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寅永

趙寅永出身名門豐壤趙氏，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年，朝鮮正祖六年）三月一日出生於朝鮮京畿道楊根郡。他的曾祖父趙尚絅、祖父趙曮、父親趙鎮寬都是官至吏曹判書的朝廷重臣，母親是南陽洪氏，他的長兄趙萬永是孝明世子（追封朝鮮翼宗）之妻神貞王後趙氏的父親。嘉慶十年（1805年，朝鮮純祖五年）參加科舉考試，考中生員。此後他一度暫停科舉，而是醉心於學問，尤其是金石學，由此他也結識了大學者金正喜，與他一起收集和研究朝鮮的金石文，金正喜後來也成為趙寅永政治上的盟友。

趙寅永還非常嚮往清朝，他曾在嘉慶十八年（1813年，純祖十三年）送其表兄洪起燮出使清朝的文章中稱頌道：“康熙之建元六十載矣，乾隆之建元六十載矣，相繼而享天下若斯之久也。地東至於黑龍江，西逾哈密，北則沙漠之外，而南之緬甸、台灣並為內服，幅員之廣，又莫盛乎此時也”。嘉慶二十年（1815年，純祖十五年），趙寅永更以子弟軍官的身份隨其堂兄冬至副使趙鍾永出使中國。次年春，趙寅永在北京琉璃廠書肆逛街時，結識了中國的金石學者劉喜海（劉燕庭），兩人一見如故，結下深厚友誼，趙寅永還將隨身攜帶的朝鮮古碑拓本數十種贈給劉喜海，趙寅永歸國后仍與劉喜海保持聯繫，多次寄贈金石拓本及自己編纂的《海東金石存考》一冊。得益於趙寅永的慷慨饋贈，劉喜海編纂了《海東金石苑》八卷，他曾感慨道：“雲石（趙寅永的號），博雅士也，贈餘墨本甚夥……非雲石，何能使余搜羅如是之廣也！”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與中國文人的金石緣以外，趙寅永還與駐北京俄羅斯館的俄國漢學家尼基塔·雅科夫列維奇·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過從甚密，兩人經常聚在一起酬唱漢詩，交流學問，或者是比丘林向趙寅永學習朝鮮語和諺文，經常通宵達旦，不覺天色既白。趙寅永回國時，曾給比丘林贈詩一首，寫道：“余與鄂羅斯和先生（比丘林）會晤於玉河館中，其將別也，為贈一詩以證異域之交雲。相去數萬里，同在一天下。他日相思際，只應御風馬。丙子元月下澣朝鮮趙寅永書奉和先生幾下”。這首詩未收錄於趙寅永的文集《雲石遺稿》中，但至今仍保存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的檔案館里，成為朝俄友好關係的一個見證。

趙寅永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純祖十六年）歸國后，仍繼續訪求古碑，鑽研金石，這年秋天，摯友金正喜告訴他發現了北漢山新羅真興王巡狩碑，趙寅永“聞之狂喜，約與之共尋”，第二年六月方與金正喜一起動身訪碑，審定碑文68字並將其拓下。在逍遙十餘年以後，趙寅永又重新準備科舉考試，於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四月獲式年文科狀元及第，金正喜也與他同榜。這一年八月，他的侄女（趙萬永之女，即神貞王后）被揀擇為王世子嬪。趙寅永也開始踏上了勢道之路。

趙寅永登科后，於道光二年（1822年，純祖二十二年）閏三月被任命為咸鏡道暗行御史，同年九月復命以後除授弘文館副校理。道光四年（1824年，純祖二十四年）五月外放為寧邊府使，次年三月任成均館大司成，既而調任慶尚道觀察使。道光七年（1827年，純祖二十七年）四月任吏曹參議，后歷任弘文館副提學、奎章閣直提學、成均館大司成。道光九年（1829年，純祖二十九年）正月又遷全羅道觀察使，是年冬調回中央，任世孫講書院右諭善。道光十年（1830年，純祖三十年）三月任備邊司提調。

當時的政治格局是國舅（純元王后之父）金祖淳為首的安東金氏的勢道政治，而趙寅永的侄女婿孝明世子則試圖藉助自己妻族豐壤趙氏的力量來抵制安東金氏，因此在他代理聽政期間提拔了許多臣子以削弱安東金氏的力量，將趙寅永調到東宮官屬講書院和權力中樞備邊司就是其中的一環。這也導致了以趙萬永、趙寅永兄弟為核心的豐壤趙氏勢力的坐大。道光十年（1830年，純祖三十年）五月，孝明世子暴死，世子嬪趙氏的地位一度面臨危機。在此情況下，趙寅永負責保護孝明世子的兒子李奐，確保其冊封為王世孫，並撰寫了冊封王世孫的頒教文。此後趙寅永又被擢升為吏曹參判、工曹判書、漢城府判尹、議政府右參贊等職，豐壤趙氏的勢道政治逐漸形成。

道光十四年（1834年，純祖三十四年）十一月，純祖薨，年方八歲的世孫李奐即位，是為朝鮮憲宗，大王大妃金氏（純元王后）垂簾聽政。純祖生前曾將輔佐世孫（即憲宗）的重任託付給趙寅永，尹定鉉為《雲石遺稿》所作的序文中寫道：“我憲宗大王沖齡嗣服，公（趙寅永）以肺腑之親，獨任內講，如漢之授帝書禁中者……自古文人之所未有也。賤臣嘗侍前席，上每語公內講時事：‘自朝至日昃，不離左右，勤勤懇懇，竭誠勉戒，予敬而憚之，誦讀溫習，未或少違典學而有進，嚴師之力也。’”純祖託孤之事在正史中沒有明確記載，但仍可得到印證。朝鮮憲宗曾在趙寅永上疏中批示“況我先王簡拔卿以遺小子，任之以輔導之責” ，純元王后金氏亦曾說：“先大王簡拔倚毗之重，予之所依賴為理之意，卿（趙寅永）既知之矣” “昔我純宗大王以輔導憲宗之任，委之於此大臣（趙寅永）”。由此可見趙寅永在憲宗朝舉足輕重的地位。

道光十五年（1835年，憲宗元年）以後，趙寅永曆任吏曹判書、奎章閣提學、水原留守、禮曹判書、戶曹判書等要職，道光十九年（1839年，憲宗五年），豐壤趙氏掀起了一次大規模鎮壓天主教的運動，史稱“己亥邪獄”，趙萬永、趙寅永為首的豐壤趙氏勢力是此次鎮壓行動的領導者。在憲宗初年，豐壤趙氏與安東金氏處於勢力均衡狀態，兩派明爭暗鬥。而安東金氏則對被視為“邪教”的天主教持較寬容的態度，趙寅永等人遂祭起“衛正斥邪”的大旗，發起“己亥邪獄”，從道光十九年（1839年，憲宗五年）春開始搜捕各地天主教徒並將其處死，同時還處決了3名法國傳教士，七月實行“五家作統法”，十月十八日由趙寅永撰寫《 斥邪綸音》，並以憲宗名義頒布。《斥邪綸音》頒布三天後，趙寅永拜相，授議政府右議政。由於當時領議政和左議政的位置長期空缺，所以右議政成為實際上唯一的宰相。通過“己亥邪獄”，豐壤趙氏的聲望和勢力壓倒安東金氏，確立了自己勢道政治的地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憲宗七年）正月，純元王後撤簾歸政，同年四月，趙寅永升任領議政。此時他的哥哥趙萬永為扈衛大將，侄子趙秉龜和趙秉鉉分別為禁衛大將、總護使和戶曹判書、吏曹判書，掌握兵權、財權和人事權，豐壤趙氏的勢道政治也就進入了全盛期。

趙寅永從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憲宗七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憲宗十年）先後三次出任領議政，他主政期間，一方面鞏固豐壤趙氏勢道政治的勢力，另一方面則經常建議確保國家財政和民生問題的相關改善對策。除此之外，他既然以“衛正斥邪”標榜，故在“斥邪”的同時也大力弘揚“正學”即性理學。趙寅永早年雖然熱衷於金石學等考據之學（即漢學），但仍堅持程朱理學正統（即宋學），曾指出：“蓋自程朱繼作，聖人之道復明於世，欲求入道之門，惟程朱書是已。”因此趙寅永的學術理念被稱為“漢宋折衷論”。從政以後，他更傾向於推 崇宋學（性理學），在上任右議政以後曾對朝鮮憲宗和純元王后闡述自己的施政理念說：“臣於向者《斥邪綸音》撰進時，以明正學為辟異端之本者……而至於表彰先賢，風厲人士之方，實為此時不可已之先務……而臣又有因言端繼陳者，前此經行別薦，固已多得其人，而山澤林樊之間，或有守善而見漏，則恐非野無遺賢之道也。且明春為式年應薦之時，另飭各道，益加搜訪，就應薦之例，寓別薦之意，必以篤學力行之士從實入薦，而有其人則不必拘於多寡，無其人則又不可苟然充數。”在他主政時也確實踐行了這點，對陶山書院、華陽書院等多家著名書院施以特典，對前代名儒宋稚圭、吳熙常等賜謚號，徵召和起用“山林”儒士洪直弼、金邁淳等人，以此達到弘揚“正學”的目的。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憲宗十年）九月，趙寅永辭領相之職並改任領敦寧府事，退居二線。此時安東金氏勢力雖然有所收縮，但其勢道政治的基礎尚在，並伺機逐出豐壤趙氏的勢力。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憲宗十一年），趙秉龜暴死。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憲宗十二年），趙萬永死去，豐壤趙氏的勢道政治開始衰落。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憲宗十三年），趙秉鉉又遭安東金氏一派彈劾而被流放，后又被賜死。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憲宗十五年）六月，朝鮮憲宗薨，安東金氏扶植朝鮮哲宗即位，純元王后再度垂簾聽政，其勢道政治又得以重振。道光三十年（1850年，哲宗元年）十月，趙寅永一度復出，第四次出任領議政，但實權把持在安東金氏手中。同年十二月六日，趙寅永卒於任上，享年六十九歲。死後謚號“文忠”，配享憲宗宗廟。他沒有兒子，取趙秉夔為嗣。

趙寅永的文章和書畫都非常出色，遺著有《雲石遺稿》20卷、《海東金石存考》等。

趙寅永死後，朝鮮史臣為他蓋棺論定的“卒記”這樣寫道：“寅永，豐恩府院君萬永弟，家傳孝友，躬行儉約，言行操履，可以托尺孤而屬大事。際遇純祖，輔導憲宗，八年禁中，血忱斷斷，以尊主庇民為己任、憂國忘私為家計。料事見理，左契斯執，凡籌劃之有展有施，朝野之恃以為重者，蓋蓍龜如也。至若文學詞章，為世所宗，根抵六經，泛濫百家，主文盟十有餘年，館閣制誥之作，率多膾炙人口焉。”可見他在當時的評價還是相當高的。

現代史學界一般將趙寅永視為外戚權臣、豐壤趙氏勢道政治的核心人物。亦有學者認為豐壤趙氏不能與安東金氏等量齊觀，而是屬於反對勢道政治的“反外戚勢力”，而趙寅永則是“反外戚勢力”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