才,革命的很少,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的更少,然而這皆是當時的優秀。”在20世紀30年代的亂世中,對舊皇權幻想的破滅,對新革命的信心的缺乏,使許多人信仰喪失。各類黨派、各級政權忙於拉攏人才,面對高官厚祿、重金無數的許諾,目光短淺者就此被收買,但“地位是害人的……一爬上士大夫階級,必然反動,必然為舊統治的支持者,今之野心家正在出賣大批‘奴皮’給正在出世的青年披上。”謝覺哉沒有因為接受了新思想就立即撇清與傳統的關係,而是採取辯證的態度,承認正是傳統思想中的精華,支持他走到革命。同時,他也根據自身經驗提醒人們認識它的消極方面。
《六十自訟》中的文字通篇樸實無華,謝公直白、平實、實事求是地對自己的成就、弱點、驕傲和遺憾進行了剖析,既沒有誇飾也沒有掩蓋。他光明磊落,“生平所為皆可對人言”,對自身進步發展和革命道路都充滿信心。這份信心來源於立場的堅定,也來源於信仰的指引。正因為有了信仰,才能夠正視自我,不迴避問題,也能夠對改正充滿信心。時代、社會制度在變化,有些源於人類本性的問題無法避免,既然無法避免,就要勇於正視和克服。這裡,沒有身居高位的大領導誇誇其談,也沒有好為人師的老先生滔滔不絕。在平易近人的文字背後,是一位長者誠懇的目光,那目光中,充滿了期待、飽含著鼓勵,更洋溢著信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