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地主

工作隊入村“劃成分”

土地問題可謂解決中國近代以來政治問題的一大關鍵。通過土地改革，中國共產黨在獲得農民擁護的同時，還得到了源源不斷的兵源和糧食供應，為推翻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謂土地改革，即通過“鬥地主”，將地主集中的土地乃至財產分配給貧苦農民。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後，中共即開始在控制區內開展土地改革運動。

在決定對一個地區開展土地改革后，當地黨委首先會派遣“土改工作隊”進入各村，每支工作隊大概3至5人左右，其工作任務就是主持該村的土改運動。工作隊的成員一般是各級機關的幹部或者是民主團體的知識分子，但為防止對土改帶來阻力，規定工作隊員必須要迴避本籍。

工作隊進入村莊后，就擁有了“欽差大臣”的身份，若發現村支書和村長瀆職或有其他不法行為，有權隨時將其罷免，重新進行選舉。例如，有位名叫韓丁的美國人隨同去考察位於華北張庄的土改情況時，發現工作隊進入該村后，很快就解除了原村幹部的權力，同時將該村原本處於秘密狀態的黨員身份公開，通過群眾談話的方式對這些黨員進行審查。通過這種方式，工作隊很快建立起在農民心目中的權威。

接下來，工作隊需要取得農民的信任。通過走訪了解村裡的情況，工作隊爭取進行準確摸底，搞清楚村裡的大致情況，比如哪些可能被劃為地主、哪些是富農、哪些又是貧僱農。但一開始工作隊的走訪並不順利，很多農民出於對地主的懼怕，不敢對工作組說出實情。例如在河北，據有的工作隊報告：“農民對我們的調查很恐懼，結果無法深入，幾天後只找到幾個對象，還不親密。”工作隊員們必須要深入農戶。例如韓丁在張庄時，曾去一個農戶家吃飯，該農戶的女兒患了嚴重的肺結核，他對這頓飯進行了生動的描繪：“我們走進他家的屋門，一陣難忍的惡臭撲鼻而來”，“整個屋子的空氣里充滿著那個女孩從潰爛的肺里呼出來的腐敗的氣味”，當該農戶為他們端來“幾碗半涼不熱的煮疙瘩”后，他端著碗明白，“在這些碗筷上面”，在他們呼吸的空氣里，“都已經沾染了結核病菌”，但他必須“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吃飯”，因為“如果你不願意與人民同甘共苦，你就得不到他們的信任”。這樣，工作隊通過深入農民生活調查了解，得到了農民的信任。

然後，通過劃成分的方式，將農民與地主在“階級”上分離開來。劃成分的方式主要是“自報”與“公議”相結合。即戶主必須親自報上自家在村子解放以前的收入來源與經濟地位，同時通過公開討論的方式來確定每個村民的成分。若有不實，會有其他人當場指出來。例如在張庄，村民王貴保在呈報自家人口時，稱家中7口人，兒子去年娶到了媳婦。但馬上就有人指出：“幹什麼說去年，要說只管說眼前，你快要抱上孫子啦，那不成8口了？”

成分主要有貧農、中農、富農與地主等幾種。在這種環境下，人人都希望自己被定為貧農，因為這樣不但可以免於被鬥爭，而且還能分到地主的一部分財產或土地。因此，在劃分成分的時候，地主必然會極力避免自己被劃為地主，在這時旁邊的貧農就會站出來指出他應該被劃分為地主的理由。例如在湖南醴陵縣，第十一區金橋鄉在劃定黃賢忠為地主時，他辯稱自己的財產都是自己省吃儉用得來的，不是剝削而來的。這時，曾在他家做過長工的黃起佑跳起來指著他道：“我在你屋裡做長工，作60石租，每年收穫120多石谷，我只得你14石的工錢，吃也不到10多石，你看你剝削好多呢！”然後有人接著說：“你家霸佔公堂，收租千多石，不知吃了好多冤枉，你強佔公屋公山，你說你的東西是做來的，就是這樣搞來的。”在大家的輪番揭發下，黃賢忠招架不住，只得承認自己是地主。

在確定地主，也就是鬥爭對象后，要發動農民主動起來與之鬥爭卻並非易事。因此，這就需要工作隊深入貧農家中去“訪苦”“引苦”，使他們深深地感受到地主給自己帶來的苦難。

“訪苦”與“引苦”

工作隊確定鬥爭對象后，需要引導貧農們起來鬥爭。但是工作隊員們很快就發現，一些貧農表現並不積極。因為有的地方村莊的土地佔有情況並不是想象中的那麼高度不均，且大家同住一個村裡，幾乎都是沾親帶故的，平時抬頭不見低頭見，而且事實上並非所有的地主都與僱農勢同水火，甚至有的地方雙方關係還較為“和諧”。起初不少人並不願意首先撕破臉帶頭向地主發難。相反，在工作隊動員他們起來鬥地主時，不少貧僱農反而還產生一種不耐煩的抵觸情緒。

對此，為了順利實現土改目標，工作隊員頗費心思。他們採取多種形式來做貧僱農的工作。例如在陝南山區進行土改發動群眾后，工作隊員還排演了著名話劇《白毛女》，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觀眾們除了看的過程中對演員們的演技喊“好”外，都沒有太大的效果，他們反而認為：“黃世仁為遠處的地主，他們當地的地主是好人”。在湖南醴陵，有的貧農還說：“我拿了地主的工資，是靠它養活了全家，因此，地主不算剝削。”不少貧僱農還受宿命論的影響，工作隊員發動他們去分地主土地的時候，他們還說：“小人命薄，命里註定，分別人的田要生病”。甚至有的提出：“毛主席既然打算幫助我們農民，為什麼不印點子鈔票，把地主的地買下來分分呢？”不少人無法理解地主對他們的剝削，稱：“我給地主幹活，人家管我飯吃，年底還給工錢，這都是說好了的。要是年底不給工錢，或者不給飯吃，我可以告他。可是人家確實給錢了，也給飯吃了，那還有什麼錯處？”這些言語，可以說讓工作隊員們哭笑不得。

其實農民之所以不願起來鬥爭地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怕變天”。因為國共兩黨此時已經兵戎相見，究竟鹿死誰手還很難說。若農民們起來鬥爭了地主，將來若國民黨秋後算起賬來，他們肯定要倒霉。例如在河北十里店村，當工作隊動員貧農們團結起來鬥爭地主時，農民們心存疑慮，說：“只要你們不走，我們就什麼也不怕。但只要你們一離開，我們就又沒有主心骨了。”有的人還說“一朝天子一朝臣，俺知道你們這些工作隊哪天走”，“你走了，俺抗不了”，即擔心地主將來反攻倒算。所以，打消農民的顧慮，才能讓他們大膽地“鬥地主”。

工作隊很快就意識到這一點，在動員農民起來鬥爭地主時，首先要向他們講明局勢，證明國民黨不久就要被打倒，不可能給地主們秋後算賬的機會。但是要讓他們大膽鬥爭，必須要找一個突破口，即有人帶頭鬥地主。在農民們看來，群體總是安全的。所以，工作隊需要找一個“苦大仇深”的領頭者，這個尋找的過程就成為“訪苦”。

訪苦，是指工作隊要在村裡尋找典型的“苦主”，他們往往經歷過一些悲慘的往事，工作隊員一般會將目標人群鎖定在老人、婦女及村裡的邊緣人這三類人身上。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這些人所受的苦難最大，受壓迫感最深，動員也最容易成功。在確定動員對象后，工作隊員會搬進他家中，與其同吃同住，進一步發現他們的“苦難”。因開始農民並不覺得多苦，這就需要工作隊員幫助他們“深挖苦根”，比如問他：“在某年鬧災荒時，你家吃飽飯了沒？地主家又吃飽飯沒有？大家都是人，憑啥他家就要過得比你好？我們窮人為什麼要給地主家做工？為什麼要交租？”另外，為了使他們對地主剝削自己的程度有個直觀的認識，工作隊員們還幫助農民算賬。例如湖南醴陵縣香石鄉貧農吳若華已61歲了，做了30年的長工，家中窮得叮噹響，工作隊員就跟他算賬：“30年你可以收穫稻穀2400石，所得到的才只有840石，其餘都被地主剝削去了，所以你生活現在這麼苦。”經過這麼一算，不但他“覺悟了”，就連他老婆也積極參與土改運動。在廣西柳州柳城縣六休鄉，工作隊員幫助貧農楊泰木算賬，當算出他40年來被地主剝削去了10萬斤稻穀后，他激動地跳起來，喊道：“我要去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之後，他就一心想著怎麼去“鬥地主”。

在工作隊員的引導下，“苦主”們開始明白，他們之所以窮，是因為世世代代遭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工作隊員繼續引導，“地主之所以敢壓迫剝削你們，是因為蔣介石是地主階級的總頭目，現在我們共產黨來了，要為你們撐腰，使你們翻身做主人”。這自然會使農民產生對共產黨的“愛”和對國民黨的“恨”。

在培養好“苦主”的同時，工作隊員會進一步擴大“苦主”範圍，讓他們提供村裡其他同樣“苦大仇深”者的線索，為工作隊員確定下一個目標打下基礎。湖南醴陵縣荷泉鄉的老長工夏甫運，家中一貧如洗，待工作隊員引導他明白地主的壓迫后，他與隊員們有了深厚感情，第二天就幫助找來了5個窮朋友，幫助他們認識自己所受的“苦難”。

待動員到若干個“苦主”后，工作隊員便將他們集中起來，讓每一位“苦主”都向其他“苦主”傾訴自己的苦難，達到“比苦”“攀苦”的效果。這樣，既加強了他們的苦難意識，更培養了他們的訴苦技巧，為即將在全村範圍召開的“訴苦大會”準備了條件，“鬥地主”的高潮部分也隨之到來。

鬥地主的高潮：“訴苦會”

訴苦會，是工作隊舉行的一種群眾集會形式，規模較大之時，要求全體村民（包括地主）都要參加，同時安排“苦主”們在大會上聲淚俱下地講述自己被地主壓迫剝削的悲慘經歷。這種集會的主要目的在於激發與會者對地主的同仇敵愾之心。通過這種集會，打垮地主在農民心目中的權威，最後迫使地主低頭認罪，承認自己的剝削。

訴苦會的場地也很有講究，要求會場必須嚴肅，參會者不得嬉笑，以達到清冷肅穆的氛圍。例如在河北，即要求會場保持嚴肅的態度，且小組會應在貧苦農民所居住的“暗淡破爛房屋”，選擇在晚上昏暗的燈光下更加直接有效。

訴苦會沒有固定的規模，家庭會、小組會、貧農會、村民代表會、村民大會等，各種類型的都有。但一般是從小到大，從家庭會到村民大會。在會上，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哭”，哭能充分調動會場情緒，渲染會場氛圍。訴苦者苦，聽者哭，小孩哭，大人哭，青年人哭，老年人也哭，不少地方“貧農大會上絕大部分的幹部與群眾哭成一團，有些哭得（昏）死過去了”，不少人指著惡霸說：“你還有這一天啊！落在我們手裡，你瞧瞧這些老爺的勁頭吧！在共產黨領導下換天下啦！”在湖南醴陵縣第一區富里鄉鬥爭大惡霸李逢禪時，據報告有5000多人參加，佔全鄉的80%以上，訴苦的就達45人，不少人邊訴邊哭，場下觀眾也哭成一片，他們紛紛流著淚高呼“打倒惡霸地主”“血債要用血來還”等口號，嚇得地主一句話也不敢說，只好交出財產，以求群眾的寬恕。在澗江鄉，鬥爭惡霸賀光美時，被他害死的人的小孩上台哭著找他要爹娘，“台下的人更是無一不流淚”，都高喊“槍決他！”

除了典型訴苦外，為了調動與會者的訴苦積極性，土改幹部乾脆親自上陣，因為土改幹部大都出身窮苦，他們帶頭哭訴自己的悲慘經歷，極具感染力。在醴陵縣，土改幹部黎友生在訴苦會上，帶頭哭訴自己12歲做長工，長期受地主打罵，有一年春荒他找地主借了一石穀子，但秋收時卻被扣除了三石，使自己兩個妹妹無錢治病而夭折。在他的痛哭流涕下，其他群眾跟著哭，甚至被鬥爭的地主也放聲大哭。1952年2月，在廣西柳州柳城縣，該縣山腳鄉鬥爭地主楊富相，此人一開始極為不配合，群眾控訴他解放前強迫各村的人為匪，當說到這裡，大家都一齊怒吼起來了：“跪下！”那傢伙只好軟軟地跪下了。接著，先後起來哭訴的，“就有十幾個之多”。

當然，訴苦會不是每次都開得很成功，比如在張庄舉行第一次訴苦會鬥爭地主郭得友時，當會場主持人在說了一番鼓勵的話后，問：“誰來揭發這傢伙犯下的罪？”結果會場一片寂靜。眼看陷入僵局，新上任的副村長張貴才就走上前去，給了郭一巴掌，說：“告訴大夥兒，你偷了多少東西？”這一巴掌深深刺激了在場的人，“好像一股電流使每塊肌肉都收縮了似的”，“大夥不由得吸一口冷氣，其中一個老漢甚至還清楚地尖叫了一聲”。因為他們怎麼也不敢想象以前威風八面的地主現在成了這個樣子，即“你也有今天？！”這一巴掌，打的不僅是地主，更是他們的權威。

但鬥地主也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農民一旦與地主撕破臉則“開弓沒有回頭箭”了，出於擔心地主將來會報復的思想，往往會把地主“往死里斗。”特別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國共雙方勝負尚不明朗之際，更容易出現這種現象。一些地主在被鬥爭並沒收財產後，揚言要進行報復，在陝西省洋縣石冠鄉，地主楊某就罵鬥爭他的群眾：“狗日的鬥爭我，過不了三年國民黨來了，叫我親爹都來不及！”為了避免給自己將來留下後患，不少地方出現了亂打亂殺的情況，甚至將地主不加區別地一律掃地出門。正如丁玲在她《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書所說的那樣：“農民的心理，要麼就不鬥，要斗就往死里斗。”這實際上也是農民的一種自我保護。但這種過火的行為很快被中共中央所糾正。

在地主承認自己的剝削后，農民就開始算“苦賬”，即分配地主的土地與財產，這就是土改中鬥地主後期的重要內容：算賬與翻身。

“算賬”與“翻身”：地主被鬥倒

在訴苦后，地主就被要求交出多餘的土地與財產，這些都在土改工作隊選出的村幹部的支持下進行。村幹部通過給農民算賬，幫助他們認清地主的剝削程度，進而迫使地主交出預先隱藏的財產。這種算賬既會出現在動員農民起來鬥地主之時，也會出現在分配地主財產之時。為了鼓勵那些主動起來鬥地主的農民（他們一般也是受壓迫較深的群體），在算“苦”賬中往往會享有優先分配權。以前中學時候的一篇課文《分馬》（選自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講述的就是算賬後分配地主財產的故事，裡面生動地描繪了當時分配財產的基本過程。

算賬的一個重要目的在於鞏固成果，消除農民心中可能存在的負罪感。因為鬥爭漢奸、惡霸，對於他們而言容易理解，但是要讓他們心安理得地接受本屬於地主的財產，卻不是想象的那麼簡單。正如前面所說，在不少地方地主與僱農的關係並非有如冰炭同爐，相反，有的地主還與僱農之間關係頗為融洽。因此，通過給農民算賬，在幹部的精心引導下，讓他們弄清楚地主對他們這些年來的剝削總量。這樣，農民就會消除心中存在的忐忑不安，理直氣壯地接受“鬥爭的果實”。例如前面提到的湖南醴陵縣61歲貧農吳若華被算出了地主30年來剝削了他1560石糧食，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地主這麼多年來所欠他的“債”。通過算賬，他接受了財產的同時，自然也就不會對地主有任何愧疚感。

在地主被打倒之際，也是農民“翻身”之時。地主一般在鄉村中都具有較大的聲望，他們往往主持著村裡的大小事務，享有攤丁、祭祖及與政府打交道的特權，故而在農民們的心目中威信自然也較高。但鬥地主后，他們家中的物品幾乎被沒收殆盡，物質生活更是陷入困境，而且在鄉鄰眼中的地位陡降，不僅不再被人尊敬，反而成了人人都可以唾罵嘲笑的對象。例如在陝西西鄉，土改后，原來農民敬重的“張先生”“李老爺”等人物，現已變成農民口中的“張地主”“李惡霸”。而在陝西鳳縣，土改還沒徹底結束，群眾就普遍對地主另眼相待了，紛紛表示“過去地主來坐在咱們屋裡，還得好茶水招待，現在咱不理他了”。有的地主在土改中親眼見了民兵們對罪孽深重、頑固不化惡霸地主的捆綁吊打，心生畏懼，一見民兵就嚇得打顫。這種變化不能不令地主們感嘆：“世道真是變了。”

地主在村裡原本佔有的權威蕩然無存，而這個權力真空隨之被新的群體所填充。土改中的貧農團成員，那些在鬥地主過程中表現積極的貧僱農，很快成長為村莊中新的權力掌握者。當然，儘管有的貧農在掌握權力后出現營私舞弊的行為（但他們很快被接著席捲而來的幹部“洗臉擦黑”運動所清洗），但總的來說，新掌握村政權的群體出身窮苦，大都能代表窮人的心聲。這對廣大貧農來說，無疑是一種依靠。這就是“翻身”。

農民們獲得了土地，分得了地主的財產，翻身做主人的感覺十分強烈，他們自然會對新政權充滿感激，也會勇敢地參軍並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在山西邢州，一個村25個青年，就有11個自願參軍。山西榆社縣潭村集體過年，村長喬富文也說：“今年過的翻身年，今天全村農民大團拜，是個高興會，咱們要盡情談一談。”有人穿著黑呢絨大衣，說：“我祖宗三代也沒穿過，這是毛主席給的。”1947年，《新華日報》（太行版）登載的一首名為《翻身》的詩就能生動地說明這一點：“舊物歸原主，地主回老家；農民翻了身，古樹重開花；感謝毛主席，心腸活菩薩。”

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