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隊員

一個叫簡的英國女人帶著對權力與艷遇的天真幻想，隨著來自南非的情人羅奇來到島上尋求冒險和刺激。然而，島上的一切令人大失所望，所到之處散發著腐敗和死亡的氣息。當公社“畫眉山莊”向簡打開，當山莊的“革命領袖”吉米成為簡尋找激情的對象，一場扣人心弦的謀殺接踵而至……動蕩不安的加勒比海島國上，亞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和前英國殖民者生活在一種壓抑而茫然的歇斯底里之中。

《游擊隊員》的背景是1970年發生在後殖民時期加勒比海島國的“黑色權利”運動，不過小說並不直接處理政治事件，而是圍繞吉米、簡和羅奇三個主要人物之間的戲劇性事件，來揭示該地區混亂的政治和複雜的現實。1973年他寫了長篇評論《邁克爾·X和特立尼達的黑色權力謀殺》，登載在倫敦的《星期日泰晤士》雜誌上。1975年，奈保爾以這一事件和主要的三位當事人為素材創作了小說《游擊隊員》。

吉米·艾哈邁德

吉米是個混血兒，一個出生在中國雜貨店的穆斯林。

《游擊隊員》的主人公之一吉米·艾哈邁德是原型事件中的邁克爾·X轉換而來，二者皆是英國造就的“英雄”，是英國白人自由主義者和新聞媒體用大話和空話吹捧出來的黑人“領袖”。實際上都只不過是“一個扮演激進分子的表演者，一個沒有擁護者的‘領袖’，黑人權力的‘頭目’卻既沒有權力也不是黑人。”吉米與簡的性關係象徵后殖民地人與其原宗主國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吉米與簡的第一次性關係象徵著西方的文化政治優勢完全壓倒后殖民地的文化政治劣勢。第二次吉米通過對簡先奸后殺發泄了對原宗主國英國的憤怒和報復。《游擊隊員》一書中並沒有正面描寫吉米在英國的經歷、在畫眉山莊的活動、在島上如何獲得諸如薩波利切公司的支持等社會政治活動。吉米在書中最主要的描寫除了與簡的兩次性關係以外，就是他經常在寫作。吉米從一個皮條客、毒販子、賭場經營者、打手，搖身一變，成為黑人領袖、黑人作家、黑人詩人；奈保爾筆下的吉米比原型是更為內省的，奈保爾試圖通過探究吉米的心理世界，指出吉米是可笑也是可憐的，他的荒誕人生是個人悲劇，其根源在於殖民主義留下的后殖民地種族自卑感、身份建構困難和錯位。

彼得·羅奇

羅奇，簡眼中的實幹家，開始是一個激進的革命者，在南非被逮捕和監禁，後來被驅逐回倫敦，之後又回到了南非，受雇於“由殖民店主們構成的公司”。他懦弱膽小，甚至在得知簡最後被吉米殺死時，很快逃離了現場，為了打消吉米的懷疑，避免惹禍上身，甚至對吉米謊稱他和簡將於明天離開這裡。實際上，他並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是革命運動中的丑角，既沒有任何地方可去，也沒有權利決定任何事情。而簡也不再是那個敢愛敢恨、堅強獨立、追求愛情與平等的女性，在奈保爾筆下，她是一個來自英國的淺薄無知的白人女子，對性的態度十分隨便。最初，她被羅奇在南非監獄中“傳奇”的生活所吸引，為了追求新奇，她跟著情人羅奇來到了南非這個小島。後來她才知道，羅奇到這個島上是來避難的。她以為自己擁有倫敦的機票，就擁有了特權，結果還是成了政治的犧牲品，被黑人領袖吉米強姦並殺害。

《游擊隊員》的主題思想即種族、性、暴力、政治多重主題思想。奈保爾冷峻地剖析了發生在加勒比海某島國的黑人權力運動的實質和革命領袖的真實面目，揭開了革命的幻象，讓讀者看到殘酷的真相。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新近獨立國家越來越受到新殖民主義弊病的困擾：經濟凋敝，社會混亂，政府腐敗，民不聊生。后殖民主義理論家弗朗茲·法儂曾經指出，這些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所處的現實依然是“食不果腹、目不識丁，他們被拋於水天之際, 頭腦空洞、眼神空虛”。

吉米是英國黑人權力運動的“領袖”，因為強姦案在英國呆不下去了，逃回其出生地加勒比海島國，建立了“畫眉山莊”人民公社，進行著“土地革命”。《游擊隊員》的背景是1970年發生在後殖民時期加勒比海島國的“黑色權力”運動，不過小說並不直接處理政治事件，而是圍繞吉米、簡和羅奇3個主要人物之間的戲劇性事件，來揭示該地區混亂的政治和複雜的現實。故事發生在一個獨立不久，類似特立尼達和牙買加的加勒比海某無名島國。

小說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殖民地爭取獨立時或獨立后暴露的種種社會問題，涉及多重后殖民文學主題：諸如流亡、模仿、身份、前殖民地與宗主國的關係、新殖民主義對獨立國家的影響等。

奈保爾善於用意象和象徵來烘託故事的氣氛，揭示小說的主題。《游擊隊員》中，象徵手法的運用更是隨處可見，從而加重了小說的悲劇氛圍。

灌木叢

灌木叢在文中反覆出現，低矮的、雜亂、缺乏生氣的灌木叢，獨立后的殖民地本應該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然而事實並不是如此。后殖民社會普遍呈現出一片荒涼、混亂的景象：由於乾旱，大平原逐漸乾涸成沼澤，而沼澤逐漸乾涸；政治上無序；經濟上蕭條；本土文化貧瘠；殖民地的人民身處於此，就像身在灌木叢中一樣，滿目瘡痍，看不清自己的前途和命運。他們不能續寫自己的歷史，也無法想像未來。任何一個想到非洲尋找新生活的人，最後只能陷入危機、絕望，甚至面對死亡的威脅。

畫眉山莊

畫眉山莊更是一個赤裸裸的諷刺。畫眉山莊的典故來源於《呼嘯山莊》，在《呼嘯山莊》中，畫眉山莊的環境寧靜、祥和，內部也明亮輝煌，象徵著理想中的文明世界。更重要的是這是書中第二代人開始甜蜜愛情、最終化解了第一代人仇恨的地方。而在《游擊隊員》中，這個畫眉山莊佇立在荒原、雜草叢生的小路深處。山莊有個冠冕堂皇的名頭——人民公社，實際上這只是薩波利切公司的所在地。該公司最初以奴隸貿易起家，通過雇傭羅奇這樣的激進派和吉米這樣的黑人領袖來試圖維護公司的形象。

這個畫眉山莊貌似是一切美好希望的開始，人們來到畫眉山莊，這片吉米向薩波利切公司爭取來的土地，並試圖進行土地革命。畫眉公社奉行的所謂機密“一號公告”只不過是象徵性地喊喊土地革命的口號，滿紙天方夜譚，畫眉山莊內吉米的辦公室也非常簡陋，堆滿了破爛的雜物，所用的複印機也是薩波利切公司丟棄不用的二手貨；然而他住的地方卻十分豪華，家居陳設都來自於英國，這一切都暗示了所謂的人民公社實際上就是薩波利切公司的附屬品，而吉米不過是他們精心挑選的代言人。可是住在畫眉山莊的吉米還帶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自己就是《呼嘯山莊》里那個命運坎坷、卻出生高貴的希思克里夫。他在日記中幻想自己是一個王子，來到加勒比海岸的這個小島是幫助這些窮苦的黑人

性

在奈保爾的筆下，非洲本地女子的地位是最卑微的，她們醜陋瘦小，是低賤的下等女子，只能淪為男人的玩物；白人女性則往往代表著宗主國。簡，這個看起來不屬於這裡的白人女子，她的性慾望始終與身份和政治有關。她的前任丈夫是一個年輕的政客，情人是一個左翼記者，羅奇也是因為政治經歷而吸引了她，而她對於吉米的交往來自於對異域文化的興趣、對黑人領袖權利的嚮往和吉米性能力的好奇。簡對於吉米的態度是挑逗的、輕佻的。在吉米面前，簡卻承擔起某種男性的身份，在和吉米做愛之後，立刻把吉米視為陌路人。

顯然，這樣不平等的性關係象徵了西方的政治優勢，這種強勢的態度背後正是西方國家對於殖民地國家的一種文化強勢。她對於自己外貌的在乎，表現出了強烈的自戀傾向，這也是殖民主義、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自戀的形象化表達。而吉米對於簡的性挑逗，以及之後的性交往中表現出的性無能和性暴力，是與吉米的身份息息相關的。吉米是個混血兒，一個出生在中國雜貨店的穆斯林。吉米和奈保爾小說中的許多人物一樣，註定是一個邊緣人物。在代表著宗主國利益的公司來說，吉米只是個玩物，是他們挑選出來扮演黑人領袖這一角色的演員而已，小說尾聲，奈保爾暗示了吉米的領袖生涯是短暫的，他扮演的只不過是個替罪羊的角色。在那個黑人居多的小島上，因為種族血統，儘管他享有黑人領袖的名聲，卻被視為一個異類，不被當地黑人所信任，甚至被蔑視，他的命運註定是一個悲劇，這也是為什麼吉米和簡的交往過程中充斥著性暴力。奈保爾巧妙地以吉米在簡面前的性無能，表現了其政治文化的劣勢。而小說結尾，吉米強姦了簡之後，夥同布萊恩特將簡殘忍地殺害了。這種暴力的性關係背後是一種變態而無力的種族榮耀感的宣洩，也象徵了吉米內心強烈的混亂，缺乏穩定和安全感。小說中，男女之間的性關係成為了錯綜複雜的社會政治關係——支配與被支配、壓迫與被壓迫的現實寫照。女性最終還是淪為了下層的下層，成為了政治的犧牲品。

耐人尋味的還有吉米和同性戀情人布萊恩特之間的一段關係。布萊恩特是男女亂性之後的產物，也是個一出生就被拋棄的孩子。他身材矮小，相貌奇醜；他既是吉米的手下，也是吉米的同性戀情人。他們都是社會雙重邊緣人的代表，都渴望別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同處在這個邊緣的島嶼上，遠離文化中心，他們都感到了深深的絕望。正是共同擁有的“邊緣人”的身份，使他們在這個混亂的社會中相互慰藉。在《游擊隊員》里，種族、暴力、性、政治緊密相連，糾葛在一起。

《游擊隊員》中，奈保爾再次表達了對於非洲后殖民社會無序、混亂、落後、瘋狂和殺戮狀態的擔憂。通過“灌木叢”、“性”等象徵手法的運用，巧妙地暗示了人物的身份危機和悲慘命運，暗含了深刻的蘊意和指涉。而“簡”、“畫眉山莊”的意象象徵，顛覆了讀者的期待視野，更增添了對於后殖民社會的諷刺意味和悲劇氛圍。

小說虛構結合歷史和遊記筆法

《游擊隊員》作品是虛構結合歷史紀實的筆法，還有自傳的色彩，一方面表現了個人在文化認同方面的追求，以及移民的族群意識和主流文化的矛盾衝突等主題，另一方面，也寫出了殖民主義給世界帶來的動蕩不安和人民對於壓迫的反抗，是一種更有歷史高度的眼界。就如瑞典學院頒獎詞所說的，在讀者熟悉的歷史敘述下，還有“被壓抑的歷史”。作家感到僅憑小說虛構的手法展示歷史已經不夠得心應手，必須結合歷史筆法的精確和準確，而這種歷史觀，又要是超脫於流俗之上的，並且不受權勢影響的。這就是瑞典學院的頒獎詞所說的，“結合了感覺敏銳的敘事和不受流俗腐蝕的審察”。

空間不僅是虛構故事中人物和事件的發生地，同時也是展現人物心理活動﹑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作品題旨的重要方式。奈保爾喜歡強調空間的人為性和文化建構性，其空間觀念與後現代地理學的空間觀念相契合。空間是一種語境假定物，而以社會為基礎的是社會組織和生產人造的空間……空間在其本身也許是原始賜予的，但空間的組織和意義卻是社會變化﹑社會轉型和社會經驗的產物。在《游擊隊員》敘述中，否定性空間獲得了一種凌駕於人物和事件之上的優勢地位，決定了人物出現的方式和事件發生的方式。正如韋斯利·A·科特所說那樣：“在一種非常消極的環境中，生存而不是發展與豐富成為主要的關注。人物抱有空虛的幻想並幾乎毫無選擇。這種狀況導致一切現代敘述中已經被不同的指陳的消失的英雄﹑ 賤民﹑ 流亡者和陌生人。”

“吉米總是說自己出生在一個中國雜貨店的后屋裡。在英國，這樣的出身聽上去貧寒。”如同德里克·漢弗萊和戴維·廷德爾在邁克爾的傳記中分析的那樣，邁克爾懂得如何利用英國人，特別是有錢人的歷史罪惡感、害怕和同情心為自己獲得贊助和支持。在吉米與簡的第一次性關係失利后，他沒有馬上讓克拉麗莎代替簡受罰，而是一邊等布賴恩特出現一邊再次給羅伊寫信。他的性無能轉變為一種社會暴力的幻想，他向羅伊報告斯蒂芬斯這個危險分子：“現在我看不出我如何控制革命。”接著，吉米說出了奈保爾用作《游擊隊員》引言的話：“當人人都想戰鬥，也就沒有東西值得去戰鬥。人人都想打自己的小戰爭，人人都是游擊隊員。”這段話後來成真了，騷亂爆發以後，哈里來到簡和羅奇的住所，談話中他說：“我覺得不能怪警察。他們不知道他們在打誰，也不知道在為誰而戰。現在人人都是頭兒。”奈保爾運用敘事空間來體現《游擊隊員》作品的豐富的意象、互文性和反諷等寫作技巧。

《游擊隊員》顛覆了20世紀60年代把游擊隊員和革命浪漫化了的概念。小說的標題是《游擊隊員》，但小說里是否真正有游擊隊員、誰是游擊隊員，構成了最大的反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沒有任何一個隊員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游擊隊”活動。

——中國作家網

V.S.奈保爾（V.S.Naipaul），英國著名作家。1932年出生於特立尼達島上一個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畢業后遷居倫敦。著有《米格爾街》、《自由國度》、《大河灣》、《非洲的假面劇》、“印度三部曲”等。2001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