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楚會奏變法三折

庚子事變后清廷宣布實行新政，要求內外臣工獻計獻策。光緒二十七年四月，清政府成立督辦政務處，作為規劃新政的專門機構。在張之洞、劉坤一等人的倡導下，先有各省督撫的聯銜會奏的動議，后演變為由劉坤一領銜與張之洞一起上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強調傳統的科舉制度必須改革。張之洞是該奏摺的主稿者，但《三折》穩健、不宜過激的基調則是由劉坤一確定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其中心思想是請求清廷實行“新政”，第一折提出參考古今，會通文武、育才興學（設立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試、獎勵遊學）；強調培養人才，建立新式學校，改革科舉制度。第二折提出法必應變通整頓者十二（崇節儉、破常格、停捐納、課官重祿、去書吏、考差役、恤刑獄、改選法、籌八旗生計、裁屯衛、裁綠營、簡文法），提議停止捐納實官，裁撤屯衛、綠營等。第三折提出西法必應兼采並用者十一（廣派遊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及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葯、多譯東西各國書籍），主張官員出國考察，編練新軍，制定有關礦業、商業、鐵路的法律和貨幣制度，翻譯外國書籍等。

這對之後的“清末新政”產生了巨大影響。清廷以其所奏“事多可行，即當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此後清廷所行新政，大多未逾此會奏三折範圍。

作為改革總方案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提出了一套系統的、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第一折強調人才的培養；第二折著重對內政的整頓，第三折則重在對“西用”的拓展。《三折》的內容顯示，它不僅確立了近代化的改革目標，而且以循序漸進作為達到這個目標的有效途徑。這也是以後政治改革由體制內發展到體制本身的內在原因。

《三折》以經濟的發展作為改革成功的基石。《三折》指出，要獲得經濟的發展，必須糾正認識上的偏差，由重商轉向重工，以工業的發展帶動商業的繁榮，並以農業的改良作為工商業發展的基礎。

關於農業的改良。《三折》指出，“富國足民之道，以出土貨為要義，無農以為之本，則工無所施，商無所運”，並認為，“中國以農立國，蓋以中國土地廣大，氣候溫和，遠勝歐洲，於農最宜”，指出“今日欲圖本富，首在修農政”。當然，對農業的重視，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生產，而是主張立足於歷史發展的趨勢，用近代技術對傳統農業進行改良，並主張從以下幾方面人手：一、設司農專官，專門負責農業生產的有關問題。二、培養農業專門人才。三、推廣農業生產技術，鼓勵官紳率先試辦，以開化社會風氣。在鼓勵推廣嘉種新物的同時，也鼓勵引進新的生產技術，四、進行墾荒，發展近代大農場。《三折》對農業改良的意見反映了當時的有識之土已立足於從農業近代化的角度解決傳統農業中存在的問題，這不僅是觀念上突破，而且也找到了農業問題乃至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它反映了中國農業的發展趨勢，對我們今天解決農業乃至社會問題都不無啟發。

關於工商業的發展。《三折》指出了近代中國社會對工商業發展認識上的偏差：認為商業的發達是由於工業的興盛，工業的繁榮則在於人口的眾多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外國財多，中國人多”，所以“今日中國講富國之術，若欲以商務敵歐美各國，此我所不能者也，若欲以工藝敵各國，此我所必能者也”。中國富強之策，不在於追求商業的發展，而在於工業的繁榮發達，否則只能是本末倒置。

如何發展近代工業，《三折》主張從培養實業人才和學習外國新技術人手，設工藝學堂，培養技術人才。為調動技術人員的積極性，主張給優秀的技術人員以官職上的獎勵。此外，設立博覽會，“備列本省出產貨物工作器具，縱人人觀，外國人尤要，一以察各國之好惡，一以考工藝之優絀，使工人自相勉勵”。通過這種方式，改良工藝，推動產品的升級改造。為防止新產品被人仿造，《三折》還主張給新產品以專利權，並在三年內予以免稅。

發展工商實業，就必須制定相應的法律，以使經濟生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尤其在外國侵略勢力已侵人中國的情況下，制定人們普遍遵守的經濟法規，建立穩定的經濟秩序尤為重要。這不僅可以避免經濟生活中的混亂，使經濟的發展走上良性軌道，亦可在對外交涉時有法可依，杜絕外人的乘虛而人。《三折》指出：如果說各種法規的制定旨在以文明的方式抵制列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那麼它更含有理性的方式與列強競爭的意味。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已成為世界潮流，閉關自守已不可能，在國門已被轟開、外國產品大量涌人中國的情況下，只有發展本國工商實業，才能達到抵制侵略的目的。

從《三折》對經濟改革的設計看，它旨在適應對外開放后形勢演變的需要，用近代科學技術對傳統農工商業進行改造，以實現經濟的近代化。並在經濟改革中根據本國國情，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根本，制定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同時，為保護利權，改變重農輕商的傳統，開化社會風氣，主張按照國際慣例，制定各種法律法規，以理性的態度與列強競爭。它反映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人們對國際競爭觀念上的轉變。《三折》對經濟改革的構思基本上成為新政時期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