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杜甘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

《致中國讀者》

《軍官病房》

《英國戰役》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講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故事。法國青年加爾米埃不由自主地介入了這場戰爭，逐漸成為出色的情報員，使盟軍得以擊沉德國的潛水艇，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那些德國水兵和他一樣，都有各自的家庭和愛情，他們其實也是法西斯統治的受害者。小說通過一個普通人的冒險生涯和感情經歷，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反映了戰爭的荒誕，體現了人類對和平、愛情和幸福生活的嚮往，是法國反戰文學中一部風格獨特的傑作。

杜甘先生所寫的《致中國讀者》里，說明這部作品是根據他的舅舅的事迹寫成的。他認為是時勢造英雄，勇氣不是天生的，他的舅舅在二戰期間從事秘密的情報工作，是當時最傑出也最隱秘的英雄，但並非生來就勇敢非凡，而是在嚴酷的環境中經受鍛煉的結果。正因為如此，他才寫出了這部現實主義的小說，主人公加爾米埃具有人性的弱點，並非完美的英雄人物，但他顯示出一個普通人的善良和真誠，倒令人覺得更加真實可信。

杜甘先生坦言在二戰期間，像他舅舅這樣真正的抵抗分子只有百分之一，而投機分子卻為數眾多，他們起初向德國人妥協，與他們合作，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刻，才見風使舵地轉變態度。這些合作分子在戰後以抵抗運動的英雄自居，其中有些人一直是頭面人物。因此合作分子在法國一向是個不便觸及的敏感問題，在法蘭西學士院等名流薈萃的機構里，《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理所當然地引起了爭議，這也許是它無緣法國文學獎的原因。

與合作分子們相反，真正的抵抗分子在戰爭中浴血犧牲，在戰後卻甘於清貧，默默無聞。他的舅舅從未出示自己的勳章，在名利面前退避三舍，以至於被人們視為“一無所長的人”。杜甘先生是他撫養長大的，但是直到他需要住院而去查閱檔案的時候，才知道他曾經立過赫赫戰功。《致中國讀者》寫到舅舅最後因腦溢血倒在大街上，人們在他的口袋裡發現了一張飛往中國的機票，因為他一直夢想著這個遼闊的國家，認為中國是世界的未來。我作為小說的譯者，曾以為這是杜甘先生在得知獲獎之後才虛構的情節，但他莊重地回答說這是事實。在領獎后致的答詞中，他動情地感謝中方授予他的這個獎項，使他能夠在將近40年後實現他舅舅的遺願，完成這次他們都極為嚮往的旅行。

杜甘先生指出，在單調平庸的日常生活里，我們都會把真實的個性隱藏起來，只把自己想像的人格表現給別人看。一個民族只有在最苦難的時期，每個人才會在事件的旋渦中扔掉面具，顯示出他的本性，像一個連自己都不認識的陌生人那樣暴露無遺。抵抗運動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它的真相在法國的社會環境里幾乎已經被人遺忘。小說描寫法國解放後由合作分子掌權，加爾米埃這個真正的英雄，為了投身於抵抗運動曾假裝死去，勝利后竟被認為已經死了，以至於連戶口都報不上，這就是法國社會現實的反映。《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實際上是在為抵抗運動正名，力圖分清大是大非，充分顯示出杜甘先生的凜然正氣和一個正義作家的良知，這也正是授予他最佳小說獎的重要原因。

杜甘先生認為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的文壇上充滿生氣，作家們之間經常在藝術方面進行爭論和探討，所以能創作出風格獨特的作品。自從新小說派在20世紀60年代末衰落之後，老一輩的優秀作家先後去世，法國文壇上不再有任何文學思潮和流派，代之而起的只是派別之爭。在創作方面，許多作家喜歡獵奇，編造一些女郎變母豬之類的故事，或者用寫性和暴露隱私等來迎合讀者的趣味。有些作家只喜歡描寫自己，或者寫自己小圈子裡幾個人的雞毛蒜皮的事情，他們沒有任何抱負或理想，只是為了功利而創作，寫出來的東西與社會沒有任何關係，不能說明任何問題，毫無創造性和意義可言，所謂的暢銷書平庸之極。杜甘先生在旅行時經常要隨身帶上幾本書，但是不帶法國當代的小說，因為它們不值一讀。

法國當代文學處於沒落的狀態，前景十分暗淡，出版社和作者的共同目的只是為了賺錢，包括杜拉斯這樣的老作家也是如此。杜甘先生認為包括龔古爾獎在內的許多重要的文學獎，其實大多是出版社之間的交易，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幕後活動，出版者、作者和評委往往沆瀣一氣，或者乾脆就是同一個人。他覺得只有置身於局外的法國文學專家們的評獎才是最公正的，所以他特別珍視在中國榮獲的最佳小說獎，認為這是他獲得的最有價值的獎項之一。

杜甘先生最欣賞的作家是紀德、塞利納和加繆，他們都是法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最有個性、風格最為獨特的作家。和他們一樣，他的創作是面向大眾的，他認為文學的本質在於能夠打動人，作品首先要讓人看懂，看不懂的東西是不可能感動人的。因此他運用的語言大多是口語，非常簡潔，雖然翻譯成對應的中文並不容易，但是法國的老百姓一看就懂，而且幽默風趣。其次是作家要關注社會，關注現實，不能只寫自己的私事，所以他的小說雖然形式通俗，卻包含著對歷史負責的深刻內容。至於風靡一時的文藝理論，他表示並不了解，那是大學里上課用的東西。

杜甘先生對國際大事也非常關注，他對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所作所為不以為然，認為它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都給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而俄羅斯的變化太急劇了，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他認為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崛起和繁榮特別令人感到欣慰，因為一個國家的當務之急不是空喊自由和民主，而是首先要保證大家都有飯吃，中國在穩定的基礎上改革發展，走的道路比較穩妥。他的見解不僅充分顯示了他對中國的友好態度，而且表明他對世界的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

第一部小說《軍官病房》，1998年上拉泰斯出版社出版，獲得了18項文學獎，其中有書商獎、尼米埃獎和雙猴獎，並在德國、英國、美國和中國翻譯出版。著名導演弗朗索瓦·杜貝隆將其改編為電影，該片入圍第54屆戛納電影節，並榮獲法國最高電影獎——愷撒獎的兩個獎項。繼《英國戰役》（2000）之後，他的第三部小說《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是2002年度法國最受矚目的小說之一。 “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2002”評選活動憑藉《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國》獲得此獎。

他的創作是面向大眾的，他運用的語言大多是口語，非常簡潔，幽默風趣。作品關注社會，關注現實。他的小說雖然形式通俗，卻包含著對歷史負責的深刻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