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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祥
中共叛徒、原重慶城區區委書記
李文祥，1922年出生於重慶市巴縣人，曾擔任過中共重慶市城區區委書記，后加入軍統。逝世於1951年。
李文祥，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重慶市城區區委書記；1948年4月，被叛徒劉國定出賣被捕，徐遠舉親自審訊，幾次嚴刑逼供，他挺過了第一關。
關押白公館期間，得到難友陳然的鼓勵，堅持了8個月，但他沒經受住感情因素的誘降，當又被提審，讓他與妻子見最後一面時，他的防線垮了，選擇了叛變求生之路，出賣了大批同志，並參加軍統工作，被授予上尉軍銜。
1950年，被我公安機關逮捕。據他的叛變哲學：“苦了這麼多年，眼看要勝利了，自己卻看不到勝利，那太慘了！而二處要我選擇的又是這樣尖銳的兩條路，不是參加特務的工作，就是槍斃。我只有從自己來打算了”，其叛徒嘴臉暴露無遺。
1951年2月，重慶市人民法庭判處其死刑，執行槍決。
1941年9月至1944年1月，他擔任中共江北縣委書記，先後以重慶大華公司見習生、合作事業管理局會計、迎龍鄉小學教師等社會職業為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46年至1947年9月，他改任中 共巴縣特支委員，社會職業是巴縣長生鄉民興中學訓育主任。
1947年10月，他調任中共重慶城區區委書記，以業餘戲劇工作者為掩護，開展黨的秘密活動。由於一時沒有找到固定的社會職業，他與妻子熊詠暉在百子巷中 共南（川）涪（陵）工委委員劉渝明（原巴縣特支書記）家住了一段時間，後來才搬到上清寺茶社樓上。李文祥是劉國定直接領導的區委書記，他於4月11日到百子巷劉渝明家裡時，得知了劉國定被捕的消息，雙方約定22日上午再次碰頭。李文祥十分清楚劉國定知道自己的住處。按照黨的地下工作原則，他應該立即轉移外地，至少也應該換個住的地方，可是不知為什麼，他既沒有及時轉移，又沒有按時到劉渝明家中赴約，以至於1948年4月22日晚上，被叛徒李忠良帶領的特務輕而易舉地逮捕。
李文祥被捕入獄后，最初尚能堅守黨的秘密，但是到了1948年底卻向敵人乞降叛變，不但出賣了16名中 共地下黨員，還參加了軍統特務組織，成為又一名十惡不赦的無恥叛徒。
1948年12月22日，坐牢整整八個月的中共重慶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在獄中叛變了！這使得9月下旬以後，本已鬆緩下來的特務搜捕破壞行動驟然緊張起來。
李文祥的叛變過程與其他叛徒有所不同，1948年4月22日晚，他與妻子熊詠暉因劉國定的出賣被特務逮捕后，在酷刑逼供和叛徒劉國定的勸降中，他經受了考驗，堅守了黨的秘密，特務無奈，只好將他囚禁於白公館監獄。可是，隨著囚禁時間的推移和對關押在渣滓洞的妻子熊詠暉的思念，他的意志逐漸動搖了。當特務用計將李文祥押到渣滓洞與妻子見面時，他表現的非常脆弱，妻子卻很堅強，鼓勵他堅定鬥爭的信念。李文祥回到白公館的牢房后，不僅沒有聽進妻子的鼓勵，思想反而崩潰了，竟然當著同牢難友陳然的面悲傷地哭了起來，說什麼“入黨十年，當書記負責地下工作，苦了這麼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要勝利了，但自己被捕人獄，還連累老婆一起被關。現實為什麼對我這麼不公平？......不談情況，不交代，說不定哪一天就會被拉出去給殺了！要是交代了組織情況就成了革命的叛徒......為什麼對我這樣殘酷呀！”
對於李文祥思想上的消沉、動搖、悲傷，同牢房的陳然十分擔心，雖然多次與其談心進行教育幫助，但卻未能奏效。特務則發現了李文祥的變化，掌握了他的弱點，定期讓他與妻子會面，在12月中旬的一次會面前，特務威脅說：“有什麼要說的話都說完，這是你和你太太最後一次見面了。”會面后，李文祥感到了死亡的恐懼，他絕望地在牢房中自言自語：“他們要殺我了，真的要殺我了！”並表示他要去自首。陳然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憤怒地說：“你要是去自首，我就跳樓自殺！”想以自己的生命來制止李文祥的叛變行為。這時，李文祥已不可救藥，竟厚顏無恥地為自己狡辯：“幾個叛徒不會影響中國革命的勝利。”隨後，他利用放風之機，溜進特務辦公室要求“交代問題”。
當徐遠舉得到手下特務關於李文祥要“交代問題”的報告后，大喜過望，他立即親自與李文祥談話。被李文祥出賣的有：何柏梁、李溫如、李光普、張金聲（李思源）、鬍子湘、周永林、陳為賢、曾詠曦、程謙謀、曹學惠、周立翔、王為民、劉志俊、杜文博、宋廉嗣、“老伍”等十六人。後來，徐遠舉又軟硬兼施地進一步把李文祥拉入特務的隊伍，授予其上尉軍銜。
根據李文祥的口供，徐遠舉立即組織特務，並以李文祥為眼線進行大搜捕，又導致了數名共產黨員被捕。其中，何柏梁、程謙謀、“老伍”等三名同志，在1949年11月27日英勇犧牲於渣滓洞的大屠殺之中——這原本是應該避免的犧牲，因為在李文祥被捕后，他們得到消息后都已迅速轉移，可是風聲一過，他們見特務沒有對自己實施抓捕行動，便認為李文祥沒有出賣他們，自己已經安全了，便又回到原來的單位或住處。由於他們沒有進行徹底的轉移，最終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