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年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今河南濟源南）人，元帝時，試為博士。初元年間（前48—前43），受命授皇太子《論語》。漢代經師所傳《論語》，今文學派有《齊論語》二十二篇、《魯論語》二十篇，古文學派有《古文論語》二十一篇，文字或有不同，且《齊論語》較《魯論語》多出《向王》、《知道》兩篇，《古文論語》則把《堯曰》篇“子張問”以下另分一篇。張禹早年遊學長安，曾先後從王陽及庸生學《魯論語》和《齊論語》，於是綜合這兩種傳本，合而考之，擇善而從，並為之作注，著《論語章句》以獻，其篇目則以《魯論語》為準。成帝即位后，張禹以帝師貴顯，河平四年（前25）代王高為丞相，封安昌侯，年老乞歸，死於哀帝建於二年（前5）。張禹所傳《論語》，時號《張侯論》，諸儒稱“欲為《論》，念張文”，後世學者亦多從張氏所定之本。

永光元年（前43）二月，元帝詔丞相、御史大夫推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勛每年以此四科考校郎及從官，定其等弟高下。

於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今山東城北）人。其父於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公平。定國少習法於父，後為獄史、郡商曹，補廷尉史，以才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宣帝即位后，遷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信用。后遷水衡都尉、廷尉。其決斷疑案，持法公平。為廷尉十八年，遷御史大夫。甘露三年（前512）五月，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元帝立，因定國為任職舊臣，十分敬重。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沒有不同見解。后貢禹代為御史大夫，論議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元帝常許定國所言。但元帝初即位，關東連年受災，流民亡入關中，上書陳事者皆歸咎於大臣。元帝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大夫，入受詔，條其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前43），元帝復詔條責丞相、御史大夫。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請求退免。元帝不許，定國堅持。於是元帝賜其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免官家居。后病死，終年七十餘，謚曰安侯。

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戊寅，公元前四三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視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隕霜，殺桑。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飢。丞相於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

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遊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餚，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訴，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謅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撥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嘩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々，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方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勛，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眾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

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勛、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為中山王。

匈奴呼韓邪單於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於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於北歸者。久之，單於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