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文化

一般語境中，邊緣文化總是弱勢的、次要的文化，人們熱衷於追逐主流文化，從不重視邊緣文化的研究。“共生”思想和“邊緣效應”理論是邊緣文化產生的科學依據，“文化多樣性”的思想是邊緣文化存在發展的理論根據。邊緣文化具有眾多的歷史根據和現實表現形態，並有其特殊的優勢。在共生語境中，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之間不斷發生雙向運動，二者不是敵對關係，而是共生的“夥伴關係”。

雖然在1992年153個國家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可“多樣共生”的思想仍然只是被一些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所接納，而未能夠實現包括人文學科在內的眾多學科的廣泛參與，更沒有普及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價值。應當看到，“多樣共生”的思想能夠改變人們的傳統觀念，使人們逐步對邊緣文化持認可和包容的態度，邊緣文化由此獲得新生，對邊緣文化的研究也能夠納入學術界的研究視野。

“共生”（symbiosis）是1879年德國植物病理學家安東·豆·培里提出的，他在非常廣泛的意義上把“不同生物一起生活”稱之為“共生”。“多樣共生”既是生物之間的一種互利關係，也是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依存、和諧統一的共存關係。文化多樣性是建立在生物多樣性基礎之上的。佛法提出了“緣起世間相依相存”和“眾生平等”的觀點，儒家提倡“和而不同”，墨家倡導“兼愛”，這些都含有“多樣共生”的思想，都把“和諧”作為“多樣共生”的主要特徵。當代日本學者偏重於“向異質開放”的共生和競爭中的共生。筆者以為，“和”與“異”是共生必不可缺的兩個方面，然而“和”是共生的主導方面，只有通過共生中的互動，才能減少和消除衝突。當然，事物之間還存在一種“非共生”的關係，是指二者非直接地生活在一起，但又與對方有一定的關係，例如中立關係、捕獵關係等。

“邊緣效應”（edge effect）是“邊緣文化”（marginal culture）產生的自然科學根據。1942年德國地理植物學家比查（Beechar）首先發現了邊緣效應，他指出：不同地貌單元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帶或交互作用處，結構比較複雜，不同物種共生於此，種群密度非常大，一些物種特別活躍，生產力水平相對較高，這種現象就是“邊緣效應”。後來的科學發展表明，邊緣效應是生態過渡帶的顯著特徵之一，邊緣效應主要表現為，生態系統內部生物多樣性的增加，系統的波動性導致系統的變動。引起邊緣效應的機理在於邊緣效應的加成效應、協和效應和集膚效應。邊緣效應對於生物多樣性具有的特殊價值是，邊緣地帶有利於生物多樣性的發展。邊緣效應顯著的生態過渡帶，恰好是人類早期文明的發祥地，也是人類歷史上一些重大的發明創造的誕生地。這說明生態過渡帶的邊緣效應是普遍客觀存在的現象，它對不僅對保護生物多樣性具有特殊意義，而且對於促進人類社會多樣性良性健康發展有重要影響。

由上述“共生”思想和“邊緣效應”理論，可以概括得出邊緣文化的基本定義。“邊緣文化”首先是指在不同文化交往中，某種文化吸取其他文化成分后，派生出許多新的文化，在此意義上，邊緣文化是文化交流互動的產物，邊緣文化也就是“雜交文化”或“共生文化”。除此之外，“邊緣文化”還指與主流文化相對應的弱勢的、不發達的、少數的文化，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邊緣文化包含的這兩方面內涵，前者側重動態發展方面，強調文化流動中的變異；後者側重靜態原生意義，是從各種文化的力量不同、發達程度不一和數量大小等方面，相比較得出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差異和特性。

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了《我們創造力的多樣性》報告，提出了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觀點，強調對話交流是共生的前提。2001年11月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第31屆大會，參加會議的188個會員國一致通過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多樣性宣言》，提出文化多樣性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在此意義上，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目前世界上文化交流中所存在的失衡現象，是對文化多樣性的一種威脅，必須予以消除。文化多樣性為發展的動力之一，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對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富有成果的。

在現代社會，人們的價值觀日益走向多元化，各種文化代表著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因此文化發展呈現出多樣性狀態，邊緣文化的客觀存在是必然的。具體說來，在經濟上，人們所處地位、環境不同，利益分配中的佔有量不同，必然分屬於不同階層、不同集團，其思想文化也必然各有不同；在政治上，現代民主社會中主流文化能夠容忍和承認各種邊緣文化的存在，而不像極權主義統治者那樣靠暴力封殺圍剿邊緣文化；在文化方面，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過程，使人們更加珍惜不同文化的個性差異。更何況經濟全球化“並不一定會帶來一個源於西方模式的、全然同質的全球文化”(亨廷頓語)。

“一個世界，多種聲音”，文化本來就是多樣的，文化多樣性是全人類的權利，必須加以維護。文化多樣性有兩個層面：一是全球層面的文化多樣性；二是一個國家內部層面的文化多樣性。因為，文化是我們人類的共同財富，所以，捍衛文化多樣性僅以民族或國家為單元是不夠的，還要考慮到各個集團、群體的文化特殊性以及他們的存在價值。因此，重視和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就必須承認邊緣文化的存在價值。原因在於邊緣文化的存在是文化多樣性的突出表現，如果真正要保護文化多樣性，那麼首先就要保護邊緣文化的存在。一個只允許主流文化存在的世界或國家，在失去文化多樣性的同時，也喪失了文化的創新能力。這種單一的文化世界，不適合於人類的生存發展，就像生態系統瀕臨物種減少的威脅一樣。

古希臘文明作為歐洲文明的發祥地，並沒有發源於歐洲中心地帶，而是產生在南歐與西亞及北非相交接的邊緣地帶，是融合了多種文明的“混血兒”，而決非是歐洲文明自身的產物。古希臘文明最初並不是歐洲主流文化的代表，由於它含有民主和科學的萌芽而上升為歐洲主流文明，即使是後來被古羅馬文明所替代，但其永恆的文明價值被後人所景仰和繼承。

在我國，從東北、西北到西南，自新石器時代存在一個“細石器文化的半月形地帶”(嚴文明語)，筆者以為，這裡始終處於中外文明碰撞的邊緣地帶，該地帶的民族相對於中原漢族來講是邊緣民族，他們在多種文化的交錯地帶形成了有別於中原文化的邊緣文化特色。每當中原文化顯露出一些衰兆之時，邊緣文化總是為中原文化“換血”，使中國文化重新煥發青春。

世界聞名的敦煌藝術，就產生在中國文化、印度文化、西亞文化等幾個文化區交融結合的邊緣地帶。敦煌藝術主要樣式——石窟、壁畫、塑像與中原藝術相比，很明顯是一種邊緣藝術形式。敦煌造型藝術和敦煌文學的創作主體，都是民間藝人——邊緣群體。因此，從敦煌藝術的誕生地、藝術樣式和創作者等幾個方面看，敦煌藝術就是邊緣文化的代表。

美國文化更是鮮明的邊緣文化例證。美國文化融合了歐洲、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文化，它是以多民族的“熔爐”而著稱於世，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文化逐步上升為世界的主流文化。

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世界化，促使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碰撞更加頻繁，從而產生了更多的邊緣文化。必須承認，資本主義文化在當代作為主流文化處於話語霸權的中心地位，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他文化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更不能無視在文化碰撞中產生的新的邊緣文化。

目前，在世界範圍內看，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的文化屬於邊緣文化；有色人種文化對於白人文化來說是邊緣文化；女性文化相對於男性文化是邊緣文化。在一個國度內，邊疆少數民族文化相對於內地文化中心是邊緣文化，鄉村文化對於城市文化就是邊緣文化，還有一些隱沒在民間的文化和遊離於主流文化之外的先鋒文化都隸屬於邊緣文化，等等。總之，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劃分，是以近代西方物質文明為尺度的，甚至是以文化的勢力強弱來衡量的。這種劃分標準使得原有的主流文化日益變得更加強大，非主流文化——邊緣文化變得更為弱小。顯然，這種劃分標準是不平等的，因為文化是“無法用嚴格的物質尺度來衡量的”（伊格爾頓語），但這又是人們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

邊緣文化的表現形式，與整體文化一樣其核心是由價值系統所構成（克羅伯，克拉克洪），但最主要的還是“一種特有的生活方式”（威廉斯語），而且還以哲學、文學、音樂、電影等精神文化形式表現出來，用“作品和活動”體現不同群體的不同“理想”。

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之間不斷發生雙向運動，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劃分不是絕對的，二者在變動中不斷改變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在錯綜複雜的關係中互相制衡、互相借鑒。人們期望創建一個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共生互動和諧局面。只有在共生語境中，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才有可能實現一場文化上平等的角力和對話。儘管邊緣文化是非主流文化，但並不等於就是反對主流文化，尤其是在主流文化對邊緣文化持寬容態度時，有些邊緣文化則向主流文化吸取養分充實自己，有些邊緣文化甚至向主流文化回歸。

由於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相比，是自發形成的，代表著“弱勢群體”的利益，所以很容易使主流文化習慣於居高臨下，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現在眾多的邊緣文化面前，向邊緣文化實施單向度的文化灌輸。這種所謂的“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矮化”了邊緣文化的地位和形象。實際上，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交流是雙向互動的，邊緣文化並不總是主流文化的被動接收者。正是“這種持續進行中的交流互動，從而把我們從目前單向度、偏頗和貧乏的全球主義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史華慈語）。正是因為邊緣文化遠離權力中心或商業中心，才使邊緣文化能夠幸運地擺脫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強力干預，產生出有別於主流文化的特殊文化個性。

在於，它是廣泛文化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同的主流文化造成了不同的邊緣文化。邊緣文化對主流文化的疏離，使邊緣文化總是向主流文化提出質疑，發現主流文化的弊端，為主流文化輸入新鮮血液，使主流文化擯棄那些僵化有害的毒素，加速主流文化的新陳代謝，使主流文化免於崩潰。因此，在共生語境中，邊緣文化對於主流文化並非顛覆性力量，而是共生的“夥伴關係”。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就是從邊緣文化立場展開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這種批判具有獨特的觀察視角，可以說是研究文化變遷的最佳位置。正因為邊緣文化具有特殊優勢，所以人們不僅要保護它，還要擴大和利用它，以便帶來文化發展的旺盛生命力。因為，文化差異是文化變遷的動因，不論邊緣文化多麼微小，其中所含的文化個性特徵則具有無限的價值。邊緣文化永遠是豐富多彩的。

有些主流文化為了維護自己的強勢中心地位，常常對眾多的邊緣文化進行“脫色處理”。這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文化生態環境，模糊了不同文化特有的本來面目，使廣泛有效的文化資源變得單一化。文化多樣性的減少與自然界多樣性減少一樣，都是一種生態失衡。應當看到，當今世界文化多樣性的發展面臨雙重威脅的危險境地：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在悄悄地“同化”眾多的邊緣文化；另一方面，一個國家內部的主流意識形態文化也在排斥和消解邊緣文化，使邊緣文化失去獨立存在的價值。某些極權主義統治者還以極端的國家意識形態冒充本民族文化，藉此增強自己執政的合法性，迫使一些邊緣文化的傑出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成為“遊魂”而無家可歸。捍衛文化多樣性與尊重人的尊嚴是密不可分的。現在特別值得警惕的是，主流文化行使的所謂“保護文化多樣性”的一些措施，是把邊緣文化當作珍貴的文物標本，只看中了邊緣文化的“旅遊觀光”價值。這無疑是把邊緣文化變成了“木乃伊”，剝奪了邊緣文化的生存發展權。一般說來，人們只看到國際上文化霸權主義對文化多樣性的威脅，忽視了某些國家地區內文化多樣性的消失。“保護文化多樣性”不能成為閉關鎖國的理由，“維護民族文化傳統”也不能成為圍剿封殺其他弱勢文化的借口。例如，阿富汗塔里班政權禁止人們看電視，剝奪了人們的知情權；取消人們的宗教信仰自由，炸毀世界文化遺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斷上升。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文化在當代世界文化發展中仍然是一種邊緣文化。這首先是西方文化強勢中心造成的，例如“對於美國人文科學的主流學者來說，他們對中國從來沒有真正的關注”（戴錦華語）。再有，中國文化的邊緣化狀況還與中國一百多年來竭力學習西方文化，加入了“追趕先進的強行軍”（湯因比語），中西沒能有機融合，仍處於兩種文化之間的擺盪狀態有直接關係。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創傷性插入”（伊格爾頓語）,使中國文化的發展顯現出嚴重不適應的迷茫狀態，給人感覺似乎是“不中不西”。顯然，這是一種邊緣狀態，也是文化探索中的常見現象。這種邊緣狀態還有可能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創新效應，這就是外來文化的“中國化”過程。因此，中國文化更新的希望在於，“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來龍去脈，並在此基礎上重新理解自己”（劉小楓語）。筆者以為，這種更新主要不在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更關鍵的是在行為層面、價值系統方面的更新。

義大利思想家恩貝托·埃柯認為，人們發現的差別越多，能夠承認和尊重的差別越多，就能更好地相聚在相互理解的氛圍之中，他提出歐洲大陸第三個千年的目標是“差別、共存與相互尊重”。筆者以為在這種共生語境中，主流文化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無視或遮蔽眾多的、豐富多彩的邊緣文化的存在，告別那種歷史總是主流文化“勝利者的清單”（本雅明語），而邊緣文化則是“缺席的在場者”（德里達語）的狀況。邊緣文化的存在，至少能夠讓許多弱勢群體有一個得以安慰或拯救的歸宿，這是涉及到能否允許不同群體生存空間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說除了國家行為之外，還有其他群體特別是民間團體的活動空間。邊緣文化的存在，還能夠有效地防止文化趨同的問題，尊重邊緣文化就是在保護文化多樣性，以防止文化資源的枯竭。邊緣文化的存在，更使得一部分有良知的人文知識分子超越血緣關係、地緣關係以及學科界限的束縛，自覺主動地站在邊緣立場上，發出“另類聲音”，比如揭示出主流文化中消費主義時尚所掩蓋著的文化犬儒主義傾向，他們努力強化被主流文化所淡化的“歷史文化記憶”，淡化被主流文化所強化了的“政治經濟記憶”，避免使文化淪落為政治或經濟的附庸（關於人文知識分子邊緣化立場，筆者另有文論述）。主流文化單向度的統一性和排它性以及邊緣文化的徹底離心和拒絕，這兩種傾向都違背了“多樣共生”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主流文化應放棄空洞虛偽的“大話”（grand narrative），傾聽邊緣文化的真實聲音，不能使邊緣文化總是處於“隱性狀態”；邊緣文化則應克服自卑和自我膨脹情緒，承認自己的思想、主張或活動不一定能被世人所認同，防止淪為“遊民文化”（杜亞泉語），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通過對話或“適當參與”來改變主流文化與邊緣文化的力量對比。總之，主流文化與邊緣文化不應把對方視為威脅對象而急於吃掉對方，都要以包容的心態對待對方，取長補短，相互兼容，共存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