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論概略

全書分十章，其旨趣在於闡述文明的含義，認定西洋文明高於日本文明，號召日本人民積極地培植自主、獨立的國民性，努力學習，奮起直追西洋文明，以保持國家獨立。書中認為，文明一詞至大至廣，無所不包，從工商企業、科學技術到政法制度，文學藝術和道德智慧等等，舉凡人類社會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應包括在文明這一概念之中。文明可以分為“文明的外形”和“文明的精神”。前者易取，後者難求。謀求一國的文明，應該先攻其難而取其易，若顛倒了這個次序，就會害國害民。所謂“文明的外形”，是指從衣服飲食器械居室以至於政令法律等事物，所謂“文明的精神”，是指“廣大民眾的總精神”，是一種“風氣”、“人情風俗”、“時勢”。文明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無止境過程。人類文明的發屣已經過了三個階段；野蠻、半開化和西洋的現代文明。日本文明尚處於半開化階段，與西洋文明相比，一個突出的區別就在於權力偏重，“日本只有政府，沒有國民”。福澤認為，智慧和道德是文明發展的動力，“文明是人的智德的表現”。日本文明之所以遠不及西洋文明，其根本原因在於人民的智德不足。因此，日本要趕上和超過西洋文明水平，就必須努力追求智慧和道德。智慧和道德，恰如人的思想的兩部分，各有各的作用，二者只有相互依賴才能使各自的功能得以發揮。因此，不能說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但是，智慧是應該更加強調的，因為道德的發揚廣大要依靠智慧的力量來實現。福澤在該書中還把智慧和道德區分為私德、公德、私智、公智四種，私德局限於內心活動的範圍，公德則表現為社交行為，私智指的是機靈的小智，公智則是指聰明的大智。這四者當中，至關重要的是第四種的大智，也可堪稱其為集體智慧。書中指出，隨著文明的進步，智、德都會同時增加份量，把私擴大為公，將公智公德推廣到整個社會，逐漸走向太平盛世。

《文明論概略》的寫作時代，對內是大阪會議的召開和立憲政體的逐漸展開。1875年2月，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板垣退助在大阪舉行會議，三人最後達成妥協，試圖穩固以大久保為中心的薩長兩藩聯合政權。同年4月，日本天皇頒布建立立憲政體的詔書。而在兩年前也就是1873年。日本成立了明六社，參加者除了福澤，還包括森有禮、加藤弘之、西周、西村茂樹、中村正直、津田真道、箕作秋坪、箕作麟祥、杉亨二。明六社及其《明六雜誌》，還有東京學士會院是啟蒙思想家開展運動、宣揚文明開化的場所。對外方面，1874年，日軍以牡丹社事件為借口出兵攻打台灣，台灣問題成為熱議，還有琉球問題，朝鮮西岸的軍艦又揚言要展開報復性攻擊。日本的啟蒙思想家在這種情境下宣揚向西方學習，同時也是回應國內的時勢走向。

1875年，日本政府為了壓制言論自由，發布了新聞報道條例和誹謗令。《文明論概略》在這時出現，試圖呼籲人們關注趨於暗淡的文明開化論，是“捨身堅持真理”的示範。

《文明論概略》大約寫於1874年3月前後，約用半年時間完成初稿，1875年3、4月定稿，於明治八年（1875年）8月20日出版。

作者認為，“文明”一詞內容至大至廣，凡人類社會的一切物質和精神財富都可納入這一概念中。但他特別指出，文明不僅是指物質文明，更是指精神文明，並強調了“智”與“德”的重要性，認為一國文明程度之高低，完全可以用人民的“智”、“德”水準來衡量，因此，要促進文明，必須首先提高人民的智慧和道德水準。福澤通過對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的來源和特點進行比較，得出結論：西洋文明先進，日本文明落後，並指出“權力偏重”是日本社會風氣的主要表現，這是導致自由空氣稀薄的主要原因。福澤認為，文明既然有先進和落後之分，那麼，先進文明總要壓制落後文明，故而力主日本文明必須以西洋文明為目標並趕超之，才能達到國家富強、自由和獨立。

首先，福澤諭吉回答了日本為什麼要學習歐洲文明這一問題。他系統地分析了西方文明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的優越性，又將世界上的國家分為三類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算是野蠻的國家。文明、半開化和野蠻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階段。同時他也認為：“文明並不是死的東西，而是不斷變化發展著的。變化發展著的東西就必然要經過一定的順序和階段，即從野蠻進入半開化，從半開化進入文明。現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斷地發展進步著。歐洲目前的文明也是經過這些階段演變而來的。現在的歐洲文明，僅僅是以現在人類的智慧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現在世界各國，即使處於野蠻狀態或是處於半開化地位，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的標準，並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雖然現在稱西洋各國為文明國家，但這不過是在目前這個時代說的，如果認真加以分析，它們的缺陷還非常多。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西洋文明的先進性。這樣，福澤既駁斥了拒絕一切西方文明的攘夷論，也批評了全盤西化的洋學派思想傾向。他根據國情，當取則取、當舍則舍、調和適宜。這也是福澤氏貫穿《文明論概略》一書的立論之所在。

其次，福澤諭吉又回答了日本應該怎樣學習歐洲文明這一問題。他說：“汲取歐洲文明，必須先其難者而後其易者，首先變革人心，然後改變政令，最後達到有形的物質。按照這個順序做，雖然有困難，但是沒有真正的障礙，可以順利達到目的。倘若次序顛倒，看來似乎容易，實際上此路不通，恰如立於牆壁之前寸步難行，不是躊躇不前，就是想前進一寸，反而後退一尺。”

福澤諭吉革命性地提出了國體、政統、血統三分的觀點。他認為國體是指同一種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樂、共患難，而與外國人形成彼此區別的階級本質。國體並非始終如一，而是可以發生巨大變化的；而國體的存亡，只在於這個國家的人民是否喪失了政權。政統則僅指在國內所施行的並為人民所普遍承認的政治的正統，它的變革，並不影響國體的存亡。而血統是君主父子相傳血統不絕的意思。國體，政統和血統三者完全可以不相抵觸，與現代的文明長期共存。其中國體是國家的根本，政統和血統，只是隨著國體的盛衰而共同盛衰。換言之，即要將絕對主義天皇制改變為資產階級天皇制。

1875年，《文明論概略》一經刊行，立刻暢銷日本全國並對知識界產生重大影響。據福澤所言，“該書發行很廣，達幾萬部之多”。西鄉隆盛返回鹿兒島后，不但自己通讀，且推薦給私塾的弟子們閱讀；德富蘇峰的父親，在熊本私塾給弟子們講解《文明論概略》；福澤本人也很重視該著作，明治十一年（1878），他已很少授課，但卻以極大的熱情在慶應義塾萬來舍的開放式講座中，首先講演《文明論概略》。

此書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先後出版過英文版、法文版等。中國商務印書館在1959年出了第一個中譯本，之後36年先後印刷過6次，第六次印刷印數達10000冊。這表明它對中國知識界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福澤在書中傳播了歐美資本主義文明，幫助日本民眾真正打開了眼界，並且創造性地給予當時的日本人一種與傳統格格不入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從思想根基上突破了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日本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為日本迅速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指示了前進的方向。

福澤諭吉（1834～1901），日本教育家、思想家。出身於下級武士家庭，曾三度遊歷歐美，一生積極從事翻譯和著述，進行出版和教育活動，介紹先進國家的情形，促進日本的“文明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