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倡導下，由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等十幾人在北京最先成立了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團體—馬克斯（今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主要 成員有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張國燾等。主要活動是搜集馬克思學說的德、英、法、日各種文字的圖書資料，並加以編譯，組織討論會和專題研究，主辦講演會、紀念會等。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就逐漸成為黨的外圍組織，發揮著吸引群眾擴大影響的作用。設有3個特別研究組和11個固定研究組，會員共60餘人。

該會成立后，首先搜集了馬克思學說的各種外文及中文，集資專門建立了收藏共產主義圖書的藏書室“亢慕義齋”。翻譯馬克思，組織學習馬克思主義和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安理會活動。

此徠時，毛澤東率驅張代表團來京，身處北大，他同李大釗、鄧中夏等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范鴻劼(1897-1927)　湖北省鄂州市葛店鎮人，1918年入北京大學學習，積極參 加和領導了五四愛國運動以及北方地區的各次革命鬥爭。1920年3月參與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是小組最早成員之一。1922年6月，被選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委執行委員、團地委書記。同年7月至1923年6月，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委員長。1923年7月至1927年先後任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兼北京地委委員、委員長、組織部長，中共北方區委宣傳部長，主編過北方區委機關刊物《政治生活》。1927年4月6日同李大釗一起被奉系軍閥逮捕，28日英勇就義。

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啟事”，將組織公開。“啟事”指出研究會“以研究關於馬克思派的著述為目的”，“對於馬克思派學說研究有興趣的和願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都可以做本會的會員。入會手續，由會員介紹或自己請願，但須經會中認可”；研究的方法為搜集、編譯、刊印馬克思主義文獻，開討論會、講演會等。

為擴大馬克思學說的研究和宣傳，"啟事"公布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規約。隨後，研究會還成立成了"勞動運動研究"、"共產黨宣言研究"、"遠東問題研究"、三個特別研究組，另外還有10個固定研究組，分別研究"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剩餘價值"、"無產階級專政及馬克思預定共產主義完成的三個時期"、"社會主義史"、"晚近各種社會主義之比較及其批評"、"經濟史及經濟學史"、"俄國革命及其建設"、"布爾什維克黨與第三國際共產黨之研究"、"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奪之實況-特別注意中國"等。會員選一組或幾組進行研究均可。

1918年，李大釗同志為要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曾與當時北大教授高一涵等發起組織 了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為避免當局的注意，這個團體並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因為當時‘馬克思’有譯為‘馬爾格時’的，與馬爾薩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們把這個團體好象是定名為‘馬爾格士學說研究會’，以便在必要時對警廳機構說這個團體是研究人口論的而非研究共產主義的。開始這個團體並沒有展開它的工作，沒有吸收廣大的革命青年參加。”（註：朱務善：“回憶北大馬克斯學說研究會”，《“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18頁。參與了1920年發起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的朱務善所述的1918年“馬爾格士”學說研究會之事，很可能是他當時或後來聽某位當事人說的。由於他所說的與高一涵回憶的“馬爾克斯”學說研究會名稱不同，所以其消息來源不會僅是高一涵。）這段文字解釋了為何大多當年青年學生輩的人對1918年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不知情。

如果認為並非當事人的朱務善聽述無法令人置信的話，那麼根據“最好的證據來自最接近事件的人”這一史料運用的原則（註：這個原則是史學大師蘭克(L.Ranke)繼承前人而確立的史料考證方法之一。），曾親身參與發起1918年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高一涵的回憶應當是較為可靠的了。高明確地指出：“五四運動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會。我們不是用馬克思，而是用馬爾克斯這個名字，為的是欺騙警察。他們回去報告，上司一聽研究馬爾薩斯，認為這是研究人口論的，也就不來干涉了。這個學會，先是公開的；後來就秘密起來。它的對內活動是研究馬克思學說，對外則是舉辦一些講演會。……1918年底，辦一個《每周評論》 ，經常是我們幾個人寫稿。”(p340～341)高的敘述顯示，1918年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主要是北京大學的教員和《每周評論》的編輯，而當年還只是北京大學學生的張國燾等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回憶不足為據。

雖然高一涵的這個回憶難以被證偽，但僅憑當事人的回憶來對某事在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作出判斷，證據仍然不夠充分。不僅由於回憶者可能因年代相隔久遠而產生記憶模糊或誤記現象，而且因為人大多會有粉飾自我的傾向而把功勞拉在自己頭上，所以事後回憶往往不那麼十分可靠和可信。（註：法國著名心理學家拉康(J.M.Lacan)指出，在分析問題時“必須對源於自我領域的材料持懷疑態度”。考慮到人的心理因素，史學家對待回憶資料的確應持審慎態度，需經仔細考證后使用。）這樣，尋求儘可能早的原始資料，特別是作為人們當時記錄之一種的、被稱為“史家的絕好材料”的報刊記載（註：李大釗語，他甚至說“歷史可以說是過去的報章”。李守常： 《史學要論》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頁。），就成為十分必要的了。

刊登於《星期評論》14號（1919年9月7日出版）的戴季陶文章《可憐的“他”》提供了十分 重要的線索。該文是就《每周評論》被封閉一事發表的評論。戴季陶在文中先提出“《每周評論》為什麼事被封？”然後在後面寫道：“你們不見報上說他們要禁止傳布‘馬爾格時主義’么？他們要禁止‘馬爾格時主義’，卻不禁止‘馬克思主義’，也不禁止‘馬克司主義’，為什麼呢？因為命令上的文字是‘馬爾格時’四個字，並不是三個字。……翻譯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馬克司批評馬克司的著作。豈是可以禁止的嗎？又豈是能夠禁止的嗎？”戴的文章揭露了，當時北京政府就是以傳布“馬爾格時主義”的罪名來封禁《每周評論》的；並且指明，所謂的“馬爾格時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

當時Karl Marx多被譯為“馬克思”、“馬克斯”、“馬格斯”、“馬客士”、“馬克司”等，《每周評論》刊登的為數不多的馬克思著作譯介文章中，並沒有使用過“馬爾格時”這四個字的譯名。因此，戴的這篇文章說明了：《每周評論》1919年8月24日的被封閉，並非僅僅因為其刊載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字，而應是同該刊若干編者研究、傳布“馬爾格時主義”的有組織的行動有關。根據戴文的信息，再參以高一涵和朱務善回憶中所談《每周評論》的編者和一些北大教授曾組織“馬爾格斯”或“馬爾格士”學說研究會，我們就能大體確定：1918冬至1919年夏間，參加《每周評論》編輯工作的一批北京大學教員曾經組織過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會，其名稱大約就是“馬爾格時（士）學說研究會”。

搜集馬氏學說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種圖書，作為“研究上重要的先務”，並成 立了專門圖書室，取名“康慕尼齋”（即共產主義室）。直到現在北京大學還保留著蓋有“康慕尼齋”印記的藏書。據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的統計，研究會收集到的漢、英、俄、德等各種文字的書報雜誌達數百部之多，這對當時研究馬克思學說起了重要作用。

組織有翻譯能力的會員成立譯書小組，分別譯出康慕尼斯特叢書、列寧叢書、馬克思叢書等多種，並在一九二三年《響導》上刊登過“康慕尼齋”的譯書計劃，這對研究馬克思主義原著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最初成立了“勞動運動”、“共產黨宣言”。“遠東問題”等三個特別研究組。後來又擴大研究範圍，成立了十一個固定研究小組，分別對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剩餘價值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及世界實況進行研究，特別注意對中國革命問題的廣泛研究和學習。

李大釗同志和進步教授陳啟修、高一涵等都是常常被聘請去做講演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研究會第一次公開講演會上，李大釗就作了《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專題講演，頗受青年們的歡迎。

此外，研究會還經常討論國內外大事，關注實際鬥爭，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如舉行過馬克思誕生一百零四周年紀念會；發表啟事，支援唐山三萬工人的罷工鬥爭；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殉難四周年的大會等。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對培養和造就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起了重要作用。

五四運動以後，在李大釗和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領導下，從1921年到1922年，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紛紛奔赴直隸各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李樹彝到唐山向工人講解科學社會主義常識，鄧中夏到保定直隸高等師範學校講授新文化和革命文學，何孟雄到張家口、保定等地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活動，羅章龍、史文彬、朱務善到石家莊宣傳共產黨的性質。與此同時，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相繼誕生。

在天津，1919年9月16日，周恩來、郭隆真等成立了覺悟社；1920年10月，於方舟、韓麟符等人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北京，1921年11月17日，鄧中夏、羅章龍、何孟雄等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發展到200多人，分佈到全國各地。在保定，1921年春，王錫疆、安志成等成立了社會問題研究會；保定六中、保定二師的學生組織了“讀書會”。在此期間，保定和天津還秘密出售馬克思主義書籍和《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這對馬克思主義在直隸的傳播發揮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