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思

1928年入奉天同澤中學讀書。1931年初到北平入私立匯文中學學習。九一八事變后，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3年3月參加反帝大同盟，同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受黨組織派遣到廊坊東北軍六十七軍特務大隊做兵運工作。1933年9月經長兄張學良介紹入南京中央軍校第十期預備班學習。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后，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不久獲釋繼續學習，1937年初畢業後到東北軍第五十三軍任見習排長、上尉參謀。受中共組織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聯絡東北軍將領，為爭取釋放張學良進行活動。

1938年10月到延安，后入馬列學院學習。1939年9月起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直屬二隊（亦稱東北幹部隊）隊長。1940年率隊到達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後任冀中軍區司令部參謀處長。參加了冀中區1941年春季、秋季反“掃蕩”和1942年五一反“掃蕩”、威縣掌史村突圍戰。1943年起任冀中軍區副參謀長兼作戰科科長、晉察冀軍區參謀處長。1944年調任晉察冀軍區平西軍分區參謀長、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參與組織指揮了平西地區1945年春夏季攻勢作戰。

抗日戰爭勝利后赴東北，任遼寧省政府主席、遼寧軍區司令員，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 兼遼東辦事處主任等職。參加了創建鞏固南滿根據地的鬥爭和四保臨江等戰役。

1946年2月—1948年6月，任東北大學校長（此東北大學是共產黨於1946年在本溪創建的，1950年改名為東北師範大學）

1949年4月受命創建海軍學校，任安東海軍學校副校長。同年9月作為軍隊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后，張學思任大連海軍學校副校長兼副政委。1953年被任命為海軍副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1956年，為了培養更高層次的海軍將領，張學思被擬派往蘇聯伏羅希洛夫海軍學院留學，但蘇聯方面卻提出異議，說他是大軍閥張作霖的兒子，不同意接收他去留學。周恩來得知后，立即向蘇方提出：張學思在青年時代即背叛了家庭，追求進步，在白色恐怖中冒著生命危險，參加共產黨，為黨做了許多工作。他是在長期鬥爭中鍛煉成長、經過考驗的優秀軍事幹部，我們黨一直很重視對他的培養。經過周恩來說明，蘇聯同意了中方的決定。1958年，張學思畢業回國後任海軍第一副參謀長、參謀長。

“文革”中，林彪一夥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張學思逮捕關押。

1970年，張學思病情惡化，當周恩來看到張學思的病情報告時，立刻批示：“要告訴醫院，設法進行搶救，如果他們力量不夠，可以請301或其他醫院一塊兒進行搶救。”周恩來的批示儘管以急件下達到醫院，儘管醫院領導和醫生及時進行會診並提出多種治療意見，但由於張學思被李作鵬一夥折磨得病情太重，再加上他們的抵制阻撓，還是於1970年6月29日含恨離開了人世。

張學思被迫害致死後，毛澤東、葉劍英指示要認真查清，以便正確處理，周恩來幾次指示要查清迫害張學思的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軍委和海軍黨委給張學思徹底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張學思12歲時進入奉天同澤中學讀書。由於他好學上進，主動接近同學，不久便和同班同學王金竟成了好朋友，他倆經常在一起暢談理想和人生，成了莫逆之交。王金竟後來轉到省立第三中學讀書，但是他倆的來往沒有中斷。一次，王金竟向張學思介紹了一位從小庄師範轉到三中的老師王西征，張學思深深地被王老師的學識所吸引。他說服母親，按大學教授待遇聘請王老師到家講課。

王西征並不是共產黨員，但他是張學思走上進步道路的啟蒙教師。在他的鼓勵下，張學思離開瀋陽到北平（今北京）求學。在北平期間，王金竟對張學思的思想轉變起了很大作用。王金竟在九一八時期，曾接觸一些革命志士，受到初步的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思想的影響。他把這些思想傳播給張學思。通過閱讀一些政治書籍和進步小說，張學思看到了救國的希望，從此立志要做剝削階級的叛逆者，渴望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4月，經王金竟介紹，關成章代表組織批准，張學思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七七事變后，抗戰的烽火燃遍全國。張學思受黨組織的派遣，前往上海約請趙四小姐去奉化溪口探望被拘禁的大哥張學良。張學思一行來到雪竇山，當晚下榻在關押張學良的“別墅”中。當時在附近的雪竇寺里，住著30多個軍統特務和一個連的武裝憲兵。由於特務的跟蹤防範，兄弟二人根本就沒有單獨接觸的機會。

一天、兩天、三天，都在玩樂中消磨掉了。第四天，也就是張學思臨走的前一天，天空雷雨大作。早飯後，張學良對四弟說：“今天不能出去逛了，走，到書房看看畫報去。”這時，趙四小姐留下來，張羅著和特務們玩牌。張學良把四弟領到書房一角，借著3個書架和一個報架，正好擋住了門窗外的視線。張學思頓時明白了，原來大哥已選好談話的場所了。

張學良示意張學思別吱聲，他指了指牆壁（暗示裝有竊聽器），然後拿出紙和鉛筆，兄弟倆進行著無聲的“談話”。張學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紙上寫著：抗戰的形勢……共產黨的主張……東北軍的情況……人民的願望……張學良看完后，用橡皮擦去鉛筆字，又在紙上寫起來……而這一面竟成了兄弟二人的最後一面。

張學思這位大帥府走出的四公子可謂一生傳奇。他出身軍閥家族，卻走了一條和兄弟姐妹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

1938年10月中旬，張學思改了姓名，由武漢經西安輾轉來到了延安。12月初的一個下午，在楊家嶺，張學思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

那是延安少有的一個好天氣，剛剛進入馬列學院二班學習的張學思，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身穿灰色的舊棉衣，胳膊肘和膝蓋處都打了補丁。張學思感到很驚訝，若不是親眼看見，他怎麼也想象不到毛澤東生活竟如此簡樸！毛澤東親切地拉他坐下，操著濃重的湘潭口音問道：“你就是張學良的弟弟吧？”張學思回答：“是的，我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現在改名叫張昉。”當毛澤東問到：“你感覺怎麼樣啊？能過得了這裡的生活慣嗎？要不要錢花？”張學思臉刷的一下子紅了，說：“主席，你可別把我當成小孩子！”

“哈哈哈！”毛澤東爽朗地大笑起來，親切地對張學思說：“你是個少爺公子出身，過去的生活條件那樣好，初到延安，我擔心你生活受不了呦！”張學思爽快地回答：“主席，我能受得了。好多同志都是這樣過的，過得很愉快。他們能行，我也能行！”張學思將自己的心裡話跟毛澤東講：“延安雖然艱苦些，但我覺得這裡的生活比什麼地方都好。在家裡，衣食住行是都很優越，但那個家庭，只有享樂的自由，沒有革命的自由。我像被關在籠子里一樣，再好的東西吃著也不香。我要革命，要抗日！延安是最好的大學。”

1939年9月，23歲的張學思被派往抗日軍政大學三分校直屬二隊任隊長，由於二隊學員都是東北籍，因此二隊也稱東北幹部隊，簡稱東干隊。張學思從此開始了在抗大的學習和工作。

1940年初春的一天，延安女子大學舉行報告會，吸引了周邊許多院校的學員。張學思也與東干隊的同學來到女大禮堂。開會前，張學思被一位聚精會神地翻閱畫報的年輕姑娘所吸引，不由得湊了過去與姑娘聊了起來。

此後，為了能再見到這位姑娘，女大一有報告會，張學思就早早趕到會場。當他第三次來到女大禮堂時，撞見了老鄉顧大姐。顧大姐親熱地和張學思嘮起磕來。張學思乘機向她打聽起那位姑娘。“哦，你問的是謝雪萍，我們是同班同學。”張學思通過顧大姐了解到：謝雪萍出身於廣東省德慶縣的一個僱農家庭。14歲那年從家裡逃到廣州，到紡織廠做工。1938年，經八路軍廣州辦事處的介紹，謝雪萍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當時，她剛剛18歲。

“大姐，我想請你……當個紅娘！”張學思突然鼓足勇氣說出了心裡話。顧大姐被張學思的誠懇所感動，爽快地答應了張學思的請求。在顧大姐有意安排的幾次“偶遇”后，兩個人迸發出了愛的火花。1940年秋天，張學思和謝雪萍在寶塔山的窯洞里，與東干隊另外幾對新人一道，舉行了別開生面的集體婚禮。幾天後，他們夫妻滿懷豪情，雙雙奔赴華北敵後抗日戰場。

抗戰勝利后，張學思接到中共中央的調令，秘密前往東北。他一到瀋陽，東北局的首長彭真、林楓就向他說明了黨急調他到東北的任務，即委派他擔任遼寧省主席和保安司令，以他的張學良四弟的特殊身份開展工作，接收偽政權，成立一支地方人民武裝。交代完工作后，林楓對張學思說：“吃了飯，你該回家看一看了。離開大帥府已經十幾年了吧？大帥府保存尚好，九一八事變之後，它被作為關東軍司令部，東北局進駐瀋陽的時候，曾在那裡開過一次會，然後就撤了出來。如今，你回來了，大帥府也該物歸原主了。我看，你就住原來的家吧。”張學思連連搖頭說：“不！我是不打算回家的！”

“為啥？”林楓不解地問道。

“原因很多。”張學思說：“一來，14年前，我從家出走的時候曾經發過誓，要永遠離開那個封建的大帥府；二來，黨委派我以重任，很多工作需要我去做，回家看著那些舊屋舊物，徒然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懷舊情感；三來，家裡人現在都不在了，我回去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更主要的是，東北是在人民手中光復的，大帥府的所有權應歸人民所有，我沒有資格再做它的主人。”

誰也不會料到，張學思在回到闊別已久的家鄉后，竟一次也未去過他的故居——大帥府。1945年和1949年，張學思兩次在瀋陽居住，對於近在咫尺的故居，不僅他本人沒有光顧，也沒帶他的愛人謝雪萍去看過。直到1984年秋，年逾花甲的謝雪萍重訪瀋陽，才第一次走進了張學思幼年生活的故居，走進了大帥府。此時，她的丈夫張學思將軍已經離世14年之久了。

1970年5月末，正當“文化大革命”狂月疊起之際，又一顆將星隕落大地——愛國將領張學良的胞弟、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將軍蒙受不白之冤，含恨九泉！

張學思將軍逝世后，周恩來總理曾幾次在和海軍人員談話中提及此事。他非常痛心地說：“張學思是個精通海軍專業又能親自出海的參謀長，現在死了，海軍少了一位難得的將才，真可惜呀！”

追根溯源

張學思將軍之死，根源要從林彪那裡追起。

廬山會議后，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開始主持全軍工作，同時也在各軍兵種抓權力，樹威信，發展自己的勢力。海軍是個新軍種，林彪在這裡沒有基礎，尤其是對於肖勁光、張學思等海軍領導他極不信任，他處處覺得海軍“不聽話”、“不買賬”、“礙手礙腳”。

1960年代初期的一次軍委會議上，林彪決定拿海軍開刀。他批評指責海軍把“四個第一”變成了“四個第二”，他給海軍黨委扣上了三頂帽子：一曰“放著大路不走走小路”；二曰“有現成的好藥方不吃卻亂找藥方”；三曰“像個懶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林彪的三點批示，等於是對人民海軍工作的全盤否定。

政治上否定之後，接著就是組織改組。林彪以“加強海軍領導”的名義，派遣李作鵬為首的幾員心腹幹將到海軍“摻沙子”。這伙親信到海軍後有恃無恐，到處扣帽子，打棍子，對海軍成立以來的各項工作一概否定，對海軍正在開展的比武活動和練兵高潮橫加指責：“不突出政治”、“單純軍事觀點”、“技術第一”……

身為主持軍事訓練工作的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將軍不得不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在一次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上，他針鋒相對地說：“海軍是在黨中央、毛主席親切關懷下成長發展起來的，成績是主要的，全盤否定，不符合唯物辯證法！”海軍副司令劉道生也氣憤地說：“你們借突出政治，干擾和影響了軍訓，搞得快艇不快，潛艇不潛，將來還要搞得飛機不飛！”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出席了這次會議，他支持海軍廣大幹部的正確意見，對海軍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同時，也對李作鵬一夥的謬論進行了嚴厲的批駁。他說：“海軍黨委無論在哪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工作是有成 效的。這些要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戴帽子是容易的，但是戴得不合適，就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要傷人！”

然而，事情並未就此而止。自林彪將一夥親信安插進海軍后，海軍便不得安寧了，內部的鬥爭愈演愈烈。隨著鬥爭的不斷深入，就連張學思在解放初期親手創辦的被譽為“海軍軍官搖籃”的大連海校也受到了株連。由此而開始了一場全軍院校的“焚書運動”。

張學思和海軍的主要領導被攪得無法正常工作。張學思愈來愈感到蹩氣，他不願意在這種黑白顛倒、自己又無法改變局面的環境中工作下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來臨的前一年，他就向周總理提出要離開海軍到六機部工作的要求。六機部是受國務院直接領導的，又是管造船的，這樣，也可以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繼續為海軍建設貢獻力量。在此前後，呂正操到張學思家串門時，張學思曾向他傾訴過自己的苦衷。呂正操又兩次找周總理，談起張學思的調動問題。

可是，周總理沒有同意。他從全局考慮，決定張學思不能離開海軍。為此，他以個人名義，向海軍黨委提出挽留張學思的三點理由：（一）他經過較長期革命鬥爭的考驗；（二）他留過學，懂得海軍專業；（三）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

這是周總理變通地給張學思的一道“護身符”。然而，連周總理也沒有料到，當那場空前的浩劫到來時，誰也沒有力量去阻擋那席捲全國、吞噬萬人的狂濤巨瀾。

1965年秋，張學思申請參加“四清運動”，他想藉機離開海軍一個時期，以清靜一下。10月，他和劉道生帶領海軍司令部機關部分人員來到天津塘沽區北塘鎮人民公社。他化名張昉，住在漁民華老三家裡。他和漁民們同吃一鍋飯，同抽一袋煙，一起出海捕魚，一起修船補網。漁民們見他挺實在，穿著也和他們沒兩樣，都親切地叫他“老張”。半年後，四清工作結束的歡送會上，漁民們才知道，老張原來是海軍的參謀長，“是個大官！”

就在工作隊回京之前的最後一次出海，發生了一件異乎尋常的事情。幾乎是在一瞬間，本來風平浪靜的海面，忽然狂濤巨浪大作，小小的木製機帆船一下傾斜30多度，甲板上的人幾乎全部摔倒。張學思當時正在駕駛台上，他和經驗豐富的船長迅速把船頭轉向，才使漁船沒有被掀翻。大約有一袋煙工夫，浪峰過去了，海面又平靜下來。這場災難來的突然，去得迅速，甲板上的漁具都被打壞，一位漁民喪生，還有五、六人受傷。原來，這是渤海南部海底發生地震造成的海嘯。這場海嘯發生得非常突然，人們事先毫無思想準備，這似乎是上蒼在向人們預示著什麼？

大自然的災難張學思同志幸運地闖過來了，而即將來臨的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浩劫，他卻無法闖過去……

埋下禍根

1966年5月，張學思結束了“四清”工作回到海軍司令部，正好趕上了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在此之前，林彪集團已陰謀把羅瑞卿同志打成了“反黨分子”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上，他們以“肅清羅瑞卿在海軍的影響”為名，掀起了篡軍奪權的險風惡浪。

這次會議開得極不正常。會議一開始，一伙人便跳出來鼓噪說：海軍主要領導人緊跟羅瑞卿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必須立即做出檢查和交待！一下子把海軍主要領導推到了被告席上，並罷免他們對會議的領導權，由林彪的一夥親信組成會議領導小組。會議急轉直下，變成了圍攻會和鬥爭會，甚至提出要罷海軍主要領導的官。張學思由於參加四清，有半年脫離了軍的軍政要務，他沒有料到，事態發展得這麼迅速和嚴峻，一個高級黨組織的會議，竟然出現了所謂“群眾”罷免黨委主要領導的鬧劇，真是咄咄怪事，他感到震驚和憤慨。

這場會議的“火”很快就燒到張學思的身上。張學思一向以作風嚴謹而聞名於海軍內外，而會議的操縱者們除了批他執行羅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外，還莫須有地要他交待所謂房產不清的問題，企圖“從經濟上到政治上徹底挖出資產階級在海軍的代理人”。早在1952年，國家因建政協禮堂，張學思的二母親盧夫人以張家全體成員的名義，把北京順承王府賣給政府。她把這筆錢平均分成十八份，張家成員每人一份。當時，張學思說通母親許夫人，把他們母子兄妹所得的五份，共八億五千餘萬元（舊幣）全部捐獻給國家。1953年，張學思由大連調北京海軍機關工作，他的母親許夫人用自己的私蓄在北京買下一座四合院居住。張學思作為一名海軍的高級幹部本應享有一套公房，但他看到許多幹部住房緊張，便主動提出他不要公房，自己全家和母親住在一起，到1966年，他在這所私宅已住了十幾年，一切費用完全自理，就連修繕費也沒有用公家花一分錢，這難道也成為整他的罪狀？張學思氣憤地寫了一份關於自己房產問題的說明材料，拿到會議上散發……

海軍會議情況通過簡報反映到黨中央。中央書記處和軍委的老帥們立即看出這是違背黨的組織原則的醜惡事件，一致決定要嚴肅處理。擔任書記處書記、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同志親自來到會場，傳達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同志的指示，指出這個會議不正常，路線錯誤是第二位的，非組織活動是第一位的！葉帥激動地說：這是搞地下活動，是陰謀罷官奪權！他還點林彪一個親信的名字，嚴肅地說：“×××，你要搞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黨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揭露了林彪一夥的陰謀，挫敗了他們的囂張氣焰。

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立即發生180度的大轉向，強壓在人們心頭的怒火噴射而出，大家紛紛發言，對林彪一夥在海軍的陰謀活動進行揭露和抨擊。張學思在會議的後期連續幾次發言，他指出：在我們軍隊的黨委會上，竟然出現此類事件，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毛主席要我們團結起來，以大局為重，正確分清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我們本應先分清是西安還是延安的問題，可是卻有人搞地下活動，混淆兩類矛盾，怎麼能團結起來？他們要罷官奪權，把全軍搞亂，要長不可長之風，怎麼能以大局為重？把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同志說成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者，如此這般，關係如何不緊張？”張學思還就林彪親信們罷免肖勁光、蘇振華等海軍主要領導人權力問題進一步揭露道：“你們企圖用欺騙的手段，作出決議，造成既成事實，去逼中央軍委點頭，這種企圖是個陰謀，這種做法是惡劣的作法行為，必須徹底揭露，使全軍引以為戒！”張學思的發言引起全場的共鳴，人們感到驚訝和敬佩，想不到一向非常謹慎的張參謀長，在原則問題上態度這麼明朗！

然而，張學思及一切善良的人們不會想到，此時，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拉開了序幕。他們與林彪一夥針鋒相對的抗爭，卻為自己埋下了深不可測的禍根……

慘遭毒手

一場政治風暴在中國大地颳起，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陰謀家粉墨登場，大肆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海軍當然是他們“奪權”活動的一個重要目標。在林彪的策動下，海軍領導機關和軍事院校掀起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四大”活動高潮，各軍事院校的“造反派”紛紛進京，推波助瀾。林彪還親自出馬，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李作鵬一夥親信，“親切勉勵”一番。隨即，海軍上下傳達了“林副主席”的“四點指示”。於是，凡是抑制他們陰謀活動的領部，都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了“走資派”。1967年1月，海軍政治委員蘇振華被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打倒。肖勁光司令員由於毛主席出面保護才得以倖免。然而，林彪一夥只不過是把他作為“右的代表”而一時保留罷了。海軍的領導大權完全落到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手裡，李作鵬當上了海軍黨委第一書記、海軍政治委員。

接著被打倒的就是副司令、副政委……在這種情況下，主持正義的張學思仍不買他們的帳。幾位海軍領導同志被揪斗之後，李作鵬的親信便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撤掉這些首長的警衛員和公務員。海司管理局不知該怎麼處理此事，便向參謀長請示。張學思聽後果斷地回答，“我還沒見到上級的正式文件，不能撤，仍保持原待遇！”他明知擔風險，但硬是頂住了。

李作鵬一夥一直把張學思視作眼中釘、肉中刺。“文革”初期，他們鼓動一伙人寫揭發他的大字報。可是，張學思在海軍司令部威信很高，上下級關係也很融洽，因此，除了有幾張揭發他“家裡養只貴族貓”，“給貓餵魚、看病”之類的大字報外，再也找不出他任何問題。李作鵬一夥當然不甘休，硬是把張學思排斥在“文革”運動的領導之外，甚至罷免了他的海軍司令部黨委書記的職務。

1967年7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一手製造了武漢“七·二○”事件，並乘機提出了“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動口號。林彪反革命集團要在全軍範圍內掃除一切敢於對他們進行抵制和鬥爭的人。這回，他們對張學思下手了！

病情加重

張學思被關進北郊衛戍區某團的一個營區里。營區的一角有一排陳舊的平房，這裡原是一個連隊的營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間，兩邊臨時間壁成一間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玻璃窗外安上了鐵絲網，窗戶緊閉著，下半截還糊上了報紙，以阻止屋內的人向外觀望。房子很陰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濕，屋子不通風，很悶。

張學思走進這個環境，心裡充滿了屈辱。第二天，張學思就寫了一封簡訊向李作鵬和海軍黨委提出詢問：“究竟為什麼要把我關押起來？我到底犯了什麼錯誤或什麼罪行？”幾天過去了，沒有任何回答。張學思又寫了一封信提出質問：“抓人總得有個理由吧？你們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碼也要告訴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面的問題吧？！”

這次，李作鵬在信上批了幾句話：“張學思的信如何處理有兩個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訴他可能問題嚴重，正在審查中。”結果還是不做回答。張學思第三次寫信質問，還是沒有任何迴音。

張學思在被關押的日子裡，非常想念長期愛護和保護他的周總理。1967年10月5日，張學思向周總理寫信申訴： “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在黨內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雖然曾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是我以黨性和生命向黨保證，我絕不是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軍黨委寫了三封信，至今無回示也無人與我說話，因此給您寫了這封信。”

這封信，周總理沒有收到。林彪一夥早已設下重重關卡，嚴密封鎖消息。張學思的幾個子女也向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反映張學思被關押的問題，結果信不僅被沒收了，還因而遭到了一頓訓斥，叫他們“不要到處告狀”。謝雪萍同志向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報告了張學思被誘捕和家中被抄的情況並且親自送到中南海門口，可是，信照樣落到了李作鵬一夥的手裡，並且又一次受到“警告”。

來年2月18日晚，張學思進了醫院。經初步檢查，醫生認為病情嚴重，可能是粟粒性結核或腫瘤。又經幾天的檢查，醫院診斷為血行播散性結核。滿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裡面有瘤，還難以斷定。肝也腫大，腎也有病，鎖骨窩內發現了核桃大的疙瘩，兩耳聽不見，說明神經系統也有問題。由於這種病傳染性很強，所以，2月26日又把張學思轉到部隊的一所結核病的專科醫院。醫院的診斷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結核；（二）肺原性心臟病；（三）重度營養不良。

醫院告危

1970年5月21日，張學思病危！

據張學思最好的摯友鄭新潮講述：在張學思去世的前一天下午，鄭帶著自己的兒子來到北京一個兵營里，巧妙地說服了看守，並繞過幾道管卡，最終找到張學思，此時，長期處於昏迷狀態的張學思早已經說不出話，當他見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摯友親臨時，眼神一亮，神態忽然振作清醒了，激動中沙啞的嗓子卻說不出話來。張學思把床頭的鬧鐘推到地上，女監護員聞聲拿來紙筆，他仰卧在病床上，憤然寫下了“惡魔纏身”四個大字，鄭新潮反覆追問：是病魔纏身吧？他擺擺手，又寫了第二遍。鄭新潮凝思著他寫的：“惡魔纏身”是什麼意思？張學思面部表情憤恨已極！他沒有回答。其實也無需回答，它的意思非常清楚，惡魔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不是他們的迫害，張學思會得這種怪病被折磨死嗎？這伙惡魔不但纏死了張學思將軍，還纏死了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民族許多優秀兒女！這是張學思將軍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滔天罪行進行的最無情、最有力的鞭撻！

1970年5月29日9時13分，黨和人民的忠誠戰士張學思，終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5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