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自訟

時間過得真快，從出生到現在，馬馬虎虎有60年了！

……

站在今天的我，來檢查我過去的60年，很榮幸也很慚愧。榮幸的是生在中國歷史的大轉折點----由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性的革命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居然沒落伍，趕上了歷史，做了最前進的共產黨黨員。……

如何又說很慚愧？革命是件天大的事，依靠大眾，依靠參加革命的各個分子，分子努力多一分，革命力量就增一分。……慚愧的是入黨將18年，有充分的時間和豐富的事實，有黨的光輝的主義與領導，應該大有成就。然而正如李六如同志說的：“我以前自以為差不多，自以為階級立場穩定，整風以來，才知我的政治水平還很低；我以前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未入黨，思想上入黨，還是近二三年的事。”這話我很有同感。當然，我不是故意把自己看小，我也有可以讚揚的所在。而是說革命要求我貢獻一切，要求我盡一切可能，而我貢獻的卻太渺小；另一方面也說明士大夫階級----知識分子由自由民主派的立場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不容易。我想，假如我以前更努力些，特別是入黨以後，我的成就也許要大些。

成就是沒有一定尺度的，就個人的知識、智力、時間而定，各人盡其知識、智力、時間的可能，自然也不會滿足其成就。因為一滿足就會停止甚至後退。我之自愧，是說未盡到我的可能，因循、軟弱、自足的暗影，屏除未盡。

革命要能力也要體力。為了革命不應愛惜生命；為了革命又必須要生命存在和生命的健康。革命也能給予你的生命以健康。近3年來我身體大不如前，不能任繁劇或連續工作至4小時以上。然不能說革命的艱難經歷損害了我的健康，而應該說現在的生命是黨所給予的。我先天很弱，小時父母很擔心這孩子養不活，不知燒過多少香，吃過多少葯。……而我還沒有死，還不很衰，一個原因，我對於自己身體雖無鍛煉卻少摧殘。另一個原因則是加入黨后，生活改變，舊社會問舍求田、男婚女嫁、失業得業，許多勞碌人性的事，一掃而空；而佔領腦子裡的是解放人類的崇高事業，與美麗的理想，而且一步步接近，因而更一天天的高興。……

科舉是害人的，我中科舉毒不深，然假如不做秀才，“聞道”也許要早些----那正是盛年，一生的黃金時代。最末一次的舉人秀才，革命的很少，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的更少，然而這皆是當時的優秀。難怪后之統治者總夢想恢復科舉式的考試!

地位也是害人的，三家村也好，大都會也好，一爬上士大夫階級，必然反動，必然為舊統治的支持者，這是續范亭先生說的“奴皮”，沒披上，鑽著去披；一披上，死也不肯解下。今之野心家正在出賣大批“奴皮”給正在出世的青年披上。

舊的學問及修養，有好處，應該接受與發揚它的好處，比如：“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見義勇為”；“生平所為皆可對人言”……等，我於這些，自問尚無愧色，這就是支持我能走到革命的基礎。但也有它的消極方面：唯心傾向，先入為主，使得我對於唯物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立場進步不快。

60年蛻變的經過：榮幸呢，從舊的殼裡鑽出來；慚愧呢，沒有出色的建樹。

榮幸也罷，慚愧也罷，都過去了。……身體健康雖向下落，但在黨的愛護下，精神健康，可能增加。“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那麼行年60，也應該設法彌補59年以前的缺點，能夠對黨有較多的貢獻。這就是我今後的打算。習氣未芟，歪詩一首：

匆匆六十年，華髮壓雙肩。未肯容顏老，猶爭意象鮮。

外包形豹變，內蘊旨蟬聯。沙與金俱下，榮兼愧未蠲。

孤才知極直，鑽始識彌堅。不羨松喬壽，重研馬列篇。

放之彌六合，卷也得真荃。戰鬥塗膏地，操存欲曉天。

勸農祈大有，聽雨且高眠。待補當年闕，還過日六千。

一百年前，尼采說出“上帝死了”，當時神權統治世界，個體需要打破權威的禁錮，人的面目開始顯出輪廓。如今，經濟高速發展，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成為通行時尚，“我”的影子無限擴大，空洞而迷亂的個性在現實里遊走。當下，我們最需要的已經不再是個體意識，而是信仰，一種有著自我清醒意識的信仰。有信仰的人，才會有真正的信心，才能有真切的自我認識，才能給人以充足的力量感，才能對未來的發展充滿希望。

革命先輩謝覺哉的《六十自訟》就是一篇閃爍著信仰之光的作品。短短兩千多字，並沒有談論過高的形而上的話題，而是娓娓述說他的經歷和感悟，追求崇高信仰與堅定自己對革命事業、對黨、對自己的認識相結合，信仰帶給他對人、對己、對未來的信心。

《六十自訟》首先回顧了謝覺哉一個甲子里多舛的命途。他出生在湖南寧鄉偏僻的山區，年輕時與眾多熱血青年一樣雖然常常對時局憤慨，喜歡接受新思潮，卻又常常感到失望，直到 42歲才真正找到了信仰，加入中國共產黨。革命確實令人熱血沸騰，但如非理性的選擇，一時理想化的激情過後，自會陷入深深的失落。謝覺哉是理性的，他沒有忙不迭一頭扎進革命的洪流，而是在實踐中日益建立了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信仰，才能在人到中年之時有準備地踏進偉大而又艱險的革命道路。他在家書中說：“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許黨。”四十歲的年齡，大多數人考慮的不過是金錢權勢、家中婦孺，謝覺哉卻毅然在不惑之年參加革命，“趕上了歷史，做了最前進的共產黨黨員”。這絕非一時衝動，而是對未來充滿信心的理性的抉擇。正因共產主義的信仰，他拋棄了自己“地主、紳士、教員”的小康生活，即便“陞官發財的路擺在前面”也沒有走。因為他相信，救國族於危亡的事業遠遠勝於小家的安逸。

文章中，謝覺哉剖析了自己在成就、自我意識、科舉制度、地位權力等問題上的態度，其中，他的崇高信仰始終貫穿其間。他頗有自信地將一些與世俗觀點相悖的想法公之於眾，任人評說。如“成就是沒有一定尺度的”，謀求更大的成就是為信仰多盡一分力，如果“未盡到我的可能，因循、軟弱、自足的暗影，屏除未盡”，則令人遺憾和愧疚。唯有如此，在後來的艱辛生活里，他才能對信仰持之以恆，絲毫不懈怠。

取得成就需要強健的身體。長征時，謝覺哉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等年老體弱的同志組成中央機關總隊幹部休養連，以知天命之年經歷了爬雪山、過草地這些年輕人都難以承受的折磨。正是高尚的信念給了他們提升肉體強度的信心！他說：“革命要能力也要體力。為了革命不應愛惜生命；為了革命又必須要生命存在和生命的健康。革命也能給予你的生命以健康。”人的健全不僅需要強健的體魄，更需要解放的思想，鉗制思想、教育順民的科舉制度害人不淺。“窮則獨善其身”，寄望“明主”、抗拒革命的思想是中國舊士子的原則。從自己身上，謝覺哉意識到鬥爭精神的缺乏，來源於科舉取士的封建制度對思想的禁錮，“最末一次的舉人秀才，革命的很少，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的更少，然而這皆是當時的優秀。”在20世紀30年代的亂世中，對舊皇權幻想的破滅，對新革命的信心的缺乏，使許多人信仰喪失。各類黨派、各級政權忙於拉攏人才，面對高官厚祿、重金無數的許諾，目光短淺者就此被收買，但“地位是害人的……一爬上士大夫階級，必然反動，必然為舊統治的支持者，今之野心家正在出賣大批‘奴皮’給正在出世的青年披上。”謝覺哉沒有因為接受了新思想就立即撇清與傳統的關係，而是採取辯證的態度，承認正是傳統思想中的精華，支持他走到革命。同時，他也根據自身經驗提醒人們認識它的消極方面。

《六十自訟》中的文字通篇樸實無華，謝公直白、平實、實事求是地對自己的成就、弱點、驕傲和遺憾進行了剖析，既沒有誇飾也沒有掩蓋。他光明磊落，“生平所為皆可對人言”，對自身進步發展和革命道路都充滿信心。這份信心來源於立場的堅定，也來源於信仰的指引。正因為有了信仰，才能夠正視自我，不迴避問題，也能夠對改正充滿信心。時代、社會制度在變化，有些源於人類本性的問題無法避免，既然無法避免，就要勇於正視和克服。這裡，沒有身居高位的大領導誇誇其談，也沒有好為人師的老先生滔滔不絕。在平易近人的文字背後，是一位長者誠懇的目光，那目光中，充滿了期待、飽含著鼓勵，更洋溢著信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