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

早期政治活動

1913年5月16日出生在加拉茨縣圖多爾·弗拉迪米雷斯庫鄉的一戶農民家庭。曾在羅馬尼亞國營鐵路公司的職業技術學校接受培訓，1927—1931年在加拉茨的鐵路修配廠當工人。1929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參加工人運動，1932—1933年的羅馬尼亞鐵路工人和石油工人大罷工期間，結識了工人運動領袖、共產黨人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參加了羅共領導的地下革命活動，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4年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並被選為鐵路工人中央行動委員會副書記，負責加拉茨地區鐵路工會和左翼政治團體的聯絡工作，后以參加格里維察鐵路罷工的罪名被反動當局逮捕。獲釋后，1936年被選為羅馬尼亞民主自由青年聯盟（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主席。1936年12月被逮捕，1937年2月25日被軍事法庭以從事共產主義活動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並處罰金30000列伊，先後在加拉茨、多夫塔納監獄服刑。1940年6月獲釋出獄后，進入加拉茨州黨委擔任領導工作，同年再度被捕，先後被關押在米耶爾庫雷亞丘克、卡爾卡拉監獄，1941年5月28日被關進特爾古日烏集中營。服刑期間，他見到了埃米爾·波德納拉希、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基伏·斯托伊卡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黨的政治局委員。阿波斯托爾在獄中積極參加黨的活動和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並協助喬治烏-德治開展工作，成為喬治烏-德治領導的監獄內的羅共黨組織（羅共“監獄派”）的骨幹成員。1944年8月，隨著蘇聯紅軍逼近羅馬尼亞邊境，在黨組織的營救下，阿波斯托爾等一批在押的共產黨政治犯成功越獄，參加了羅馬尼亞八·二三武裝起義。

德治時代

全國解放后，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長期在黨和工會組織擔任領導工作。1945—1948年任羅馬尼亞勞工總聯合會總書記。1947年任羅馬尼亞財政部金融監管專員。1948—1952年任羅馬尼亞勞工總聯合會主席。1945年9月當選為世界工會聯合會總理事會理事和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45年10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當選為羅共中央委員。1948年2月，羅馬尼亞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召開統一代表大會（羅共“六大”），兩黨合併為羅馬尼亞工人黨，阿波斯托爾在緊接著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48年4月28日，在他和波德納拉希、喬治烏-德治以及斯托伊卡的主導下，盧克雷奇烏·帕特勒什卡努被逮捕，因為他是在戰後公開反對蘇聯控制的第一位共產黨領導人。特奧哈里·喬治斯庫、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和約瑟夫·蘭格茨主持對帕特勒什卡努的調查和審訊。

1948年4月7日—1948年6月11日、1950年9月6日—1951年4月5日、1952年3月26日—1952年6月6日三度當選為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大國民議會主席。1948年12月1日任國家機構簡化和精簡委員會委員。1952年6月2日—1954年4月21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1953年11月5日—1954年5月18日兼任農業和林業部長。1954年4月21日—1955年10月1日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55年9月27日—1961年3月8日任羅馬尼亞總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1961年3月21日—1967年1月3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在1955年12月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羅共“七大”）和1960年6月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羅共“八大”）上繼續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喬治烏-德治的助手

阿波斯托爾是喬治烏-德治的親密戰友和最得力的政治助手，是黨內以德治為首的“監獄派”的核心領導成員，奉行介於“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中間路線。因此在1953年以前，羅馬尼亞沒有脫離蘇聯的指揮。他和喬治烏-德治甚至取得了斯大林的批准，動手除去了他們的黨內對手安娜·波克爾，以及處決盧克雷奇烏·帕特勒什卡努。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羅馬尼亞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反對赫魯曉夫和去斯大林化，同時開展自身的改革，並試圖切斷與蘇聯的大部分經濟聯繫，還清洗了親赫魯曉夫的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和米隆·康斯坦丁內斯庫，以排除干擾。羅馬尼亞的國家工業化、電氣化建設和農業集體化都與他密切相關。在領導工會工作期間，切實關心和維護工人們的利益，大力改善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反對“左”傾過火行為。

第一書記

1954年4月，原定於當年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被推遲一年，參照斯大林去世后的蘇聯經驗和模式（斯大林逝世后，蘇共形成了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的“三駕馬車”的領導格局，馬林科夫專任部長會議主席，同時不再兼任中央第一書記，由赫魯曉夫任第一書記，主持書記處的工作）。1954年4月19日，羅工人黨中央全會強調“集體領導”的原則，實行黨政分開的領導體制，改組了政治局和書記處，調整了領導人的分工，喬治烏-德治效仿馬林科夫，不再擔任羅馬尼亞工人黨總書記，專任部長會議主席。書記處由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米哈伊·達列亞、亞諾什·法澤卡什四人組成，取消總書記的稱謂，改設第一書記，阿波斯托爾接任這一職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政治局會議，主管書記處，成為黨的名義上的第一把手（事實上，喬治烏-德治仍是至高無上的領袖，一個真正的、令人畏懼的獨裁者）。直到1955年10月，喬治烏-德治意識到權力的來源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因此又重新擔任第一書記（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成功廢黜了馬林科夫），正式收回了黨的領導權。

按照國際共運不成文的慣例，在這種情形下，阿波斯托爾實際上被視為喬治烏-德治的接班人。在此期間，以阿波斯托爾、喬治烏-德治為首的羅共中央反對赫魯曉夫借去斯大林化干涉各兄弟國家和兄弟黨的內部事務，開始確立奉行獨立自主的方針政策，並著手進行經濟改革的嘗試，試圖擺脫對蘇聯的經濟依賴。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羅馬尼亞贊同蘇聯出兵平息布達佩斯的騷亂。但是，蘇聯武力鎮壓“波匈事件”和納吉·伊姆雷的悲劇也刺激了羅馬尼亞領導人的政治神經，蘇聯在羅馬尼亞的軍事存在增加了他們的不安全感。之後，他們不斷要求蘇聯從羅馬尼亞撤出所有駐軍（1958—1964年，蘇聯從羅馬尼亞陸續撤走所有軍隊和在軍事、安全機構的顧問）。

兩個人的對決

1964年起，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的健康日益惡化，阿波斯托爾以喬治烏-德治的第一接班人自居，被視作未來的領袖。喬治烏-德治指派阿波斯托爾代表羅馬尼亞政府去參加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葬禮，事實上等同於宣布任命他作為自己的繼承人。但此時，他的地位受到了新崛起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的挑戰。揚·格奧爾基·毛雷爾更是極力反彈，向病床上的喬治烏-德治進言，並集結勢力擁護代表中間立場的齊奧塞斯庫，以確保阿波斯托爾不會在喬治烏-德治死後對他們構成威脅。1965年3月19日，喬治烏-德治與世長辭，在中央政治局內，隨即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權力爭奪戰，除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外，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亞歷山德魯·德勒吉奇均向權力寶座發起衝刺。這場權力之爭主要是阿波斯托爾和齊奧塞斯庫之間的對決。關鍵時刻，齊奧塞斯庫得到揚·格奧爾基·毛雷爾和埃米爾·波德納拉希這兩位政治局中最具分量的元老級委員的支持，阿波斯托爾最終敗北，這使他從此同齊奧塞斯庫和毛雷爾結下很深的嫌隙。

不過，阿波斯托爾並沒有辭職，也沒有表現出任何不滿。他在1991年接受採訪時說，“我沒有權欲，關於1965年的那件事，如果我想不惜任何代價，我會成功，但就得冒著破壞黨及其領導的團結的風險。”

齊奧塞斯庫時代

1965年7月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當選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常設主席團委員，並繼續擔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此後，他和其他喬治烏-德治時代的“大老”一樣，逐漸被邊緣化。雖然他經常參加重要的國務和慶典活動，但他的實際地位卻不斷下降，權力被削弱。1967年1月3日被解除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職務，1967年12月9日—1969年3月13日任羅馬尼亞總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1969年4月7日—1970年5月4日任國防委員會委員，1969年9月8日—1975年3月19日任國家物資儲備總局局長。在此期間，齊奧塞斯庫培植親信、重用家族成員，清除政治局中喬治烏-德治時代的一些“老近衛軍”。

貶黜外放

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一直就是齊奧塞斯庫的反對者和主要政敵，多次批評齊奧塞斯庫的一系列政策，指責他違背喬治烏-德治的傳統和路線，因此首當其衝。1969年8月羅共“十大”，阿波斯托爾被排除在常設主席團和政治執行委員會之外。此後，他與齊奧塞斯庫的矛盾進一步升級，1975年3月以存在“道德上的偏差”為由被解除了國家物資儲備總局局長職務，只是由於埃米爾·波德納拉希的保護，被外放為駐拉丁美洲國家的特命全權大使。1977年5月5日—1983年5月27日任羅馬尼亞駐阿根廷共和國大使，1977年5月5日—1989年3月27日任羅馬尼亞駐烏拉圭東岸共和國大使，1983年9月12日—1988年8月17日任羅馬尼亞駐巴西聯邦共和國大使。1988年，他又因在駐巴西大使任上公開批評齊奧賽斯庫的政策而被召回國。

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是羅馬尼亞大國民議會代表，1946—1948年為胡內多阿拉選區國民議會議員，1948—1957年為胡內多阿拉州胡內多阿拉縣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57—1965年為加拉茨縣東加拉茨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5—1969年為加拉茨縣南加拉茨第1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9—1975年為加拉茨縣東加拉茨第1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

1989年3月，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亞歷山德魯·伯爾勒迪亞努等六位羅共元老聯名上書羅共中央，批評齊奧塞斯庫的現行政策導致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危機，要求改變現狀，公開信經英國廣播公司（BBC）電台、自由歐洲電台和美國之音播出后，在國內外引起極大反響。阿波斯托爾涉嫌充當外國間諜和帝國主義的宣傳工具，隨即被軟禁，公安機關不斷地對他進行審訊，希望他承認自己是“蘇聯間諜”。1989年12月22日，羅馬尼亞政局發生劇變，齊奧塞斯庫政權倒台，阿波斯托爾被解救出來。

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多次表達他對劇變后羅馬尼亞的許多方面的反感和厭惡。作為20世紀50年代以來羅馬尼亞教條式的斯大林主義和寡頭政治的代表，他與齊奧塞斯庫之間衝突並非基於意識形態之爭。只是他空有野心而能力平庸，充其量不過是馬林科夫、華國鋒一類的人物。阿波斯托爾參與六人當年聯名上書的目的旨在反對齊奧塞斯庫的“個人迷信”和結束其錯誤政策，挽救黨和國家的命運，並非要改變羅馬尼亞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六君子”的公開信的確成為羅馬尼亞劇變的導火索。阿波斯托爾試圖通過改良主義繼續維持羅共佔主導地位的國家體制，西爾維烏·布魯坎指責他屈服於黨委審訊的壓力，這種觀點促使他無法在1989年羅馬尼亞革命后重新融入主流政治。1990年，他曾於伊利耶·維爾德茨等人另組社會主義勞動黨，但影響力有限，很快就消亡了。

2010年8月21日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病逝於布加勒斯特，享年97歲。有三次婚姻，有三個孩子和四個孫子，分別居住在國內外。

格奧爾基·阿波斯托爾曾榮獲羅馬尼亞王冠勳章-騎士勛位（1947年）、一級“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之星”勳章（1953年）、一級勞動勳章、一級“保衛祖國”勳章、“從法西斯枷鎖下解放祖國”獎章、“石油工人和鐵路工人英勇鬥爭25周年”紀念獎章（1959年）、一級“八·二三”勳章（1959年）、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和“鐮刀和鐵鎚”金星勳章（1963年）、“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武裝部隊建立20周年”紀念獎章（1964年）、羅馬尼亞一級“圖多爾·弗拉迪米雷斯庫”勳章（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