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

2003年，完成心血之作《回族人家》，自稱“穆斯林文人”

元康出生在北京城南的一個回族人家，從小的印象中，祖父和父親好像就從沒做過禮拜，也很少去清真寺。他小時候也沒進過清真寺學經，祖父去世后家裡請門頭師傅來念經，他就去跪經。和眾多東部都市的回民一樣，從小學到中學，他接受的都是唯物論教育。

1974年，經外交部選拔，元康與另外兩位戰友被派往西藏那曲支教。有幾次去拉薩，偶然看到被破壞的清真寺，一些身穿藏袍的婦女仍然在裡面忙活。後來他才知道，那就是所謂的藏族穆斯林，俗稱“藏回”。這樣的景事喚醒了他對民族最初的樸素感情。

在邊疆下放時，元康還沒有任何信仰啟蒙，抽煙喝酒是再自然不過的生活習慣。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他在工作中接觸了西北的一位回族幹部，才對伊斯蘭教有了一些認識，後來知道喝酒是大罪，就立刻戒了，戒得非常徹底。煙早就不吸了，因為怕得癌。

在有教門的人看來，這些問題確實很幼稚，但它們的確曾經是困擾他思想的障礙。元康認為，勸一個文化水平比較低的人信教，一般比較容易；但要勸一個知識層次比較高的人入教，往往難得多。米紹珩就是經歷了幾次反覆后才堅定了信仰的。而一旦有了信仰，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自覺。

有一天，元康聽著何老師講課，突然萌發出一個想法：我能來這裡聽課，可是還有那麼多的人沒辦法來這裡聽課，這樣下去宣教的受眾面總是有限的。曾從事過多年編輯工作的元康馬上意識到，宣教一旦能夠藉助媒介，就會成倍地增加效力。——如果寫一部小說，用文學的形式反映教門，讀的人肯定會更多。

這就是《回族人家》最初的萌芽。

直到今天，元康還在為教門寫作。他不光接著寫小說、寫雜文，還自編、自撰、自印創辦了一份叫做《回春》的民報，已經辦了四五期。自己一個人出去跑採訪，一個人編輯，一個人跑印刷，最後又一個人一份份送出去，而且全部自費。

元康對《關注》首倡的“信仰語文”這一概念頗多同慨。他認為，今天中國的文學缺乏的正是信仰的筋骨，而回回民族、穆斯林群體的信仰更缺乏文學的表達。信仰文學在世俗的視野中，也許是邊緣化的；但在價值的層面上，卻應該成為旗幟。

元康的理解是：信仰寫作——為信仰寫作、以信仰寫作，它要求寫作者首先必須具備信仰。而信仰的最低標準是：氣節。既然是信仰寫作，就不能明哲保身、趨炎附勢，就不能做牆頭草、兩面派。有時候，為了成為主流隊伍中的一員，就必須得按照他們的格式去寫作、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事，這就勢必污染信仰寫作的純潔舉意。

報告文學集《藏北燭光》、《奸梟末日》

長篇小說《回族人家》

《回族人家》的命運，和它的作者一樣，一生三起三落，幾經沉浮。

哪個作者不希望心血之作可以面世，接受更多讀者的檢閱？可是對於一個出身民間、選擇了民間立場、又為民間而寫的業餘寫作者，出版談何容易！元康帶著厚厚的書稿，跑了幾家出版社，最後都碰了壁。一家出版社倒是很感興趣，說寫成這樣不容易，基礎很好……可最後還是無果而終。

2004年，《高原》開始連載這部小說，讀者好評如潮。可畢竟刊物的出版周期太長，一位年邁的鄉老焦急地說：“您這兒再不印出來，我們這輩人就甭指望看到結尾了！”

有人建議元康，不如先設法弄個書號印出來，看看反映如何。元康覺得有道理，就通過天馬圖書公司印了不到兩千冊，在清真寺內部傳閱。

可意想不到的是，一個善良舉意的後面，還要背負接踵而至的毀謗和暗箭。只是因為作者秉筆直書，忠實地記錄了衚衕回回的歷史變遷與眾生百態，辛辣的筆觸揭露了族內一些醜惡現象，便有人對作者百般刁難、橫加誣陷了。

對此，元康問心無愧：“一個人對母族最深的愛就是批判她的不足，高喊愛國口號的不一定就真是愛國的。”他認為，批判意識實際上是一個作家血性、責任和道義的體現。面對劣根和不足，一定要敢於表現，敢於揭露。都市回族眾生百態，醜陋的現象是真實的存在，絕不是戴著白帽就是我們的兄弟。——這一點無須避諱。

正因為如此，他在《回族人家》里勇敢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敗類；也是因為如此，這部書稿後來才經歷了那麼多磨難。元康說他在書中批判的那些反面人物都是信仰的背離者，這種批判實際上正是在頌揚信仰的堅守者，所以他覺得他講了真話，寫了真事。對於《穆斯林的葬禮》，他認為那部作品讚美了偉大的愛情，卻把唯一的傳統信仰代表人物韓太太塑造成一個陰暗角色，根本方向發生了顛倒錯位，所以他不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