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爾大街

《米格爾大街》是關於英屬殖民地特立尼達首府西班牙港的米格爾街上普通居民的故事，有總想給別人當笑柄的花炮製造者摩根，七個父親的八個兒子的母親勞拉，把新車整得亂七八糟的“機械天才”巴庫舅舅等等。這些人本性善良，熱愛生活，充滿追求與理想，但他們是被主流社會抹至邊緣的群體，註定改變不了受壓迫的命運。在無比壓抑的現實環境下，他們的努力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他們無可奈何，甚至遭人恥笑，最終導致心理扭曲甚至變態。小說深刻揭示了殖民地本土文化受到的衝擊、不徹底的自由感以及后殖民時代殖民地人民精神家園的喪失。

《米格爾街》以20世紀30、40年代特立尼達首府西班牙港的米格爾街為背景，真實地呈現了特立尼達人民生活的畫卷，勾畫了殖民地人邊緣化后得過且過、無所適從，卑微怪異的生存狀態。《米格爾街》以一個生活在米格爾街的孩子及一個成人作為雙重敘述者——字裡行間透露出被殖民者的憂鬱、幽默、傷感、無奈的情調。“米格爾街”成為殖民社會的象徵和縮影——它所反映的下層人們的生活也是當時殖民地下層人生活的真實寫照。

奈保爾

奈保爾是印度後裔，18歲時離開特立尼達到英國牛津大學深造。這期間父親去世的打擊，“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漂泊生活，工作的不穩定，強烈的思鄉情緒，都促使他把故鄉的人和物一一在小說中回顧展現。在他的筆下，童年生活雖苦，環境雖落後，但那裡給他的卻是無窮的樂趣和思索。教育的落後造成了大街居民的無知，他在幽默諷刺他們愚昧的同時，又同情他們的天真和不幸的命運。奈保爾貫穿小說的筆調始終是辛酸而又苦澀的，因為在米格爾街有抱負的人會被人嘲笑，殖民地壓抑的環境註定讓他們最後只能以失敗告終。雖然也曾有人從這裡出去過，但要麼碰得頭破血流回來，要麼貌似成功實則已染上惡習。一群遭遇失敗命運打擊的人在這條街上演出了一幕幕怪劇。

奈保爾通過敏銳的觀察，將筆下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極其私人化的經歷與更廣泛的特立尼達生活的現實相聯繫，深刻地揭示了殖民統治下這群小人物辛酸而又無奈的生存境況。奈保爾通過少年敘述者“我”，以回憶的口吻向讀者展示了一幅幅真實的生活畫卷。奈保爾在《米格爾街》這部短篇小說集中，揭示了諸多嚴重的社會問題：“重婚”、“孤獨”、“慾望和暴力”、“神秘和瘋狂”等等。然而細讀這部作品就不難發現，所有這些敘述都不過是文本表象，奈保爾其實主要是要通過透視暴力、孤獨和原欲等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在《米格爾街》上開始對生存困境的生命拷問和心靈考量。他所描述的米格爾街的世界，首先充滿了生存的威脅和危機，面對各種來自精神的或肉體的束縛和壓抑，人們難以擺脫，別無選擇，從而被推向了暴力、孤獨的邊緣境地，在夾縫中求生存，最終只能尋求身體上的相互慰藉。奈保爾在《米格爾街》中運用簡潔明快的語言，廣泛觸及了殖民統治下的特立尼達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深層心理，清晰地表達出殖民地社會中人們的混亂情緒。儘管奈保爾在小說中很少直接向讀者闡述一個個病態人物形成的具體原因, 但生存困境無疑是他們的行為和心理被異化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對個體而言，不幸往往來源於生命無法承受之重，當生存成為壓力、當生活變為折磨，一切的舉動都是那麼的不言而喻了。

喬治

無業遊民喬治整天無所事事，以揍自己的老婆孩子為樂。他長相平凡個頭不高卻很胖，留著一撮灰鬍子，挺著大肚子。在喬治的拳腳相加下，他病病歪歪的老婆被越打越瘦，直至死去。喬治在他打死老婆后，卻異常痛苦，終日酗酒。為了生活，喬治在粉紅房子里辦起了妓院，因經營不善，很快就倒閉了。喧囂的粉紅房子又恢復死寂，而喬治也從此萎靡不振，蒼老了許多，沒多久就死了。

“大腳”比佛

‘大腳’的父親每天都要揍他，就像吃藥一樣，一天三次，飯後准揍。”長大后的‘大腳’ 成為一位“米格街上的所有人都害怕”的人物。家庭暴力給‘大腳’的心靈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傷痕，也無情地改寫了他的人生軌跡。他由一個暴力的犧牲者轉變成了一個冷酷的“施暴者”。

勞拉

勞拉用自己的身體交換賴以生存的糧食。按說這樣的生活帶給勞拉的只能是無奈，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另外一幅畫面：“勞拉是米格爾街上最歡快的，她老是那麼活潑快樂。”

博勒

博勒是個理髮匠，他活了60歲，似乎只發現了一條真理：決不能相信報紙上講的事。他曾經每周買一百多份《特立尼達衛報》參加獲獎遊戲，卻連安慰獎也沒拿到。他又在《西班牙港新聞報》上看到建房互助規劃的宣傳，於是交了200塊錢，結果規劃委員會的經理卻攜款逃走了。此後差不多三年多的時間，他一直買彩票，卻一次也沒贏過。直到1948年聖誕節前後，他的號碼終於中獎了，但他的反應卻完全出人意料。當得知奈保爾是從報上看到的中獎號碼時，他暴跳如雷，把奈保爾訓斥一番，並告誡奈保爾：決不能相信報紙上的一切! 更有甚者，他最後竟然把彩票撕得粉碎，塞進奈保爾的口袋，大喊：“人們以為他們騙得了我。”老人屢遭挫敗后導致的極度麻木感使老人對社會完全失去了信任，對生活也喪失了信心。在他的心目中，這是一個騙人的社會，誰也不能相信。奈保爾讓讀者同情老人悲哀命運的同時，也揭示了社會的不公是導致人們產生畸形心理的根本原因。

墨根

墨根為了引起別人注意，見人就鼓吹自製的焰火，誇耀自己是十個孩子的父親。失敗后，為了排解心裡的壓抑，他選擇去和別的女人偷情，從而讓心靈得到了暫時的解脫，也找到了自己長久以來所缺失的東西，也是最想要的東西——自我的認可感。墨爾根的出軌是有意的，而不是無意的，因為他需要這樣的認可。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慾望以另一種方式得到滿足。事實上，芸芸眾生，飲食男女，想要徹底棄絕慾望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還沒有實現人的全面解放的條件下，人總會成為慾望的奴隸， “快樂原則”總會輕而易舉地佔據上風。奈保爾在《米格爾街》里，平靜地向人們訴說著一個個被慾望所裹挾的人，一步步走向絕望、毀滅的故事，這也許恰恰契合了那個時代大多數底層人民的生存現狀。

本質特徵

米格爾街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對男性尊嚴和父權統治的過度追求。被殖民者模仿殖民者的控制和支配手段，使用家庭暴力尋求男性尊嚴、個人權力以及父權統治，這從整個社會層面上反映了殖民主義造成殖民地國家社會政治力量失衡的深遠影響。米格爾街這個微縮殖民地社區里多元種族文化的混雜固然對其居民的生存條件和思想狀態有巨大的影響，但這絕不是造成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法農早已敏銳地指出：被殖民者衝動的暴力行徑“不是神經系統的組織，也不是性格的古怪，而是殖民環境的直接產物”。

《米格爾街》中英屬特立尼達遭受的經濟剝削才是反映在家庭這個社會細胞中暴力行為頻發的根源：靠著老婆養奶牛為生的喬治在老婆死後不得不以開妓院營生，對女兒也越發粗暴；生性膽小懦弱的“大腳”做過木匠和泥瓦匠卻都無法維持生計，只得打腫臉充胖子，靠著繼承暴力的假名聲當了拳擊手；墨爾根正是在自己製作的焰火完全賣不出去的情況下才“比以往更經常地打自己的孩子”；而比哈庫則是自從在一心想賺錢的老婆慫恿下買來了一輛老賠錢的卡車之後，便“一直記恨著他老婆，經常用那板球棒揍她”。正如法農所言：“在殖民時期，人和物質的關係、和世界的關係、和歷史的關係，是人和食物的關係。對於一個被殖民者，生存絲毫不是體現價值，不是投入一個世界的協調一致和有成果的發展中。生存就是不死亡。生存就是維持生命”。在受壓迫的第三世界殖民地環境中，被殖民者的精神和心理壓力是其所承受的巨大經濟壓力的外放表現，但個人由於無力與強勢經濟的衝擊、擠兌和盤剝進行抗爭而選擇以家庭暴力作為發泄的途徑，卻使施暴者和受害者雙方都受到了殖民主義的雙重傷害。

寫作手法

比喻修辭手法

一、明喻手法的運用

奈保爾短篇小說集《米格爾街》的一大特色在於人物形象鮮明，具有濃厚的時代氣息。作品中的人物主要生活在20世紀30年代的西印度群的特立尼達，這些人物是處於邊緣化的下層人，其中大多數是移民。他們在物質生活上極其貧困，身份複雜形象各異，沒有歸屬感。相對於社會上的名流和顯貴，處在社會底層，相對於他們所依附殖民主義宗主國的“白人”，處在“沒有自己話語權”的臣屬境地，他們是雙重意義上的邊緣人，具有比一般社會意義上的小人物更複雜的性格和命運。奈保爾憑著對生活的敏銳觀察，刻畫出的人物形象都帶著時代烙印，顯示出深刻的思想內涵、生活底蘊和高度的真實。塑造生動人物形象的重要修辭因素就是奈保爾對明喻手法出眾的運用。

明喻在結構上包括本體﹑喻體和引導詞，其精妙之處取決於不同事物之間“在一定的對比含義上有相同之處”，而“採用明喻可使事物的形象更加生動、逼真”。奈保爾深諳明喻的特點，在用日常事物來比喻和描繪人物形象時，巧妙地抓住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來做比擬，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徵被刻畫的惟妙惟肖，呼之欲出，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在小說《米格爾街》中，奈保尓所描述的這些話語： “他的目光兇狠冷酷，就像那些從不狂吠而用眼角瞅人的惡犬”； “這時的墨爾根活像一隻小鳥，不光他的身體細小得像根火柴，就連他那細長的脖子搖頭晃腦的樣子也很像小鳥”；“泰斯特·霍伊特的腦子裡像個雜貨鋪，無所不有，而且時常還冒出些怪嚇人的念頭”；“事實上這也並非易事，比哈庫太太的身材使人很容易想起一隻放在磅秤上的鴨梨，她肉多膘厚，當她雙手卡腰時，那雙圓渾的手臂像是鑲在圓球上的兩個把手”。這些明喻不是停留在描繪人物形象的外部表象上，而是能深入人物的性情、精髓，反映出其內在的性格特徵。奈保爾在運用明喻時，能將兩種互不相干的事物紐結在一起，建立本體、喻體之間的複雜關聯，並把他們的相似性藏於深處，由讀者通過自己的審美眼光，去獲得超乎尋常的豐富意蘊。從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選取喻體，從而使看起來毫不相關的兩種事物得以溝通，這樣比喻的新奇就產生了。在小說中，奈保爾認識到表面上不相干的兩個事物間的相似性，並用明喻的形式表達出來，使讀者通過共同點來體會本體與喻體在某方面的相似，並獲得語言藝術的美感享受。

《米格爾街》是奈保爾運用明喻修辭比較集中的一部小說。小說中展示了一個不為人關注的世界：在貧瘠的特立尼達，有一群生活在一條叫“米格爾街”的小人物，其中包括整天做一件“叫不出名字東西”的木匠博特，瘋言瘋語、胡思亂想的曼門，外表高大、盛氣凌人而實際上外強中乾、膽小如鼠的大腳，這些人，他們每個人都無所適從，靠著一些荒唐滑稽的事情來消磨時光，而促使他們做這些事的是處在強勢地位的殖民地文化。這也正是小說所蘊含的主旨：殖民地時代殖民地人民身份界定的困惑、精神家園的喪失。

奈保爾通過明喻這種文學的手法對特立尼達殖民時期社會的混亂與無政府狀態、人們的絕望思想及暴力的行為進行了形象地描述。例如，從下面《米格爾街》里的一些明喻可見一斑：“墨爾根的老婆把前門關上了，墨爾根只好在他家園裡跑來跑去，像一隻發瘋的公牛，把柵欄撞得咚咚直響”；比哈庫太太的嗓門“聽起來像是留聲機里的唱片快速倒退的聲音”；“那些鵯和鸚鵡看上去很像一群惱怒且好鬥的老娘們兒，任何人都是它們攻擊的目標”；“他就像他院子里拴著的那頭毛驢，又灰又老，除了偶爾歇斯底里地吼叫一番外，還算比較安分”。很顯然，《米格爾街》中這些明喻起到了深化主題，真實展示客觀社會現實的作用。

二﹑隱喻手法的運用

隱喻，是詩歌和小說等文學作品常用的一種手法。它把深刻而抽象的思想或者主旨蘊涵在具體生動的描寫之中，往往能收到回味深長﹑引人入勝的效果。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它更重要的是一種人類的認知現象。它是人類將其某一領域的經驗來說明或理解另一領域的經驗的一種認知活動，是人類思維的一種方式。在這部短篇故事集《米格爾街》中，奈保爾就非常出色地運用了這種手法。下面通過對這些隱喻的解讀，探究隱喻在深化作品主題中的顯著作用。

《米格爾街》中《曼曼》的故事則戲仿了殖民政府控制下的政治體制和宗教信仰。奈保爾創作《米格爾街》中故事時，正值特立尼達從殖民地走向獨立，但社會根本狀況並無多大好轉。故事中同名主人公曼門每年都要舉著貼上自己相片的競選牌參加市鎮議會和立法機構的競選，但每次都只能得到連他本人自投在內的三張選票。這是對西方民主政體的一個諷刺，邊緣人永遠改變不了自己的邊緣地位，更為荒誕的是，曼曼宣稱他是新救世主，並定好上十字架的日期。針對曼曼借上帝之名的瘋狂舉止，其他人既感到疑惑又感到驕傲。許多人聚集起來，唱著聖歌，按他的要求把他送到一個叫“藍池子”的地方，然後豎起十字架，把他綁在上面。曼曼大聲要求人們用石頭砸他。他自己則用耶穌的口氣呻吟著說：“上帝啊，寬恕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當人們真的向他臉上和胸口大扔石頭時，他似乎變得很傷心也很驚訝，說：“你們知道你們在幹什麼呀”，“聽著，這個狗屁玩笑該結束了”。然後破口大罵，罵得大家都震驚了，最後警察帶走了曼曼。整個過程就是一場鬧劇，作家以諷刺的口吻揭示了殖民者帶來的宗教影響。他的荒誕競選戲仿了那個時期特立尼達的政治狀況：候選人是沒有政黨的獨立的個人。

西印度群島人們往往寄希望於名人，希望達到釋放和拯救，有論者指出在殖民晚期和早期獨立時期，政治和宗教的結合常常是新世界政治領導者的特徵。“曼曼只不過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它展示了缺乏公認社會標準是如何迅速地變成幻想和暴力，產生出沒有任何明確的計劃而只會作秀表演的領導者。”顯而易見，作者描述曼曼對政治體制和宗教信仰戲仿的行為具有深邃的隱喻意義。

《米格爾街》中的人物是失敗的，無論怎樣奮鬥或掙扎都是徒勞的，他們無法改變其邊緣群體地位與受壓迫的命運。《職業選擇》故事中的主人公伊萊亞斯有著遠大的抱負。街上其他孩子的理想是當上像埃多斯那樣駕駛藍色垃圾卡車的司機，“那些開車的簡直可以算作貴族，他們只在清晨干點活，白天什麼事也沒有。儘管如此，他們動不動就罷工”。而伊萊亞斯卻始終夢想成為一名醫生。他勤奮好學，但是飽嘗考試失敗的打擊，目標一降再降，從最初的醫生降到衛生檢疫員，最後只能“開起一輛垃圾車，當上了街頭貴族”。伊萊亞斯屢次考試失敗，不是因為他智力不高，也不是因為他不努力，而是因為“考卷是英國人出的，你指望他們讓伊萊亞斯通過？”這裡反映了殖民地文化居於支配地位殖民地，殖民地人被拋棄的命運，在殖民體系控制之下的處在社會底層的老百姓要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是相當困難的。因而，伊萊亞斯“擇業”經歷的隱喻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小說《米格爾街》中第十六個故事《哈特》也耐人尋味。哈特在敘述者奈保爾的眼中是個熱愛生活的人。他喜歡板球﹑足球﹑賽馬，飼養了一些美麗的鸚鵡和其它的鳥兒，坐在人行道上侃大山，聖誕之夜和除夕夜多喝點酒，並且不時地給一些平常的事添加上神奇色彩。“他似乎什麼都不需要，非常自足。”但是，後來一天，哈特把一個名叫多麗的女人領回家了，不斷給她買珠寶首飾，成了一個承擔責任和義務的男人。從外邊看來，哈特家裡也有兩個變化，“一是把所有的鳥都關進了籠子；二是大狼狗被鎖在鐵鏈上后變得憂鬱寡歡”。評論家西默認為“兩個轉變是哈特將多利帶入其生活而犧牲自己自由生活方式的隱喻”。隨後發生的事情更加令人吃驚。多麗從哈特那兒逃走，帶走了他給她的所有禮物，哈特追蹤、發現了她，並痛打了她一頓，而他受到了監禁四年的處罰。小說中像“籠子”、“鐵鏈”這類隱喻很多，如“粉紅色的房子”、“藍色的卡車”、“十字架”等等。

隱喻是文學形象化諸手段中的一種，能使人們根據已知事物把握未知事物，並在已知事物和未知事物相互激發的過程中達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美學效果，它建構人們觀察﹑了解和思考事物的方式。顯然，隱喻手法的運用，使這部短篇小說集錦上添花，更加耐讀、耐品，散發出更為濃烈的醇香。

三、提喻手法的運用

提喻也是詩歌和小說等文學作品常用的一種手法，“特點是以局部代整體，或以全體喻指部分，以具體代抽象，或以抽象代具體”。在短篇小說集《米格爾街》中，作者成功選用“米格爾街”和“勞拉”等人物分別作為故事的背景和主人公，真實地呈現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特立尼達人民生活的畫卷，勾畫出殖民地人邊緣化后得過且過、無所適從，卑微怪異的生存狀態。在故事《花炮師》的開頭，作者不經意這樣對“米格爾街”做了一個概要的描述：“要是陌生人開車經過米格爾街時，只能說一句：‘貧民窟！’因為他也只能看到這些。可是，我們這些住在這裡的人卻把這條街看成是一個世界，這裡所有的人都有其獨到之處，曼門瘋，喬治傻，大腳是個暴徒，海特是個冒險家，波普是個哲學家，墨爾根卻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小丑。”

更意味深長是在第九個故事《註冊會計師泰特斯·霍伊特》中，敘述者講述他剛從鄉下搬到西班牙港，母親叫他出去買點東西，回來時他迷路了，找不到自己的家時，敘述者敘述道，“我發現大約有六條名叫米格爾的街道”。敘述者顯然是在暗示他的附近都是米格爾街，住在那些街上人們的困境與住在男孩這條街上的人們沒有區別。“米格爾街”成為整個殖民社會的象徵和縮影，它所反映的下層人們的生活也是當時殖民地下層人們生活的真實寫照。從更廣意義上來看，《米格爾街》的意義不局限於“米格爾街”這個小小的“本土世界”，同時“米格爾街”又是一個可以小中見大的微觀世界。奈保爾的作品不僅是對殖民地社會的批判，而且是對人及生活本身的反映。

《米格爾街》真實地再現了一群生活在特立尼達社會的小人物：流浪漢、木匠、馬車夫、瘋子、酒鬼、膽小鬼、幻想家、喜劇藝術家、教育家、理髮師、機械天才、時髦青年、流浪女、可憐的母親、窮孩子等等，他們是處在邊緣地位的人，在物質生活上極度貧困，身份複雜而模糊，沒有文化上的歸屬感。

書中對每個主人公性格特徵做了典型﹑精簡的刻畫，如“裝出一副靠做裁縫維持生計的樣子”的博加特，“自命為木匠”的波普，“在粉紅房子里聚集了一群女人”的妓院老闆喬治，自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詩人”的布萊克·華茲華斯。尤其對《母性的本能》中的女主人公勞拉的描寫，更是令人難忘。勞拉是被生活與性所累人物，是特立尼達殖民地婦女的典型。勞拉是一個有八個孩子的母親，當她得知自己的大女兒年紀輕輕就懷孕並且走自己的老路時，痛哭了一場。不久，當得知大女兒投海自殺的消息時，她只說了幾個字：“這好，這好，這樣更好。”這句話表面上看有悖於《母性的本能》這個標題所要表達的含義，其實這正是作者的點題之處：勞拉認可女兒的選擇。對女兒而言，與其屈辱的生活下去，重蹈母親的覆轍，不如離開這個令人絕望的世界，從而獲得一種解脫與救贖。“正如米格爾街是特立尼達殖民社會的一個縮影，勞拉是奈保爾詳細塑造的屈從於這種環境的廣大婦女的代表。”評論家佩吉也認為：“對於勞拉這樣的女性，在這世界上，只有隨便性的行為和生育眾多的孩子是唯一通向快樂和溫暖的通道。她們無法從貧困中解脫，也沒有別的創造力。”在描寫故事的過程中，作者敘事指向個人的生活際遇，置身於個體命運的深淵，感受他們的痛苦與困惑，用典型人物生活的磨難和際遇呈現了“被壓抑歷史的真實存在”。

四、結語

綜上所述，奈保爾對事物有著獨樹一幟的敏銳感受，以其特有的思維方式和格調，想人之所未想，以比喻這種文學的方式呈現了一幅完整的殖民地底層人們生活的畫卷；用冷峻的筆調描述了人們的愚昧天真和無知，殖民文化和貧困對人性的扭曲，使人深深地感到底層生活的可悲和窒息，發人深思。

小說的大量筆墨都用在了對家庭暴力的描寫上，這恰恰呼應了后殖民批評先驅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的觀點，即被殖民者以“反對自己人”的暴力行徑和“個人之間的鬥爭”來釋放“肌肉中沉積的好鬥性”，這樣，“被殖民者的肌肉緊張定期地在一些血腥的爆發中得到擺脫”，而針對更為親近的“自己人”的家庭暴力也就成了后殖民暴力特別是認知暴力最直接的表現形式。

——法絲婭·穆斯塔法（Fawzia Mustafa）

小說“錯誤的男性觀和虐待婦女”的主題使這個殖民地社會的縮影呈現出“野蠻、暴力和墮落”的特點。

——布魯斯·金（Bruce King）

V.S.奈保爾（1932－），英國著名作家。1932年出生於特立尼達島上的一個印度家庭，1950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畢業后遷居倫敦。奈保爾著有《米格爾街》、《斯通先生與騎士夥伴》、《自由國度》、《游擊隊員》、《河灣》等。2001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