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碩良

1932年9月出生。1949年7月畢業於長沙清華高級中學，在校期間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和新民主主義研究會。1949年9月參加工作，在新聞幹部訓練班學習期間調入廣西工作團，隨中國人民解放軍入桂，到廣西日報工作，曾任記者站長、記者組長、新聞組長、農村組長、理論組長、文教部主任、文教政法部主任、副刊部主任，1956年起任編委。曾兼任廣西文聯委員、黨組成員，《廣西文學》編委、《廣西藝術》編委，出席全國首屆青年文學創作會和第四次文代會。1980年4月進入出版界，任廣西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1985年調灕江出版社，主管編輯出版及發行業務，為該社主要創業人之一。1990年起任編審。

所主編的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灕江譯叢”和組織出版的一系列高品質外國文學圖書，以其視野的開闊、選題的新穎、開掘的系統和譯制的精良，在廣大讀者和文學界中產生久遠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初，灕江版外國文學圖書曾與人民文學、上海譯文兩家全國大牌出版社鼎足而三，成功地打響了“灕江”品牌，率先使廣西版圖書走向全國，許多優秀譯本被台灣同行購人。曾獲中國圖書獎一等獎、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一等獎、桂版優秀圖書獎特別獎。

1993年調廣西新聞出版局，創辦《出版廣角》雜誌，任專家評審委員會委員。1996年起任廣西版協副主席兼理論研究委員會主任。所主編的《出版廣角》從雙月刊發展為全彩月刊，信息豐富，言論權威，對出版業大事及走勢能準確把握，恰當反映，深受同行好評，並在經濟上實現了自給。

2000年7月離休。受聘續任《出版廣角》主編，廣西出版雜誌社總編輯。

2001年7月，應雲南教育出版社聘請，赴昆明創辦《人與自然》全彩圖文月刊。一年多時間初步打開局面，建立根基，同時推出圖書精品“人與自然文庫”。《我的野生動物朋友》一炮打響，走紅全國，上市四個月連印7次，印數12．5萬冊，連登各地暢銷書排行榜，同時向台灣轉讓了中文繁體字版權。作為雜誌及文庫主編，多次接受中央電視台、雲南電視台、光明日報、中國新聞出版報等重要媒體的專題採訪，成為雲南出版界從省外引進人才的突出事例。

事迹載人《新中國文學辭典》、《當代中國名人大辭典》。

1995年被聘為廣西文史研究館館員。

劉碩良上的長沙清華中學是清華大學校友在外地創辦的三所清華中學中的一所。教師幾乎是清一色的清華人，從西南聯大畢業的就算是年輕的了。學校的理念和風氣也承襲了清華的傳統，注意培養學生自由、民主的觀念。這裡，劉碩良在多方面打下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那時的清華中學不是清華大學的附中，但是由清華大學的校友辦的，同清華大學有著密切的聯繫。這樣的清華中學辦有三所，重慶清華、貴陽清華都歷史悠久，很有名氣，長沙清華利用的是抗戰初清華大學擬遷長沙時在嶽麓山蓋的校舍，1946年秋季開始招生的。校長傅任敢兼任重慶清華校長，教導主任曠璧城也從重慶清華調來，他們都是清華大學出身的知名教育家，老師也幾乎是清一色的清華學人，偶爾個別從西南聯大、武大畢業來的老師往往要下很大工夫才能取得同學的信任。

學校收費很貴，但物有所值，不但老師好，伙食也好，每餐四菜一湯，早上有牛油稀飯，有肉類罐頭，有花生米。學校管理很嚴，學生要穿統一的咔嘰布服裝，要把入學必備的白床單、白被套鋪得一刷整齊，稜角分明。老師每天要檢查，達不到標準的記上缺點，累計三個缺點記一小過，三小過合一大過，三次大過就要除名。

學校不招女生，終身未嫁的女管家———教導主任把學生們當自己的孩子管，個個要剃光頭，每天作息準時，散步不得超出劃定的範圍，每隔四個星期才允許請假進長沙城一次，連家在城裡的同學也不例外。

劉碩良

長沙清華一方面有著嚴厲得似乎有點不近情理的管教，另一方面卻又異乎尋常地倡導著自由、民主，課本由學校自選，老師中有魯迅專家，有古典文學學者，有音樂家、生物學家，有長沙市學聯地下黨領導人和地下黨長沙市青委書記。

在時代的洪流中，劉碩良參加了遊行，辦牆報，辦民眾夜校，當過學生會學術部長，1948年冬參加秘密的新民主主義研究會，後來黨組織還準備吸收我，因為當時劉碩良才十六歲多，所以沒有接收。

清華中學進步色彩很濃，但也強調學生要學好功課。國文、英文、數學三門主課每周要上十節，理化、生物、史地都有足夠的課時分量。地下黨也考慮到組織公開后在學生中的影響，把學業成績作為考核和吸收成員的重要標準。所以我同其他進步同學一樣不僅活動積極，而且在學習上帶頭。1949年7月畢業時劉碩良的成績名列第四 .

那時廣西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沒人搞外國文學，劉碩良一到就憑著自己過去對外國文學的興趣和了解，把開拓外國文學出版的任務接了過來。正好廣西人民出版社申請的副牌——灕江出版社在1980年11月底批了下來，它以出版文藝、旅遊讀物為主，社名是茅盾題寫的。他想“灕江”這個名字能給人一種秀美靈動的感覺，還可能引起某種來自民間的聯想，不像人民出版社那樣嚴肅。用“灕江”名義來出版廣西幾乎沒有出版過的外國文學作品，只要運作得好，容易引起讀者關注，較快地打開局面，打造品牌。

外國文學植根於全世界，空間廣闊得很，盲點、誤點、空白點不少，“灕江”在眾多高手角逐的縫隙中，要劍走偏鋒，自辟蹊徑。我認為，在古典、現代之間，以現代為主。古典之中，以被忽略、被錯貶的作品為主；現代之中以藝術創新突出的作品為主。按照這個思路，首先推出了36開本名著系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首印32萬冊；《保爾和薇吉妮》首印19萬冊；《人鼠之間》、《巴黎的憂鬱》、《麥田裡的守望者》、《意象派詩選》、《西方愛情詩選》……一本本風靡書市。相繼推出的“灕江譯叢”、“諾貝爾文學獎叢書”、“外國通俗文庫”、“藝苑人物”系列等，都在某一領域某一焦點上開了風氣之先。

也許得益於劉碩良的新聞工作經歷，他很重視媒體和發行，醞釀選題時就考慮到銷路和影響。“灕江”的第一批書是我編的，“灕江”給新華書店的第一封信是我寫的，我以“灕江”名義在《人民日報》祝賀新華書店成立四十周年，是全國出版社獨家發布這類致意廣告的第一例。我代表“灕江”邀請全國新華書店代表來桂林商討漓版書發行，在全國地方出版社中也起到了帶頭作用。

當書店訂貨還處於“隔山買牛”階段，我就經常跑書店，同許多發行人士交了朋友。《西方愛情詩選》編好后，劉碩良給廣西新華書店的業務主管送去校樣，向他介紹這個本子有哪些突破，他覺得不錯，本來彙報的數字是6.7萬冊，他一下加到了10萬。這本書後來多次再版，印到60多萬冊。四川省新華書店的同志告訴我，他們拿到四川師範大學的學生飯堂去賣，同學們把賣書的桌子都擠爛了。當時類似的詩選也有不少，為什麼這本書特別好賣呢？就因為我們打破框框，把選目拓寬了，收入了阿赫瑪托娃、蒲寧、丁尼生、華茲華斯等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渴望看到新天地的讀者是最識貨的。

“灕江”的書很快就滲透到各地，得到各界認同。1990年首屆全國外國文學圖書評獎，“灕江”獲得包括三個一等獎在內的十個獎項，數量之多居全國第一。“灕江”終於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樹起了自己的品牌。

劉碩良主編的這套“諾獎譯叢”的書封

在一個很長的時期里，我們脫離世界，對外國現當代文學知之甚少而又歧見特多、誤解特多，出“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能讓中國的讀者了解世界除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高爾基以外，還有很多優秀的作家，諾獎作家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過去我們閉目塞聽，用一頂帽子，主觀武斷地對它一概否定。

劉碩良沒有組建形式上的編委會，但實實在在地依靠各方面研究有素的專家。首先編目要選好，譯者要選好，要有比較得當的譯本前言，還要有翔實的附錄資料，包括頒獎詞、受獎演說、作家生平、作品要目、作家訪談。譯事邀約最熟悉該作家的學者來主持，如福克納卷請李文俊、海明威卷請董衡巽、皮蘭德婁卷請呂同六、加繆卷請郭宏安、托馬斯·曼卷請楊武能、阿斯圖里亞斯卷請劉習良、川端康成卷請高慧勤、泰戈爾卷請倪培耕，都是當之無愧的上佳人選，把八九十卷諾叢譯者名單排下來，幾乎是當今中國譯界精英的一幅縮影。

為了確保這套書能夠順利誕生，劉碩良把一些爭議不大的作品如泰戈爾的《吉檀迦利·飢餓石頭》、莫里亞克的《愛的荒漠》、杜伽爾的《蒂博一家》、保爾·海澤的《特雷庇姑娘》等首批推出，然後擴展到其他異質色彩較濃的作品。社會對新事物的接受有一個曲折的過程，我們不要無所作為，也不宜莽撞行事。

“諾叢”問世，各方注目，歡迎者多，反對的也有———無非說它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回答說，“資產階級的也要給人看看嘛，一個泱泱社會主義大國，有最強大的思想武器為指導，為什麼不能用開放的自信的心態來看看人家的東西呢？”實際上許多文學圈外的讀者反而更能理解和寬容諾貝爾獎，劉碩良記得有一個省的武警總隊就一次訂購了21套，說出多少本都要。當然，文學界的反響也是很大的。劉白羽、王蒙、賈平凹、張潔、張抗抗、莫言等知名作家都到灕江出版社倉庫去找過這套書或多次在各種場合肯定這套書產生的影響。

諾叢也引起了海外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注意。馬悅然聽說中國出版了這套書之後，通過一位詩人約我在上海見面。1987年，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另一位成員謝爾·埃斯普馬克偕夫人來中國訪問了灕江出版社，儘管有關方面只許我們把他們作為旅遊者接待，畢竟還是藉此建立了友好的聯繫。不久，埃斯普馬克博士授權給“灕江”出版了他的專著《諾貝爾文學獎內幕》，還特地為中文版寫了前言。在中國文學、中國讀者與諾貝爾文學之間，叢書起到了橋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