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琰

董琰，山東新泰人，1914年出生於城關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父親董植蘭，字香谷，是同盟會會員。

董琰8歲上學，lO歲那年父母先後去世，在叔父、嬸母的關照下，繼續在縣立第一高等小學讀書。他在校能與同學和睦相處，尊敬師長，學習專心致志，成績優秀，深得老師的喜愛和同學們的敬重。

1929年夏，董琰考入山東省立濟南第一中學。在濟南一中讀書期間，由於他關心愛護同學，同學們也都願意接近他。他常與同學們討論國家大事，時時表現出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他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特別是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製造“五三”慘案非常痛恨；對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投降、喪權辱國的政策極為不滿。他除常向同學們講些反帝救國的道理以外，還組織一部分同學成立讀書會，在讀書會裡講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政策，激發同學們的愛國熱情。董琰的愛國行動，受到了學校黨團組織的讚賞，經同學沈鈞奎(后叛變)介紹，加入了黨團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在數月內就侵佔我國東北三省，繼而向熱河逼近，鯨吞中國的狼子野心暴露無遺，全國同胞掀起了反日浪潮。北京、上海、青島等地學生組織請願團，奔赴南京國民黨政府請願。北京、青島的請願學生途經濟南時，下車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鼓動工作，給濟南的學生以很大的影響。這時的董琰，已是初中三年級的學生，他投入了反帝愛國運動的洪流。11月份，他組織部分同學抬著水桶到濟南火車站慰問南下的學生。12月初，當濟南各校學生參加全國各地掀起的學生“晉京請願”運動時，他是領導這次學生運動的主要成員之一。他帶領濟南一中的同學冒雪趕到火車站，軍警阻攔學生隊伍，他大喊：“槍口對外！一致抗日!”頓時口號聲響徹車站上空。學生們怒火中燒，一擁而上，衝破了軍警的重重“防線”，佔滿了整個車站站台。國民黨省政府下令不給學生派車，董琰等組織一部分同學帶頭趴雪卧軌，切斷了南北交通，終於迫使省政府下令，安排了專列。學生請願團直奔南京國民政府。

董琰帶頭趴雪卧軌，晉京請願的愛國行動，遭到了學校反動當局的仇視。1932年春天，學校當局以“製造學潮”為名，開除了董琰等7名同學的學籍。

董琰和其他6名同學被開除學籍之後，他秘密鼓動濟南一中學生罷課，要求校長收回開除董琰等7名學生的成命，但沒有成功，反而又有朱國平等17名學生被開除。這年夏天，董琰經省立濟南高中學生孫善帥介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黨，又受組織之命暫時轉移到家鄉新泰。

1933年2月20日，董琰由新泰返回濟南，租賃新東門外聯升街1號房安了家。迅速與團省特委代理書記孫善帥接上關係，省委便決定在董琰這所房子里辦短期黨團訓練班。從此，董琰的家便成了中共山東省委書記任作民經常出入的地方。

1932年6月到1933年2月，蔣介石以重兵對工農紅軍進行“圍剿”的同時，也對國統區我黨組織進行了瘋狂破壞。1932年11月，原團山東省特委書記陳衡舟在上海被捕叛變，帶捕共隊回到濟南，使山東省黨團組織遭受了一次大破壞。從1933年2月26日深夜到3月3日，短短5天內逮捕29人，其中有省委、團省特委主要負責人任作民、華崗、向明和孫善帥。董琰是2月26日深夜和借住在他家的沈鈞奎一起被捕的，被捕后押在國民黨省黨部。

第一次審訊，敵人逼問董琰何時入團，何人介紹，現在的工作任務等等。董琰一口否認參加團組織，只承認參加過反帝大同盟，再三強調是“剛從鄉下來”，“準備考學讀書的”。董琰的回答堅毅沉著，敵人只好把沈鈞奎出賣董琰的情況抖了出來，企圖以此威逼招供。然而董琰輕蔑地一笑，說：“現在日寇侵佔了我東北國土，又進犯熱河，國難當頭，匹夫有責，我參加反帝大同盟，只要是中國人是不會反對的。”敵人聽了面面相覷，無話以對，又只好拉出一個董琰不曾認識的叛徒來指供“董琰參加省委黨團訓練班”。董琰說：“我根本不認識你，你能說出我是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和你相識的？第三者證明又是誰?”叛徒被責問得張口結舌，結巴了半天沒說出話來。他們只好結束了這場審訊。

不久，政治犯都被押在省高等法院看守所。董琰響應省委書記任作民提出的“監獄就是革命者的休養所和學校”的號召，一面學習，一面對付敵人。他積極參加了省委書記任作民組織的由14名學生組成的訓練班，聽取了華崗、向明關於政治、黨建和群眾工作方法的輔導。他們共同分析了董琰的案情，擬定了口供。在以後的審訊中，董琰機智靈活地把承認參加反帝大同盟也翻了供，並且譴責叛徒沈鈞奎“恩將仇報”、“編造謊言”。孫善帥與難友們談話時說：“小董(指董琰)受審表現很堅強，雖有人當面供他，始終也沒有承認參加任何活動和組織。”

董琰為了爭取政治犯的合法權力，與看守所長進行了說理鬥爭，當他們幾次被打后，帶頭參加了省委書記任作民領導的兩次絕食鬥爭，不僅迫使所長答應了“取消打罵”、“改善伙食”等五項條件，而且迫使高等法院撤換了所長。

1935年7月，董琰被撥入山東省反省院。在反省院物質生活雖然比監獄好一點，但政治生活非常殘酷，天天逼迫寫“反省日誌”和反動文章。為了粉碎敵人的“反省”政策，董琰與彭瑞林等5人形成了一個領導核心，與敵人展開了鬥爭。按院方規定，“反省”好的一期(6個月)就出院，“反省”不合格要繼續“反省”。董琰連住了三期。敵人無奈，只好於1936年底把他開除反省院，加重判決，先後轉押滋陽 (兗州)等地方監獄。在押滋陽監獄時，新泰縣幾個上層人物，聯名寫了保釋書，打算遞交省政府，保釋董琰出獄。他們託人把保釋書先交董琰過目，結果董琰氣憤地把保釋書撕了。他堅信自己無罪，決心與敵人鬥爭到底。

1937年9月，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中共中央派張經武來山東，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與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交涉釋放政治犯。 11月，董琰等人由韓復榘親自釋放出獄。

5年的鐵窗生活，董琰受到了黨的教育，鍛煉了革命意志，增強了對敵鬥爭的才幹，堅定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決心。

1937年11月中旬，董琰從濟南回到新泰。適逢魯中工委主要負責人孫漢卿在新泰幫助工作，董琰把被捕、坐牢以及出獄的經過，向新泰黨組織和孫漢卿同志作了彙報，黨組織恢復了他的組織關係，並在孫漢卿同志主持下成立了中共新泰縣工作委員會，董琰任書記。根據省委“共產黨員脫下長衫到游擊隊去”的指示，新泰工委立即召開骨幹會議，研究分工地點，分頭髮動人員，籌集槍支，抓緊組織武裝，待機起義。

1938年1月1日，省委發動了徂徠山抗日武裝起義，成立了“八路軍山東抗日游擊第四支隊”，英雄的泰山兒女從此舉起了抗日大旗。3日下午，董琰在他分工的新泰縣第二區鄧家莊。曹家莊。董家莊、興隆屯一帶，與二區書記趙連三。組織黨員骨幹20餘人的武裝，當晚從興隆屯出發輾轉至瑞山後、將軍堂，5日趕到起義地點徂徠山光化寺，加入了省委的起義部隊——四支隊。董琰在四支隊先後任排政治員、中隊指導員和營教導員等職。

1938年5月，黨中央任命郭洪濤為蘇魯豫皖邊區省委書記，並決定把山東建成八路軍在華北抗日的一個重要戰略基地。為此，省委把參加徂徠山起義的一部分黨員骨幹，分別派往各地成立地方黨委，以便創建抗日根據地。董琰和李枚青、周星夫等被派回新泰。6月，在南鮑村由省委負責人主持組建了抗戰時期新泰縣第一屆縣委(對外稱八路軍駐新泰辦事處)，董琰任書記兼八路軍新泰辦事處主任。他帶領縣委成員，首先在新泰東部的龍廷、土門一帶開展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新泰縣委認真貫徹了黨的抗戰政策，團結、動員各階層人士共同抗日，成立了“新泰縣各界抗日救國動員委員會”，讓有影響的開明人士林篤泉擔任動委會主任，縣委成員都擔任了動委會的公開職務。同時建立了七區區委。在七區大部分村莊和二區的前後羊村、高家店、穆家店、孫家莊、曹家莊。鄧家趙等進行了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工作。為了進一步擴大武裝力量，縣委有計劃地改編了岳柏良、徐芹榮等地方游擊隊為縣獨立營，董琰任教導員。經過短期教育，整頓后升級到四支隊。半年時間，新泰縣即創建了以七區為中心的第一塊抗日根據地。

1939年1月，董琰調任泰山特委委員、宣傳部長。后泰山特委改為泰山地委，董琰任地委委員、宣傳部長。他根據地委決定，參與創立了泰山地委機關報——《泰山時報》。這個報刊積極宣傳我黨抗日救國的主張和各項政策，對於動員群眾、武裝群眾投入抗日鬥爭，起了很大的作用。董琰特別重視根據地黨員的思想建設，熱情支持縣、區各種形式的黨團訓練班以及工、青、婦、小學教師等訓練班，培養了大批幹部。

1940年11月至1941年8月，董琰在山東分局高級黨校學習，學習期間任黨總支書記。

1941年9月，為適應對敵鬥爭需要，魯中區黨委從泰山地委劃出部分地區，成立泰南地委(即魯中區黨委三地委)，調董琰任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

泰南地區位於蓮花山南麓，柴汶河中上游兩岸，堪稱沂蒙山抗日根據地的咽喉和門戶，戰略地位相當重要。初轄新蒙、新甫、泰寧、泰南(泰安縣南部)等縣，后增費北、新西等縣。當時這一地區處在敵、偽、頑統治、分割封鎖之下，敵人頻繁地進行“掃蕩”、“清剿”、“蠶食”和自首活動。在“掃蕩”中又推行滅絕人性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使泰南地委活動範圍逐漸縮小。董琰領導廣大軍民，利用本地區地處數縣邊沿和敵人割據的特點，依靠小部隊活動，運用毛主席“敵進我退、敵住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游擊戰術，在敵占區和游擊區有效地開展了反“掃蕩”、反“蠶食”、反“清剿”、反自首的鬥爭。敵人利用“鐵壁合圍”的戰術“掃蕩”蓮花山後，新西地區又被頑軍馮光田部所控制，白色恐怖籠罩全區，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三地委決定，選派有勇有謀的敵工幹部徐剛等深入虎穴，打進馮部作內應；選派李春之．曹禮琴等去新泰西部恢復和發展黨的基層組織，於1943年2月建立了新西工委和新西辦事處，李春之任工委書記，曹禮琴任工委委員兼辦事處主任。委員們熟悉當地情況，利用家鄉關係，貫徹了“以政治鬥爭為主，分散游擊活動為輔”的方針，不長時間就恢復建立了20多個農村黨支部，初步打開了新西的鬥爭局面。5月6日，我主力部隊與徐剛、楊繼彬等裡應外合，摧垮了頑軍馮光田部。為便於領導泰寧、費北一帶工作，董琰貫徹區黨委的指示，於1943年3月主持建立了泰寧中心縣委，中心縣委書記由地委宣傳部長張烈兼任。同時派軍分區副司令單洪帶十一團三營到該地區活動，並統一指揮泰寧、費北兩縣獨立營。

1944年春，為了擴大根據地，經地委研究決定，由董琰和軍分區司令員封振武指揮軍分區部隊，一舉拔除了星村、仲村、盤車溝等敵據點，爭取了兩個大隊和一個中隊的偽軍起義。結果把盤據在劉杜、岔河一帶的敵人嚇跑了，使泰寧縣很快恢復和開闢了100多個村莊的工作，形成七八個區相連，並與費北、泰泗寧接壤的抗日根據地。

1944年下半年至1947年7月，董琰任魯中區黨委委員、宣傳部長(后又改任組織部長)期間，協助區黨委和行署的其他領導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的支前任務。

1948年春天，區黨委調董琰任沂蒙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那時整個沂蒙地區因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造成嚴重災荒，董琰認真貫徹執行華東局生產救災的方針，迅速建立了地委生產救災委員會，並自兼主任，發動全體軍民開展“救災度荒、發展生產”的運動，努力做到“不荒一畝地，不餓死一口人”。同時教育黨員、幹部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以身作則，吃苦在先。經過一段辛勤的工作，終於帶領全區人民度過了災荒。

1949年夏，董琰調魯中南區黨委，先後任常委兼秘書長、副書記等職。根據中央和華東局的指示，他參與組織了數批成套的地委、縣委領導班子隨軍南下，為支援江南新解放區，建立人民政權做出了貢獻。

1950年6月，董琰由魯中南區黨委副書記調任濟南市委副書記，協助谷牧同志主持濟南市委的領導工作，後任市委書記。在領導濟南市的土改(郊區)、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民主改革、整黨以及恢複發展生產的運動中，繼承和發揚了革命戰爭年代的艱苦奮鬥精神，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

1954年lO月，董琰又肩負起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的重任。他工作兢兢業業、嘔心瀝血。在組織人事工作中，任人唯賢，堅持黨性，為黨和政府選拔和培養了大批優秀幹部。

1955年，因受向明錯案的牽累，董琰被錯誤地批鬥和長期隔離審查。1958年又被錯誤地開除了黨籍，下放到青島某國棉紡織廠任副廠長。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為黨的事業積極工作。不久，董琰又被下放濟寧農場勞動改造。他身處逆境，卻表現了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堅信黨對他的問題是會做出正確結論的。他懷著一顆赤誠的心，盼望著組織上給他甄別平反。

1962年5月，董琰終於得以平反，恢復了黨籍。1963年調江西省任省委委員、副省長。

“文化大革命”期間，董琰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及其在江西的死黨殘酷迫害，於1968年2月5日慘逝於上海市華山醫院。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中共江西省委於1977年11月22日在南昌隆重舉行了董琰同志骨灰安放儀式。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江西省委負責同志江渭清、方誌純以及生前友好霍士廉、劉振華、姚仲明、秦和珍、高啟雲等50餘人送了花圈。江西省委的負責同志和從山東、北京、南京、上海、浙江等地專程前往的生前友好以及江西省、南昌市各界群眾代表600餘人參加了安放儀式。

董琰同志在長期的革命工作中，表現出很高的領導藝術和開創新局面的精神。他堅持和發揚了黨的優良傳統，同廣大群眾保持著密切聯繫。他堅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生。他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我們廣大黨員和幹部永遠學習的榜樣！