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鴻劼

1918年入北京大學學習，積極參加和領導了五四愛國運動以及北方地區的各次革命鬥爭。

1920年3月參與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是小組最早成員之一。

1922年6月，被選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委執行委員、團地委書記。同年7月至1923年6月，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委員長。

1923年7月至1927年先後任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北京地委委員、委員長、組織部長，中共北方區委宣傳部長。

1927年4月6日同李大釗一起被奉系軍閥逮捕，28日英勇就義。

主編過北方區委機關刊物《政治生活》。

1922年三、四月間，在中共北京黨組織領導下，掀起了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非宗教運動。由范鴻劼和李大釗、高君宇等共產黨人參加，聯合各界人士蔡元培、劉復、陶孟等人，發起組織了“非宗教運動大同盟”。他們在《發起詞》中，列舉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對我國進行侵略的種種罪行，指出：“我們為尊重科學，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國民人格，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力圖自強自治起見，決定發起非宗教運動。”《發起詞》要求“凡贊成這個運動者請簽名並廣為宣傳”。結果參加簽名發起的有200多人，大多數為各大、專、中學的教職員工和學生，還有少數商人和工人。

1922年5月10日，在范鴻劼、鄧中夏等人的積極籌備下，經過周密的組織和安排，在北京大學三院召開了“非宗教運動大同盟”成立大會。到會五百多人。范鴻劼擔任大會主席，會上，他和李大釗、鄧中夏、黃日葵等被推選為大同盟的幹事。大同盟成立后，在上海、漢口、天津、長沙、成都等地，都設立了分會。不久出版了《非宗教論》一書。

“非宗教運動大同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組織，在領導北京人民進行反帝愛國鬥爭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他們通過開展各種活動，促使一些青年的思想開始轉變，進而團結了廣大青年，削弱了教會勢力，迫使一些教會學校不得不改變強迫學生做禮拜及禁止學生開展愛國運動的狀況。

1922年那年爆發了第一次直奉戰爭，戰爭的結果是，奉軍退守東北，直系軍閥吳佩孚獲勝。吳佩孚為了欺騙人民，提出“恢復法統”。北京許多進步人士也認為，應擴大人民的權利。北京黨組織為貫徹中共二大精神，建立同國民黨及其他社會組織的聯合戰線，決定由范鴻劼與繆伯英、蔡和森等人負責組織“民權運動大同盟”這一群眾團體，以便廣泛團結和教育廣大人民進行反帝反軍閥的鬥爭。

1922年8月20日，民權運動大同盟籌備會在北京大學召開。到會有100多人，高君宇為臨時主席，范鴻劼、繆伯英等八人被選為籌備員，負責起草章程，準備召開成立大會等事務。會後，范鴻劼和其他有關人員，夜以繼日地緊張工作。他們在報上刊登了《民權運動大同盟啟事》，到處聯繫群眾，並得到一些社會知名人士的支持。24日下午，在北京大學三院大禮堂，召開了同盟成立大會。400多人出席大會。會上通過了宣言和簡章，決定發行《民權周刊》。由范鴻劼擔任同盟宣傳股主任。

為了進行廣泛的民權運動，打擊反動勢力對人民自由的限制，民權運動大同盟還發起了取消治安警察法運動，開展驅彭(彭允彝，當時的教育總長)鬥爭等。在支持和聲援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鬥爭中，同盟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向全國發出通電，組織了鐵路工人罷工後援會，派代表慰問工人。三一八慘案后，民權運動大同盟被迫停止了活動。范鴻劼在參與和領導這一群眾團體的過程中，顯示了他非凡的組織才幹。

轟轟烈烈的二七大罷工遭到了吳佩孚、蕭耀南等軍閥的血腥鎮壓。為了做好宣傳群眾和處理善後工作，范鴻劼與包惠僧、劉子通等人在北京組織群眾到參、眾兩院請願，並聯絡議員胡鄂公、彭吾先、范叔衡(范鴻劼的堂兄)、白玉逾、吳昆等人，對吳佩孚、蕭耀南等人提出了彈劾，並提出勞動法案，爭取工人應享有集會、結社、罷工的自由。同年秋，范鴻劼遵照中國共產黨的決議，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任職，宣傳、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方針。

1924年3月，中共北京區委改組，范鴻劼當選為執行委員，並被推舉為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不久，范鴻劼被派往上海工作。同年秋，范鴻劼從滬回京，任中共北京地委組織部部長。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年底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執行委員會，他被選為區委委員，後任組織部部長。

第二年，中共黨組織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所黨校，學員有二三百人。羅亦農主持黨校工作，范鴻劼和陳喬年、趙世炎、劉伯庄等人曾擔任黨校教員，為黨和革命事業培養了一批領導骨幹。

范鴻劼以名汀、雁汀、大通等為筆名，在中共北方區委機關刊物《政治生活》上撰寫了大量文章。他的文章文字生動，通俗易懂。主要內容，一是號召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他深刻地闡明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關係，指出“沒有殖民地，帝國主義絕對不能維持”。他列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號召人民走革命的道路。在全國人民支援上海爆發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中，他寫了《起來打倒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一文，大力宣傳北京人民的反帝鬥爭精神。二是從不同角度闡述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方針、政策。為了配合黨領導的“國民會議運動”，他在文章中有力地駁斥和批判國民黨右派的反動觀點。三是熱情洋溢地介紹十月革命勝利經驗。在范鴻劼和李大釗、趙世炎等人的努力之下，《政治生活》在指導蓬勃發展的北方人民革命鬥爭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范鴻劼與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團結一致，領導了東至東三省，西至陝西北部，南至山東、河南，北至內蒙古的廣大北方地區的革命鬥爭。范鴻劼是李大釗的學生，在李大釗的幫助下，他成了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從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立，直到1927年壯烈犧牲，他們既是師生關係，又是革命的同志和親密的戰友。他是在北方跟隨和輔助李大釗工作時間較長的主要領導人。范鴻劼具有高度的組織原則，一切服從組織安排，在黨內他搞過財務、宣傳、組織等多方面的工作。經過長期的鍛煉和考驗，證明他不愧是李大釗的優秀學生和得力助手。

1925年5月30日，帝國主義在上海進行了血腥大屠殺，史稱“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北京，李大釗、陳喬年、范鴻劼、趙世炎等區黨委成員，立即動員各級黨組織，在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目標下，迅速將北京各階層人民組織起來。學生組織了“滬案雪恥會”，工人組織了“工人雪恥會”，並在區黨委的領導下，於6月3日、10日、25日，連續三次舉行了規模空前的示威遊行，一掃反革命統治下古老北京的沉悶空氣，反帝浪潮蕩滌著北京的每一個角落。

五卅運動以後，奉系軍閥秉承日、英帝國主義的旨意，到處壓迫國民革命運動，屠殺工農群眾，封閉民眾團體，剝奪人民自由。日、英帝國主義還以大批軍械援助軍閥吳佩孚，從南面攻打國民革命軍。帝國主義這種肆無忌憚的侵略行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在全國反日、英，反張、吳的怒潮中，李大釗、范鴻劼、陳喬年、趙世炎等區委領導成員，領導北方人民，連續三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大規模的“反日討張”國民示威大會，后又舉行有4萬多人的“反英討吳”國民大會，有力地推動了北京地區群眾運動的發展。

1926年范鴻劼作為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的代表，參加了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他被選為“宣傳報告審查委員會”委員，在討論《中央黨務總報告決議案草案》中關於國共合作條款時，他與毛澤東等人始終堅持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獨立性和革命性，反對公開共產黨組織和黨員身份的破壞性提案。在元月18日下午的大會討論中，他慷慨陳詞，明確地指出：“共產黨同志負有兩種革命的擔子，是另有秘密組織的，我們現在只有結合革命勢力實行國民革命，共產黨也是同此目的。”“只要問他是否實行國民革命，其他不必問及，只要問在這種政策下，應不應該合作，不必橫生枝節。如果必要知道共產黨員是多少，如何活動，實是陷共產黨同志於危險地位”，堅持了共產黨在國共合作中的獨立性原則。

3月初，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艦闖進大沽口，炮轟大沽口炮台。國民軍被迫開炮還擊，但英、美、日、德、法等帝國主義竟然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段祺瑞政府撤除國防設施。帝國主義的無恥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1926年3月14日，北京舉行了30萬人參加的反日大會。17日，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代表召開緊急會議，決定18日在天安門前召開國民大會。會後分兩組，分別到外交部和國務院請願。李大釗率范鴻劼等100餘人到國務院去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衛兵不許進門，並用刺刀刺傷多人，激起廣大群眾的憤怒。18日，北京10多萬群眾齊集天安門，在李大釗、范鴻劼等人的指揮下，聲討反動派的罪行，並再次向當局請願。段祺瑞的軍警竟突然開槍，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一時血流遍地，慘不忍睹。范鴻劼在這次慘案中身負重傷。隨即，范鴻劼不顧傷痛，連夜和李大釗、趙世炎、劉伯庄在北大召開黨、團支部書記聯席會議，傳達區黨委的決定，並分頭髮動群眾，為在請願鬥爭中犧牲的學生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追悼會和隆重葬禮。

三一八慘案之後，北方的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反動的段祺瑞政府發布了搜捕李大釗、范鴻劼等人的通緝令。1926年3月底，黨組織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將過去公開的鬥爭形式，轉為秘密的地下鬥爭形式。為了安全，把國共兩黨的機關遷入蘇聯大使館內，范鴻劼也隨同遷入。4月底，奉軍佔領京津地區，反動氣焰更加囂張，公然封閉《京報》，槍殺進步新聞工作者、《京報》社長邵飄萍。8月，又以“宣傳赤化”的罪名，殺害了《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反動軍閥對國共兩黨的機關加緊監視。他們肆意逮捕機關工作人員。這樣，就給機關工作的同志造成很多困難。在艱苦的條件下，范鴻劼等人始終保持著高昂的鬥志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有一次，范鴻劼切菜，不小心用刀把食指切破了一層皮，鮮紅的血滴到菜葉上。李大釗在一旁風趣地說：“這倒好，我們正少肉吃呢，今天就吃點葷吧!”惡劣的環境和艱苦的條件，絲毫沒有動搖革命者的意志。

中共中央為加強中央組織機構，相繼抽調了北京地區幹部，區委主要負責同志趙世炎、陳喬年等先後到南方工作。1927年初，中共中央調范鴻劼到武漢工作。但他看到北方的困難形勢，認為北方更需要自己。經再三要求，中共中央批准他回到北京，繼續協助李大釗領導革命群眾運動。

同年4月6日，反動軍閥張作霖不顧國際慣例，竟到使館區內搜捕革命黨人。起初，范鴻劼躲在使館的花房內，敵人沒有發覺。下午，他不幸被匪徒發現，經過一番廝打后被捕。當他被帶到警察廳時，渾身是血和泥，衣服破爛不堪，以致自己的同志都難以辨認。在獄中，他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革命者的高尚品格。4月28日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活動家、五四運動的參與者和組織者、北京早期工人運動的組織者范鴻劼與李大釗等人，大義凜然地走向刑場，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